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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研究报告

2013年收入分配研究报告

2012年12月

目录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3

1.收入差距相对较高3

2.基尼系数整体上升5

3.城乡差距持续扩大6

4.组内差距相对较低7

二、贫富差距扩大原因8

1.经济增长必然结果8

2.初次分配倾向资本9

3.政府支出集中投资10

4.国有经济占比过大11

5.社保户籍推波助澜12

三、国际收入分配经验13

1.韩国收入分配经验13

2.日本收入分配经验16

3.美国财政倾向消费18

四、收入分配改革方向19

1.分配改革提上日程19

2.改革时机日趋成熟20

3.政府支出转向民生21

4.改革的难度和阻碍22

5.其他缩小差距方向23

（1）经济增长不能动摇24

（2）应持续推动城市化24

（3）大力推进财税改革24

（4）推动民营企业发展25

（5）建设社会保障制度25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迅速，人们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呈现持续扩大到趋势，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0跃升到了2010年的0.46，超过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

从收入差距的分解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整体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而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还在警戒线之内。

1.收入差距相对较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总量已跃居第二，人们收入水平也持续提高，但收入差距确呈现持续扩大到趋势。

国际上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收入差距的不平等水平。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它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基尼系数一般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该为0.382。

从全球基尼系数分布图可以看到，北欧、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基尼系数较低，这些国家都是高福利国家，福利制度能够有效的缩小贫富差距。

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同期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GDP为7567.8美元，高于世界达到与此相当的人均GDP时的基尼系数0.39。

整体上来看，中国基尼系数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处于较高值。

2.基尼系数整体上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总量已跃居第二，人们收入水平也持续提高，但收入差距确呈现持续扩大到趋势。

1978-2006年，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2006年基尼系数达到0.50，而在1978年，全国基尼系数仅为0.20。

近年来全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2010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6，依旧高于警戒线0.40，中国贫富差距虽有缩小趋势，但较八十年代仍然很高，贫富差距问题依然严重。

3.城乡差距持续扩大

中国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很多人将此归因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而城乡收入的差距正是由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导致的。

199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2倍，而到2010年，该倍数已经达到3.3。

201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5919.0元，还未超过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4.组内差距相对较低

再来对比城镇内收入差距和农村内收入差距。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0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04年中国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都处于0.4以下，低于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水平，而2004年全国基尼系数已达0.44。

201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农村基尼系数为0.39，低于警戒线，也低于全国基尼系数。

鉴于国家统计局不发布城镇基尼系数，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城镇分等级人均收入数据，最高10%收入户人均收入为最低10%收入户人均收入的2.7倍，远低于城乡差距的3.3倍。

因此，综合来看，贫富差距主要归因于城乡差距。

二、贫富差距扩大原因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是收入差距问题的日益严重，不能仅仅归因于经济的增长。

劳动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国有经济过于集中，社保制度的不完善，税收调节的不成熟，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户籍制度和灰色收入的存在都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

1.经济增长必然结果

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

这一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经济增长初期，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差距加大，但经济增长后期，收入二次分配占比提高、社会保障提高等因素将导致收入差距会出现回落。

在中国，随着整体的基尼系数的提高，收入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具体表现在贫富差距常态化与固定化。

劳动占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国企资源过于集中等都是导致分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2.初次分配倾向资本

收入分配过程中，先会在企业内部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效率带来的总收益进行分配，而近年来中国初次分配持续倾向于资本，劳动收入占GDP比重过低一直是中国公认的事实，自1992年以来，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就一直在下滑，1992年我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为54.6%，而到了2009年该比重只有49.0%。

由于资本要素收入多集中于高收入人群手中，这客观上也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3.政府支出集中投资

在初次分配后，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和法律等措施对要素收入进行再分配，以达到调节收入的目的。

然而，中国财政支出中投资和政府事务比重较大，文教和社保医疗占比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而GDP中政府消费和财政支出的比值近几年也持续下降。

政府支出中消费占比过低使得税收的二次分配功能大幅降低，而投资和政府事务支出由于寻租等现象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4.国有经济占比过大

此外，我国国有经济依然过于集中。

以投资为例，自1981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投资占比虽一直有所下降，但整体偏高，保持在30%以上，2009年以后出现反复。

国企给一部分特权者提供了高收入的机会，国有企业占比过重，造成资源与财富流向一小部分的“内部人士”，贫富差距扩大。

5.社保户籍推波助澜

除以上因素外，社保制度不完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域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灰色收入的存在也都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现行社保制度下，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职工养老退休金存在较大差距，现收现付制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劫贫济富”的效果，这些都造成了贫富差距的

扩大；税收本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杠杆，但目前中国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存在盲区，中小企业课税重，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之间差别明显的制度与政策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进而拉大整体的贫富差距；灰色收入的存在是一部分人利用法制上的漏洞和空白进行寻租，牟取非法利益，这一部分灰色收入落入富有阶级手中，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

三、国际收入分配经验

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基尼系数也曾经历过倒U型走势，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既得益于经济的持续发展、重化工业结束后初次分配出现拐点有关，也和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努力，尤其是支出中消费比重的上升有密切联系。

此外，美国政府开支中消费占比同样较大，这也应该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

1.韩国收入分配经验

发达国家尽管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度较低，但大多数国家都有通过市场和政府机制调整收入分配的制度和阶段。

以韩国为例，11年其基尼系数仅为0.3左右，但在其经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后收入分配差距仍有所扩大。

1965年韩国基尼系数仅为0.34，到1975年到1980年时，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值0.39，随后逐步下降，1995年时为0.28，收入分配状况相当理想。

在初次分配方面，1970至1980年则是韩国重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当时钢铁产量增速超过30%，因此收入分配也倾向于资本，客观上造成了该阶段基尼系数达到了历史峰值。

然而此后，韩国企业盈余占GDP比重开始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超过了企业盈余占GDP比重。

而在二次分配方面，韩国积极采用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等措施缩小收入差距。

韩国的个人所得税是韩国国税中的重要税目，占国税总额的20.9%。

个税包含综合性收入、年金和退休金收入和资本所得三方面。

从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效果来看个人所得税在政府税收中的比重日益扩大，高收入阶层纳税额占总额的比重较高，起到了明显的收入调节作用。

而保障方面，韩国政府长期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发展政策。

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的主导思想是通过增长保障生存权；70年代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国民年金法》颁布；80年代，韩国经济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经济实力已经可以满足民众对于社会保障日益高涨的需求。

尤其是自1987年，韩国进入民主化转型以来，韩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迅速发展。

此外在财政支出方面，GDP中政府消费和财政支出的比值在80年代后逐步提升，对应的是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比重的下降，这也非常有利于收入的再分配。

随着民生方面投入的增加，居民收入差距再次缩小。

2.日本收入分配经验

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基尼系数曾经高达0.6，主要是战争期间贫富差距拉大。

因此战后，日本首先在1946年至1947年执行土地改革，对农村地区收入重新分配。

而在1970年后，日本重化工业进入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减速，收入法GDP中企业盈余占比明显下降，而劳动报酬占比开始上升，初次分配出现明显变化。

二次分配方面，日本在战后初期征收重税以及对拥有资产的人没收资产的政策都缩小了贫富间的差距。

与此同时，日本鼓励劳工联盟，工人的收入状况逐渐转好，非基础行业的劳动者相对工资份额上升。

此外，日本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其中就职的众多工人所创造的自由竞争、流动性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机调节了工资差距。

更重要的是，日本GDP和政府支出相关的部分中，消费开支占比经历了先降后升，在七十年代后政府消费比重稳步升至60%左右，有效抑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3.美国财政倾向消费

和日韩不同，美国很早就已经完成重工业化，但和日韩相同的是，美国政府开支中消费占比也不断提升。

如果不考虑国防支出中的政府消费，其比重更是从50年代初的30%上升至目前的60%左右，升幅更大。

四、收入分配改革方向

由于收入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其负面作用开始影响中国长期发展前景，因此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也使得改革时机日渐成熟，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再分配方面，政府财政支出也将更多倾向于民生和消费领域，此外还可以通过坚持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化、推进财税改革和建设社保体系等手段缩小收入差距。

虽然存在一定困难和阻碍，但改革必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1.分配改革提上日程

随着全国整体的基尼系数的提高，收入差距问题日益严重，不利影响逐渐显现。

例如财富集中在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阶层手中，不利于消费的扩大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贫富差距加大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社会阶层固化也将减弱国民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因此，收入分配已被提上了政府改革的日程。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早酝酿于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负责起草，在2007年至2009年先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2010年初形成了一个方案上报国外院。

尽管改革方案尚出台，但收入分配改革的工作一直在推进。

近年来政府在“提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低保标准都有了很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在连续上涨。

2.改革时机日趋成熟

收入分配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需要，也和我们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符。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的后期，因此在07年后，GDP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改变了此前持续下滑的态势，或已出现向上拐点，而企业盈余占GDP比重则有所下降。

温家宝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当前必须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来解决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而改革的重点则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温家宝认为，提高“两个比重”的关键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以及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由于劳动力拐点的出现，收入分配改革的时机也日趋成熟。

3.政府支出转向民生

再分配方面，中国过去财政支出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向基建投资和政府支出，但目前政府消费占比已经较低，或将出现上升拐点。

近几年来，一般公共服务（主要是政府事务性费用）已经从07年的17.1%降至10%左右，而教育和医疗卫生占比上升幅度较大，从整体看财政支出不断向民生相关领域倾斜，结构逐步优化，也有利于收入的再次分配。

4.改革的难度和阻碍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源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

其中，垄断行业是人员规模较大的利益集团。

中国不同行业平均工资差距较大，既有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较强的行业，但也包括能源、电力等垄断行业。

垄断行业创造利润源于占有国有资源，却少有创新，要限制其收入增长将面临相当大的阻力。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和操纵要素市场有关，而这与过去初次分配倾向资本密不可分。

除了这些行业，拥有较大规模资本的公司与个人的利益在首次分配逐步倾向劳动力后都将有所受损。

而在再分配方面，“提低调高”和政府支出更倾向于消费也将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

以政府公务员为例，尽管近年来公务员收入规范化程度有提高，但其除了基本工资等正常收入外还存在大量的实物奖励，有的地区以经济适用房的形式解决公务员的住房。

此外，财政支出方面投资占比的降低也将减少公务人员寻租的机会。

以上都会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阻碍。

5.其他缩小差距方向

虽然存在一些困难，但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

除了进行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方面的改革外，我们还需要在以下方面不断努力，以不断缩小中国未来的收入差距：

（1）经济增长不能动摇

由于经济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先升后降低过程，所以坚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收入分配的调整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保证。

事实上，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看，除美国外，欧洲、加拿大及澳大利亚、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北欧地区的收入最为平等，这一方面与这些国家的福利待遇较好有关，也更与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关。

（2）应持续推动城市化

由于中国目前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城乡差距，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是解决收入差距的又一重要手段。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率持续提高，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不到20%升至2011年的50%左右。

展望未来，政府仍需要继续推动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此时城乡差距也有望缩小。

（3）大力推进财税改革

财政方面，政府支出要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淡化经济功能，强化服务作用，提高财政支出在民生保障中低比例。

除此以外，在税收方面，政府需要加强再分配力度，减轻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并且强化个税监管，对高收入群体实行征收房产税等措施，同时要采取"取缔非法收入"、打击腐败等措施配合。

（4）推动民营企业发展

收入分配改革框架主要是提低、扩中、调高，提低就是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而高收入为包含垄断企业在内地既得利益阶层。

因此，垄断行业占有资源过多且收入过高是导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此外，还需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调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5）建设社会保障制度

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推动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才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

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将是我国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