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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刘鼎
《张学良的人际世界》系列之
——张学良与中共要人
台前幕后皆英雄
——张学良与刘鼎
如皋蒋文祥
如果我们把张学良比作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台前英雄,那么,中共常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可以算是这幕历史剧的幕后英雄。
一、1936年3月初,张学良向李克农提出,希望中共派一代表常驻东北军。
经宋庆龄推荐和董健吾联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化名刘鼎,接受组织的派遣奔赴西安。
李杜致电张学良“你要寻找的朋友找到了。
”
1936年3月初,刚刚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后回到西安的张学良,接待了代表国民党送信去陕北苏区的老朋友董健吾。
叙谈中张学良介绍会谈成果时,毫不隐讳地说:
“我已向李克农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我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
”董健吾表示支持,说:
“将军此举乃抗日的实际行动也!
”末了,张学良恳请董健吾:
“你对中共方面熟,帮助寻一位来吧!
”
董健吾回到上海,即将张学良的迫切要求报告宋庆龄。
宋庆龄想了一阵,说:
“有一位随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的中共党员,负伤后潜来上海。
因组织遭破坏,由中共党员蔡叔厚介绍给美籍作家史沫特莱。
他原名阚尊民,四川南溪人。
现在化名周叔,接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接济,在愚园路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治伤养病。
此人学识渊博,举止不凡。
我看符合张学良所提条件,你可以和他谈谈。
”急于完成使命的董健吾说:
“感谢孙夫人的举荐!
可是,我如何与他取得联系呢?
”宋庆龄想了想说:
“还是请史沫特莱吧,他们先谈,然后你再分头与中共和张学良方面联系。
”
3月中旬的一天,史沫特莱驱车来到愚园路艾黎家中,打量着周叔问:
“身体康复了吗?
”“完全康复了!
”周叔拍打着身躯感激地说,“感谢国际友人的帮助!
”他们谈了一阵当前的形势后,史沫特莱神秘地对周叔说:
“有位朋友要我转告你,一个你熟悉的人要见你。
”遂告诉了他会见的时间、地点及接头暗号。
几天后,周叔来到法租界一家咖啡馆,只见有个人已经背对着房门坐在那里。
他按约定暗号上前接头,那人一回头,双方都愣住了:
“原来是你!
”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背门而坐的人,竟然是曾经和他同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董健吾。
那时阚尊民是任二科副科长,而董健吾则是专门负责传递情报。
在这险象丛生的上海滩,战友重逢,分外亲热。
董健吾开门见山地说:
“组织拟派你去西安做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
”阚尊民焦急地说:
“我急需找到党中央啊!
”董健吾拍着阚尊民的肩膀笑着说:
“到了西安,还到不了陕北?
让张学良送你去呀!
这次我去苏区,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我到延安,再由骑兵送我到瓦窑堡的。
”见董健吾情真意切,又觉得这是去找党中央的极好机遇,阚尊民表示,愿意服从组织的派遣。
董健吾随即与党中央和宋庆龄取得联系,并将这个情况转告了正在上海的张学良旧部原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李杜。
李杜马上致电张学良:
“你要找的朋友找到了。
”不几天,董健吾通知此时已启用刘鼎为化名的阚尊民:
“张学良将军特派他的高级参议赵毅专程来沪接你,你看是否与他见面?
”刘鼎回答:
“考虑到赵毅的目标太大,为免出意外,还是不见为好。
请你告诉赵毅,我乘坐某日某次列车离沪,可以相约在列车上见面同行。
”
3月20日,刘鼎在赵毅陪同下,顺利抵达古城西安。
二、1936年3月21日,张学良与刘鼎首次见面,便向刘鼎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
第二天,刘鼎对张所提三个问题的入情入理的精辟分析,令张学良不由得衷心佩服: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
”
1936年3月21日,刘鼎在赵毅引领下,来到玄风桥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与张学良见面。
肃立门前迎候的张学良立刻上前,紧紧握住刘鼎的手说:
“刘先生,一路上辛苦了,请!
”刘鼎爽快地回答:
“感谢将军派人专程接我。
能与将军见面,十分荣幸!
”说完,与张学良并肩走进客厅。
落座后,待副官、侍卫退下,张学良彬彬有礼地说:
“刘先生到来,我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热烈欢迎!
”刘鼎微笑着对张学良说:
“将军对中共和红军有什么意见?
请讲,我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
”
张学良语气凝重地说:
“好!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请教。
”他似乎要拉开架势测试测试这位新来的中共代表的水平。
张学良呷了口茶,将茶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说:
“我张某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决不后人!
可是,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是卖国投降。
”张学良伸出两根指头愤愤地说:
“第二,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
”刘鼎耐心地听下去,没有插话。
张学良犀利的目光盯着始终微笑的刘鼎,似乎很委屈地继续说:
“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样的厉害?
”
刘鼎彬彬有礼地说:
“将军所提三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明天回答你,好吗?
”张学良就坡下驴、顺势下台阶,缓缓地说:
“好,明天听听刘先生的高见。
”
第二天,刘鼎如约来到张公馆,张学良早已在此恭候。
两人相对坐下,刘鼎单刀直入地说:
“将军昨天提出的三个问题,我先概要地回答。
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讨论。
”“好,请讲。
”张学良做好洗耳恭听的姿态。
“将军身为党国要员,坐镇东北,守土有责。
从‘九一八事变’起你就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全东北。
你作为东北军最高司令官,怎么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
中国共产党怎么能置身事外?
!
”张学良沉浸在深深的反省中。
刘鼎继续说:
“中东路事件,首由东北当局挑起,继而派兵进攻苏联领土,同时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
苏联红军自卫反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对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
”张学良没有申辩。
刘鼎喝了口茶,向张学良靠了靠说:
“东北军在蒋介石指令下,先在鄂豫皖、后在陕甘宁为蒋介石卖命,‘围剿’红军,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
两相比较,孰轻孰重?
到底谁厉害?
将军心里是有数的。
”停了停,刘鼎尖锐地指出:
“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与红军作战,是借刀杀人!
使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渔人得利——以达到削弱东北军,排斥和消灭红军,破坏抗日之目的。
”刘鼎入情入理的精辟分析,令张学良口服心服。
最后,刘鼎语重心长地说:
“东北军要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夙愿,惟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这样做才可以洗去将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才不负三千万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才是明智之举!
到那时,抗战成功,将军必定名列史册首页也。
”
对眼前这位共产党人的胆略和见地,张学良不由得衷心佩服: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
”
刘鼎朗声大笑:
“将军过奖了!
既然同意我的看法,可否送我去苏区?
”“刘先生,我们先到洛川住几天,再送你去,行吗?
我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和你谈呢!
”看着刘鼎疑惑不解的样子,张学良向他解释说:
“本月初,我与李克农会谈时约定,不久将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到时候你不就和周恩来见面了吗?
”说完,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
当天下午,张学良偕刘鼎同机飞抵洛川。
洛川,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军部驻扎所在地。
在洛川,张学良设有临时行辕。
三、1936年3月下旬,在洛川,张学良与刘鼎朝夕相处,畅所欲言。
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与周恩来、李克农举行延安会谈。
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握手时说:
“我这里有位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
”
1936年3月下旬,在洛川,暂时摆脱了外界干扰的张学良,与刘鼎朝夕相处。
他们促膝而谈,畅所欲言。
从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话题谈起,毫无拘束,也无顾虑。
刘鼎向张学良介绍了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情况。
张学良也向刘鼎谈到东北沦陷和南京政府的内部分歧、欧洲的女权运动等情况。
他们还谈及各自的经历、恋爱、婚姻、家庭……越谈,他们心地越坦诚;越谈,他们兴致越浓厚。
从谈话中,张学良了解到刘鼎的部分人生经历,知道他曾经在德国柏林和苏联莫斯科留学,是阅历丰富的饱学之士,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共产党人中的佼佼者。
刘鼎也深知张学良并非一介武夫和花花公子,他读过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等马列著作。
在交谈中,刘鼎总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效果,解除张学良思想上的困惑与疑虑,促成他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最后抉择,为他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奠定思想基础。
通过交谈,张学良对刘鼎更加信赖、尊敬和钦佩。
他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介绍说:
“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
”张学良还对随伺左右、接受培养考察的两个师长说:
“刘先生有教养,知识渊博,胸怀宽广,要多向他学习。
”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偕王以哲、刘鼎飞抵延安。
当晚,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便与周恩来、李克农举行会谈。
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握手时说:
“我这里有位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
”周恩来不由得一愣,见面却哈哈大笑说:
“原来是你,起了这个名字。
想不到在这里见面啊!
”刘鼎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和兴奋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
晚上18时,会谈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小楼里举行,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
会谈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派代表、通商合作、培训干部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
刘鼎,作为双方的会谈代表为这次会谈取得成功而十分兴奋;作为失散离队的党员为能与中央领导人久别重逢重新归队而感到欢欣鼓舞。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对刘鼎说:
“会谈出人意料的好,这是你对张学良做工作的功劳啊!
”周恩来托刘鼎转交致张学良的答谢信。
信中写道: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
归语诸同志并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张学良读到此处,情不自禁地对刘鼎说:
“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我想的要好得多!
周先生是这样的好朋友,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除了我许多疑虑,要是能早日见到他该多好哇!
”
4月10日下午,刘鼎随周恩来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4月13日,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正式代表,具体负责中央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沟通联络,继续做好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工作。
行前,周恩来对刘鼎说:
“中央这次正式派你去当代表,这对我们党和军队都很重要。
你与张学良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这种关系。
要真诚地帮助张学良培养干部,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
你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临走,周恩来还特别吩咐刘鼎:
“你去后和中央的联系一定要勤。
”刘鼎坚定地表示:
“请党中央放心,我一定做好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联共抗日的工作。
”
四、1936年4月下旬,刘鼎在洛川期间,根据周恩来“和中央的联系一定要勤”的指示,接连给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发去四封密信,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向中央报告。
1936年4月26日,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的当晚,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
周恩来给张的信中着重提到:
“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
”刘鼎重新回到张学良身边,张学良格外高兴和热情。
他说:
“我估计你会回来的。
好哇,你不再是客人了,就是我的助手,这要感谢周先生呀!
”张学良拉过刘鼎并肩坐下说:
“你名义上是李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副官。
你要多多帮助我!
”这以后,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副官,以“刘秘书”的公开名义在东北军开展活动。
当天晚上,两人随即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就在这次长谈的第二天,刘鼎给陕北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即密信中所称的“浓可”)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即密信中的“伯父大人”)写了第一封密信。
他在信中写道:
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
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
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
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
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
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
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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