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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方经方派人物吉益东洞传奇的一生
日本古方(经方)派人物吉益东洞传奇的一生
吉益东洞被誉为日本经方派的祖师,其一生充满传奇。
古方派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
吉益东洞①(元禄十五年~安永二年,1702—1773)名爲则,字公言,通称周助。
其一生所爲之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可以概括爲一句话:
复兴具有两千余年之历史,但自《伤寒论》之作者张仲景死后即绝而不行的“疾医”之道,使医学回归正道!
在“学”与“术”两方面,吉益东洞均表现出与衆不同的鲜明特色,故可谓古方派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
艺备医学会会长、医学博士吴秀三在评价古方派诸多名人谓:
“于是等诸家间而拔其群、萃其精、爲其岱宗者,即东洞先生也。
”②
一、历尽艰辛的成名之路
生于安艺广岛的吉益东洞,本姓畠山。
以身爲足利家“管领”而闻名的畠山政长乃其先祖。
政长的弟弟名义就,世代以金疮、産科爲业。
其四代孙义益改用自己的名爲姓,其子又将义字改爲吉;并整理家传之方着成《换骨抄》,此即吉益姓氏以及所谓“吉益流金疮産科”的由来。
而东洞的爷爷、与《换骨抄》作者吉益助秀同辈的畠山政光后来也因仕途险恶而以医爲业。
东洞幼时,因闻祖上乃一代名族,故欲重振其雄风。
遂习兵书、驰马弄剑,对于祖父相袭的医业毫无兴趣。
年稍长,思太平时节欲以武术复兴家业实属不易,始效古人“不爲良相但爲良医”之说,决心学医。
时年十九岁,先随祖父的门人习吉益流金疮産科之术。
一日忽谓:
“怀孕者,妇人之常也;金疮者,外伤也。
无病则无药而可,有病则随证治之,何分科哉?
”乃从家传之方中采择二三有奇效者,而置其他于不顾,专心于内科之研究。
“寒夜避炉,以慎其眠;蚊蛰攻身,以戒其睡”,遍阅《素问》、《灵枢》以降百家之书,至三十岁时又大有所悟:
“万病唯一毒,衆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体佳。
”此即有名的“万病一毒”之说。
又因他极力反对当时医家普遍习用的中国宋明医学,所以常说:
“非医天下医,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出京师,授教之业也不弘焉。
”
注:
①吉益东洞早年号“东庵”,移居京都东洞院后,始以“东洞”为号。
②吴秀三广引现存史料写成相当于个人传记的长文“吉益东洞先生”,载艺备医学会所编《东洞全集》中(京都:
思文阁出版,1970年复刻本)。
本文中有关东洞生平事迹的叙述,多取材于此文。
又《东洞全集》所收吉益东洞以及出自其门人之手的着作计有13种,本文所引文献未另注明版本者,均系据此。
为了治疗众医之病和弘扬自己的主张,三十七岁的东洞于元文三年携父母和妹妹来到京都,以“古医道”爲旗号开业行医。
当此之时,耻于自己不能复兴家业而隐于医的东洞,认为不应玷污本姓,始改用同族的吉益之姓。
虽志向远大,但现实却是残酷的。
医业不兴旺,几乎没有弟子入门,仅有的一点积蓄亦被盗,所剩唯有一个“穷”字。
不得已只能在店中学着做人偶、烧钵皿,卖几个钱糊口度日,如此景象长达三年。
(图2)据森立之《游巷医话》记载,此时东洞的家境是“贫居陋巷,但有一炉一锅。
满堂尽是造偶人之木屑堆积,唯座右《伤寒论》一部时时披阅。
”
东洞之友邨尾氏,仕于威震四方的佐仓侯,因公事入京而顺访故友。
见其潦倒之状,故荐东洞于佐仓侯。
佐仓侯乃允招其爲侍医,邨尾大喜,告知东洞。
孰料东洞却谓:
“始以子爲知我者,今识子非知我者。
吾虽贫而老亲在,岂降吾志污辱祖先乎?
贫者士之常也,穷达者命也。
假令术不行,天未丧斯道也,吾果饿死耶?
穷则必有达,行道乐道,贫困何忧?
”辞而不仕。
延享元年,东洞四十三岁,贫益甚。
囊中空空一贫如洗,真正是“家无隔夜粮”。
于是斋戒禁食七日,诣少名彦庙告曰:
“爲则不敏,过志古医道。
不顾衆惧,推而行之。
今也贫穷,命在旦夕。
我道非而天罚以贫与?
爲则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
假令饥且死不敢更辙矣。
大明神吾邦医祖也,请垂照鉴:
道非其道,速断吾命!
若推而行,则必害万人。
诛一夫而救衆,固吾之所愿也。
”①
一日,某经商的友人过东洞寓所,见其贫而赠以金银。
东洞以日后无加倍报答之能力而谢绝之。
其友谓:
“余赠金于先生,非爲先生,而是爲天下万民,不必念偿还之事。
”东洞始拜受。
由是可见其志操高洁之一斑。
在继续靠制做偶人糊口的生活中,使其声名大振的机遇却突然降临——
一日,东洞照例将自己制做的偶人送到销售的店铺去,适逢店主人老母患伤寒病笃,乃自荐爲其诊治。
临病榻细细诊看之际,得知已经帝室典医山脇东洋诊治,故索其处方观之,谓:
“当去掉石膏用之。
”稍后,东洋先生来到病家,诊察之后正当稍事思考时,店主人告之东洞之语。
东洋先生乃额手称叹曰:
“我近日亦正在究心思量是否当去石膏,即闻其语,则今日去之。
”离开病家,东洋先生即前往陋巷之中拜访东洞。
其后,店主人因老母痊愈而重谢东洋,然东洋先生却谓:
“彼时若无东洞之言,陷于误治而不自知。
全治乃彼之功也,谢金自当他受。
”从此二人之交渐厚,东洞之名亦渐爲人知。
正所谓:
“先生名所以益显者,东洋扬之也。
”②
延享四年,东洞四十六岁时,医业已相当发达,弟子也逐渐增多,与松原维岳、香川修庵、山脇东洋等知名医家的交往也渐深,乃集这些共尚古医方的同道一起研读《伤寒论》。
以松原年长而爲讲主,而东洞则每每与之争论。
宝历元年(1751),东洞五十岁时,选《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所载张仲景的药方,加以分类,编成《类聚方》公诸于世。
世人由此始明古医方的方意。
然后又从中择出173个药方,附上论证治效,是爲《方极》。
此乃其门的“方鉴”,目的在于阐明:
在张仲景的药方之外,无可取之方也。
明和年间,又就当时所用药物,推其实际功用、究其药物之能,做成一书名《药征》。
复以问答体将自家的学问写成《医事或问》。
另外,其弟子鹤元逸于宽永元年(1748)着《医断》,严恭敬于宝历二年(1752)着《建殊录》。
前者述东洞的学说,后者爲东洞的治疗验案。
正是因爲这些着作的流传,东洞的学说才广爲世人所知。
一时间公卿缙绅、远近之人或求诊,或问道,云集门下好不热闹。
但反对其学说者亦大有人在。
①《东洞遗稿·行状》。
②《东洞遗稿·行状》。
图2东洞制做的偶人
3
宝历十二年(1762),东洞邀门人故旧宴于京都东山,举杯而言:
“吾今年六十一也,胤子幼弱(长子猷,年13),弟子中尚无达于其道者。
若大开家塾教授生徒,当有杰出之人生于其中。
然资财不足,自今志于货殖,以果此事。
”从此东洞节衣缩食并经营药材生意,数年后以所积之钱财开设一大私塾作爲医学讲习所,收留那些有远大志向的贫穷学生,以助成其愿。
东洞晚年在京都西门外购地建屋,爲速成此事以至折戟商场。
明和六年(1769),以“其年既老,恐志愿之不达,欲速其功,反失计划,大亡赀财,于是百事皆坏,鞅鞅不乐。
家事悉任长子猷。
”并欲游历各地,以救患病不能来京师者。
此后,多有各路诸侯聘请之事,皆辞
而不就。
安永二年,东洞年七十二。
九月卒然目眩、舌强不语而亡。
二、复古大旗下的医学革新
自藤原惺窝于文禄二年(1593)初窥南京船载来的程朱之说,以往根据汉魏注疏解释经义的学风便开始发生变化。
宋儒的学说,最终成了德川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学。
然而恰当此时,又有世称“古学先生”的伊藤仁斋(1627—1705)出,以为体用理气等皆爲佛老之浮辞,非圣人之教;其子伊藤东涯、弟子并河天民(1679—1718)继之,大振其学于关西。
同时,初奉洛闽学、驳仁斋,但终尽弃宋儒之说,以修古文辞爲阶梯,研究经典,锐意复兴圣人之学的物徂来(1666—1728),也与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服部南郭(1683—1759)、安藤东野(1683—1719)、山县周南(1687—1752)、平野金华(1688—1733)等共同树立起所谓复古之学的大旗,成为德川时代极具影响的一大学派。
18世纪上半叶,乃是复古学派最
为昌盛的时期。
在医学领域中,当以商贸爲主要通道的文化交流开始活跃时,知识的传播便随之出现了从宫廷向民间的转移。
这时,代表着中国当时最新医学水准的“宋明医学”首先爲日本医界普遍习用。
此后,随着复古之风的兴起,日本医界才出现了研究与信奉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所谓“古方派”,并将前此即已形成的接受与使用宋明医学的医家称之爲“后世派”。
追溯古方派的兴起,当时中国医界对于《伤寒论》的重视与研究可谓原因之一。
例如始倡其说的名古屋玄医(1628—1696),在儒学复古之风兴起之前,已然因为读清代喻昌的《伤寒尚论篇》而发愤研究古代医经,从而主张摒弃当时医家所普遍习用的李朱之说①,直接以仲景为师。
其后,后藤艮山(1659-1733)又是在名古屋之说的影响下,认为阴阳、脏腑皆属不足取的后世之说,而致力于研究与临床治疗密切相关的方书;并将医学理论简化为:
“能识百病生于一气之滞留,则思过半矣。
”其学说通过弟子香川修庵(1683-1755)、山脇东洋(1705-1762)而大扬于世。
古方派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儒学领域复古之风的影响。
例如后藤艮山在经义方面颇仰慕伊藤仁斋,遂使弟子香川修庵入其门下学习,故修庵唱“儒医一本”之说;以古医方雄视一方的儒医并河天民(1679-1718),及其弟子松原维岳(1689-1765),也是出自仁斋的门下。
仁斋之学使得这些人皆致力于阐明医经之古义。
而吉益东洞则是以宗徂来之说的周南为师,一心钻研其道。
他认为:
“儒医虽不同也,其复古一也”②;“时哉命哉复古之秋也”③。
又说:
“不学古文辞者,不能读(伤寒、金匮)也”④。
足见儒学复古之风与古方派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
正是由于当时日本社会中的儒学与医学存在着这样的共性与可比性,所以东洞才将先于自己倡导使用《伤寒论》方药的山脇东洋比作伊藤仁斋,而将自己比作后来居上的物徂来:
①李朱之说:
指享誉“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和朱丹溪。
前者认为万病多由脾胃损伤所致,“胃气”即“元
气”;后者认为人身“阳常有余,阴恒不足”,故治病重在滋补阴血。
②《东洞遗稿·与秦与一书》。
③《东洞遗稿·寄长门县次公书》。
④《东洞遗稿·送谷子荛归赤穗城序》。
4
“我医方譬之今之儒流,东洋伊藤仁斋也,先衆啓其端焉;吾业不敢让,物徂来焉。
”然而,古方派所提倡的究竟是什麽,其道理又何在呢?
吉益东洞在《医事或问》中是这样说的:
“古昔医有三,曰疾医、曰阴阳医、曰仙家医也。
《周礼》所谓疾医见定病毒所在,视其毒处方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
扁鹊仲景所为是也。
阴阳医不视病之所在,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尅论病,皆臆见,故非明白之治。
汉之太仓公是也。
仙家医炼气,或服炼丹,为人而习功同造化之事,故行者少、害亦少。
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是也。
……扁鹊仲景之道绝,其后未闻一书一人论疾医之道。
其根源在汉之太仓公。
”
概言之,东洞是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分为性质不同的三个流派,从时间先后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三个阶段:
其一,是出现最早的“疾医”。
在《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述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
从其掌管的治疗范围和后代医学分科的角度看,所谓“疾医”,大致相当于内科医生。
但在东洞眼中,“疾医”的特点在于:
没有那麽多的理论学说,仅仅是根据疾病之所在(病毒所在),处以方药,从而达到“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的目的。
先秦时代的名医扁鹊和东汉时期的张仲景,都属此类医家。
其二,是汉代才出现的“阴阳医”。
东洞认为:
以西汉太仓公淳于意①为代表的此类医家,以及成书于该时代的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等等,都是“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尅论病”,纯属脱离实际的“臆见”,而不是针对疾病之所在的“明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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