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胎绞釉陶瓷器概述兼及相关问题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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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胎绞釉陶瓷器概述兼及相关问题探讨
绞胎、绞釉陶瓷器概述——兼及相关问题探讨!
作者:
小胖熊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藏。
唐代,巩县窑~搅黄釉、点绿彩~三足炉。
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藏。
唐代,巩县窑~绿釉绞胎~镶嵌~水盂。
欧阳希君
前言
关于绞胎、绞釉陶瓷器的实物资料较少[1],研究的展开也不多。
部分专家、学者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求,但部分著文中似有不太重视资料收集、积累,即仓促命笔、潦草将事。
不少问题并未获以真正解决,且自相抵捂之处亦屡见不鲜。
资料占有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深度,因此资料对研究者至关重要,而收集整理资料又是一项细致而繁琐的工作。
目前笔者所收集的各公私藏品文字图片及资料(文字纪录)约250件,剔除了一些记录不准确(如同一件作品被误为另一件作品等),共计约200余件绞胎器,约20件绞釉器,标本图片无数。
本文拟以多年收集、积累的资料及标本为基本素材,在尽可能详尽占有此项研究的所能见到的资料基础上,作些不成熟地综述和进一步分析研究,以助于将绞胎、绞釉陶瓷的研究推向更广深层面。
一、绞胎、绞釉工艺的起源
绞胎工艺手法的运用是公元前15~14世纪,实物出现在西亚细亚,哈佛大学闪米特博物馆收藏有几件伊拉克北部努兹古城遗址出土的绞胎“费昂斯”(faience)器残件。
努兹遗址主要是侯利亚人(Hurrian)于公元前15~14世纪在两河流域北部建立的米坦尼(Mitanni)国的遗存。
这几件绞胎“费昂斯”(上彩釉的陶器)器残件无论是纹样、质地及形制都不同于努兹遗址出土器物。
据发据者称,它应是外来器物[2]。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件绞胎器和中国唐代绞胎陶的花纹较相近。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渊源关系?
只有待今后的考古资料和出土遗物来解答。
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藏。
唐代,巩县窑~黄釉绞胎~罐。
我国唐代始见一种特殊的陶瓷装饰工艺——绞胎,又称“搅胎”。
唐代慧琳和尚《一切经音义》释绞曰:
“绞饰上,交效反,《考声》云:
‘绞,谓缯黑黄间色也’。
”(慧琳:
《一切经音义》卷32《佛说观音无量寿佛经》1290页。
)指出所谓绞,就是丝绸上的“黑黄间色”。
从实物看,不少绞胎器的色彩效果确实如此。
尽管尚难查考绞胎命名的时代,但这样的命名深合唐人本意(尚刚:
《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14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
何谓“绞胎”?
就是利用不同色调的胎土料,分别制成坯泥,并把不同色调的坯泥擀成板块,相互叠合,再进行特定的绞揉、切片、拼接、贴合、挤压,制作成型,器胎上便呈现出不同色调相间,盘旋蹙结的纹理。
西方学者称为“大理石纹陶瓷器”,我国学者有的认为其造型纹饰仿自瘿木枕[3],“绞胎纹”是仿照南方植物楠榴村上“因病遂成妍”的木瘿瘤及其制品。
用黄褐、白色瓷土相间绞成的泥片造型烧成后便出现了“遍地皆花,如织锦,然多圆纹,浓淡可挹”的绞胎陶器[4]。
也有学者认为是模仿漆器中的犀毗工艺[5]。
犀毗,亦称“犀皮”,是古代一种暗色漆器。
明·黄成《髹饰录》曰:
“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般,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
”也有认为是仿自玻璃制品[6]。
李仲谋支持“玻璃器”说,并从玻璃与陶瓷同属硅酸制品的共性论证了绞胎器并非玻璃器的简单仿制,只是借鉴了玻璃工艺的独特陶瓷品种[7]。
这种独特纹理的构思设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应该是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包括纹样、工艺、材质等综合而成。
因为大唐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多元文化体系,其包容性很强而又善于汲取不同地域和意识形态的文化。
绞胎中既有三彩绞胎纹,也有大理石纹、树木纹及团花、蝶形、菱形等图案。
2元·绞釉盘残件
因绞胎工艺繁琐复杂,聪明的古代陶工一直在思考一种行之有效、简单易行的方法来体现其天然纹理的绞胎效果,以至出现了半绞胎、绞胎贴面等省时节料的改进方法。
经五代、北宋绞胎工艺及烧造技术的不断进步,金代出现了胎表“绞胎纹”的类似“绞胎”器,它既有绞胎器的天然纹理,而又别于绞胎器的传统纹理,更细腻而自然。
这就是学术界称之为“绞釉”陶瓷。
绞釉工艺的形成是陶工模拟“绞胎”器而成的一种全新装饰工艺。
因绞釉工艺较绞胎工艺简单,以至经元、明、清至今一直没有中断,与传统的绞胎工艺并行至今。
3明·绞釉彩绘盘
“绞釉”即是用多种不同色釉与化妆土混合稀释,并晃动将两种色釉搅拌成不规则的条纹,构成一种有别于绞胎工艺的风格独异的装饰纹样。
对于这种“绞釉”装饰,部分学者形象地称为“流泥纹”、“流沙纹”或称“绞化妆土”。
而对“绞釉”则提出质疑,认为绞的不是釉,而是釉下化妆土,即把两种不同颜色的较稀土浆搅拌成的花纹,再将陶坯在土浆表面滚过,便成为流沙纹,其制法很可能与唐宋时的“流沙笺”工艺有关[8]。
对于“绞釉”技法,河南禹县曾试制过“绞釉”器的制瓷师傅邢国政也认为:
“绞釉”是一种化妆土艺术,那种白地黑褐纹“绞釉”器的制作方法是把两种掺有不同量锰、铁金属氧化物的泥浆,经搅合后用特殊方法施于器坯上,罩透明釉烧成[9]。
因此这类器物以前被学者称为“绞釉”是错误的,它的工艺技法与“绞或搅”没有关系,是化妆土淋洒而成,属化妆土装饰的新工艺,其名称定为“淋粉”更适合[10]。
为避免用词混乱,本文暂按传统的“绞釉”称之。
4明·绞釉彩绘瓶残底
黄冶窑是我国目前已知的绞胎工艺发源地,窑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站街镇的大、小黄冶村的黄冶河两岸,总面积16万平方米。
考古资料表明,该窑创烧于隋,盛唐、中唐烧造达顶峰,唐末停烧[11]。
而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则认为:
该窑北宋初期持续发展,并出现了如意头形镶嵌绞胎枕,表明绞胎器制作工艺萎缩、退化,终于渐趋消逝[12]。
廖永民、张毅敏先生著文曰:
“五代时期,烧造规模逐渐缩小,到宋、金时期停烧。
烧造历史长达500余年。
”[13]5明·绞釉彩绘瓶残底
1976年试掘,2002、2003年又两次发掘,出土大量绞胎器及少量“绞釉”器标本。
绞胎标本中无釉坯胎残片较多,证明绞胎工艺较复杂繁琐,报废率较高。
历次对黄冶窑址考古发掘、调查,出土绞胎器标本以枕为最,约占绞胎器总数的90%以上,盘、杯、碗等不足10%。
黄冶窑绞胎枕目前所见式样也不算多,有箱形、长方形、如意形、扇形等几种。
6明·绞釉瓶残片
二、绞胎、绞釉器的工艺
(一)绞胎
绞胎,也称“搅胎”、“绞泥”,我国北方民间称之为“透花瓷”(新乡地区调查组:
《当阳峪宋代陶瓷的初步调查》,《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
韩静、周长明:
《当阳峪瓷器纹饰的艺术欣赏》,《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
)。
也见有人误为“缪胎”[14]。
日本总称为“练上手”,细分为“鹑手”、“木理手”、“市松手”、“流墨文”等。
它是我国唐代创造的一种胎装饰产品。
纹理虽相似于“大理石纹”、“木瘿瘤”、“犀皮”,但工艺上是没有关系的。
工艺上和绞胎玻璃相近,如:
木理纹是绞胎玻璃和绞胎陶瓷器中最简单和常见的装饰手法;陶瓷绞胎团花和绞胎玻璃器类似的纹饰中表现“小人糖”式的花纹,即所谓的“蜻蜒玉”的制作技术近似;陶瓷绞胎羽毛纹在绞胎玻璃器类似的纹饰中是以砂蕊技法制作[15]。
绞胎就是利用二种(也见三种,但较稀少)不同色调的胎土料,分别制成坯泥,根据纹理构图的需要,剪切拼合,使器物显现各种所需或意想不到的花纹图案,如菱形纹、羽状纹、琥珀纹、水波纹、木理纹、朵花纹、回纹、鳞纹等及其顺其自然的纹饰,既是花纹图案,亦为精湛技法。
干燥后还要进行打磨、修整,这时部分圆器可用辘轳车修坯,入窑素烧成半成品,最后施透明釉(也见不施釉的三足罐),釉色有白、黄、淡黄、浅绿和三彩釉,再次焙烧后方成正品。
宋以后多施高温透明釉一次烧成,少数低温色釉还应为二次烧成。
蒋华先生认为:
绞胎工艺是以酱、黄、绿三色釉与胎土绞合,故胎內外均可见到绞合的纹饰[16]。
显然这种提法是不妥的。
7明·绞釉盘残件
绞胎器一般常见的有全绞、半绞及局部镶嵌几种。
全绞胎多用模具压印成型,内外纹饰相同;半绞胎是将绞泥碾压并切成薄片,再贴入已成型的素胎表面,但有些器盖类是先将绞胎泥平贴于模范中,再将坯泥放入范模之中压制成型,绞胎纹自然沾在坯泥表面;局部镶嵌与半绞胎的枕之四壁有相似之处,贴片较薄,但纹饰却很精致。
8白釉绞胎瓷口沿残片
根据窑口采集和发掘标本观察,唐代绞胎低温釉器均为二次入窑烧成。
少数人有不同看法,认为:
不能仅凭绞胎标本就得出纹胎工艺是分两次烧成的结论,故宮博物院所采集的唐代绞胎枕残片(图1)并非所谓素烧半成品,而是罩有浅黄釉的残片,只是上面的浅黄釉被磨损,但留有淡谈的痕迹,只要仔细观察,即能看出残片磨损的刷痕和淡黄色的斑痕。
至于绞胎器是否需要两次烧成难可断定[17]。
但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出土数百件绞胎残片和未施釉的素烧残片,无釉坯胎残片很多[18],可证二次入窑说是正确的。
对于绞胎器的成型问题,《中国陶瓷史》[19]曰:
“所谓绞胎,是用白褐两色调的瓷土相间揉合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显然是不正确的。
以至误导一些文章,如“两种色调的瓷泥揉合在一起,再拉坯成型,出现的纹理变化多样”[20]、“经过叠压、绞合,最后拉坯制成”[21]。
河南省著名古陶瓷专家也认为:
“绞胎瓷器,也是唐代制瓷中的一个新工艺,即用白褐两种不同的瓷泥相间揉合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22]。
我们知道,因要考虑胎纹,故不能用辘轳车拉坯,只能手工或范印成型。
如果用陶车拉坯,坯体的绞纹就会顺着辘轳车施转而扭曲变形,影响了胎纹美感,而失去自然之韵[23]。
从绞胎圆器绞花表里如一看,其工艺是把加工过的坯泥切片、拼接、手工挤压成型,绝非轮制拉坯[24]。
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过辘轳陶车拉坯成型的绞胎器[25]。
(二)绞釉
绞釉,绞釉工艺是在绞胎装饰的基础上,为了避免绞胎的复杂工艺,又能达到纹理自然的效果,而发明的,是在拉坯成形的器物上装饰出类似绞胎的化妆士色斑,它明显有别于绞胎纹饰,工艺也全然不同,以至出现了另一种全新的装饰品种,它的出现时间较绞胎器晚得多,至明代还出现了绞釉彩绘品种,这种绞釉彩绘似中国画技法中的“泼墨”,色彩自然而无规律。
关于“搅釉”工艺,前面已大致提及,现就各家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与认识。
从各类绞釉标本观察,“绞釉”、“绞化妆土”提法均有其道理,因为不管是釉或化妆土,首先要加入不同量锰、铁等金属氧化物进行搅(绞)合,再设法施于器物上,搅(绞)合是关键,施入器物的手段可多种多样。
尤如现代无笔画(也称拓意画)一样,用各种化学材料浮其不同色于水面,将纸放在上面后揭起,按构思稍加处理即有天成之感。
作为陶瓷器亦可在绞合的化妆土上面滚过,亦可用绞合的化妆土浇淋、用笔或其它工具浇洒等。
圆器内壁纹饰只能是后两种手段,不可能浸滚。
最后按不同要求施不同色釉(如透明釉、绿釉、黄釉、孔雀蓝釉等)烧成。
但饰于圆器内壁的绞釉产品年代明显偏晚,一般见于元代(图2)(陈永志主编: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208-209页图151,文物出版社,2004年。
),明代作品稍多。
同期尚见一种绞釉红绿彩标本在河南郑州、许昌及山西长治等城建工地出土,有人称之为“淋粉红绿黑彩”[26]。
该类绞釉制品再在釉上绘红绿等色彩(图3~5),目前未见窑址出土,也未见传世完整器,应是作坊购进成品后加彩而成。
如图6、7绞釉器标本即是未加彩者。
但也有学者错误地认为:
“绞釉是在修好瓷坯上,用掺有铁、锰等金属氧化物的釉浆,以深浅两种釉按所设计的纹样进行描绘,然后入窑烧成。
历史博物馆藏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出土的绞釉枕,除底外均用黄褐两种颜色釉药绘出树木年轮纹,绘画手法娴熟,运笔生动,纹理自然流畅,釉色醒目极具装饰效果,是研究唐代绞釉工艺十分难得的教材。
”[27]所附“唐代绞釉枕”图片实为唐绞胎枕,而且唐墓也不见绞釉器出土。
而部分本地窑口专家也持以同样的观点,认为:
“其制作技法是以两种不同颜色的釉汁搅和一起,用笔蘸釉汁在坯体上描绘、涂抹而成。
”[28]孰是孰非,笔者不便发言。
因为本人并未亲眼见过现代仿制“搅釉”工艺的过程。
不过从出土与传世的“搅釉器”观察,不像似“以深浅两种釉按所设计的纹样进行描绘”和“用笔蘸釉汁在坯体上描绘、涂抹而成”。
也见一件黑釉玳瑁罐(黄雄等:
《雅昌藏友论文·精品集》124页,第六届雅昌艺术论坛北京研讨会组委会2006年9月编印)被误识为“金黑地绞釉罐”,实不应该。
绞胎器常常被一些博物馆、出版物误识为绞釉器,甚至说成“绞胎又绞釉”。
如:
宋·绞胎钵碗,口径14㎝,日本小仓武之助。
曾见于《陶器图录》(《陶器图录》,日本雄山阁株式会社,昭和十三年。
)的一件北宋绞胎钵碗,在《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田自秉、吴淑生:
《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下)739页图73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
)中被称为“绞釉碗”;临汝县博物馆一件唐代黄釉绞胎枕被误名为“三彩绞釉枕”(杨澍:
《河南临汝县发现一座唐墓》,《考古》1988年2期。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一件唐代绞胎三足盘被误识为“绞釉三足盘”,且又言“绞胎又绞釉”[29];吉林省博物馆将一件绞胎盒误为“搅釉瓷盒”[30];镇江市博物馆一件唐绞胎盘也误为“绞釉盘”[31];故宫博物院将一件三彩绞胎枕误为“通体施绞釉”[32];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一件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出土绞胎枕被误识为“绞釉枕”[33];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定名为元代“绞釉碗”的展品,实为绞胎碗等。
三、绞胎、绞釉器的窑口
(一)绞胎器的窑口
“黄冶窑是全国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处在唐代烧造绞胎制品的窑场”[34]。
盛唐时期开始创烧绞胎制品,北宋后绞胎工艺传到巩义芝田窑、登封曲河窑、郟县黄道窑、鲁山段店窑、宝丰清凉寺窑、新安城关窑、修武当阳峪窑、禹县扒村窑、博爱柏山窑及焦作恩村、矿山、王庄、牛店、西王封等窑,省外有山西榆次孟家井窑及浑源青磁窑,山东淄博磁村窑、博山大街窑(刘涛:
《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
)及枣庄中陈郝窑、宁阳西磁窑[35]等。
有学者称:
“绞胎瓷器仅见于唐、宋,清代雍正、乾隆时虽有仿制,但已不是两种色调的胎土绞在一起,而是以釉彩绘画而成。
”(叶哲民:
《隋唐宋元陶瓷通论》8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其实,金元时期绞胎器仍大量继续生产,明清产量较少(详见“明清的绞胎、绞釉器”节)。
如焦作矿山窑址与绞胎器伴出的还有大量黄、绿釉和三彩等剔划花制品。
当阳峪窑是较早发现的一个绞胎器产地窑口,1933年瑞典人卡尔贝克和英国人司瓦洛曾先后调查过该窑。
发表了《关于焦作陶瓷的记录》,指出:
当时尚能看到窑址有400余座,并列举有绞胎、白地绘黑花、白地划黑花等定窑系白瓷[36]。
有文章提出:
“唐代的越窑、巩县窑及耀州窑均生产绞胎陶瓷器”[37]、“唐代巩县窑、寿州窑与宋代的磁州窑等窑址中均发现有绞胎瓷片”[38]、“缪胎瓷器……主要产于唐代的巩县窑、寿州窑和宋代的磁州窑”[39]、唐代“绞胎器的产地就目前所知,一是河南巩县窑,一是陕西耀州窑,都是出的绞胎枕的残片”[40]、“陕西铜川耀州窑也发现烧造唐三彩品种并且出土了绞胎枕的残片。
最近报道河北內丘邢窑也生产唐三彩,估计也会发现绞胎标本”[41],均未注明资料出处,不知他们从何而得知?
也见谈到唐代越窑青釉绞胎枕的文章曰“越窑遗址中已找到此类枕的标本”[42]、“唐代北方地区的绞胎器,尚无发现青釉制品,宁波这件青釉绞胎虎枕从遗址情况和器形、工艺特征上判断,应属南方制品,浙江学者也认为它可能是越窑产品,据说在慈溪上林湖窑址中可找到同类器物的标本”[43]。
学风较严谨,注明资料出处,均为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林士民执笔)《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
该报告确见一句“执壶、带巩(銴之误)壶、盏马(与之误)托、海棠杯、荷花碗、绞胎脉枕等,在慈溪上林湖窑址中都可以找到残器与标本”[44],可这一句后的引文资料出处为:
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
而《越(明)州“贡窑”之研究》[45]压根儿不见“绞胎”一词,更未提出窑址中采获绞胎标本,仅说明和义路遗址出土秘色瓷在窑址中见到。
其实,这件青瓷绞胎枕最初从和义路遗址出土时,并未被认定它为越窑绞胎产品,而是被林士民先生当作长沙窑釉下褐彩[46]加以介绍的,可知该青釉绞胎枕与越窑青瓷胎釉不符。
也见有不负责任的文章曰:
“河南巩县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这两处烧造唐三彩的遗址实际上也是唐代生产绞胎器的窑口”[47],无中生有的注明引文资料出处为: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禚振西、杜葆仁执笔)《唐代黄堡镇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
经查,其用词与霍玉桃等《唐三彩铅釉陶的研究》[48]一文基本相似,只擅自加上了“才确认河南巩县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也是唐代生产纹胎器的窑口”一句。
其实,书名根本没有“镇”字,他人笔误,其也跟着错了。
这本上下册的窑址发掘报告笔者早已熟读,难道有误,再次将《唐代黄堡窑址》(上下)[49]、《五代黄堡窑址》[50]、《宋代耀州窑址》[51],甚至将《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52]又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实在找不到其所言的“耀州窑只有残器”的绞胎器。
该文[53]又曰:
“惟当时制瓷力量较强的巩县窑、耀州窑和浙江越窑有产品。
但所出的量都不多,耀州窑只有残器,不见完整件;越窑仅见一例为镶嵌的青瓷绞胎虎枕”,引文资料出处为范冬青《陶瓷枕略论》[54],而《陶瓷枕略论》原文“由于越窑绞胎枕仅此一例,窑址中也不曾发现它的标本,因此很难有所讨论”。
其实,黄堡窑自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开始发掘,至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重点发掘,并出版《陕西铜川耀州窑》[55]一书,197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进了第二次发掘,1984、1990年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出版了发掘报告《唐代黄堡窑址》(上下),从未报道过黄堡窑产纹胎器。
第三次发掘主持人禚振西仅在其《耀州窑遗址陶瓷的新发现》[56]一文中顺便提及“绞胎釉”,文中共出现过2次,如:
“唐代的出土物中有……绞胎釉……从釉色上看……还有绞胎”。
不见器物描述、器物名称。
以后又在《唐长安京畿黄堡窑的创建与发展》中说有“青釉绞胎”高温釉瓷品种(禚振西:
《唐长安京畿黄堡窑的创建与发展》,《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文集》418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
李仲谋先生在西安、铜川调查时,承禚振西帮助,得见仅有的2片绞胎残枕,一为二色绞胎朵梅纹,工艺与巩县相同,也是镶嵌贴面,与巩县窑产品无明显区别;二是青釉下白彩绞胎瓷枕,枕面为镶嵌贴面的绞胎团花,枕壁各面以白彩绘朵花,草率随意,绞胎团花用灰、黑两色绞成,灰胎施青釉。
由于能够确认的绞胎标本太少,故《唐代黄堡窑址》一书中未曾提及[57]。
我想这是因为尚不能断定是否为外来产品。
以至有人在禚振西文中见到绞胎二字,在不知器物名称、胎釉及纹样、尺寸的情况下亦云:
“铜川耀州窑址也曾发现过唐代绞胎瓷片。
”[58]对严谨的古陶瓷研究,特别是绞胎器研究极为不利。
关于越窑遗址出土过绞胎器标本纯属虚构,如真出土,这么重大的发现为何不见1999年版《青瓷与越窑》[59]和2002年版《上林湖越窑》[60]等加以披露?
所以说,道听途说都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新成果、新发现,资料或引文要有出处,引用相关资料亦应谨慎,并穷究其源。
因为科学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切不可信口开河。
对一件陶瓷器,如果能判明准确的窑口,无疑会更有学术价值。
对判断窑口来说,名窑问题较少,有的则和別的窑址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也许有人认为一件陶瓷藏品挂上名窑的名义,就会提高等级。
其实,如果判明窑口,从而解决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其价值比一件名窑产品不知高多少倍[61]。
黄堡窑在没有科学发掘出土绞胎器以前,也不应该将它列入唐代绞胎器生产窑口。
关于“唐代寿州窑与宋代的磁州窑”,目前未见窑址出土绞胎器报道,寄希望于著文者能再次撰文加以说明。
有学者2001年考察内蒙古上京窑时,拾到一片白釉绞胎瓷口沿残片(图8),在其《辽代陶瓷》一书中认为与吉林、辽宁出土的绞胎瓷极为相似,而与河北彭城窑址采集的绞胎瓷有明显不同。
因此提出:
为辽墓出土绞胎瓷器的窑属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线索和思路[62]。
具现有资料显示,辽境出土白釉绞胎瓷仅2件,其一为辽宁朝阳市七道泉子辽宁轮胎厂附属厂区辽墓出土的白釉绞胎钵(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历史与文物》,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
)(原文误为盒);另为一件白釉绞胎盒(原文为:
“瓷盒:
形状大小和我们常用的印色盒相同,径七.九公分,盖高二公分,底高二.四公分,外面有彩色卷纹状的花绞。
”)出土于农安塔(农安县文教科:
《吉林省农安塔在修缮工程中发现古物》,《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7期42页。
李文信:
《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18页。
),该塔为砖筑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擔式建筑,是现存辽塔最北的一座,位于农安县城西门外约百余米处,1952年修缮时于塔身第十层发现(陈相伟:
《四十年来吉林省辽金考古的主要收获》,《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3年1、2期合刊69页。
该注为:
《吉林省农安塔在修缮工程中发现古物》,《文物参改资料》1653年6期。
“改”为校对不严,而“1653年6期”应为1963年,但1963年并无6期,为5、6期合刊,且6期并无注中所言之文。
)。
这件绞胎盒被众多学者所引用,但并未彻底弄清其出土情况。
如《辽代陶瓷》一书所说的正是这件白釉绞胎盒,曰:
出土于农安万金塔。
注释出处为:
“刘振华:
《农安万金塔基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8期”,《农安万金塔基出土文物》[63]一文中根本未提到有绞胎瓷出土,所谓出土文物亦是当地群众上缴的,瓷器共11件,而所列青白瓷碗2件、白瓷碗5件、白瓷浅腹小碗2件、白瓷碟1件,共仅10,另一件未见器物描述,缺失了一个整体研究的重要资料。
其实农安古塔与农安万金塔为不同的两座辽塔。
2001年钱芳、黄兰《宋绞胎瓷罐与瓷盒》[64]言及这件绞胎盒1953年出土于吉林农安县一座辽代古塔,塔的建筑年代为辽圣宗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铜佛、香炉等物。
但未言是否该塔就是万金塔。
而农安万金塔无绝对纪年物出土,塔基所出铜钱以“天禧通宝”年限最晚,因此推测万金塔建造于北宋天禧(1017~1021年)年间或以后,上限不早于辽圣宗时期。
上下限亦不见得是辽圣宗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
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彭善国:
《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64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亦例举该盒,但无注;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刘涛:
《宋辽金纪年瓷器》40页及56页注[42],文物出版社,2004年。
)例举该盒,出处为:
钱芳、黄兰《宋绞胎瓷罐与瓷盒》。
查阅原始资料,未见农安塔“建筑年代为辽圣宗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的纪年资料。
辽墓出土的绞胎瓷钵或盒早得到证实与公认:
为河南窑口之产品。
这种绞胎盒在焦作矿山窑已见不少出土实物(杨贵金等:
《略谈当阳峪窑系中的绞胎瓷》,《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会专辑”220页图四。
)不能因为偶拾的一片绞胎残片而臆测辽墓出土极少的绞胎瓷是上京窑产品,更何况1940年小山富士夫调查过上京窑,1943年黑田源次、李文信曾试掘,至1944年5月正式发掘都不见绞胎瓷出土。
又以后历次文博单位和个人调查均不见该品种,而且上京窑规模小、烧造时间较短,发掘中尚未发现窑炉、窑迹等。
再加上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窑的年代是辽亡后金人所烧[65],窑址正处于奉安太祖宴寝的日月宫所在地,实难设想辽太祖家庙山门前会设窑烧造陶瓷,这种事只能发生在辽亡后的一段时间以后。
绞胎、绞釉陶瓷器概述——兼及相关问题探讨
(二)
因此,上京窑这片绞胎瓷残片与辽墓、辽塔出土的绞胎瓷一样,均属外来产品——河南窑瓷。
关于“彭城窑址采集的绞胎瓷”问题,是在彭城镇旧城改造工程中出土,虽然盐店遗址西侧一公里范围内的八坡窑、老槐树、碗市街、半壁衔、衙门胡同等建筑工地陆续发现了数座窑炉遗迹,同时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但以白釉黑褐彩为主,少量的白釉剔刻和极少绞胎器[66]。
但作为遗迹的旧城区改造,早已将窑址和生活遗物混杂,难以区分窑址物与外来生活用品,而且磁州窑也仅见非正式出版物的《中国磁州窑》图册文字中有绞胎瓷残片出土字句,彭城窑是否烧造过绞胎产品,还需更多的发掘资料证实。
9界庄窑唐代绞胎器物标本
据报道,山西浑源界庄窑发现了唐代绞胎盏托及碗等器物碎片[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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