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与社会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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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与社会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

国家、市场与社会：

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

周晓虹＊＊

内容提要：

1950－2005年间，秦淮河前后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治理。

前三次治理以防洪排涝为目标，后两次治理则将污染治理提到议事日程，并进而力图改善南京市的水系生态环境质量。

文章以第四和第五次治理为主要分析事件，力图说明秦淮河的污染治理受到了提高或改善城市或政府形象和谋求市场经济利益的双重力量的推动。

同前三次相比，国家因为经济动员的能力增加，使其保持了政治动员的潜能；而市场的力量则因污染治理的经济效益而凸现出来。

相比之下，尽管在问题的形成和议论方面，社区或社会的力量已经逐步显现，但离真正影响污染治理的进程尚有相当的距离。

Abstract：

Duringtheyearsfrom1950to2005,theQinhuaiRiverinNanjinghasundergonefivetimesoflarge-scalerenovations.Whereasthefirstthreeweretargetedatpreventingfloodandwaterlogging,thelasttwogavefirstprioritytopollutionreduction,withtheaimofimproving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watersysteminNanjing.Thispaperpresentsacloseanalysisoftheselasttworenovations,tryingtoindicatehowthecontroloftheQinhuaiRiverpollutionisachievedunderthedualimpetusofenhancingorimprovingthepublicimageofthecityorthegovernmentontheonehand,andseekingthemarketingeconomicbenefitontheother.Comparedwiththepreviousthreetimesofrenovations,thegovernmentsecuresitspotentialofpoliticalmobilizationthroughanincreaseinitseconomicmobilizationcapacity;atthesametime,themarket,beingmotivatedbytheeconomicbenefitinsight,hasalsoexhibiteditsforceinthepollutioncontrollingproject.Ontheotherhand,althoughthecommunityorthesocietyhaverevealedtheirpowerintheformationanddiscussionoftheproblem,thereisstillalongwaytogobeforetheycanhaveanyrealinfluenceovertheprevention＊本文资料来源于“从秦淮河污染的历史、现状和成因看中国地方大城市社会型特征”的调查项目，调查组织者为朱安新博士，参与调查的有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孟庆延、徐铭、姚莹、钱力成和秦锐等16位本科生，特此致谢。

＊＊周晓虹博士，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上海大学）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10093，xhzhou@）。

andcontrolofpollution.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进步和GDP的快速增长已经赢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好评。

与此同时，作为工业化或大规模制造业副产品的环境污染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过，本文的关注点不在环境污染及由此引起的对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影响与威胁，我们关心的是，在对GDP盲目追捧的大背景下，秦淮河污染的治理何以能够成为一个“全民”瞩目的事件，并因此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动？

换言之，我们欲图说明，在秦淮河的治污过程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是如何先后入场，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无论是从污染的历史和现状来看，还是从问题的引发和解决途径来看，秦淮河的治理都多多少少体现出环境保护的某些“中国特色”。

一、秦淮河治理：

历史和现实

秦淮河流经南京的城南和南郊一带，全长110公里，流域面积2631平方公里。

它的上游分别在句容和溧水两县境内，东源来自句容城北15公里的宝华山，经过句容县城，汇集赤山湖水，流经湖熟镇到方山附近的西北村与南源之水相汇合。

南源来自溧水东南10公里处的东庐山，经溧水县城和秣陵关附近，也流到方山西北村。

两源会合后，水源增大，直抵南京城下。

河水在通济门外分为两支：

一支为“内秦淮”，从东水关入城，经夫子庙、镇淮桥出西水关，长约5公里；另一支为“外秦淮”，也就是明代南京的“护城河”，绕经南京城的东南西三面，到水西门附近与内秦淮相汇合。

在千年之前，秦淮河就在莫愁湖一带入江；南唐以后才延着古石头城西流向长江，入江口在下关三汊河附近（蒋赞初，1995：

16）。

由于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秦淮河流域自古就是南京的农业基地，从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是人烟稠密的地方。

“秦淮河流域孕育了‘湖熟文化’的早期文明”（韩品峥、韩文宁，2004：

8）。

凭借人口的聚集，逐渐在秦淮河两岸开始形成了南京地区最早的原始村落和城邑。

加之位置险要、交通便捷、控湖连江，诸侯国家先后在此建立越城、金陵邑、石头城，公元211年，孙权政权在此建都，从此南京成为江南的政治中心。

自六朝时期直至五代十国，随着朝代的更替，南京也先后经历了几度繁荣和凋敝的循环交替。

南唐时期因为都城南移，将秦淮河道圈进城内，形成了内外秦淮河。

明代修筑的南京城，南部仍然以南唐金陵城为基础，秦淮河水分为内外两支，相沿至今（韩品峥、韩文宁，2004：

19－21）。

在明代，秦淮河两岸商家鳞次栉比，教坊、酒肆、妓院也大多集中于此，使之成为由畸形的繁华支撑着的“风华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并因此形成了极度繁荣的“十里秦淮”文化盛景。

不过，近代以来，由于陆路交通的发达，水运开始日渐衰落，南京城的发展对秦淮河的依赖开始减小，秦淮河开始落入衰落的境地。

加之清末民国时期，战乱不息，城市规模扩大，居民糜集，生活垃圾使河道受到堵塞和污染，秦淮河开始成

为南京城市发展之累。

因为南京与秦淮河生生相依，因此对秦淮河的治理由来已久。

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一，南京城对秦淮河的依赖程度不一，对秦淮河的治理重点也不一样。

比如，在明代，因为秦淮河成为重要的漕运航道和沟通水道，当时对秦淮河的整治主要是通过建立水关、坝闸，疏浚内秦淮河；而到了清末民初，除了疏浚以外，为了便于居民日常用水，也已开始引水冲污，借以改善水质。

1949年后，中国大陆政局稳定，政府也开始启动了一系列秦淮河治理工程，其中较大规模的治理主要有5次。

前三次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前，后两次则在1980年后。

自1952年始至1980年至的前三次治理，主要目标是为了防洪、泄洪、排涝、引水以及航运，因此，尽管城区河段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治理的对象也没有限于内秦淮河，而是着眼于整个秦淮河流域。

这样的治理特点，是由1980年前中国的城市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因为1949年后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是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化，加之自来水等公共设施的普及，一方面秦淮河两岸居民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居民生活对河流的依赖性越来越低，这导致了1980年前对河流疏浚的重视远远大于对污染的治理。

另外，因为国家处在工业化极度扩张时期，对河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常常捉襟见肘，1980年前的三次治理投入总经费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自1980年起的秦淮河第四次治理前后长达20年。

1980年代的第一期治理和1990年代的第二期治理，尽管“排涝”仍然是重中之重，但与前三次不同的是“治污”已经提到议事日程；而1999－2003年的第三期治理更是开始考虑到改善南京市水系生态环境的质量。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的动因源于1980年后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消费不再被视为奢靡腐朽之标志，城市也不再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孽生地，包括“旅游”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兴起，客观上对改善秦淮河污染状况、建设“秦淮风光带”提出了要求。

［1］

另外，这20年中经济的发展尤其是GDP的快速增长，也为秦淮河的大规模治理提供了可能，这20年中投入的治理经费总额为13.81亿元人民币，是前30年的15倍之多（南京市环境保护局，2002：

2）。

在秦淮河的治理中，自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起，围绕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开始的大规模的城市化或新的“造城”运动，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而2005年在南京召开的“十运会”，则是在这一转折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就南京城的大规模城市化而言，因为南京的地理环境的限制（其北临长江，东依紫金山），其城市的扩展首先是朝向南面和西面推进的，这就将原先作为旧城护城河的外秦淮河包容进来，成为南京新老城区间的一条内河，这造成了其后的秦淮河治理与第四次治理重点的不同。

而就每四年一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1］1980年代初开始的第四次治理，提出的秦淮河综合治理目标是“死水变活、污水变清、暴雨不淹、河中行舟”。

而实现“死水变活”的关键是通过饮水补水工程，形成长江、玄武湖和内秦淮河生态用水的循环系统（参见南京市环境保护局，2002）。

动会”而言，众所周知，这是目前中国大陆最高水平的全国性综合体育盛会，被称之为中国人自己的“奥林匹克”，迄今为止又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三大城市举办过“全运会”，因此对南京这样一个“二线城市”来说，无疑是其在当下能够取得的“向全国人民展示城市特色”的最好时机。

如此，自2002年起，南京市委和市政府以“十运会”为契机，做出建设河西新城区的重要决策，并同时启动综合治理外秦淮河工程。

政府将这第五次治理的目标确定为“让美丽河流成为流动的河、美丽的河、繁华的河”（南京市环境保护局，2003：

25）。

我们下面的分析也就以这耗资30亿人民币的秦淮河第五次大规模治理为主。

二、问题是怎样浮出水面的？

如上所述，秦淮河的污染和治理历史都长达百年之久，但是，“秦淮河污染”真正成为一个为全民瞩目的“社会问题”，或者说秦淮河污染治理成为一个为全民瞩目的“公共事件”则是近10年内的事情。

在众多社会学家的视野中，社会问题的构成不仅要有客观的社会事实存在，而且相关的主体要对这个事实有主观的意识。

如果一个社会事实确实存在，但人们并没有在主观上认为它是一个问题，并希望采取相互一致的行动去解决这一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确定的社会问题（Cuber,etal.,1964;Blumer,1971;Mauss,1975;Spector＆Kitsuse,1987）。

这说明，已经构成社会问题之基础的客观事实只有随着公众及其舆论对它的觉察以及态度的改变，才会成为社会问题。

换言之，某一社会问题的产生尽管有其客观的事实基础，但它的浮现则是一个主观的建构过程（闫志刚，2006）。

在这里，秦淮河污染就是一个被逐渐建构起来的社会问题，这个建构过程相嵌于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的整个城市化过程之中。

在论及社会问题的建构时，美国社会学家、社会标签理论的创始人霍华德·贝克尔提出，这一过程包括问题的标定或觉察；引起广泛关注；相关组织的重视和问题的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