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李文瑞医疗经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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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李文瑞医疗经验
精研医理勇于创新的中医学家李文瑞
李秋贵张根腾魏淑兰整理
编者按:
李文瑞,黑龙江呼兰县人,北京医院主任医师。
李氏早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后又在北京中医学院中医本科毕业,酷爱中医。
由于掌握中西医系统知识,学术水平较高,临床疗效显著。
现任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医药学会理事,国家确定首批名老中医硕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首批获得者。
主要学术著作有《伤寒论汤证论治》、《金匮要略汤证论治》等10余部。
本文着重介绍李氏在学术上对仲景辨证方法及治疗方法,气机升降学说,金匮要略补法的研究。
临证特色介绍仲景方的应用,糖尿病的证治,用温补脾肾治疗甲减,大黄治疗慢性肾衰,重用单味药物的经验。
入选的六则医案,医论医话及两个经验方,均是李氏理论联系实际之手笔,对后学之人定有裨益。
“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
———《甲乙经》序
李文瑞教授1927年1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
1950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1958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制2年。
入学后认为中医学理论深奥且古怪,不易学到手,于是要求重新再入大学学习中医。
经卫生部批准,1958年9月~1964年8月就读于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
在6年学习期间,西医课程全部免修,课余时间比一般学生多得多,因而专心钻研中医,搜集了中医古籍和日本汉方医学文献,积累了大量参考资料和上万张读书卡片。
这对毕业后从事临床、撰写论文和著书立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医院工作。
现为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医院瑞东糖尿病中西医结合研治中心主任,卫生部北京医院东方日语培训中心副校长,光明中医大学顾问,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医药学会理事,并任《北京医学》、《康复与疗养》、《日本医学介绍》等杂志编委和日本东洋医学出版社特约编审,首批500名全国著名老中医药专家带徒者和中西医结合第三卷258临床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首批享受国务院医疗卫生事业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
李氏从医40余载,德才兼备,精于医术,默默奉献,为人恭谦,医德高尚,经验丰富,爱惜人才,重视人才培养,是当代颇具众望的中医专家。
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精研医理,勇于创新。
在临床诊治中,思路开阔,中西医互参,病证结合,方小药精,证治贴切,疗效卓著。
擅长于内科,尤其对糖尿病、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男子病、肾脏疾病、消化系疾病、心脑血管病及老年病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
李氏尊重科学,提倡中西医结合。
充分利用每年应邀访日的宝贵时机,辛勤奔波,广交朋友,为中医能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而积极努力。
为此,日本朋友在日本成立了“李文瑞基金会”,以帮助之。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在日本友人的资助和北京医院的支持下,组建了现代化的实验室,成立了“瑞东糖尿病中西医结合研治中心”,先后承担了北京医院院级课题6项,并承担了“中西医结合研治老年糖尿病”的卫生部部级课题。
李氏在繁忙的医疗、保健、社会、政务工作之余,自习不息,精攻医典,博览群书,并与中外医家建立了友好往来,进行学术交流,集古今中外医家之精华,兼收并蓄,结合临床实践,深入探索,著书立说。
主编书籍有:
《伤寒论汤证论治》(人民军医出版社,1989年),《金匮要略汤证论治》(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实用针灸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中药别名辞典》(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医方化裁》(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中医学在日本》(辽宁中医学院,1980年)。
参编的书籍有:
《老年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传统老年医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医内科临床治疗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男子病证治》(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编译书籍有:
《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日本汉方腹诊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此外,还有《伤寒杂病论》辨证方法的研究、老年便秘的辨证论治、慢性肝炎的辨证论治、日本汉方腹诊简介、脑囊虫治验、男子不育治验、中医现状与展望等40余篇论文、评述、治验在国内外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交流。
学术精华
一、仲景辨证方法研究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奠基于《内经》。
汉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体现了理法方药完整的体系,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
李氏致力于对仲景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研究,并著有《伤寒论汤证论治》、《金匮要略汤证论治》等。
李氏用辨证法、逻辑学、系统论等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知识,对仲景所使用的主要辨证方法,各自的作用、性质和整体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各种辨证方法的使用规律。
第三卷259
(一)以辨阴阳与辨标本为指导原则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
“天布五行,以运万物,人禀五常,以为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说明作者为了探求认识极为复杂的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只有依靠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说理工具。
事实上,张仲景以阴阳五行哲理为指导,用于辨证论治之中,的确有所发展和创新。
《伤寒论》中以“六经”为分病的纲领;而六经就是阴阳各分为三份,成为三阴、三阳,所以六经是由阴阳演化出来的系统概念。
张仲景开创了八纲辨证的先河,而八纲也是由阴阳发展出来的,称为“二纲统六变”,即用表里、寒热、虚实这六个变量或要素,来标志阴阳的属性。
《金匮要略》对杂病用五脏辨证的方法,而五脏辨证是由五行类比五脏形成的另一个系统概念。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和“五脏”两个系统概念为理论框架,作为考察、认识和控制疾病的模型,成为两个系统方法的萌芽,奠定了辨证论治的系统模式。
这是张仲景对阴阳五行学说运用临床医学中的最大的发展、创新和最卓越的贡献。
该书中辨别阴阳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伤寒论》首篇中就以“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为提纲,指导阴阳病的辨别。
《金匮要略》对内伤杂病,也是以阴阳作为病或证分类的纲领。
如在首篇总论中就指出:
有“阳病十八”、“阴病十八”。
在第三篇以“阴毒病”、“阳毒病”作为病名,对“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作为分证的纲领。
阴阳代表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两方面,所以辨析阴阳的方法,也就是矛盾分析法。
以辨阴阳为指导原则,就是强调在整个辨证论治过程中,要时时、处处的注意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而辨标本又将这种矛盾分析法进一步发展为辨别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所谓标本,就是主次的意思。
辨证论治各个方面或步骤者有标本之分。
如症状为标,病因为本;主症为本,兼症为标;原发病为本,继发病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等。
所以一定要辨清标本,才能抓住其本,从而主治其本,兼治其标。
中医论治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以治本为主,或先治其本;但在特殊情况下,即标证紧急的情况下,则先治其标,或标本兼治。
这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法则。
这也是标本相移的原则,即标本可以互易其位。
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平时的标证———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本证———矛盾的主要方面了。
因此“急则治其标”,这时的标实则已经转化为本了,所以实际上还是治本。
如《伤寒论》385条“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同样一种霍乱病,所以分为两个证型(方证),就是由于正邪这对矛盾的双方标本或主次不同。
“热多欲饮水者”,说明邪盛为本,即主要矛盾方面为外邪偏盛,故以五苓散宣阳化气,驱邪为主;“寒多不用水者”,说明正虚为本,即主要矛盾方面为正气偏虚,故理中丸温阳助正为主。
说明辨阴阳、标本,是对各种疾病辨证论治的根本法则或指导性的原则。
(二)以六经或五脏辨证作为定位、定性的方法张仲景对于疾病的分类是源于《内经》的:
“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
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他对于感受外邪所致的外感病,无论是伤于风寒暑湿燥火的六淫之气,或温热毒邪,统称为“伤寒病”;伤于饮食五味或喜怒等五志的内伤病统称为“杂病”。
《伤寒杂病论》就是论述这两种病的辨证论治的典范。
但是,原著第三卷260没有正式版本,现在流传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宋治年间林亿、孙奇所校定而分为二书。
这样也促进了伤寒病与杂病分别发展为各成体系的两门学科。
伤寒病辨证体系是“六经辨证”,杂病的辨证体系是“五脏辨证”(一般称脏腑辨证)。
关于六经辨证定性、定位的方法已明确。
此处着重阐述“五脏”也是个系统概念,“五脏辨证”也是朴素的系统方法。
所谓系统就是“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贝塔朗菲)。
“五脏”是代表整个人体这个有机的总体,是由五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
这五个部分就是以肝、心、脾、肺、肾五脏为核心的五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是由生理、病理上联系最密切的要素组成的。
这些要素包括脏、腑、经络、形体、五官及气血津液等身体各器官、组织和成分。
如肝系统包括:
肝脏、胆腑、足厥阴肝经、筋膜、血、目及魂等要素。
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具有相同的特点,完成一定的功能。
不仅各系统按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发生联系,而且与外界环境时间、空间者发生相应的关系。
如《金匮要略》言“五邪中人”,即五味、五志各伤其相应之脏,故“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棍随其所不喜者为病”。
又“假令肝旺色青,四时各随其色”,“四季旺不受邪”等,是谈各系统与外环境的节气、时辰、气候等方面的相应关系。
仲景把内伤杂病放在“五脏”这个系统形式中加以观察和治疗,即按五脏系统来分病、辨证,列出对证方药,形成了理法方药的五脏辨证体系,也就是对杂病控制的系统模式。
所以说这是一种系统方法的萌芽。
这种系统方法的研究原则,是对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发生、发展演化规律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具有整体性、综合性、最优化的特征;尽管现存的《金匮要略方论》不足以反映仲景对杂病辨证的全貌,但也可初步窥视出这种系统方法的研究原则和特征。
如《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把肺痿、肺痈、咳嗽上气三种不同的病,所以列入同篇辨证论治,就是因为这三种病定位皆属于肺系统的病变。
所以定位于肺,是因为这些病变皆属于肺系统的肺脏、鼻咽、皮毛、气道、卫气等的功能失常有关。
如本篇第2条阐述肺痈的病因病机说:
“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
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营,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
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
”这就体现了系统的结构(组成)与功能统一考察的原则。
其它如:
“腹内寒疝宿食病”和“呕吐哕下利病”,因定位在脾或胃,属脾系统的功能失调所致的病变;“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因定位于心、肝,属这两个子系统主神、主血的功能失常的病变。
可见杂病的分篇是充分体现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相统一的关系。
至于“五脏风寒积聚病”、五脏中风、五脏之水、五脏之痹等,更是明显的用五脏系统定位论病了。
根据系统的结构组成和功能特点,就可将病变定位于某系统和某一要素,所以五脏系统有定位的作用。
根据五行乘侮的演化规律,可以分析预测疾病的传变趋势或发展趋向,所以五脏系统也有定向作用。
《内经》就讲:
“五脏之病,随其所胜之序而传”,即按五行乘侮的规律传变。
《金匮要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神”,就是用五脏系统辨析病势,或进行定向分析的典型例子。
(三)以八纲与病因辨证作为定性、定量的方法病证万千,极其复杂,用什么标志来判定它的性质呢?
根据《矛盾论》的精神: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
”那么作为疾病的共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
《伤寒论》说:
“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正邪分争”;又曰:
“凡第三卷261病,若发热,若下,若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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