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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何能起到瓦解苏联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何能起到瓦解苏联的作用
李振城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怎么会起到瓦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呢?
为什么众多的人们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俘虏而难以解脱?
对这个问题确实有必要作较深入的分析。
一、人们把破坏性的思维误认为是建设性的思维来接受了。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本来就是针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破坏性的旧思维方式,而当初人们却被种种假象所迷惑,把它误认为是辩证的建设性的新思维来接受了。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是他在苏联执政后的改革哲学。
“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是这一哲学的核心。
而“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人性化和人道主义化”,则是这一哲学的四根支柱。
其中,“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福利”,是这一哲学的最高原则。
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则是这一哲学衍生出来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目标模式。
这一哲学的主要特点是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多变和实用主义,形而上学的绝对化,原则同实际相背离,因而在指导改革实践中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改革,是一项全社会的科学实验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开放而又严谨的创造性的系统科学思维工程。
因此,在提出改革的方针政策、口号时,概念必须明确、切实、严谨,才不至于被人篡改或引偏方向,造成不良后果。
比如,“改革”这一概念,其含义同“革新”一词相当,都是表达对原体制要保留其有效成分,破除其已经僵化的失效成分,注入具有活力的新成分,因此它并不要求改变原体制的根本属性,而只求达到部分质变。
当用“改造”、“革命性变革”这样的词汇表述时则是表明要从根本上废除旧体制,改变它的根本属性,以求达到根本质变。
所以,改革同“改造”、“革命性变革”这两种概念,不仅具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具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
可是,戈尔巴乔夫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并没有加以区别,而是把它们相互混淆起来。
他在1987年1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
改革,“就是指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
”他在1986年7月31日讲话中就已经说过:
“改革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词。
我要在改革和革命两个词之间划一个等号。
”正如安德烈耶娃所指出的,政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
革命意味着夺权。
那么,戈尔巴乔夫究竟要号召谁夺谁的权?
开始人们只是从程度有别的意义上去理解,并未领悟其要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因为戈尔巴乔夫反复说明,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而是为了“更多的社会主义”。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刚问世时,人们普遍以为戈尔巴乔夫是比赫鲁晓夫更加活跃、更加大胆和更加彻底的改革家。
甚至有人把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当作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发展,是当代“最新最活的马列主义”来吹捧。
确实,当初很少有人看穿,在那贴着“更多的社会主义”标签的葫芦里卖的却是“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毒酒,竟然会把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糟蹋得如此之惨。
这说明,在社会迫切要求进行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具有可接受性;就是说在一定时期里它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因而也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的“公开性”口号,开始人们也是从改革所应当具有的开放性来理解的。
改革要求创新,而创新则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实践,开展争鸣。
显然,凡学术问题就应当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经过争鸣,求同存异,才能推陈出新;凡腐朽和错误的东西,就应当允许公开揭露和批评。
然而,这种批评应当是有理有据的,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
因此,作为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应当鲜明地提出防止主观臆断、以偏概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全盘否定历史的错误倾向。
可是,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
1986年6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带头要求实行“彻底的公开性”。
7月31日,他在一次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又说,“不必害怕公开性。
……公开性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
发扬公开性“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只有好处”。
10月初,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向记者公开提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的自由化口号。
戈尔巴乔夫不但对此不加批评,反而在1987年1月中央全会上强调,“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
2月13日,他又补充说,“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
1988年1月8日,他又强调,“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然而,实际上“毫无限制”的只是传播西方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为过去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翻案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各种宗教活动。
到1988年已开放7930种禁书,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并用数百万外汇卢布进口西方国家报刊公开出售;还允许出版专门揭露历史“空白点”、发行量达10万册的《绝密》杂志。
而对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等错误倾向进行抵制和批评的文章、作者、报刊社负责人及其支持者则大加讨伐和压制。
当安德烈耶娃的信《我不能放弃原则》在《苏俄报》发表后,作者和报社主编当即受到围攻,由戈尔巴乔夫的心腹、主管舆论工具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主持写的以《真理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就用整版篇幅对《苏俄报》主编和安德烈耶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还扣上了“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的大帽子。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2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还把担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被毁的人诬称为“社会主义的哭灵人”。
所以,极少公开发表意见的前苏联领导人卡冈诺维奇在1990年10月初对意大利记者发表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已不单是批斯大林,而是批列宁、马克思、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了。
”“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
敌对势力垄断了公开性,大多数人民的声音得不到表达。
苏共的历史,斯大林“过去的一切全部推倒,直到批判十月革命”。
这种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正中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的下怀。
改革需要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公开性。
倘若离开党性阶级性原则而任其扩张,不加限制,那就只能是敌人高兴而使人民遭殃。
原可称为真理的东西,倘若随意滥用它,它就变成荒谬绝伦的了。
二、人们被那“超阶级的思维方式”所迷惑而丧失了战斗能力。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本来就是用超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只是由于它利用了以往“左”的失误和一些非本质的现象,它使人们受到了似是而非的侵蚀而变得麻木不仁,政治界限不清,因而在敌对势力和反对派进攻面前丧失了战斗能力。
本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高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阶级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两大对立社会体系各自都面临着内部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等重大任务,世界发展出现了多极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新的世界大战从目前看来有可能避免,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主导趋向。
然而,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阶级对立没有消失,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外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未减少,马克思主义并不过时。
工人阶级维护自身的利益同维护全人类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国际敌对势力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需要,有意夸大核武器的危害作用,散布核恐怖论,把工人阶级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对立起来,要求人们放弃阶级斗争、革命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企图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执政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当今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应当引起共产党人重视。
戈尔巴乔夫继承发展了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和核恐怖论,反复阐明他的“新思维”的核心思想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人类的需要比无产阶级的任务更重要”(戈尔巴乔夫同西方人士的谈话。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7年1月5日。
)。
其论据是:
全球问题尖锐化,促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趋同,变对抗为合作。
因为在全球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不会再有第二艘诺亚方舟“从核洪水中获生”。
因此,“目前压倒一切的矛盾是人类的生存与毁灭之间的矛盾”(戈尔巴乔夫:
《改革与新思维》。
)。
阶级观点已“无助于正确全面地解释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戈尔巴乔夫:
1988年11月18日答波兰科学文化界人士的提问。
),不应再把和平共处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而应促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消除“敌人形象”。
苏联现在已“没有政治上的敌人”,也“没有在政治上抵制新方针的问题”(戈尔巴乔夫:
在1987年4月16、18日的两次讲话。
)。
这还不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厢情愿的可悲表白吗?
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的眼里,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分歧都正在消失。
因此,戈尔巴乔夫要求“从工人到总书记现在都应当自我改造”,转变以往那种用阶级观点分析、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上述这些超阶级的“新思维”观点,经过报刊电台电视台大量宣传后,就使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年人麻木不仁,被解除了思想武装,分不清政治是非界限,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民族分立主义分子的煽动而步入歧途,“使党在迅速组织起来的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密集炮火下束手无策地坐在战壕里”(奥萨奇:
在1990年6月19~23日俄共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差别,作为国家政治形态的民主就仍然是有阶级性的,任何超阶级的全民民主、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宣传都是骗人的,是根本不可能的。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把民主视为超阶级的绝对之物。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戈尔巴乔夫由此出发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一种唯一可能的方式”,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就是民主”,“民主是我们的目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的实质”,“社会全面民主化”是苏联“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民主化对社会主义不会有任何损害”,把“认真加强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是完全合理的”(戈尔巴乔夫:
在1987年1月28日、4月17日、5月18日和1988年1月8日的讲话。
)。
这是把民主看作是可以不受纪律、集中、法制和专政制约而孤立存在的超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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