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中国教育科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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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中国教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中国教育科学育科学课题名称:
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课题批准号:
DHAO70149课题级别:
教育部重点学科分类:
基础教育课题鉴定时间:
2011年3月课题负责人:
汤林春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要成员:
傅禄建、胡兴宏、张文周、朱光华、吕星宇、郁琴芳、冯明、张忠山、倪建新、周剑波研究总报告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一、研究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农民工子女教育是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
2001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1号),同年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等6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378号),2006年全国人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实现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
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他们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比例也迅速增加。
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数据,2006年底在城市公办中小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占农民工子女学生总数的比例,北京市为63%,武汉市为63%,浙江省为67%,广东省为65,江苏省为75%。
但随着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他们与城市教师及学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也就凸现出来,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人们发现,农民工子女虽然能到城市公办学校就读了,但是他们并不一定适应那里的学习与生活,学校里的老师和本地同学也不一定接纳他们。
调查表明,有少数教师不愿给农民工子女上课,有些本地居民不愿送子女到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就读,有的农民工子女宁愿选择条件不好且要交费的民工子女学校而不愿到免费的公办学校,等等。
显然农民工子女就读给城市和城市公办学校带来了不小冲击,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冲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既影响师生、学校的发展,也关系到城乡统筹和社会和谐。
因此,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城里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还只是第一步,如何使他们在城市学校里有尊严地学习与生活,且城市学校如何利用这一契机融合城乡文化创造出一种新文化,使师生更健康地成长,则是更具挑战性和更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二)研究的意义对城市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产生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进行研究,弄清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和融合现状,分析文化冲突的内在原因,寻找促进文化融合的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
1.有利于化解文化冲突,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农民工子女的就读使城市公办中小学校的学生构成产生了变化,不同的学生构成带来了性质有别的多样文化,这必然使学校面临新的文化冲突。
据本课题在上海的一次调查发现,在部分招收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的教师中,38.0%的人不喜欢给农民工子女上课(比民工子女学校高29.9个百分点);44.3%的人反映自己学校招收民工子女后,本地居民不愿送子女入学;23.0%的人反映农民工子女学生不能较快地适应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比民工子女学校高18.5个百分点)。
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学生中,有12.2%的人认为学校教师不能同等对待自己与本地学生;有20.6%的人认为自己不能与本地学生很好地相处。
有的校长与教师反映,农民工子女虽然可以免费进入上海公办学校就读,但少数人由于害怕受到歧视、或不适应公办学校的学习与生活,而宁愿选择条件不好且要交费的民工子女学校。
在公办学校教师与校长反映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中,学生行为习惯不好占第一位,其次是农民工子女学生家长对孩子学习要求不高。
这反映公办学校教师与农民工子女学生及其家长、农民工子女学生与本地学生的文化冲突真实地存在,而且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学校的管理与教育教学了。
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就有可能影响学校的正常工作。
2.有利于吸收城乡文化的积极因素,建设学校新文化文化差异是学校文化建设的珍贵资源,文化冲突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契机。
城市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后,带来的文化冲突既表现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也表现为学生亚文化之间、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教师文化与家长文化的冲突,但主要表现在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的冲突上。
它们之间的冲突既有促进学校不断改革创新,使学校健康发展的一面,也有产生偏见与歧视,从而阻碍学校甚至破坏学校发展的一面。
学校只有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分析文化冲突产生与融合的机制,恰当地研究不同文化的优缺点,利用其积极向上的一面,缓解或消除其不利的一面,采取兼容并包、促进融合的策略,才能推陈出新,建设具有生命力的学校文化,推动学校办学理念、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培养和学校管理改革,办出学校的特色与个性,从而促进学校持续健康地发展。
3.有助于利用城乡文化资源,培养城乡学生的健全人格对城市公办学校因招收农民工子女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进行研究,建设一种体现宽容、平等、相互尊重、和谐共存等理念的学校文化,使农民工子女获得平等、有效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他们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并较快地融入城市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子女学生为城市公办学校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群体,带来天南地北的农村信息,在言谈举止中透露出农村特有的质朴、坚忍、勤勉、吃苦耐劳等品质,这些都是难得的资源,城里学生能从中得到弥足珍贵的教育。
在这样的多元文化氛围中,城市与农民工子女学生都可以学习多元文化知识,树立多元文化理念,拓宽自己的视野与心胸,培育现代人应有的素养。
4.有利于城乡文化共同进步,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其实是我国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缩影。
在这一阶段,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由于他们在农村土生土长,身上深深烙上了农村传统文化的印记,而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其中既有相融的一面,也有相互排斥或抵触的一面。
就城市而言,农民工仍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相对于城市现代文化,他们代表的是非主流文化,所以在最初阶段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偏见与歧视现象时有所见。
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民工建设城市的贡献渐渐为社会所认可,人们逐步认识到多元文化的价值,农村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将逐步受到人们的尊重,并逐步融入城市文化的血脉中,成为城市文化的新要素。
解决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构建和谐的校园,无疑有利于向学校师生及学生家长传播多元文化的理念,加强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缓和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
从长远来看,研究创建有利于农民工子女学生共同成长的学校文化,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根据对1611名就读于上海市中小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学生的调查,分别有90.6%、63.7%的人希望今后能在上海工作和成为上海人;在1189名民工子女学生家长中,分别有91.1%、74.1%的人希望自己的孩子今后能在上海工作和成为上海人,可以肯定,一部分就读于城市公办中小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今后会成为上海市民。
如果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就使他们感受到城市的包容、播下平等公正的种子,使他们对自己家乡心怀尊敬,对自己栖居的城市产生主人翁责任感,那么,当他们步入社会,留在上海工作或生活时,就有利于他们成为有责任心的市民,城市的社会环境将更加稳定,城市建设将更有活力。
同时,通过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也会增强相关人员对城乡文化的了解,促进城乡文化的交流、传承与推广,不仅会对城市文化有贡献,而且也会带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促进农村社会的变革,使城乡形成统筹协调发展的局面。
5.有利于总结经验,丰富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早在1990年代初,一些城市就有公办中小学校开始招收农民工子女,经过了10多年的探索,有些学校在建设有利于农民工子女学生共同成长的学校文化上积累了许多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整理与研究,有利于寻找有效的文化建设策略与方法,其成果能为其他类似的学校提供借鉴。
在大陆,学校文化源于“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最初主要指在学校范围内开展的艺术活动、社团活动或环境建设。
在199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专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率先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提出“学校文化”的概念,自此,有关学校文化的概念及建设的研究才陆续出现,而有关学校文化冲突的研究也随之零星产生,但就现有的资料看,有关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研究却很少,因此对它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的移民子女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国内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会遇到的,只不过在中国叫“农民工子女教育”,在国外叫“迁徙工人子女教育”或“移民子女教育”,因此对国外在这一方面的实践与研究进行反思与总结,无疑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
在国外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在工业革命时期逐步达到高潮。
学者文桂江研究发现,在美国,自1860年代开始,但到1930年代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墨西哥,自1850年代开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从墨西哥迁徙到美国从事季节性农业劳动,到1960年代开始向国内迁徙;在印度,从1960年代开始,1961年印度国内农民迁徙人数达到1.44亿,占总人口的33%,到1990年代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27.4%;在欧洲,从19世纪中期开始,规模也逐步增加。
为解决迁徙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美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分别实施了“MEP资助计划(迁徙工人子女教育计划)”、PEPMC计划(即“迁徙工人子女基础教育计划”)和NFE计划(即“非正式教育计划”)。
在欧洲通过了“迁徙教育决议”,要求欧盟成员国对迁徙工人子女采取统一的教育政策。
通过一系列政策,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得到了保障,但如何使移民子女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社会仍然是一个问题,各国和地区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
我国学者对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情况进行了较多的介绍,总体看有以下特点:
1.基本理念是人人平等、文化平等尽管在开始时,不乏种族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但目前“人人平等”和“文化平等”已经成为各国指导移民子女教育的主导理念。
美国之所以能冲破种族隔离的樊篱,最终能照顾到不同族群的教育诉求,主要是遵循了独立宣言中的民主原则“所有的人是生来平等的”。
加拿大实行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是基于1988年加拿大多元文化法中有关各民族文化平等的规定:
“加拿大政府承认族裔与文化多样化之合法性,视多元文化为加拿大民族的基本特征与宝贵资源,保障所有公民保存和分享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鼓励他们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可见“人人平等”与“文化平等”是目前处理移民子女教育的重要理念基础。
2.基本政策是多元文化教育就本研究收集的资料看,尽管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有别,但目前对移民子女教育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多元文化教育。
美国以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废除校园种族隔离为标志,逐步走上了多元文化教育之路;英国在1970年代发起了一场多元文化运动,由过去关注通过教育达到对移民进行同化和整合的目的转为文化多样性建设。
1985年英国斯瓦恩报告指出:
良好的教育制度应该是种族多样、文化多元的;教育应该为所有儿童进入多元文化社区获得生活技能作好准备。
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都采取了多元文化教育政策。
但也有个别国家例外,如以色列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
以色列为了使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子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建国仅仅一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向5-13岁儿童提供9年的义务教育。
但为使移民子女成为真正的犹太人,他们从1950年代起就进行“犹太意识教育”,在学科教学和课外活动中将一些基本的犹太民族传统知识和价值观引入。
以色列政府希望:
“通过教育手段,消除各地移民间的文化差异,促进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犹太人之间的融合,并创造一种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新型以色列文化。
”3.政策的演变过程基本是从同化教育到多元文化教育各国在探索移民子女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尽管时间有长短,内容有侧重,但基本上是走过了从同化到多元的大致相似的道路。
学者王鉴、万明钢研究发现,美国移民教育经过了种族同化教育、反种族同化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三个阶段;英国经历了同化教育、整合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三个阶段;澳大利亚经历了同化主义与盎格鲁文化主义、取消种族隔离和相互交往、多元文化教育三个阶段;王军认为法国经历了同化教育政策时期、跨文化教育时期。
王露露认为加拿大经历了同化教育、二元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阶段。
不难看出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在移民子女教育上走过的路非常相似,一般是在同化效果不理想或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和尊重各族群的文化差异,逐步采取多元文化教育政策。
4.各国都制订了促进文化融合的政策与法规为了确保移民子女教育问题解决的有效性,一般国家都制订了相应的政策与法规。
如美国为了给少数族裔和贫穷儿童提供补偿教育,于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案中明确规定联邦拨款设立辅导项目,协助黑人和低收入家庭儿童;为了帮助英语程度不足的西班牙裔和亚裔移民,于1967年又颁布了双语教育法案,规定由联邦拨款给学区开展双语教育。
英国先后颁布过移民教育、英联邦移民法案、学校教育和学校课程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与法规,见证了英国移民教育从同化、整合到多元化的过程。
以色列先是通过义务教育法确保适龄儿童享受9年义务教育和选择学校的权利;然后通过免费教育法案,在高中11-12年级实行免费教育,提升东方犹太人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再通过长日制学校法,为新移民子女增加教学时间,促进他们的学校适应,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
总之,许多国家都通过专门的政策与法规,规范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加速他们的文化适应与融合。
(二)我国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在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与流动儿童教育、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密不可分,可以说农民工子女中的进城农民工子女部分是流动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重要构成,而农民工子女中的留守儿童部分则不包含在流动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中。
所以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可能回避流动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问题,在某些时候它们就是一回事。
最早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文章,据刘敏等学者考证,当属华耀龙在天津教育1994年第2期上刊登的招收流动人员子女入学,全面普及义务教育,这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天津市河北区挖掘潜力招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经验。
其后中国教育报于1995年1月21日、23日和24日连续刊登记者李建平采写的“流动的孩子”哪儿上学的系列报道,引起了我国学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自此,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讨论逐步增多。
本研究借助“中国知网”,利用“流动儿童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三个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模糊搜索,去掉重复的、政策文件和新闻消息类文章后,结果自1996年至2009年共有文章1580篇。
在2000年以前每年只有个位数;2001年至2003年每年都在10篇以上;2004年后更是猛增,每年都在100篇以上,其中2008年最多,为363篇,2009年有328篇,略有下降。
说明在1990年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并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在新世纪后,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在2003年教育部、中央编办等6部委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后,迅速成为研究热点。
在2003年以前,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研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困难、原因和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状况、存在问题和管理对策进行了广泛分析,而对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后的文化融合和社会适应问题则较少研究。
据学者庄明2004年12月在天府新论上发表的文章,他对1997-2003年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有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这一阶段的研究“无一例外的关注对象都是处于资源劣势地位的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即流动人口中的低收入人群,关注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中如何才能接受教育的问题。
对于有经济实力让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并没有关注。
”他认为:
“当我们在考虑如何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途径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既要从制度上为他们的就学扫清障碍,也要在文化的适应和城市生活的融入上有预见性的措施。
”从2003年后,人们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后的适应与融合问题。
与这一问题有关的研究主要包括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社会融合和文化适应与融合等三方面内容:
1.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
(1)对社会适应的解释多种多样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从范围看有城市适应、学校适应和社区适应;从内容看有学习适应、生活适应、情绪适应、行为适应等。
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给出了不同的界定。
郭良春等人认为:
适应侧重于心理健康功能,是个人通过不断作出身心调整,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维持一种良好、有效生存状态的过程。
它反映流动儿童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和融入程度,包括价值观、社会生活适应、学习适应等方面。
林崇德教授认为,社会适应是“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
根据这一定义,个体的社会适应包括观念(或心理)和行为两个方面。
王丹阳等人认为,学校适应性是指个体能够具有基本达到学校教育目的、顺利完成学业,学会和人进行沟通交流,获得发展健康人格的能力。
包括学习适应、人际适应和情绪行为适应三个方面。
沈之菲认为,学校适应是指学生能否顺利完成学校任务并良好度过学校生活的状况,主要涉及学生的学业适应、人际适应、情感适应和行为适应。
总之,社会适应问题在心理学领域研究比较多,适应的基本含义应该是个体通过调节自己的观念、情绪和行为以符合环境变化的过程,根据适应的对象有不同的适应分类。
(2)农民工子女在城里的适应有好有差有的研究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和城市公办学校里存在适应障碍。
如王丹阳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学生在学习上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不自信;在人际上,师生关系表现为既想获得关爱却又处处自我保护的复杂情绪,同伴关系表现为与当地学生亲密关系较少,大部分保留在泛泛之交;情绪行为方面总体良好,有一小部分成员由于各种因素存在一些情绪行为问题。
王晓妹通过专门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学习目的比较明确、对学习有一定的认同感,但在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校环境等方面有一些不适应,增加了学习压力,还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人际交往。
陈怀川认为,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生活主要有经济生活层面的不适应、心理层面的不适应、文化层面的不适应、发展层面的不适应。
但也有研究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的适应情况比较良好。
如郭良春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在城市的适应状况基本良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来自社会的排斥有强烈的体验。
何娇姿等人通过对湖南长沙、衡阳市、株洲市和益阳市7所招收农民工子女公办初中学校的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子女整体上可以较好地适应城市初中的学习生活。
(3)社会适应不良的原因既有制度性的也有非制度性的对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障碍的原因,学者们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如郭良春等人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及公立学校对于流动儿童的观念是瓶颈;陈怀川认为,主要因素是:
不公平的制度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子女城市生活适应的根本原因;市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歧视与偏见,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儿童在生活条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乃至语言等方面的差别是阻碍农民工子女城市生活适应的非制度性因素。
简华对国外影响移民儿童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了归纳,认为主要有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
(4)促进社会适应必须靠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根据造成社会适应不良的原因,不同研究人员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措施。
陈怀川提出,要改革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的就业劳动、人事管理、住房、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制度;有关部门要保护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正当权益;以农民工就业单位或居住社区为单位加强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管理。
李蕾提出,要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不同的政策待遇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与政策;通过新闻媒介的正面宣传,加强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管理与引导,创造有利于社会适应的氛围;通过职业技能培训部门和社区专门组织,在生活和工作上给农民工更多的关怀和帮助,通过学校要开展多种活动,培养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良好习惯,提高他们的个人素养。
从学校的角度,部分学校开展了适应教育。
有的学校把“适应”定义为:
农民工子女自身与新的学习环境相互协调的一些身心活动或学习活动中较为稳定的能力特征,主要有学习适应能力、心理适应能力和生活适应能力等。
而适应教育就是通过学校开展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使农民工子女学生获得这些能力的过程。
一般而言,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是一个复杂的多维问题,单方面行动很难解决问题,只有相关各方协调配合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2.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
(1)社会融合的界定并未统一社会融合也叫社会整合,有的研究也称社会融入。
关于社会融合的含义解释也是见仁见智。
如周皓等人认为,流动儿童的整合主要指流动儿童与迁入地间的融合,它包含迁入地对流动儿童的接受程度和流动儿童对迁入地的接受与适应程度两个方面。
包括静态整合和动态整合。
学者张立忠也持类似观点,认为社会融合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流入地一方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程度;另一方面,作为农民工子女对流入城市的适应程度。
只有两者都完成了,农民工子女才能达到社会融合。
宋蓓认为,儿童对新环境的融入应该有两个方面:
其一外界给予这些流入儿童的相对公平的待遇,其二是儿童对新环境的接纳(对新文化的认知、同化与内化的过程)。
而孙璐认为社会融合是相对于社会排斥而言的。
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会出现一种“非融合”现象,即移民在迁入后一般会表现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边缘化)三种生存状态。
总之,社会融合是指农民工子女认同流入城市和流入地社会接纳农民工子女的状况,根据不同的层次可分为学校融合、城市融合和社会融合。
(2)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存在不少困难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状况是许多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
如周皓等人通过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群体内部的整合较好,但与其居住的社区之间的整合程度不十分理想;同时整合程度存在一个时间“门槛”,如果在流入地居住达一定时间,其整合程度就会相当高。
李运庆也有类似的发现,“农民工子弟之间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身份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与城市的融合”。
孙璐则认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呈边缘化状态。
具体是制度排斥所导致的教育边缘化;经济排斥所导致的社会心态边缘化;社会文化排斥所导致的归宿感边缘化。
雷有光指出“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已经不同程度地认同了城市生活,却很难融入城市生活”;雄少严也有相似的观点:
“这些流动儿童一方面欣赏现代化都市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对流入地严重缺乏认同感。
”总体看,研究人员认为农民工子女内部融合度比较高、与城市的融合程度低;认同了城市生活,却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表现出较强的边缘化状态。
(3)阻碍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有内外部因素针对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不同学者分析了多种原因。
周皓等人通过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城市居住时间、年龄、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迁出与迁入地的生活差异等因素影响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
熊少严重点对政策因素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
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单一局限的户籍政策仍然是阻碍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合的枷锁;僵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和不公平的教育财政政策是流动儿童在城市不能享受同等入学待遇的主要因素;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城市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待遇是影响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政策本身的失范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程仙平对影响农民工子女学生学校融入的内外因素进行了分析。
内部因素如“乡下人”的自我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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