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人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前后的英勇事迹红色綦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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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人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前后的英勇事迹红色綦江
綦江人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前后的英勇事迹红色綦江
重庆“三三一”惨案
“三三一”惨案,是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在重庆制造的一起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人和爱国群众的大血案。
这一惨案不仅导致大革命运动在四川转入低潮,还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1927年3月24日,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打死打伤平民2000余人。
消息传到重庆,激起民众愤慨,中共重庆地委遂决定由“重庆工农兵学商反英大同盟”出面,于3月31日举行抗议英美暴行的市民大会。
但是,国民党右派却趁机散布“共产党要暴动”,市民要焚烧英、美领事馆和教堂等谣言。
为此,英、美领事馆决定撤离侨民,并把锚于重庆港的军舰褪下炮衣、升火待发,市内空气异常紧张。
刘湘借此机会决定着手镇压,并指使所部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和第七师师长蓝文彬策划具体镇压措施。
3月31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两万余人向通远门西侧打枪坝广场聚集,准备参加抗议活动,中共重庆地委、左派国民党省市党部领导人杨闇公、李筱亭、漆南薰、冉钧以及泸顺起义军副总指挥黄慕颜等先后到场。
与此同时,便衣特务、打手等暗藏各种凶器也顺势混入其中,并包围了会场。
11时,总主席团刚宣布大会开始,枪声就突然响起。
混在群众队伍中的武装暴徒拔出手枪,拿出各类凶器杀向群众。
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一时,枪弹呼啸,刀棍交加,手无寸铁的群众奔避不及,突围的多倒在刀枪之下,跳城墙的臂折腿伤。
女学生遭凌辱,童子军遭残杀,通远门内外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在这次惨案中,约有300人遇难,重伤七八百人,轻伤不计其数。
国民党左派、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被倒拖到两路口荒郊,敲牙剖腹,身殉乱刀之下;泸顺起义总指挥刘伯承的驻渝代表、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在会场出口五福宫前被枪杀;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次日晨在七星岗附近遭暗杀;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4月4日亦不幸落入敌手,4月6日被敌人割舌、断手、挖眼,壮烈牺牲于重庆佛图关。
与此同时,中共重庆地委领导机关,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以及市总工会、中法学校、中山中学、四川日报社等革命据点被捣毁,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人士遭到通缉追捕。
是年7月,涪陵农民运动的优秀领导人、共产党员李蔚如也遭逮捕,牺牲于重庆黄桷桠。
綦江隆盛的封岳松在惨案中脱险
封岳松,綦江隆盛人,出生于1898年,1922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读书。
大革命时期,封岳松曾在重庆工作,当时系国民党左派党员,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师长向时俊)政治部工作人员、教官。
1927年3月31日上午,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在通远门附近的打枪坝隆重召开。
中共党团地委的全体成员、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绝大多数成员与工、农、商、学、妇各界群众两万余人到会。
9时许,各地工农群众和各校学生队伍开始进入会场。
据封岳松后来回忆:
当日,他和漆南薰(重庆各界将举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会总主席、三师政治训练主任)一起进入会场。
封岳松曾问杨闇公:
“今天我们有准备没有?
”杨闇公回答:
“没有的,他们来时,我们只和他文明讲道理,我们绝不为难他。
”封岳松又问:
“假设他们来的不文明又怎样办呢?
”杨闇公回答:
“不会的”。
于是大家都高兴了。
一位同志拾得一张传单,上面写着:
“各位同胞注意:
今晨拂晓进攻打枪坝,专为扫除赤党,与各界同胞无关,望勿自相惊扰……”据封岳松回忆:
“这明明是一张哀的美敦文(最后通牒),大家看后,仿佛各有所感似的,树棻(漆南薰)闇公转觉得更加镇静些,在我的判断以为是反动派害怕我们今日开成会的一种捣乱方法,我们当然用不着理他,于是又牵到别的谈资上去了。
”
正当大会宣布开始举行之际,场内便衣武装开始发难,亮出手枪、马刀、木棒、铁尺等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猛击,在场外的百余武装人员也乘机冲入会场,开枪乱射,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打枪坝本有五处出口,但都被敌人堵断,场内群众欲逃不能,拼命向城墙边跑去,前拥后挤,有被枪击者,有被挤伤挤死者,还有因被追击冒险坠城而至死伤者。
会场外也有不少遭乱枪射击而至死伤者。
封岳松借助绳子吊下城墻得以脱险。
1927年6月3日—6日,封岳松在武汉《中央副刊》连续发表《三三一惨案的经历》一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三三一”惨案的真相。
同年4月,杨道融、李嘉仲在武汉以四川省党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汇报重庆“三三一”惨案情况。
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根据吴玉章提议,曾拨款慰问受难人员,撤销刘湘、王陵基等人的一切职务,下令杨森、邓锡侯、刘伯承就近出兵讨伐,并将蒋介石派去与刘湘勾结的代表杨引之交革命法庭公审处决。
但这时四川军阀已相继投靠蒋介石,背叛武汉国民政府;“泸州起义”的部队长期处于围困之中,武汉政府汪精卫正策划公开反共,叛变革命,因而所有反击措施均软弱无力,没有结果。
20世纪三十年代,封岳松被国民党杀害。
据一些回忆资料记载,封岳松是在北京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葬于北京西便门四川公墓。
綦江武装反“剿赤”
1927年4月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等四川军阀联名通电,拥蒋反共。
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反动军阀向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以及革命群众大开杀戒。
随后,巴县团学绅商联合会又呈请刘湘,要求没收共产党人的财产,对吴玉章、邓懋修、杨闇公、李筱亭、陈达三、邓劼刚、廖划平、漆南薰、周(封)岳松等55名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均加以“宣传共产,运动赤化”的罪名,并“通缉归案,处以极刑”;对另外21人以“附和共产,实系朋凶”的罪名,则“剥夺其公权……并分别处以相当之罚金”。
同时,在刘湘防区内各县,左派党部均相继被捣毁,人员遭通缉。
有蒋介石作靠山,四川反动军阀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到处搜捕革命分子,变本加厉地破坏革命,制造白色恐怖,许多革命分子、共产党人被抓捕监禁,中共重庆地委及其基层组织悉遭破坏,革命分子或被杀,或被捕,或被迫逃离四川。
当时的《民力日报》评述说: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无论何人,一经有人指为共产党,均已惶惶无主,不但无申辩之可能,亦且无申辩之余地,俨若待决之狱囚者然。
”
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刘湘遂将魔爪伸到綦江,下令通缉綦江共产党重要成员共产党员邹进贤、陈治钧、陈翰屏、危石顽、胡平治、霍绍文六人及周绍溪(后来入党)、黄礼中(党外人士)二人(后人称“綦江共产党八大领袖”),并派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率领团练武装到綦江“剿赤”;在南川,命令张茂春出兵到万盛堵截,妄图截断綦江与涪陵的联系;在江津,命令津巴綦南联防主任周化成出兵北路阻拦;在綦江,还有驻军穆瀛州一个旅的部队。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在綦江的代表人物高执中、夏奠言、张庶熙、孙一中等亦乘机在县城造谣诬蔑共产党。
一时间,綦江城里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宣传“剿赤”的反动标语贴遍全城。
当时,重庆地委已遭到严重破坏,綦江党组织和上级失去了联系,一时得不到上级的指示。
为了避免重庆“三•三一惨案”在綦江重演,使革命力量遭到不必要的牺牲,中共綦江县特支于1927年4月5日在沱湾团练干部学校召开党员和团练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陈翰屏、霍栗如、胡尧钦、陈治钧、霍绍文、罗绍贤、刘祥书、潘志寰等人,认真分析了斗争形势,决定负有团练之责的党员立即返回原地,组织好团练武装,作好迎战准备。
并致函吴举宜、陈淑陶,同他们取得联系,及时通报情况。
陈治钧、霍栗如等留守团干校,掌握团干校武装,稳住阵脚,静观局势变化。
设置6个通讯员,负责各区情报传达。
沱湾一带设置岗哨,盘查可疑行人。
胡尧钦、谭文渔、潘志寰、刘祥书等撤离县城,下乡隐蔽。
4月9日,中共綦江县特支又在郭扶朱紫垣家里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反“剿赤”斗争。
参加会议的有陈翰屏、霍栗如、陈治钧、罗绍贤、刘祥书、周绍溪、唐济臻、张龙泉、胡尧钦等人。
会议听取了陈治钧对近日来的情况介绍后,经讨论决定:
对巴县申、曹团阀的进攻给予反击,由陈治钧以县团练局长的名义,召开各区团总和督练长会议,落实反“剿赤”斗争的部署,具体行动由陈治钧、霍栗如、霍绍文共同商定;已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和隐蔽。
4月10日,陈治钧根据县特支决定,以团练局长名义在扶欢召开各区团练负责人会议,具体研究落实了反“剿赤”斗争的行动计划,确定由霍绍文率二区(蒲河)、三区(石角)的团练组成两个中队,共200余人枪,屯兵抬头山,直下登瀛,正面抗击巴县申、曹团阀;周绍溪率六区(永新)团练武装100余人枪,在永新、升平一带就地防守;文焱明率一区(城郊)团练武装300余人枪,驻扎古剑山下,随时准备出击;其他各区团练集中队伍拉出场外待命。
巴县申、曹团阀此时已率队经龙岗到了新盛号房。
待其逼近县城附近的沙河子(今新盛镇号房村)时,霍绍文率队直下抬头山,在各区团练的协同配合下,与申、曹对峙了三天三夜,申、曹前进一步,霍绍文部也就前进一步,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此情况下,綦江驻军旅长穆瀛州唯恐双方大打起来对他今后收取捐款不利,于是出面进行调解,开一连人的队伍把双方部队隔开,避免接触,并在北渡场召开四县(巴县、綦江、江津、南川)团练代表会商谈,双方同意无条件各自撤兵。
待巴县申、曹团阀撤走后,綦江的部队才撤回原地。
霍绍文率两个中队的团练武装在綦城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剿赤”示威游行。
至此,武装反“剿赤”斗争取得了胜利。
武装反“剿赤”斗争锻炼了广大党员干部,为日后綦江地方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三一惨案之后,重庆和四川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陷入低潮。
这次惨案作为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反噬大革命全盘计划中的组成部分,是1927年3月赣州、南昌、九江、安庆、杭州等地连续发生的同类事件中最严重的一次。
三三一惨案后,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血泊中奋起,前仆后继,坚持斗争。
先后有四任四川省委书记、三任川东特委书记、四任重庆市委或巴县县委书记,以及许多优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英勇地走向敌人刑场、牺牲在敌人屠刀下。
陈治均在领导綦江反“剿赤”斗争取得胜利后,于同年6月,由四川省委军委派到驻广汉的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第三团做军运工作。
1928年,又奉派到驻合川的川军第三师做军运工作。
1929年,任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特别委员会秘书长。
1930年3月,在发动起义时被捕,两月后就义于涪陵城外长江边上的龙王沱。
霍栗如在彭水举行武装起义,因敌方监视,策反对象告密,于1930年3月31日,惨遭敌人杀害。
1930年5月5日,四川省委在重庆浩池街召开常委会。
由于叛徒出卖,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的邹进贤和省委书记刘愿庵、省委工委书记程攸生不幸被捕。
在敌人的严刑审讯和高官厚禄引诱下,邹进贤三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5月8日,邹进贤三人在巴县衙门前,被敌人杀害。
临刑前,面对敌人的枪口,邹进贤怒斥道:
“你们今天杀了我们,可杀不完共产党!
”“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慷慨就义!
直至重庆解放前夜,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又有300多名共产党人与爱国志士惨遭杀害。
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重庆的解放。
(作者陈平令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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