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再分配效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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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再分配效果
台湾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再分配效果
本文试图考察两个问题:
一是在对时间序列数据的考察中看到拉丁美洲地区一个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即“增长性贫困”,二是以拉美“增长性贫困”现象为分析对象,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反贫困作用进行研究和比较。
本文的考察角度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与反贫困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即从拉美、欧盟和美国等经济体社会保障制度减贫效果的比较研究中考察拉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减贫幅度和减贫系数,以此来说明拉美社会保障制度对其“增长性贫困”负有相当的、相应的责任。
一拉美“增长性贫困”问题
(一)拉美“增长性贫困”的表现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曾说,“经济增长对于减贫至关重要”,但统计显示,世界各地区的减贫效果与其经济增长并非完全呈正相关,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2000~2009年的GDP年均增长5.1%,超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3.8%,但贫困率却居高不下,以2002年为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率高达44%(3亿人口),拉美地区的贫困率同为44%。
[1]
在过去的近30年里,拉美和非洲是世界上贫困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增长性贫困”最典型的地区。
“增长性贫困”在拉美的表现主要是:
经济呈低速增长态势的同时贫困率日益上升。
可用以下两组数据予以描述。
第一,拉美近30年来经济增长率平均虽呈正值,但贫困率却逐渐上升。
1981~1990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1.2%[2],1991~2000年为1.1%,2000~2006年平均为1.8%。
[3]同时贫困率居高不下,总体呈上升趋势:
1980年贫困率高达40.5%,1990年为48.3%,1997年为43.5%,1999年为43.8%,2002年为44.0%。
[4]此后随着经济好转贫困率逐渐降低,2007年降为34.1%,2008年为33%。
[5]
第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直线上升趋势。
1980年拉美贫困人口总量为1.36亿人,1990年升至2.00亿人,1997年2.04亿人,1999年2.11亿人,2002年2.21亿人;2006年拉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比1980年多出近7000万人,此后贫困人口也呈现下降趋势,2007年为1.84亿人,2010年为1.8亿人。
[6]在贫困人口增加的同时,赤贫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呈上升趋势,1980年拉美赤贫人口为6200万人,2002年升至9740万人。
[7]而同期全世界赤贫人口的总数量呈下降趋势:
1980年是14亿人,到2000年则下降到12亿人。
[8]
(二)拉美“增长性贫困”的四个特征
首先,贫困人口增量空间分布呈畸形趋势。
拉美贫困人口增量在城乡间分布极不均匀,呈现出畸形发展态势。
城市贫困人口数量直线上升,而农村贫困人口变化不大:
1980年农村贫困人口是7300万人,2002年升至7480万人;与此同时,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却从1980年的6290万人激增到2002年的1.47亿人,翻了一番多,几乎所有贫困人口的增量都在城市。
其次,贫困人口增量空间畸形分布导致“绝对贫困化”的“城市病”。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进程就是城镇化或非农化的进程。
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其“城市病”表现为,随着农民转化为市民,农村贫困人口不断转化为城市贫困人口,甚至导致城市“赤贫化”,形成财富增长与贫困恶化并存的二元结构,反差巨大:
农村赤贫人口从1980年的3990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4580万人,但城市同期从2250万人激增到5160万人,整整翻了一番多,赤贫人口增量几乎完全涌向城市;从占比上看,1980年城市赤贫人口为10.6%,2002年则是13.5%。
再次,两极分化加剧,这也是“城市病”的另一个表现。
拉美城市人口的两极分化和收入不公成为世界之最。
在世界上7组国家的基尼系数中,拉美地区最高,是57.10%,其次由高往低分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45.41%,东亚与亚太地区43.14%,中东北非地区37.82%,OECD国家34.00%,南亚32.56%,最低的地区是中东欧地区32.27%。
[9]
最后,城市治安条件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由于两极分化等原因,民众对经济改革和现行政策表现出强烈不满,对政府不信任情绪不断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运动空前活跃,社会冲突再次进入高潮期[10],民众和某些社会阶层对国家体制有组织地进行反抗,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三)拉美“增长性贫困”的“3%拐点假说”
一般来说,增长可促进减贫,与贫困率呈负相关。
但在考察拉美增长与贫困时会发现,当增长低于3%时,减贫的作用很不明显,贫困率与增长率同时上升,出现“增长性贫困”现象。
例如,1990~1999年拉美19个主要国家年均增长1.56%[11],同时,该地区贫困率也持续攀升。
但当超过3%时贫困率曲线就开始下降,减贫效果明显,以下两个事例可予以验证。
第一,自1980年以来,拉美“增长性贫困”现象首次出现“拐点”是在2004年。
进入21世纪以来,2003年增长首次超过3%,于是,2004年成为“拐点”,贫困率从2002年的44.0%下降到2004年的42.0%。
由于2003~2007年这5年每年增长率都超过了3%,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高的时期[12],贫困率便每年呈下降趋势:
2005年为39.0%(首次低于1980年40.5%的水平),2006年为36.5%[13],2007年继续下降到34.1%[14]。
贫困人口数量相应下降,2004年为2.17亿人,2006年为2.05亿人,2008年为1.83亿人,2010年为1.77亿人[15]。
第二,智利案例也同样支持“3%拐点”假说。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八项指标中,拉美国家首要的是到2015年将赤贫人数减半(与1990年相比)。
在2003年拉美贫困率最高的年份里(见图1),智利在拉美33国里第一个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成为贫困人口比重第二低的国家(第一是乌拉圭),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38.6%降至2003年的18.8%,赤贫人口从12.9%下降到4.7%。
除其他条件外,增长是一个重要条件,1990~1999年间,拉美地区只有智利始终保持高于3%的增速,达到4.79%。
由1980~2008年近30年的数据来看,拉美增长的“减贫拐点”在3%左右。
这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防止出现“增长性贫困”,都至关重要。
由于2004年以来拉美连续保持3%以上的增长率,其贫困率连年下降,2008年降到33.2%,与2003年的44.3%相比下降了11.1个百分点,脱贫人口达4000多万人;对此,拉美经委会称其为“增长效应”[16]。
图12002~2008年拉美增长率、失业率和贫困率
(四)拉美“增长性贫困”的理论解释
1.增长可以减贫
在索罗—斯旺模型下,只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就会缩小,增长在空间上就会趋同,无论起点如何,经济最终将向一平衡路径收敛。
换言之,无论贫富差距有多大,或者资源分配多么不合理(假定富裕群体占有全部资本,贫困群体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经济增长的稳态只与k的系数相关。
索罗—斯旺模型说明,拉美减贫的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增长,增长是拉美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没有增长,减贫将更为困难。
这是索罗—斯旺模型对缓解和防止拉美“增长性贫困”的第一个解释。
2.增长可与收入分配不公并存
增长并不能必然解决经济中的贫困悬殊问题。
假定资本和劳动是同质的,或假定只有一种投入,那么,在贫富悬殊的经济形态中,富裕群体要比贫困群体多占有投入K0。
由于富裕群体比贫困群体多占有的投入存量也会随投入存量K以同样的增长率扩大,因此,随着经济增长,贫富悬殊将会不断扩大。
从图2中可看出,由于富裕群体比贫困群体多拥有一个K0的初始优势(贫富差距),当经济以g速度增长时,这种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或说富裕群体拥有比贫困群体更高的储蓄率,因此,富裕群体的增长将会偏离稳态位置相对更远,这种情况下,富裕群体的经济成分将比贫困群体的经济成分增长得更快,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会演变成贫富悬殊。
1961~1981年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5.59%,即使包括1981~1990年这10年衰退期,1961~199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也高达4.10%[17],增长速度也是较高的,至少可以说,1961~1981年是拉美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但同期拉美地区基尼系数也是非常高的。
例如,10个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除阿根廷为0.44外,其余9国都在0.48~0.66之间,同期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处于极端贫困的占19%[18]。
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智利的基尼系数排位较高,在拉美18国里,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64位居第一,是拉美唯一一个超过0.6的国家,其他依次为阿根廷、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巴拿马、玻利维亚、智利、多米尼加、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秘鲁、墨西哥、厄瓜多尔、巴拉圭、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其中后三个国家低于0.5。
这里要强调的是,智利在18国中排列第八,为0.55[19]。
智利案例也显示,增长可与分配不公并存。
图2经济增长中的贫困问题
3.分配不公会降低增长对减贫的弹性
一般情况下,基尼系数小于0.3被认为是收入差距小,超过0.6被认为是收入差距大。
如果假定洛伦茨曲线没有变化,贫困对增长偏弹性也呈现类似的降低趋势,但不趋向于零。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解释:
分配越不公,减贫就越困难;只要增长可以通过收入分配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减贫就会获得推动力,如同《公平与发展: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6》所指出的,收入差距越大,减贫的增长弹性就越小;如果初始收入差距较小,同样幅度的增长对减贫的效果要大得多。
[20]在假定人均收入水平恒等不变的条件下,收入分配越不公,贫困率指数就越高,或者说年均贫困变化率与年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增长较快的国家减贫效果要比增长较慢的国家更为明显。
或者说,在经济增长中如果基尼系数得以下降,通常就比增长中性时的减贫效果要明显得多。
当基尼系数上升时,减贫弹性的绝对值就会降低。
当然,上述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个解释告诉我们,这一事实也不应被过分夸大。
二拉美与欧美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比较
(一)欧美增长率低于3%:
贫困率却比拉美低1倍多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减贫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任务,包括高收入国家。
如果说东亚新兴市场近30年来减贫效果较好主要得益于高速增长,那么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欧美时就会发现,在过去的1/4世纪里,欧盟平均增长率并不比拉美国家好多少,例如,欧盟成员国1984~1993年增长率是2.1%,1994~2003年是2.3%,[21]2004~2008年是2.44%[22]。
尽管欧洲增长率也很低,几乎从未超过3%,但是其贫困发生率指数却整体比拉美地区低1倍还多,例如2003年欧盟25国平均贫困率是16%(2007年亦为16%),[23]虽然各国存在差异,但较少有超过20%的。
美国与拉美相比也同样显示出巨大反差:
1984~1993年和1994~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均为2.3%,2004~2008年为2.38%。
[24]以2002年为例,其增长率仅为0.9%,[25]但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调查统计,其2002年贫困率仅为12.1%,比欧洲还要低。
[26]
(二)失业率和社会支出对减贫效果的影响
在拉美,影响增长的减贫效果和弹性的诱因显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较高的失业率,拉美的失业率1990年以来一直在7%以上。
根据阿瑟·奥肯的经验研究,在增长率与失业率(就业)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就是“奥肯定律”。
虽然人们常常用“奥肯定律”来论证和解释增长与就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但该定律在使用某些国家数据并对其进行检验时可能会得出不太适用的结论,不过在拉美是基本适用的。
在拉美,失业率的第二个表现是波动性比较大。
从图3中可看出,1990年以来失业率在7%~11%之间波动,并可形象地看到增长与失业这两条曲线波动的相关:
当经济增长爬高时,失业率立即走低;当失业率攀升时,增长率必然处于谷底。
以具体国家来说明,阿根廷2008年人均GDP较之于2002年增长约5.7%,同期失业率则由19.7%下降至7.9%。
[27]这种负相关是即时的、稳定的,这与下面谈到的公共支出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有很大不同。
图3拉美的增长率与失业率
减贫效果一般与失业率呈负相关。
研究证明(见图4),对减贫具有明显作用的五个因素中,就业排列第一,其次是婚姻状况、教育、家庭规模和现金福利等;其中,就业发挥的作用几乎等于其他四个因素的总和,即42%。
居高不下的、波动明显的失业率将不利于减贫,于是拉美“增长性贫困”与失业率便自然相伴相随。
图4五个要素对减贫贡献率的比较
实践证明,转移支付对减贫作用明显。
在拉美,智利的转移支付较高,相应的减贫效果也较好。
转移支付可分为“社会支出”和“总公共支出”。
智利的社会支出始终高于拉美地区的平均水平,并不断提高,从1990年的占GDP的11.7%提高到2000年的16.0%,但在2007~2008年下降至约13%的水平[28]。
另外,其他拉美国家转移支付的“顺周期性”明显,经济景气时社会支出便随之扩大,反之就缩小,这个规律可从图5中看出。
智利表现较好。
这里可用“伸缩性”来衡量转移支付的顺周期情形。
伸缩性分为“社会支出伸缩性”和“总公共支出伸缩性”,前者除以后者为“比率伸缩性”。
如果“比率伸缩性”大于1,就说明顺周期性比较强,反之则弱。
拉美国家的比率伸缩性都很高,都大于1。
但相比之下,智利为1.27,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低,最高的是秘鲁,为2.36。
[29]
由于拉美社会支出的顺周期性,所以,其反周期的作用受到较大影响,从图5可看出,社会投资的拐点一般都滞后于增长拐点1年左右。
从主观上这可解释为是决策者对经济增长拐点预期高估的结果,在客观上,反贫困的周期作用和力度受到了削弱。
图5拉美20国GDP增长与社会支出趋势变化
(三)社保制度与应对金融危机
拉美地区福利制度的起源和进程最早可追溯到殖民时代。
在拉美富裕国家,1810年前后智利为退伍军人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养老金制度;乌拉圭首次社会福利立法是在1903~1907年和1911~1915年;阿根廷于1921年首次签署社会保障立法;巴西最早于1923年即建立了铁路工人养老金制度。
在次富裕国家,哥斯达黎加于1941年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该基金的项目包括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30]
拉美社保体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发展成熟,水平较高,首次立法不仅不比欧洲发源地晚多少,甚至比美国1935年首次立法还要早,比东亚国家至少要早半个世纪以上。
但是,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的表现却很不相同。
比如,阿根廷在一个世纪以前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建立社保制度的国家之一,但是其社保制度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
从表1可以看出,阿根廷2001年危机期间,GDP负增长和制造业工人工资下降幅度仅次于印度尼西亚,排名第二,但在汇率波动、失业率、贫困率等方面则名列前茅,居于首位。
此外,就阿根廷2001年和1998年两次危机相比,2001年受到的影响远比1998年那次更为严重。
由于危机期间财政收入骤减,社会救助规模受到大量削减,使贫困群体陷入极度贫困的谷底,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社会支出的减少也基本符合拉美“顺周期”的特征,其结果自然是贫困率恶化。
在表1列出的7国中,阿根廷失业率最高,严重影响了职工及其家庭收入,对家庭成员多和赡养率较高的“大家庭”影响更大。
例如,在陷入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数平均为4.9人,陷入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成员数量为4.0人,非贫困线的家庭成员数为2.7人。
[31]
表1阿根廷2002年危机后果与其他国家危机的比较
(四)社保制度减贫效果的国际比较
除上面论述的社会支出具有顺周期性和“奥肯定律”描述的失业等因素以外,影响减贫的因素还有很多,但我们认为初次分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校正。
如果初次分配严重不公,相差悬殊,二次分配的校正效果就显得微不足道。
如果说经济政策对初次分配具有较大影响,那么社会政策就是二次分配的一个工具。
如果社会政策不当,增长难以对减贫作出贡献,穷人不能从增长中受益。
作为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包括人力资源、生产性资产、公民权利,甚至教育等诸多方面。
家庭收入分配不公反映了教育、资本、就业机会和融资等方面的不平等,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贫困家庭的子女进入市场的机会和获取这些资产的机会少得多,进而形成“贫困锁定”。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二次分配的一个工具,对初次分配具有相当的校正功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保制度对减贫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
欧洲国家转移支出与贫困率数据显示,社会保障对降低贫困率是有作用的。
据欧盟官方报告,2003年欧盟25国平均贫困率为16%,假设没有社保制度的话,将高达42%,[32]欧洲社保制度使贫困率降低了整整26个百分点,其基尼系数平均仅为0.29。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公认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基尼系数是0.38,大致相当于欧盟成员国中基尼系数最高的葡萄牙(0.39)[33]。
基于此,我们转向考察美国社保制度对贫困率的校正作用。
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人口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美国2005年贫困率为12.7%,剔除社会保障的话将达到18.9%。
[34]从图6可以看出,在社保制度校正下,1959~2007年美国贫困率曲线呈下降趋势,从1959年的23%下降到2007年的12.5%,2007年贫困人口总数为3739万人。
图6美国2007年贫困率比1959年大约减少一半
美国社保制度使贫困率降低了6个百分点。
但社保制度的各个项目对不同目标群体的减贫程度不同。
以2005年美国家庭贫困率11.4%为例(即18岁以下和18~64岁的人口),如果没有社保制度这个指数就将为16.6%。
65岁以上的老年贫困率为8.1%,但如果没有社保制度就将达38.6%。
很显然,美国缴费型社会保障制度“美国联邦养老、遗属与残障保险制度”(OASDI)的减贫效果异常出色,1935年美国在建立这个制度时,老年(65岁以上)贫困率高达70%。
[35]
以上是美国缴费型保障制度的情况。
美国非缴费型家计调查式的制度主要有三个,即《临时紧急家庭援助法》(TANF)、《收入支持保障法》(SSI)和食品券制度,这三项转移支付项目大约使贫困率降低了1个百分点[36]。
此外,非缴费型家计调查式制度还有住宅补贴、营养补贴、工作家庭的税收信贷等。
缴费型保障制度减贫贡献率在4个百分点左右,非缴费型保障制度在1~2个百分点。
面对欧美贫困率在社保介入前后的巨大差距,人们会产生疑问,欧美使用的贫困率测量口径与社保制度项目内容是否完全一致?
是否具有不可比性?
先考察美国贫困率测量办法及其社保减贫的主要支付项目情况。
对美国贫困线的标准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贫困率的测量和标准的设定方面,演变到今天成为贫困线门槛制度。
目前美国官方贫困率的测量办法是设立48个门槛。
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达到其中任何一个门槛均被认为在贫困线以下。
这些门槛各州标准一样,不存在地域差别,每年根据CPI指数进行调整和公布。
48个门槛指税前现金收入,不包括资本所得和非现金补贴,例如公共住房、医疗救助和食品券等。
这个测量办法简单易懂,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经过加权平均处理之后,美国贫困率的测量办法可简化为如下9组数据,这在实际操作中更便于测量:
1人户年收入在10590美元以下,2人户13540美元,3人户16530美元,4人户21203美元,5人户25080美元,6人户28323美元,7人户32233美元,8人户35816美元,9人及以上户为42739美元。
美国民间智库普遍认为[37],目前这种测量办法没有将一些实际收入计算在内,建议在将家庭可支配收入计入的基础上,再加上食品券、住房补贴和能源补贴等,并认为这样更贴近实际。
再来看欧盟贫困率测量标准及其对社保减贫的解释。
欧盟官方给出的“贫困发生率”的概念是指,相当于各国中等收入水平60%以下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线;所谓“相当于中等收入水平”的概念是指家庭全部可支配收入,并考虑到了家庭规模、构成等因素,还把年龄分为四组,并考虑到性别因素。
需指出的是,与美国“假定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情况下”的概念相比较,欧盟的“社会现金转移支付之前的贫困发生率”概念不包括所有现金社会转移支付,但却包括退休金和遗属津贴。
[38]根据欧盟的这个定义,我们只要将其加入“现金社会转移支付之前的贫困发生率”就与美国“假定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情况”一致了。
经测算,将养老金加入之后,欧盟的贫困率便降到26%,而不是42%!
最后看拉美贫困率的统计口径。
本文使用的拉美贫困率数据全部引自经委会。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对拉美“贫困率”的测量方法和标准设定与欧盟完全一样,也是采用了“相对贫困”测量法。
[39]既然拉美和欧盟在测量口径上没有差别,拉美和欧盟之间贫困率差距如此之大,就足以说明拉美社保制度减贫功能确实存在问题,而且与拉美各国初始贫困状况相关:
拉美没有一个国家的贫困率低于26%,而欧盟没有一个国家超过21%。
在对上述测量口径进行辨析之后,我们便可得出结论,拉美、欧盟、美国的贫困率口径具有可比性。
表2列出了拉美与欧盟、美国社保制度存在前后贫困率的比较。
[40]拉美社保制度目前的减贫幅度为35.4%,减贫系数为26.2%,均远远小于欧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中原因之一应是覆盖面较小。
但如果覆盖面达到“基本应保尽保”,即扩大到90%的话(就业人口),减贫幅度可再提高1倍左右,对初始贫困率(即“如果没有社保制度”)来说,拉美社保减贫幅度将总体可达150%左右,减贫系数总体可达60%左右,均远远高于欧美。
表2拉美与美国、欧盟社会保障制度减贫的比较
尽管欧盟和拉美均使用“相对贫困”的测算方法,但即使拉美社保覆盖率提高到欧盟的程度甚至是100%,其贫困率也将高达22%左右,还是高于欧盟。
除其他因素以外,这显然与拉美的初次分配有较大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二次分配的校正毕竟有限,重要的还是初次分配。
三拉美社保制度调节收入差距作用不足的原因分析
在导致拉美“增长性贫困”的诸多因素中,社保制度的因素难以排除在外,覆盖率狭窄将负有主要责任。
20世纪80年代拉美十几个国家私有化改革后,覆盖率出现萎缩态势。
总体来看,覆盖面仅40%左右。
在拉美,未参保人群多为弱势群体或女性,这也使弱势群体处于不利处境,“福利改进”难以获得,况且拉美增长本来就很有限。
于是,据此测量的、采用“欧盟方式”的“贫困率”提高与经济低速增长伴生就成为必然。
虽然东亚等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社保覆盖率也不高,有的甚至更低(如中国),但之所以没有“增长性贫困”,首先得益于高速增长。
如果高速增长期结束,在社保制度覆盖面没有显著扩大的前提下,极有可能出现“增长性贫困”。
拉美社保覆盖面狭窄与80年代以来社保私有化改革有较大关系,与社保融资模式和文化传统习惯的适应性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41]下文讨论的是拉美社保覆盖面狭窄的诸多表现及其内生动因。
(一)社保制度覆盖面狭窄不利于防止“增长性贫困”
1.“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覆盖率逐年下降
据统计,拉美地区有40%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他们没有参加任何基本社会保险,人口总数高达2亿以上。
[42]以智利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从1981年开始对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社保制度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引入个人账户,将社保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金管理公司投资运营。
私有化改革后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较好,绝大部分国家财务可持续性得以根本改善,财政负担基本消除。
尽管拉美地区社保私有化改革基本解决了财务问题,但在覆盖率上却明显降低:
除哥伦比亚外,绝大部分国家覆盖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拉美地区7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平均每10人中只有4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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