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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建设历史成就
三项建设历史成就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指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国防经济建设。
这项建设,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开始酝酿决策
,到七十年代末基本停止,经历了15年左右的风雨历程。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利贯当代、功盖千秋,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三线”建设的起因
众所周知,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后来又发展到边界地区的武装冲突。
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也趁火打劫,加紧对我东南沿海一代进行骚扰和破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
1964年8月,美国一手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越战争规模扩大到越南北方,并对我东南边境地区及内地进行侦察、轰炸和破坏。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本来,在六十年代以前,党中央制定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发面朝东”,在战略方向上可以专顾美、蒋集团,我国的总体形势还算乐观。
即使发生了“朝鲜战争”,党和毛泽东也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认为:
“美国并没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
”“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
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到1964年我国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经济形势好转,因此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在即将制定的“三五”计划中,将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作为中心工作。
这年2月到4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由我国农业、财政和工交三方人员参加的长期规划会议,在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开。
其中,谭震林负责研究落实我国5亿亩农田的稳产、高产问题;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重点讨论我国农产品的收购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
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会议情况,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我国“三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是,
一、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即在1970年使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左右,人民群众的衣着消费量达到人均24尺左右;
二、兼顾国防需要,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三、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
归纳起来就是:
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建设第三。
因此,“三五”计划曾一度被周恩来总理比喻为“吃穿用计划”。
1964年5、6月间,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
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对于“把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放在后面”流露出了不安情绪,他幽默地说: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
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
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做稳。
屁股就是基础工业。
”但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了这个“设想”。
半个月后,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谈话中,进一步谈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安。
他说:
“三五”计划还是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的不平衡问题,要搞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强战备,着重进行“三线”建设。
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指出:
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至此,原来的农轻重的顺序发生改变,“三五”计划的制定将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发表讲话,集中讲了两点:
改变计划方法。
他说:
过去我们制定计划是学习苏联,首先定下钢产量,然后再计算生产这些钢需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等。
钢的产量变小,其他的都跟着减。
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
这样计算,没把老天爷算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
因此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
他说:
这几年我摸索出一些方法,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
为主导”。
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进行战备。
他说: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
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
因此,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建设,
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
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
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
毛泽东的
话,受到与会者的拥护,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这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提出:
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布点要分散、隐蔽、靠山;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上海、沈阳地铁,经批准后纳入1965年和“三五”计划。
这个报告,是和当时党中央、毛泽东的主张和基本思想相一致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将“三五”规划的重心向“三线”建设倾斜、调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因为我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尤其是“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加快了“三线”建设的决策进程;二是我国国内情况也确实很不符合战备工作的实际需要。
当时,总参作战部曾提出一个报告称:
如果敌人突然袭击,我国情况相当严重:
工业过于集中。
在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
大城市人口多。
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防空问题尚无任何有效措施。
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
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坏,将会酿成巨大灾害。
这个报告,坚定了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决心;三是毛泽东研究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没有防空措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的经验教训。
他对一位主管工业的同志说:
斯大林的经验值得研究。
战争初期,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建设,以至战争爆发后十分被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
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汇报提纲》,并于1965年9、10月间再次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做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
从此,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便从“先抓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作过具体解释。
他说:
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之;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的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的积累不能太多,一则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二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即在照顾农业、轻工业发展和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以增加积累,加强战备,增加储备,做到防患于未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中国能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走出来,是同我国建设的各种防空掩体能大大锐减敌人核攻击的威力,中国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各种物质和思想准备,使来犯之敌有所顾忌有关的。
共和国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各项国防建设和措施,对核大战的爆发起到了“遏制”作用,从另一方面说明“三线”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据统计:
“文革”前,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
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
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
到1975年,我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均已超过
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
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时,在进行“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建设时,我们还着力对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0吨,有力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
先后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
?
型水电或火电站68座;开发了四川、湖北、河南油气田8个等。
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了21200万吨;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
这一时期,我们不仅建成了著名的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而且还建成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钢铁工业企业984家,有色金属企业945家。
另外,从1965年到1975年10年中,我们还在“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型项目124个,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
尤其是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当时全国的1/3。
门类比较齐全、产品比较配套的纺织等轻工业企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达到较高生产技术水平。
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占全国的1/3。
“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都极为落后的省份。
比如:
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去一点工业,解放后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
但仅经过10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就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和金昌等,则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
四川的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则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城市,其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
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
因此,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称:
“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
“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
我们仅以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为例。
有资料显示,攀枝花矿区的储藏量极为丰富。
当时经普查勘探,仅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就达50亿吨以上。
该地区共有大中型矿区86处,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
攀钢厂址定在交通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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