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参考资料载艺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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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参考资料载艺概
刘熙载艺概:
文概诗概
艺者,道之形也。
学者兼通六艺,尚矣。
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
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
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
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
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
庄子取“概乎皆尝有闻”,太史公叹“文辞不少概见”,闻、见皆以“概”为言,非限于一曲也。
盖得其大意,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引伸,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
抑闻之《大戴记》曰:
“通道必简。
”“概”之云者,知为“简”而已矣。
至果为通道与否,则存乎人之所见。
余初不敢意必于其间焉。
同治癸酉仲春,兴化刘熙载融斋自叙
#卷一文概
《六经》,文之范围也。
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说见刘劭《人物志》。
文之本领,祗此四者尽之。
然孰非经所统摄者乎?
九流皆托始于《六经》,观《汉书·艺文志》可知其概。
左氏之时,有《六经》未有各家,然其书中所取义,已不能有纯无杂。
扬子云谓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
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左氏释经,有此五体。
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
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
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
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
《后汉书》称荀悦《汉纪》“辞约事详”,《新唐书》以“文省事增”为尚,其知之矣。
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
史家谓之“五难”。
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
杜元凯序《左传》曰:
“其文缓。
”吕东莱谓:
“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惟《左氏》所载当时君臣之言为然。
盖繇圣人余泽未远,涵养自别,故其辞气不迫如此。
”此可为元凯下一注脚。
盖“缓”乃无矜无躁,不是弛而不严也。
文得元气便厚。
《左氏》虽说衰世事,却尚有许多元气在。
学《左氏》者,当先意法而后气象。
气象所长在雍容尔雅,然亦有因当时文胜之习而觭重以肖之者。
后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啴侈靡矣。
萧颖士《与韦述书》云:
“于《穀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核。
”二语意皆明白。
惟言“于《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认,当知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
《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邲楚庄之言,皆是也。
不胜者反此。
观指睹归,故文贵于所以然处著笔。
《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
《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
左氏与史迁同一多爱,故于《六经》之旨均不无出入。
若论不动声色,则左于马加一等矣。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以左氏之才之学,而文必范我驰驱,其识虑远矣。
《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
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宜别而取之。
柳柳州尝作《非国语》,然自序其书,称《国语》文“深闳杰异”;其《与韦中立书》,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
则《国语》之懿亦可见矣。
《公》、《穀》二传,解义皆推见至隐,非好学深思不能有是。
至传闻有异,疑信并存,正其不敢过而废之之意。
公、穀两家善读《春秋》本经。
轻读,重读,缓读,急读,读不同而义以别矣。
《庄子·逸篇》:
“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
”虽属寓言,亦可为《春秋》尚读之证。
《左氏》尚礼,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义,故正。
《公羊》堂庑较大,《穀梁》指归较正。
《左氏》堂庑更大于《公羊》,而指归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
是何神境!
《左氏》森严,文赡而义明,人之尽也。
《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
文之自然无若《檀弓》,刻画无若《考工》、《公》、《穀》。
《檀弓》诚悫颀至,《考工》朴属微至。
《问丧》一篇,缠绵凄怆,与《三年问》皆为《戴记》中之至文。
《三年问》大要出于《荀子》,知《问丧》之传亦必古矣。
《家语》非刘向校定之遗,亦非王肃、孔猛所能托。
大抵儒家会集记载而成书,是以有纯有驳,在读者自辨之耳。
《家语》好处,可即以《家语》中一言评之,曰:
“笃雅有节。
”《家语》之文,纯者可几《檀弓》,杂者甚或不及《孔丛子》。
《国策》疵弊,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尽之矣。
抑苏老泉《谏论》曰:
“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
”盖尝推此意以观之,如鲁仲连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称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其非无术可知。
然则读书者亦顾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读而可哉!
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
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国策》乃沈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
《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
《国策》文有两种:
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沈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
杜诗《义鹘行》云:
“斗上捩孤影。
”一“斗”字,形容鹘之奇变极矣。
文家用笔得“斗”字诀,便能一落千丈,一飞冲天,《国策》其尤易见者。
韩子曰:
“孟氏醇乎醇。
”程子曰:
“孟子尽雄辩。
”韩对荀、扬言之,程对孔、颜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
龟山杨氏论《孟子》“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可谓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变而不离其宗,然此亦诸子所同。
其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
不从事于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艺之归,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
其尊孔子,黜异端,贵王贱霸,犹孟子志也。
读者不能择取之,而必过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时,孔道已将不著,况荀子时乎!
荀子矫世之枉,虽立言之意时或过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笃者不能。
《易传》言“智崇礼卑”。
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礼智之间。
屈子《离骚》之旨,只“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语足以括之。
“百尔”,如女媭、灵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传》赞曰:
“悲其志。
”又曰:
“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志”也,“为人”也,论屈子辞者,其斯为观其深哉!
孟子曰:
“《小弁》之怨,亲亲也。
亲亲,仁也。
”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亲,一也。
屈子《离骚》,若经孟子论定,必深有取焉。
“文丽用寡”,扬雄以之称相如,然不可以之称屈原。
盖屈之辞能使读者兴起尽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
《离骚》之文似之。
不善读者,疑为于此于彼,恍惚无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
苏老泉谓“诗人优柔,骚人清深”,其实清深中正复有优柔意。
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
杜元凯称左氏“其文缓”,曹子桓称屈原“优游缓节”,“缓”岂易及者乎?
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
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
《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
《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鸴鸠、斥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而下文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诸断处,亦无不续矣。
文有合两篇为关键者。
《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读者初不觉意注何处,直至《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四句,始见前语正预为此处翻转地耳。
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
《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
《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段,体物入微。
与之神似者,《考工记》后,柳州文中亦间有之。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
其根极则《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实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
庄子书中有庄子将死一段,其为晚年之作无疑,然其文一何掞诡之甚!
《庄子》是跳过法,《离骚》是回抱法,《国策》是独辟法,《左传》、《史记》是两寄法。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子所谓“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是也。
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也。
而二子之书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
柳子厚《辩列子》云:
“其文辞类《庄子》,而尤为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
”案:
《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其辞之掞诡,时或甚于《庄子》,惟其气不似庄子放纵耳。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
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
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为所役,是在卓尔之大雅矣。
文家于《庄》《列》外,喜称《楞严》《净名》二经,识者知二经乃似《关尹子》,而不近《庄》《列》。
盖二经笔法有前无却,《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韩非锋颖太锐。
《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戒曰:
“锐则挫矣。
”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鉴之也。
至其书大端之得失,太史公业已言之。
管子用法术而本源未为失正,如“上服度则六亲多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此等语岂申、韩所能道!
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
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
秦文雄奇,汉文醇厚。
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
《周书·吕刑》,论者以为哀矜恻怛,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
然彼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
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
贾生陈政事,大抵以礼为根极。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
“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
”一“儒”字下得极有分晓。
何太史公但称其明申、商也?
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
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
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与杨京兆凭书》云:
“明如贾谊”,一“明”字体用俱见。
若《文心雕龙》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语虽较详,然似将贾生作文士看矣。
《隋书·李德林传》,任城王湝遗杨遵彦书曰:
“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
”此重美德林之兼长耳。
然可见马、扬所长在研炼字句,其识议非贾、晁比也。
晁家令、赵营平皆深于筹策之文。
赵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
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
董仲舒《对策》言: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见卓矣。
扬雄“非圣哲之书不好”,盖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
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
马迁之史,与《左氏》一揆。
《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在马则夹叙夹议,于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时为大。
《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矣。
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噍杀;强《史》为《左》,则缓。
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
张怀瓘论书云:
“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
”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太史公于叙《伯夷列传》发之。
而《史记》全书重义之旨亦不异是。
书中言利处,寓贬于褒。
班固讥其“崇势利而羞贫贱”,宜后人之复讥固与!
太史公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
学者不得其真际,而袭其形似,此庄子所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疏与密皆诣其极。
密者,义法也。
苏子由称其“疏荡有奇气”,于义法犹未道及。
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
评者谓“乱道却好”,其实本非乱道也。
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
叙事不合参入断语。
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
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
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
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
长卿虽非无得于情,要是辞一边居多。
离形得似,当以史公为尚。
“学无所不窥”,“善指事类情”,太史公以是称庄子,亦自寓也。
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
尚礼法者好《左氏》,尚天机者好《庄子》,尚性情者好《离骚》,尚智计者好《国策》,尚意气者好《史记》,好各因人,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
太史公文与楚、汉间文相近,其传楚、汉间人,成片引其言语,与己之精神相入无间,直令读者莫能辨之。
子长精思逸韵俱胜孟坚。
或问:
逸韵非孟坚所及,固也;精思复何以异?
曰:
子长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孟坚遇尺寸难施处,则差数睹矣。
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
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
《画诀》:
“石有三面,树有四枝。
”盖笔法须兼阴阳向背也。
于司马子长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
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
《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
若董江都、刘中垒,乃汉文本色也。
司马长卿文虽乏实用,然举止矜贵,扬搉典硕,故昌黎碑板之文亦仪象之。
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
惟此体施之必择所宜,古人自主文谲谏外,鲜或取焉。
刘向文足继董仲舒。
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
仲舒《对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不似经生习气,譊々置辩于细故之异同也。
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
向倾吐肝胆,诚恳悱恻,说经却转有大意处;衡则说经较细,然觉志不逮辞矣。
扬子云说道理,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求。
然从来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气尽力竭耶?
杨子《法言》有些憨意,盖专己创言,人虽怪且厌之,弗为少动也。
东坡《答谢民师书》谓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
子固《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云:
“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
”曾、苏所见不同如此。
介甫《与王深甫书》亦盛推雄,如所谓“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庄者,扬子而已”是也。
司马温公叙《扬子》,谓“孟子好《诗》《书》,文直而显;荀子好《礼》,文富而丽;扬子好《易》,文简而奥。
”孟、荀、扬并称无别,与昌黎之论三子异矣。
扬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
《朱子语类》云:
“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
”此可知学贵实有诸己也。
孙可之《与高锡望书》云:
“文章如面,史才最难。
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
”余谓子云之史今无可见,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汉书》。
《汉书·扬雄传》或疑出于雄所自述,亦可见其梗概矣。
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昧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
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
“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
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
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
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
故不独蔡中郎、刘子元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潜夫论》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虽论卜、论梦亦然。
东汉文浸入排丽,是以难企西京。
缪袭称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今以《昌言》与数子之书并读,气格果相伯仲耶?
仲长统深取崔寔《政论》,谓“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按《政论》所言,主权不主经,谓济时拯世,不必体尧蹈舜。
此岂为治之常法哉?
而统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论》,参霸政之法术;荀悦《申鉴》,明古圣王之仁义。
悦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为后世法戒;寔言孝宣优于孝文,意在矫衰汉之毙,故不觉言之过当耳。
遒文壮节,于汉季得两人焉:
孔文举、臧子源是也。
曹子建、陈孔璋文为建安之杰,然尚非其伦比。
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
唐李文饶文,气骨之高,差可继踵。
郑康成《戒子益恩书》,雍雍穆穆,隐然涵《诗》《礼》之气。
汉、魏之间,文灭其质,以武侯经世之言,而当时怪其文采不艳。
然彼艳者如实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论目录序》谓幹“能考六艺,推仲尼、孟子之旨”。
余谓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
徐幹《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
《审大臣》篇极推荀卿而不取游说之士,《考伪》篇以求名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见矣。
魏文称其“含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
盖为得之。
然伟长岂以是言增重哉?
陈寿《三国志》,文中子谓其“依大义而削异端”,晁公武《读书志》谓其“高简有法”,可见“义”、“法”二字为史家之要。
晋元康中,范瑽等上表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此言殆外矣。
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容并论!
文中子抑迁、固而与陈寿,所言似过。
然观寿书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
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
有练才焉,如陆士衡是也。
盖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故其所作,皆杰然自树质干。
《文心雕龙》但目以“情繁辞隐”,殊未尽之。
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
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
史家学识当出文士之上。
范蔚宗尝自言“耻作文士文”,然其史笔于文士纤杂之见,往往振刷不尽。
《史通》称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
范史自谓《循吏》以下诸序论,“笔势纵放,往往不减《过秦》篇”。
《史通》亦言蔚宗参踪于贾谊。
班、范两家,宗派于此别矣。
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
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
刘勰《新论》,体出于《韩非子·说林》及《淮南子·说山训》、《说林训》。
其中格言,如《慎独》篇“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二语,六朝时几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说》,似其门人所记。
其意理精实,气象雍裕,可以观其所蕴,亦可以知记者之所得矣。
荀子与文中子皆深于礼乐之意。
其文则荀子较雄峻,文中子较深婉,可想其质学各有所近。
后此如韩昌黎、李习之两家文,分涂亦然。
荀子言法后王,文中子称汉七制之主,特节取之意耳。
至宋永嘉诸公,遂本此意衍为学派,而一切议论因之,未免偏据而规小矣。
“畏天悯人”四字,见《文中子·周公》篇,盖论《易》也。
今读《中说》全书,觉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
其所著《出规》,意存乎有为;《处规》,意存乎有守。
至《七不如》七篇,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是亦足使顽廉懦立,未许以矫枉过正目之。
陆宣公文贵本亲用,既非瞀儒之迂疏,亦异杂霸之功利。
于此见情理之外无经济也。
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曰:
正实切事。
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
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
故激昂辩折有所难行,而纡余委备可以巽入。
且气愈平婉,愈可将其意之沈切。
故后世进言多学宣公一路,惟体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贾生、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
若论其实,陆象山最说得好:
“贾谊是就事上说仁义,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
”
独孤至之文,抑邪与正,与韩文同。
《唐实录》称韩愈师其为文,乃韩则未尝自言,学于韩者复不言。
《唐书》本传亦仅言“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师事之”,而韩不与焉。
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系乎韩师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观《答李翊书》,学养并言可见。
昌黎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
苏老泉以孟、韩为温醇,意盖隐合。
说理论事涉于迁就,便是本领不济。
看昌黎文老实说出紧要处,自使用巧骋奇者望之辟易。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
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
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
昌黎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
昌黎论文曰:
“惟其是尔。
”余谓“是”字注脚有二:
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
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已。
昌黎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
“旨”字专以本领言,不必其文之相似。
故虽于《庄》《骚》、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资,其约经旨者自在也。
陆傪闻李习之论复性曰:
“子之言,尼父之心也。
”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
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
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著于一偏。
《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
昌黎文两种,皆于《答尉迟生书》发之:
一则所谓“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是也;一则所谓“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扬子云便不肯作此语。
此正韩之胸襟坦白高出于扬,非不及也。
昌黎《送穷文》自称其文曰:
“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祇以自嬉。
”东坡尝与黄山谷言柳子厚《贺王参元失火书》曰:
“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处也。
”“亦”字言外寓推韩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此姜白石《诗说》也,是境常于韩文遇之。
昌黎《与李习之书》,纡余淡折,便与习之同一意度。
欧文若导源于此。
昌黎言“作为文章,其书满家”。
书非止为作文用也。
观所为《卢殷墓志》云:
“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
”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义山《韩碑诗》云: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
”其论昌黎也外矣。
古人所称俳优之文,何尝不正如义山所谓。
昌黎尚“陈言务去”。
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
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
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囿于资学。
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
昌黎曰:
“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
”又曰: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东坡称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文与道,岂判然两事乎哉!
张籍谓昌黎“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柳子厚盛称《毛颖传》,两家所见,若相径庭。
顾韩之论文曰“醇”曰“肆”,张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赏,皆韩志也。
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
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盖《国语》每多言举典,柳州之所长乃尤在“廉之欲其节”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于《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东莱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盖专指其一体而言。
柳州《答韦中立书》云:
“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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