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治局常委黄菊骨灰盒从八宝山迁出之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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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治局常委黄菊骨灰盒从八宝山迁出之谜

前政治局常委黄菊骨灰盒从八宝山迁出之谜

　　黄菊去世3天后，其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灵盒则按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一直栖存在八宝山。

黄菊出生在上海并曾工作多年，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

根据黄菊夫人余慧文的请求，经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2015年底，黄菊灵盒从北京八宝山迁往上海青浦福寿园公墓。

本文摘自2016年6月5日新民网，作者刘云耕，原题为《回忆我的老领导黄菊同志》。

　　黄菊在2002年11月15日至2007年6月2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图源：

AFP）

　　一　　2015年11月29日下午3时55分，自北京飞往上海的MU5114航班徐徐降落在虹桥国际机场，黄菊同志的灵盒随着这架航班回沪。

黄菊同志去世距这天已经八年多了，他的灵盒按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一直栖存在北京八宝山，这天就要回上海了，圆了古人所言，魂归故里。

　　此刻，我急迫地等候在机坪的廊桥上。

黄菊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他的音容笑貌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闪现。

代表市委到机场迎接的是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同志，我是闻讯赶来的。

廊桥慢慢移动，对接已经落地的飞机舱口。

突然有个机场人员匆匆赶来，通知我们暂离廊桥，退回候机室。

我正在疑惑，飞机上的马弘同志给我发来一条短信，马弘同志是黄菊同志在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秘书，他这次陪同黄菊同志夫人余慧文赴京护灵。

短信告知：

飞机已经降落，护灵人员一行准备等其他旅客离机后最后下机。

我明白了，让我们退离廊桥是为了不影响其他旅客正常下机，而这正是秉承了老领导在世时“不扰民”的一贯作风。

　　约一刻钟后，我们又返回廊桥，此时机上客人已陆续离去，余慧文同志一行步出机舱。

黄菊同志的晚辈双手敬捧遗像和灵盒，亲属们紧随其后。

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在市委工作期间，曾多次在上海机场迎送过黄菊同志，彼时彼景还在眼前，今天已物是人非，很是心酸。

余慧文同志见面就说：

“今天老天爷非常帮忙，一切顺利，飞机提前了25分钟到达上海。

”尹弘同志和余慧文同志一行握手问候，分别登车，径直开往福寿园。

福寿园位于上海青浦区，在这个陵园里安葬着章士钊、蔡元培等数百名中华各界名人，包括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同志夫妇也安葬于此。

黄菊同志灵盒将在此落葬。

　　黄菊同志是2007年6月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的。

这年5月下旬，上海市委召开第九次党代会，我因年龄原因从市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

5月31日，黄菊同志病情不好，报经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后，我专程赶去北京协和医院探望他。

傍晚时分，我走进病房，里面气氛十分沉闷，黄菊同志已呈昏睡状，夫人余慧文等人陪伴在旁，一脸愁容。

我们相视无语，沉重地握了握手。

医疗专家组告诉我们，首长情况极其不好，我知道此刻再多的安慰话都是多余的了。

余慧文同志克制感情简要地向我介绍这些天的抢救情况。

在黄菊同志患病后的整个医疗过程中，夫人余慧文日日夜夜随侍左右，精心护理。

她研读了很多有关医药书籍，先后参加了很多次会诊，上网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我觉得她已经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了，平时居然可以与医生们专业对话，探讨治疗方案。

我虽然身在上海，但对黄菊同志的病情一直十分关注。

2006年初，黄菊同志得重病后，我曾多次往返北京探视，他总是坦然以对。

这年10月，我专程赶到北京，接他返回上海，在华东医院接受治疗，前后有4个多月。

那段时间，他的病情相对稳定，我也常去陪他，其实他也知道死神一直在追他，他感到疲惫衰弱，时有隐痛，但十分坚强，仍不断操心工作，多次在西郊宾馆接待中外来宾，甚至往返北京参加全国性的重要会议，我很敬佩他的意志和执着。

所以余慧文同志对黄菊同志病情的介绍，我是清楚的。

但始料未及的是，我刚到协和医院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日，黄菊同志的病情急剧恶化，估计难熬过这一二天。

考虑到这一情况，我立即在医院里向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并继续留在医院照护。

入夜，病人生理机能已只能靠机器维持，约半夜11时，有通知来，中央高层领导要来作最后的探望。

约子夜1时，前来探望的多位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已先后离去，此时已是6月2日，我又匆匆赶回二楼病房，与黄菊同志家人一起守候在病房旁。

2时3分，医院正式宣布，黄菊同志逝世。

余慧文同志悲痛欲绝，大家相继劝慰。

这时我才知道，就在一周前，余慧文同志已在协和医院的病理解剖志愿书上签了字，遵照黄菊同志遗愿，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以尽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其实黄菊同志的这个心愿早在1998年的一次市委常委会的民主生活会上就曾说过，他读了《解放日报》意在破世俗偏见、树文明新风的一组文章“母子捐遗体，风波骤然起”后，心情很不平静，特意请了卫生局长和市红十字会领导，表示坚决支持和倡导社会文明新风，身后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事业，随即他就与上海红十字会签约。

同年5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刊登过黄菊同志志愿捐献遗体的消息。

　　病房里，护士很专业地对遗体进行了保护性护理，覆盖上白床单，放上鲜花，又手脚麻利地把病房内的抢救器具、医疗药品一一撤出。

我们向黄菊同志遗体默哀鞠躬，每人献上一支黄花。

凌晨3时，遗体被推离病房，我告别余慧文同志及其家人，离开了医院。

这天是星期六，天还没亮，街上还没有行人，黄菊同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尽了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捐献了遗体，他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菊同志出生在上海，又在上海工作了40多年，对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在上海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也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大发展、大变化的时期，他呕心沥血，带领上海干部和群众，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根据夫人余慧文同志的请求，经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将黄菊同志灵盒从北京八宝山迁往上海青浦福寿园公墓安葬，圆了亲人们的梦，入土为安。

　　上海青浦福寿园已经精心布置了一间肃穆的灵堂，我凝视炯炯有神的黄菊同志遗像，感慨唏嘘，双手颤栗着献上一束黄绸结，喉底深处冒出了一句：

“黄菊同志，您终于回家了。

”余慧文同志站在灵台旁，面对着黄菊同志遗像，接过我的话，深情地说：

刘云耕同志来接你了，当年在北京也是刘云耕同志来送你走的……　　二　　回想我和黄菊同志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93年7月。

那时我刚被任命为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主要领导与我进行任职谈话后不久，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的黄菊同志也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

黄菊同志有两处办公室，市长办公室在中山东一路12号，那是市政府所在地，市委副书记办公室在康平路165号，简称“康办”，那是市委所在地。

市委市政府两个办公厅的同志有时也把这两处按地理位置简称为“东边”和“西边”，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那时“西边康办”那栋三层高的办公楼十分简陋，走楼梯时地板会吱吱发响，市消防局已将那栋楼定性为危房。

我们当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办公室与市委书记、副书记的办公室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约20平方米。

我的办公室在三楼，底下正好是黄菊同志的办公室，记得有一年上海下暴雨，屋顶漏水，直往地上滴，我怕水渗到二楼黄菊同志的办公室，请服务员拿来一只大脸盆盛接滴水，满了就倒在厕所里。

那栋楼在1997年初已经拆除，原地建造了现在的市委办公厅大楼。

　　黄菊同志语气平和，言辞平实，足足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拿着市委办公厅刚发给我的深绿封面的笔记本，唰唰地记着。

主要是他讲我听，有时我觉得还没听清楚，会插上几句问个明白。

那天他讲了三层意思：

一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这种安排以前没有过，这是一个尝试，目的是要把本市的不稳定因素的协调处理统到一位副秘书长身上，防止扯皮。

希望我不辜负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希望，做好这项工作。

二是详细罗列了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十五个问题，其中有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也有发展中冒出的新问题，要我高度重视。

三是把各位副市长的分工向我作了介绍，还有市政府的各种例会，如：

每周的市长办公会、每月的专题会以及市政府扩大会议等。

并告诉我，他本人每逢周一、三、五上午都在市政府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市委办公，随时可以找到他。

我那时刚从基层调到市里，对高层工作环境两眼一抹黑，曾经还闹过笑话：

在一次消防安全会前，大家都候在休息室里，一位副市长走了进来，很随意地与我招呼握手，我因不认识他，竟脱口问了一句“您贵姓啊”，旁边一位同志急忙推推我悄声说，这是某副市长呀，我窘不待言。

所以黄菊同志这次与我约谈，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副秘书长来说，是十分受用的，好像是一次上岗前的培训。

　　这次谈话令我吃惊的是，黄菊同志作为一个大上海的市长，日理万机，居然不用任何提示，条理清晰地罗列出本市的不稳定问题，一一道来，既说清了矛盾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报出具体的时间和数字。

这些社会矛盾，大多涉及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我的笔记本至今保存完整，本子上清楚地记着：

50年代上海赴江西垦民；60年代赴疆支青；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返乡人员；“文革”期间支内职工；上山下乡知青；大三线职工；上海绣花女工；落政人员；农民征地工；下岗工人；动拆迁……一共有十五类。

他讲到60年代赴疆支青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青时，专门解释了“支青”和“知青”的政策区别，以及矛盾所在。

讲到上海绣花女工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黄菊同志告诉我，50年代后期，上海第二轻工业局所属上海绣品厂专门生产出口创汇的机绣商品，外包给市区的家庭妇女，她们到工厂领料，用自家的缝纫机在家里加工，按件取酬，被称为“绣花女工”，鼎盛时期多达2000多人。

到了80年代，出口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工厂亏损，逐步减少了这种外包形式，这些妇女停产后在家无事可干，家庭收入受影响，且都已年近60岁，于是就到市里上访，进而静坐、绝食，要求与正式工一样享受“劳保”和“养老金”。

黄菊同志动情地说，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最终是一定要解决的，但现在政策不能开口子，类似的问题太多，牵一发动全身，目前只能通过帮困，个案解决。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黄菊同志为人低调、谦虚，行事严谨、规范，哪怕是一次与部下的约谈，他都是作了认真准备的。

黄菊同志出身平民家庭，熟知民众疾苦，他对老百姓怀着深厚的感情，谈到这些社会矛盾时，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就像是自己家里的事情。

他从1996年起，和夫人余慧文同志一起每年各捐出一个月工资，用于帮困助学；2002年底，在赴中央工作前，还一次性捐了3万元，这些善举都不是偶然的。

　　我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之后，与黄菊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有一次闲聊时，他对我说：

“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做事不会举重若轻，相反我是个举轻若重的人，做什么事都唯恐不落实。

”如今想来，这既是黄菊同志的谦虚之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他的这种“举轻若重”的性格和作风，是一种对党的事业极端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的高尚品德，也正是我党一贯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美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　　2000年初，我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岗位上被提拔为市委副书记，黄菊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我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同一个班子里工作。

黄菊同志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康办”的大楼里，他的办公室灯光总是亮到很晚，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1时左右才离开，办公厅的干部在他影响下，也都挑灯夜战。

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商量工作，已是夜里11时，电话铃响了，是夫人余慧文来的电话，黄菊同志拿起话筒，歉意地回答：

“我就快好了，马上回来。

”挂上电话，他回过头来笑着跟我说：

“我没睡觉，她是不睡觉的。

”办公厅的干部告诉我，像这种情况，他们碰到过多次了。

　　黄菊同志每天晚上办公，除了批阅一些白天来不及处理的文件外，大多是找干部谈心，同时也是谈工作。

经常有这种情况，他在办公室里正与一位同志谈着，对门他秘书的办公室里已有其他同志等候着，有时一个晚上要谈好几批。

他找干部谈的面很广，有党委、政府部门的，也有人大、政协部门的，还有一些离、退休干部。

党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发现这是他当了市委书记后，工作对象和工作方法的一个很大转变。

当市长时，黄菊同志更多的是关心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了书记后，他的精力和注意力不仅于此，更多地关注了党务工作和干部工作。

他对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实情和干部思想动态，了解得很深，这得益于他平时与干部们广泛深入的交谈。

　　2002年，市委明确我负责区、县的换届工作。

在商议区县领导班子状况和干部思想时，我发现黄菊同志掌握的信息和情况常常比我们多，不少是组织部门也没有掌握的。

黄菊同志跟我说，选拔和任用什么样的人是干部工作的导向问题。

他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

政治家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政治追求、政治品格和政治胆略，而政客则无终身追求的理念，搞实用主义，投机取巧，应付眼前，功己罪人。

在谈到一些因年龄原因，或因干部结构等原因要重新调整工作的干部时，他充满感情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佳的工作年龄段，这是自然规律。

但这些老同志他们在上海10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为上海的发展奉献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一定要安排好，尽量多做“加法”，少做“减法”，使退下来的干部心情舒畅，使在位工作的干部不感到心寒。

黄菊同志的这些讲话精神，我在换届工作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下去。

　　黄菊同志去世后，有一位浦东新区的老领导动情地跟我说，他在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初期废寝忘食地工作，几乎每年都要生一场病，住院治疗。

黄菊同志年年都到医院去探望他，有一次还送给他滋补品，使他备受感动。

黄菊同志关心爱护干部的例子很多很多，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你现在分管干部工作了，要多找干部谈心，对干部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

又说，干部也是人，越是忘我工作的干部，越容易积劳成疾，组织上越要关心他们。

黄菊同志的这些话，我听了很受教育，也一直在我日后的工作中引以为训，格外注意关心那些忘我工作的干部，关心他们的家庭和身体，以及对一些有贡献的老同志的妥善安排。

　　新世纪初，上海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经济社会持续10多年健康、快速发展，上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呈现出“心齐、劲足、气顺”的大好局面。

“心齐”是指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市级四套领导班子齐心协力谋划上海发展；“劲足”是指中层的局、处级干部奋发有为；“气顺”是指人民群众心情舒畅，社会和谐。

10年前后的几个数据比较很能说明问题：

1990年全市GDP总量是756亿元，2001年达4,950亿元，增加6.55倍；1990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年是2,180元，2001年达12,880元，增加5.91倍；1990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是6.6平方米，2001年达12.1平方米，增加1.83倍。

黄菊同志当时在各种会议上多次鼓励上海干部，现在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一定要立足工作大局，站高一步，想深一步，看远一步，坚持不懈推进上海的改革开放事业。

　　记得那段时期，兄弟省、市常有党政代表团到上海来考察、学习，地、市级党政代表团来的就更多了，中央媒体也陆续刊登了不少介绍上海经验和做法的文章，有些上海干部有点飘飘然了。

我清晰记得，黄菊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很严肃地提醒大家：

上海的今天来之不易，一靠中央正确领导，二靠兄弟省市大力支持，三靠上海人民拼搏奋斗。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少说，只做不说。

“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为上海干部的警戒之语，时至今日，我还会听到有些干部脱口而出。

　　党的十六大上，黄菊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即将离开上海前，他到办公室清理文件、资料，秘书帮助整理收拾书籍，准备腾出办公室。

市委办公厅的机关干部闻讯赶来，依依不舍地与黄菊同志话别，临走时还不忘拍上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我的办公室与黄菊同志的办公室在同一楼面，间隔一室，当然也参与了话别，这些场景历历在目。

　　今年是黄菊同志逝世九周年，我作为一个得益过他许多教诲和帮助的老部下、老同事，回忆这些自己亲历的往事，十分心暖，记载下来，也是对他的一种缅怀和纪念。

　　在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我突然想起苏联的着名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

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命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民服务。

我觉得把这句话献给黄菊同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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