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热的反思观点汇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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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热的反思观点汇编

　　在池莉成名前，中国文学的主要潮流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派文学和现代派文学。

前三种潮流带有一些政治印痕，继承“五四”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文学传统，面向社会人生的大问题。

但对于年轻的女作者池莉来说，如此宏大的社会主题是无力把握的。

后两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为繁盛，它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一个积极结果。

文化寻根派要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到传统文化的根由，要求作者有强烈的历史感，有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入把握。

这对池莉来说，也是非常吃力的。

比照一下韩少功、王安忆、阿城、贾平凹等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就不难感受到他们的力度是池莉远远不能达到的。

这从她的《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青奴》等相近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得到。

现代派文学要求作者具有现代人的现代品格，具有对非理性、下意识、反常态、反道德、重自我这样一些价值观念的认知能力。

这也不是池莉的强项。

她无法染指人的非理性世界，所以她无法去玩“先锋”的东西。

就其艺术和生活准备而言，池莉是一个既无“传统”之根又无“现代”之境只会感知“当下”的作家。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拨乱反正的工作早已完成，以物质现代化为特征的“四个现代化”到了城市和政治的层面遇到了很多阻力，人们心目中的现代化梦想开始被更具体的个人生活琐事冲散。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物质困难，更加分明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

尤其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开得越来越大对外面的精彩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的时候，现实的困境动摇了“宏大叙事”的根基。

“一地鸡毛”的现实强烈地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烦恼人生》等作品由于对当下个体生存的环境的细腻表现，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池莉等作家掀起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浪潮，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开拓了一个似乎多么重要的题材领域，而在于它动摇了此前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主义”与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指称的“现实主义”有明显差异。

那个“现实主义”有一个很诡奇的理论，即所谓“本质论”或者说是“主流论”。

而这个“主流”和“本质”是一元论的。

作家如果没有表现规定的本质或者主流就被斥之为自然主义或者是反现实主义的，因此它也会排斥日常事务、家庭琐事在文学描写中的作用。

新写实小说摧毁了这种“伪现实主义”，给了作家自由表现生活现实的更大空间。

但新写实小说有一个根本的弊病，它只表现了“真实的生活”而没有表现“真正的生活”。

只有写实而没有价值支撑，尤其是中外优秀现实主义文学所开创的批判精神在这个文学潮流中尤其是在池莉的小说中更为缺乏。

文学不只是对生活的平面展示，更不只是对生活细节的无休止描绘。

一个作家的小说，哪怕他把生活的流程描写得十分细致，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审美精神的提升，其文学价值就必然是有限的。

池莉的“人生三部曲”在当时的走红，不过是迎合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化普泛化生存状态。

人们接受她的这些作品只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从美学意义上来接受的。

今天我们重读这些小说，连认识意义也在减弱了。

它不能唤起我们对人性的深层体验，它不能给我们一种超越性的美的享受。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池莉又给我们奉献了一些都市传奇，比如《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口红》、《惊世之作》，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再是为生存奔波的芸芸众生，而是在商场搏击的新式英雄、金钱英雄。

在她的笔下，大起大落的故事、暴富赤贫的人物、奢侈的享乐场面、正常的反常的男女感情故事，应有尽有。

为了设置悬念，为了表现在金钱面前人的新变化，池莉作品中很多人物都经历了由穷到富和由富到穷或穷富反复无常变化的过程，各种各样的都市传奇：

抢劫银行、高楼爆破、商品传销、电脑犯罪、窃取他人的存单、开各种各样的公司、突然的继承遗产……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池莉由市井生活的仿真写实过渡到都市生活的金钱传奇，朝通俗文学的方向又迈了一大步。

她的这个变化，也是时代社会心理的反应。

转型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更加商业化，个人欲望极度膨胀，金钱成了社会的主宰，当下文坛也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消闲化、市民化了。

市民审美趣味已占据了当下文坛的广阔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刊和出版业走问。

池莉的作品充分满足了当下部分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急于握住现实，甚至猎奇猎艳的心理。

她越是走红，越说明她的叙事策略的“媚俗化倾向”，也说明了当代读者审美品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我看来，池莉如此走红，既是正常的也是不正常的。

说正常，是从现实的客观的实情出发；说不正常，是从理性价值判断出发。

在一个普遍媚俗的时代里，本来就媚俗的大众“媚”

上了特会媚俗的作家，是自然而然的；但文学不应媚俗，理性不会媚俗。

理性要对媚俗说“不”!

理性从来不会庸俗地套用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

拙作《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记》去年底出版以来，因其对当红作家池莉的严厉批评，引起了不小风波，全国各地几十家媒体都有介绍。

肯定者居多，比如：

“刘川鄂对池莉小说的市民意识的深层开掘……，都能让人感受到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睿智与觉察力。

”“一些专家认为，这种不唯名家、勇于批评的态度有利于营造健康活跃的批评风气。

”“为营造健康的文学批评环境，拓宽文学批评的空间起到了积极作用。

”“终于有人搅动评论界的‘那一潭水’了。

……给了当今文学评论以新的意义及取向。

从这个意义来讲，‘水’应该被搅得激荡、起旋，甚至澎湃。

”“对池莉创作的负面影响的分析可圈可点，尤为难得。

‘池莉作品的100处硬伤’也有意思，等于‘点到死穴’。

”“这是继文学博士李建军去年9月在陕西直谏作家陈忠实并大揭陕军的短之后，又一自在营造健康的批评空气的举动”……

持异议者也有。

有一篇“关于‘直谏’的直谏”，作者未读我的书，单看我的答记者问就批了一通，有隔靴搔痒之感。

池莉本人在答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问中指斥我借“酷评”“急于成名”、不与作家“交流”“聊聊”就写成一本书等等。

对此我有专文反驳（见近日《南方都市报》）。

出我意外，事情闹大了。

因此借《长江日报》向关心此事的同行和读者报告一下写作经过和动机。

两年前，我们湖北大学人文学院的几个同事，拟对新时期以来已经成名的、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坛的湖北小说家各写一本专论，作为一套丛书出版。

我受推荐和指派写《池莉论》。

当时我忙于修改我的博士论文《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并没有立即投入这本书的写作。

但从那时起就在搜集池莉的作品和有关研究资料，并写了4万多字。

但这4万多字在我的电脑里睡到了去年夏天。

我一拖再拖，直到交稿的当天（2000年10月20日）凌晨4时我才勉强写完，一点也不“急”呀！

我的审美趣味，受西方文学大师的影响很大。

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往往批评的意见比较多，实与此相关。

我现在经常鼓吹的两个看似不同实际上合而为一的概念：

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

如果一个中国作家的创作能够丰富我对人性的理解，能够给我以美的震颤，我就会感服他。

如果除了故事还是故事，除了细节还是细节，除了传奇还是传奇，我的阅读兴趣就会低得多。

报纸上有太多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大众通俗报刊上无奇不有，我并不想多知道一个故事，任何小说家写的再惊奇的故事都不会感动我。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批评任何一个作家是他分内的工作。

我在该书的后记中说过，一个喜欢鲁迅、张爱玲、王小波的人是不大可能去喜欢池莉的。

假若不是作为一个项目，我绝对不会去读池莉的小说，不会去写一本专论，更没想到借池莉来成名。

在学术圈内对池莉的批评由来已久，只不过一般大众没有在意。

对我来说，借鲁迅或张爱玲或王小波也许还有点诱惑力，因为他们毕竟是真正的大家，假若我能在研究“大家”上有点滴得到内行承认的成果，至少能说明我还在用功。

至于“借”我评价不高的人“成名”，那就是犯贱。

“我们湖北有句话，叫做‘掉底子，而且掉得大’”。

我在意的是与学术圈内同行们愉快的交流，也十分欢迎读者对我的善意而严厉的批评。

我这本书，只涉及到了我对池莉作品和她谈自己生活的某些文字的理解。

至于她个人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在书中完全没有提及，是出于对池莉的爱护。

如果她不尊重我的名誉，“从来没同我交流过”，“聊聊”我的写作“动机和意图”，就断定我怎样怎样，我保留进一步反驳的权利。

池莉：

我愿永远求新求变

作为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来来往往》的原作者，池莉今年可谓好事不断，除了凭借中篇小说《看麦娘》获得奖金１０万元的“红河文学奖”，（该奖是国内奖金最高的文学奖），由小说《生活秀》改编的电影又好评如潮，更令人羡慕的是她所有小说几乎都卖得相当好，有媒体戏称其为文学“暴发户”。

没有什么事能影响我的写作

除了正常专心写作之外，作为武汉文联主席的池莉还担任着一些社会工作，对就任这个职务外界有一些看法，池莉认为：

文联主席不是我要当的，是文联的群众无记名投票选举的。

选举之后，它就成为了我拿国家工资的职务。

我不考虑别人对我的职务有什么看法。

这个行政职务实际上是体制造成的，文联需要一个主席。

没有什么具体的行政事务影响我的写作。

前一阵有关学术界的抄袭事件吵得沸沸扬扬，在文学界的池莉也被传出一些抄袭传闻，关于此事，池莉的态度是，觉得非常无聊，所以坚决不予理睬。

“如何界定抄袭，我没有研究，不敢胡说。

但是我清楚我自己的事情。

关于我的这件事情，我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

一是我的２万多字的小说最后的修订版本，时间是１９９４年４月；而对方的一篇千字通讯，发表在《北京晚报》１９９４年７月（这种说法来自于网上）；这种发表的前后关系，已经就说明了问题。

二是小说这种文体，不存在对于其它纪实文体的抄袭。

小说就是根据社会的各种信息，包括口头故事，里巷传说，新闻事件，传记史料来进行写作的文体。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文学常识。

”

谈到把作品《生活秀》的话剧改编权无偿赠送给了人民艺术剧院，有些观众认为这部小说的内容并不适合改编成话剧，对此池莉的回答是：

“我不懂话剧，我不敢胡说。

有话剧界的内行非常希望改编，我于是表示了我对话剧的支持。

”

池莉从来不参与小说的改编，完成新长篇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有没有想过参与影视创作？

池莉告诉记者，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别的计划。

写完了小说，往后还是写小说。

用她的话说：

“写小说多好！

”

假如在乎别人，我不会当作家

　　池莉如何看代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池莉告诉记者，她已经写作２０余年了，从１９８７年发表的小说《烦恼人生》开始，就不断有作品获奖，所以自己从来找不到“暴发户”的感觉，别人怎么戏称都无所谓。

价值问题是专门的社会科学问题，“我不懂，不敢胡说。

”

池莉的小说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同时也有一些文学界人士对它的文学性提出质疑，可她对这种文学批评并不在乎。

池莉认为：

“文学批评是非常自然的一种存在，谁都是活人。

我的态度不在乎，原因在于，我就是一个不在乎的人，天生就是。

假如在乎他人，我就不会选择作家这个个体化程度极高的职业了。

我只在乎我自己的热爱所在，只在乎写作本身。

”

谈到她的作品多数关注市民生活，有人曾经专门跟她就知识分子写作的问题做过一些讨论，池莉说：

我以为小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它的根本属性是审美。

阅读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审美的过程，欣赏的过程，感动的过程，震撼的过程，启智的过程；而绝对不应该是一种社会调查报告，更不是界定社会阶层的社会学分类。

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还如此狭隘，简单乃至错误，我个人深感悲哀。

这个话题，也就是我在去年“中日女作家会议”发言的宗旨。

我们的古人比我们有见识，他们不是这样看待文学作品的，否则，也就不会留传下来《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小说。

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太猛烈和漫长了，以致于现在那些没有经过阶级斗争岁月的人，也盲目地被渗透了阶级决定论，盲目地接受了错误的文学话语，我真是深感悲哀。

池莉阅读的范畴非常广泛：

只有数学学科是绝对不读的。

“因为我对数字毫无感觉”。

其它的书，翻翻，有感觉，就会读下去。

我从来没有什么写作风格

与池莉同为“新写实”代表作家的刘震云曾称：

逼真模仿生活不是小说最根本的功能，跟那些充满想像力的作品比起来，它在艺术境界，艺术灵性上要差一些，池莉是怎么评价“新写实”这种创作手法的小说的？

池莉说：

我从来都不知道何谓“新写实”，我从来都没有涉及过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领域，无法在假定的前提下谈及“新写实”是否穷途末路。

现在的我，比较明白一个道理了，这就是，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这个问题我不懂，我就不敢瞎说。

关于想像力，我认为，单纯地提及这种能力，是不科学的。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想像力必须与洞察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达到高度的一致，乃至锤炼成为一种接近本能的能力，这才足以使得文学作品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胡思乱想，奇思异想，这其实是谁都会的，儿童和精神病患者最具有想像力。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想像力几乎构成不了文学作品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后面的两种能力。

小说所表现的真实生活，其实并不是现实生活本身了，如果与报告文学、日记、传记等类似于纪录片的作品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流派的小说，无论小说使用什么样的艺术技巧和手法，都有可能成为充满想像力和艺术灵性的作品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塌糊涂的作品。

池莉拒绝承认自己有所谓创作的风格。

她说一个人的所谓风格，是别人看出来的。

“我从来不知道我是什么风格，也从来不有意去形成或者改变什么风格。

我的写作宗旨是始终不变的：

这就是对于中国人人性的挖掘和表现。

具体到每一部作品，由于取材的局限，其视角，语感，结构等等艺术技巧，肯定都会不同，都会求新求变。

”

　　池莉：

“入世”不可能改变文学规律

在前几个月刚刚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家王安忆、梅朵及评论家曾镇南等众多代表们都曾提到，“入世”之后，文学界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兼容和文化挑战。

有作家说，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是世界的潮流和趋势。

就作家个人创作而言，经济生活、生存状态有所改变，因而我们所面对的和将要描述的生活素材也会直接或间接地有很大、很多的变化。

这些巨变经过作家们的感受、加工、描述，再流入笔端，当然需要过程，但经济基础迟早会影响上层建筑、影响文学艺术。

记者就“‘入世’对文学影响”的问题采访“人大”代表池莉时，她直言，“入世”和文学没有关系。

她认为“‘入世’更多的是经济组织发生的变化。

而作家关键是写人。

作家要关注精神世界，关注人性，‘入世’不可能改变文学规律。

”

近年来我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直面社会矛盾、揭露丑恶现象的“反腐文学”作品，如《苍天在上》、《抉择》、《中国制造》、《大雪无痕》、《至高利益》、《大法官》等。

它们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问题、传达群众心声，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社会效应，也为我国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带来一种强悍的正气和兴旺的人气。

对此，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界自身，都投以热切的关注。

对于“反腐文学”等提法，池莉并不认同。

她认为：

“把文学简单分类的做法是可笑的。

文学不分题材。

我个人也没有计划要写什么题材。

”

对于近几年一些70年代乃至80年代出生的年轻写作者逐渐登上文坛、“创作低龄化”日渐引人关注等现状，池莉说，“但凡存在的都正常，都有其合理性。

唐朝诗人有的几岁就可以写出非常好的诗，因而不存在所谓‘低龄化’问题。

年龄并不重要，关键是写的怎样、市场选择。

不好的被淘汰，好的留下来。

”

池莉说她近几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作状态。

目前她的一部长篇小说正处于收尾状态。

池莉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写的最长的一部。

以前都是15万字以内的‘小长篇’，而这部小说我写了25万字。

”

为了写这部小说，池莉在40多天的时间里与外界隔绝。

她称“那种没有束服的创作感觉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池莉说，她常常有一种“写‘疯’了的感觉”。

“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天花板上全是小说里的人物。

”

池莉没有透露小说的故事情节，但她表示这部作品反映的是当代城市人的形象。

“城市人的成长经常被忽略，这也是她一直关注城市生活的原因。

”

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

程永新：

八十年代，中国当代作家对文学的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试验，你认为你的创作与那个时期的试验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记得，你的成名作《烦恼人生》就发表在那个时期，那时候，批评家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新写实主义”，你的写作就被归于这面大旗下，你对这种归纳认同吗？

池莉：

我的写作，一直都只是与自己天生的热爱，自己生命的成长，自己的内心情感，自己的思想变化和自己世界观的变化密切相关，与中国文坛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

想当年，面对八十年代文坛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探索，我都觉得可笑，觉得有一点小儿科，觉得外国文艺思潮及其文本形式和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学思想脉络有着本质的差距。

当时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许多翻译作品，也觉得人家的东西，像“等待戈多”什么的，的确有点意思。

我承认和欣赏别人的精彩，但是一旦面对自己的写作，我就非常冷静了。

因为我的个人经历使我成为了一个热不起来的人，怀疑一切的人。

童年时代穿羊毛衫牛皮鞋抱洋娃娃吃丹麦奶粉，人民群众都朝你巴结地微笑，文化大革命一来，整个生活天翻地覆，人们一定要把你置于死地。

谢谢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谢谢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倍受歧视的生活，是它们引发了我对我们生活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怀疑与思考。

冷眼看着别人时尚的外衣穿在我们骨瘦如柴的身上，勾起的是辛酸和感伤。

别人的精神生活、文本结构与语言形式都产生于别人的现实生活，即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活，而我们中国人呢？

可怜的，被紧紧约束在狭窄如一线天的意识形态之下，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猪狗一样拥挤地居住在狭小的空间里，购买豆制品和火柴都还要购物票。

所以，我当时的文学意识的是：

摆脱了漫长文革环境的中国文学，至少首先应该有一个对于假大空话语的反动和纠正，有一个对于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承认，尊重，歉意和抚慰，有一个对于中国人本身七情六欲的关切，有一个对于在逼窄的意识形态下的窘迫且贫困的现实生活的检讨和指责。

所以，我特别有冲动揭示我们自己的疮疤并抚慰我们自己，所以我就激动地写了《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小说，像《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什么的。

在当时，我的小说与整个文坛的文学气氛很不协调，是一种孤立的另外的从芸芸众生中发出的声音，看似写实，其实是用显微镜放大疮疤，许多人本能地护疼：

难道我活得这么卑贱和平庸吗？

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小说的欣赏，已经习惯正面照“风月宝鉴”，就是《红楼梦》中道士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突然你将反面给我们照，里面是一个骷髅儿，我们自然就难免与贾瑞的反应一样，要骂人了：

“混帐，如何吓我！

”所以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不讨文学庙堂的喜欢，被批评为苟活和小市民，幸而我早有预料和心理准备，我一点不生气也不着急甚至从来不反驳，因为我与一些人看世界的视点完全不一样，我是从下开始的，他们是从上开始的，用文学界时兴的话说，我是从形而下开始的，他们是从形而上开始的，认识的结果完全不同。

批评界说我是“新写实主义”，我没有什么反应。

我不太明白什么是“新写实”。

我也没有花时间去研究。

大家说我什么就是什么罢了。

时间一长，形成了语言事实，有一些公开场合，人们也这么介绍我，我也就默认。

解释自己多累呀。

八十年代，对我震撼最大的是读者对我的接受和认可，《烦恼人生》发表之后，我坐去武钢的轮渡，被武钢的职工们认了出来，整条船一片欢呼，二楼的人们使劲跺脚与一楼呼应，有人当即为大家背诵《烦恼人生》的片断；在波澜壮阔的长江上，迎着初生的灿烂朝霞，听着自己的小说被传颂，看着几百人向你扬起真诚的笑脸，太好了！

这种感觉实实在在地让我激动和狂热，真是太好了。

它对于我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激活毫无疑问地超过了所有的文学奖，专家评语和所谓的历史评价。

所以，我得老实地承认，我与中国文学界的任何一次热潮都没有关系。

程永新：

据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八十年代的大规模试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尽管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少，也涌现了一批新人，但整体看来，是处于繁荣之后的休整期，但休整不是沉寂和喑哑，相反，听得到海底的涌动，感受得到孕育的阵痛和呻吟，文学大的趋势如此，但个体又呈现各各不同的景象。

星空暗淡，不妨碍星球闪烁。

比如你的写作就有些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似乎走出了那个“新写实”的归纳——准确说，是那个“新写实”踏步远去之后，你的创作力反而更加旺盛，作品源源不断，我注意到你的文集已经出到第七卷了，这是为什么？

这种汹涌的创作源泉来自于何方？

你说你十五岁写下了“只为你燃烧”的诗句，表达了对文学的向往和虔诚，你觉得这依然是你写作的原动力吗？

池莉：

我的创作原动力从哪里来？

我想，它的绝大部分从我自己的生命中来。

对于一个几乎在童年就选择了文学的人来说，我很高兴自己不是首先从书本和学理那里来认识世界，换句话说，不是从人类社会已经规整的、梳理的、逻辑的和理论的地面建筑来认识这个社会，而是从这幢建筑的最底层──地表之下，那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实的生命发端处体会和领教这个社会，这种亲身的体会和领教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虽然充满辛酸和苦涩，同时却也充满了文学因素和写作动力。

当我还只有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饱经风霜，已然苍老，很矫情对吧？

别的少女开始初恋，而我开始思考国家，体制，意识形态，专政手段，社会各阶层的结构等等问题。

那时候，我迷恋的书，除了文学名著之外，还有毛著，还有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出版的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5年出版的罗森塔尔和尤金编辑的《简明哲学词典》；等等。

早些日子读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在读到下放知青聚集在一起，狂热又盲目地阅读与探讨整个世界的时候，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我的年龄比“六八届人”还要小几岁，我只能牵着大哥哥大姐姐的衣角玩。

想当年，在那昏暗的知青小屋的深夜，我听着老知青们的高谈阔论，激动得发热病一样一阵阵寒颤。

虽然后来我没有进入一个系统的理论调理阶段，但是那种毫无功利的阅读和探讨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勤奋思考，强大地支持了我的怀疑论，决定了我的文学立场和写作视点。

“只为你燃烧”的诗句，就是那个时候写下来的，我想最初的激情可能就是我永远的激情。

当然，客观地说，我的创作激情也有一部分从我的读者那里来。

假如二十年来，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读者，我不敢说我将怎样。

青年时代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打算：

假如将来我成不了作家，我就寻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辟一块农田，养一条看家狗，种地和阅读，写点东西自己看，自食其力地过活。

幸运的是，现在我的文集续到了第七卷，从1995年初次印刷到现在，每年都重印几次，整套书大约已经发行了七十万册左右。

我觉得，小说作家与读者建立的是一种密传式的心灵感应，传达独特的个人情怀和不可言传的私人审美感觉。

在眼下这么昏热混乱的社会变革时期，在文化素质和理解能力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在名利熏心个人欲望空前高涨的氛围中，十万读者就很令人满足了。

我不认为青史留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正史留名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成了干巴巴的蜡人像，留名又如何？

我在一家私立的心脏病医院遇上了一个医学博士出身的外科主治医生，据说这位医生平日不苟言笑，十分内向。

可是这位医生却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我要谢谢你！

我想告诉你，生活在今天的时代，我的心理压力大得简直要崩溃；幸亏我有了你的书，你的书总是在我的床头，是我的心理医生。

”面对这样的读者，我宁可放弃青史留名；哪怕是为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写作，我都会激情飞扬。

程永新：

从你广受欢迎的作品《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来看，你的写作已经迥异于八十年代，你认为其中的变化是什么？

读者那么欢迎你的作品，你认为是因为你的写作把握了生活的脉搏，或者说是点中了时代的穴位，还是因为你调整了写作的姿态？

池莉：

从我的主观意识来说，我的文学立场和写作视点，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只是进一步地在向纵深探索和发展。

（2）因为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随着阅读范围的开阔和阅读质量的增加，随着思想能力和辨别能力的增强，我越发感到地表以下生活的真实和深厚，深邃和奥秘，是中国这幢大建筑的坚实基础和生命核心所在，其纹理之致密和结构之复杂是所有的现代高科技和人文理论难以描述和再现的，唯有文学能够贴近，唯有文学能够人性地关怀自己。

我穷尽此生的写作，大约都难以表现这种生活形态的九牛一毛，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