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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忧患意识古今论析
浅论忧患意识古今论析
论文关键词:
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战胜挑战意识
论文摘要:
“忧患意识”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它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厌世主义,而是充满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积极有为,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
“忧患意识”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充斥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忧患意识”在道德情操方面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代,每一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
孑L子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与“忧”相对的是“乐”。
孔子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圆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情况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
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
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I3实在是贤明的君子!
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
孔子对人们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
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着特点之一。
二、忧患意识在人生价值观方面也有表现
战国时期,当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
因此,“忧患意识”便成为对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列举出许多有成就的人,旨在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
例如,舜就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重用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创造了很大的政绩。
这些事例表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孟子将这些道理升华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阁,忧患可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则能使人沉沦死亡!
孟子认为,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还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这个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
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
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要培育高尚的理想和志向。
他把这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
但这些又不是天生的,是要靠后天的培育。
“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
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三、忧患意识在古代哲学中的渗透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
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对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多方面的论述。
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反”即朝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
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种含义。
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
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的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也是一部论述哲学辩证观的着作。
孙子认为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
在战争中,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就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
例如,它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
《易传》的名言: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
《易传》提醒人们: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做事,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
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上就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一直受到忧囤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
中国历史一h“忧患意识”影响极其深远,它不是个人的一时感言,也非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忧患意识彰显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秦灭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
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
弭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
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
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着名的《治安策疏》。
此时西汉建政已有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
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
“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
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作者观察洞庭湖的景观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
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
这就需要有坚定的信念:
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
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
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
欧阳修为范仲俺所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乃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之所在。
五、“忧患意识”催生改革的要求
明清之际,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1667年,黄宗羲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着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
他假托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代”,称那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
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
黄宗羲指出: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他说: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他把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
“大着《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
古之君子所以着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
18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多年,此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短暂稳定之中。
专制主义的多方打压使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尝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而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
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狂潮开始猛烈地涤荡这个东方的天朝帝国,具有良知的先进人士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
龚自珍的诗文就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意识”: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
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养料。
革命先驱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诚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建立之时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籍以时刻提醒国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
”党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突出强调“忧患意识”,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还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了深刻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的新的不安全因素却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我们时刻要有“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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