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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战略
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战略
[作者简介]田新文(1969-),男,湖北赤壁人,成宁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胡宗山(1972-),男,安徽庐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摘要]在外交学学科建设和对外战略构建中,应该重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作用,同时,保持合适的距离。
未来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应该寻求利益政治与规范政治的契合与统一。
崛起后的中国应该寻求差别战略与模糊战略,既牢固把握现有的权势地位,同时也应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念,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和全人类利益。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崛起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7)05-0763-06
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历来是学术争鸣的重要内容。
在国际关系领域,这种争鸣最终体现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观现实,更重要的是,它能否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指导。
于是,追求主客观的相符程度,特别是理论对外交政策的指导价值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但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现实进程中,理论与现实之间似乎并不是“零距离”接触的。
早期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理论对当时美国外交的影响较大,其后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以权力政治为基本信条,却并不受美国人的欢迎。
相反,美国政治传统中的自由、人权等似乎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
到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理论实现了科学的简约,但与现实的关系似乎更远了。
至于建构主义,仿佛完全走进了象牙塔,只能在一些个案问题上寻找说服力。
冷战后,理论的影响似乎有所加强。
例如,众所周知的“民主和平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克林顿政府“民主、人权、外交”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
米尔斯海默等人也一直在追求通过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教义来为美国冷战后的新战略提供学术基础。
总体而言,就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来看,严格的、成形的、规范的理论似乎远远不如那些零星的、不成体系的思想、世界观、信仰、信条等的影响更大。
例如,历史上对美国外交影响最大的是两大战略,一是华盛顿告别致辞中所涉及的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原则;二是门罗主义。
它们影响美国历史达100年之久,但几乎都不是理论。
影响英国几百年之久的均势思想始自亨利八世时代,历经多位君主、首相而不衰。
相反,以科学、简约著称的结构现实主义难以在现实中找到什么作用和影响。
即使在其最盛的20世纪80年代,指导美国外交的不是结构观、系统论,而是现实的权力观与美国内在的意识形态使命;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几乎看不到对美国制度合作的影响。
中国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领导人的思想成为对外战略的指南,而学者们能做的似乎只是解释、说明领导人的思想。
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战略制定
这似乎令人不解,按说理论更为科学和系统,解释力、说服力和预测力更强,应该影响更大。
之所以出现理论与现实间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理论自身的问题。
众所周知,理论具有三个功能:
描述、解释和处方。
所谓处方,就是为现实行为提供政策咨询或建议,但是在这三个功能中,解释功能是核心功能,理论首要关注的是自身对规律或现象的解释是否符合逻辑,处方功能只是在解释正确之后,依据其结论得出的,因此,处方功能是建立在解释功能基础上的。
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家不同于谋士,不同于战略家。
预测、规划未来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
第二,理论与实践间的关系历来复杂。
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的有限性古今中外都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清谈误国”。
理论具有稳定性、滞后性,而实践是易变的、纷繁复杂的。
理论即使能够指导现实,那也只是指导较长时间的战略性行为,因此,与其说国际关系理论指导外交政策,不如说指导外交战略制定更为恰当。
第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解释与现实差距较大。
国际关系在社会科学中又是一个后进学科,学科建设尚在不断发展,远未达到成熟之巅,出现差距是非常正常的。
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比自然科学家不敬业、不努力,也不是不如他们聪明,而是由于二者处理的变量不同。
自然科学处理的变量是自然事物,基本上是纯客观的,具有相对稳定性。
社会科学则无法完全摆脱主体性在认识过程中的影响。
何况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变量特别多,影响同一问题的因素远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单一,多因多果的情况普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效仿自然科学,力图通过科学程序,按严格的自变量、因变量关系来构建理论,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间仍难以避免存在较大的差距。
第四,理论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理论对于现实的解释、预测和指导功能也不同。
沃尔兹曾经区分过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他认为以摩根索、基辛格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主要是国家(单元)层次的理论,解释的是地位相同的国家为什么其行为是不同的,因而对国家外交政策涉及较多。
而他自己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属于国际政治理论,是体系(结构)层次的理论,它解释的是国际体系中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是描述国际结果而不是国家行为的理论。
沃尔兹认为自己的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并且告诫不能混淆二者的区别,不要将普遍性理论当作外交政策理论。
此外还有研究方法的问题。
传统现实主义主要采取历史一人文分析方法,本身就是通过大量的历史个案总结来认识规律、构建理论的,其中不乏对各国外交战略的研究,在提炼理论精髓的同时,其警句箴言自然也可以为外交政策或战略提供借鉴。
而科学方法则是纯粹的理论演绎或统计计量分析,对外交政策而言,只有结果是有用的,过程可以忽略不计。
第五,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区别。
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因环境、氛围、立场、信息不同而有所区别。
学术研究讲究自身的周延和逻辑一致,追求科学的简约和片面的深刻,它的生命首先不是体现在对政策有多大用处,而是自身是否正确或科学。
政策研究则追求可行性、可操作性、能否被当局所采纳,面对的具体事例更为丰富、复杂和多变。
在当今中国,除了外交部门的专业政策研究部门外,实际上有相当多的学术机构承担的是政策研究或准政策研究,即发挥智库或思想库的作用。
而在西方,类似兰德公司这样的思想库尽管可以为美国内外决策提供很大的作用,但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国际关系学科之列。
第六,学者所处的立场与政治家立场不一样。
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学者可以在自己的框架内任意驰骋,他只须对真理负责,对自己负责(甚至什么也不负责)。
但政治家不同,他们是制定或执行政策的主体,诚如基辛格所言,政治家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
当然,二者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要看具体情况。
例如,作为政治学者的威尔逊作了总统之后,理想主义的理论自然就会对美国外交产生巨大影响。
同样,现实主义学者基辛格入幕白宫之后,和尼克松一拍即合,美国开始扭转20世纪60年代过分注重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转以现实政治和权力平衡为首要考虑要素,大玩三角外交。
就原则而言,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寻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正确关系定位。
但从具体情况看,理论与现实之间似乎还应有一定的差距,或者说,实现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合理定位是学科生命力的真正所在,完全等同不行,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行。
虽然同为国际问题学科,但外交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很大不同。
它更集中在国家间关系层面,甚至主要探讨的是官方外交的行为艺术。
一般来说,外交学应该有外交理论、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不同的层面。
相对成熟的外交学科应该在上述四个方面,尤其是理论和战略层面有较先进的发展水平。
但相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来说,外交学的事务性、技术性特征仍然比较明显。
就是在美国,外交学中的理论研究相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也要稍逊一筹,而且集中在外交决策理论研究上,外交学科中更多的内容仍然属于外交战略,或者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对外战略或大战略。
当然这种大战略浸透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理论之中,是在深刻洞悉理论原理和精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只是几个名词术语的简单套用;大战略不仅来自国际关系学科,也来自历史、经济等各个学科,是多学科交汇的产物。
因此,要真正使外交学科上台阶和等级,就必须在理论和战略两个方面借鉴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各种理论,并使二者很好地结合,使理论对外交战略的制定发挥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指导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论教义
新中国的外交学科建设和外交实践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战略的关系问题。
外交学学科建设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相比相对落后,那么,如何借鉴和利用这两个兄弟学科的有益经验,特别是运用相对成形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提高外交学理论和战略的水平,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外交学科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应该加强同一性研究,二者有分有合,“分”体现在外交学有一部分是事务性、技术性研究;而“合”则体现在理论和战略的层次,三个学科应该互相借鉴和利用,共同构筑平台,尤其要注意如何将现有理论借鉴、运用到外交实践中,例如,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建言献策,为透视和分析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对外战略、对华战略提供智力资源;又从各国的外交实践中来进一步观察、检验理论。
总之,要加强二者的互动式研究。
同时,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是世界观式和指导、借鉴性的,在涉及外交战略时,也是提供原则性规则,不要指望去干涉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的具体内容。
要把学术性的理论创建与为外交战略提供指导作用有效分离,国际关系理论不能替代外交学建设,也不能要求所有人、所有理论、任何情况下都致力于外交战略的研究和构建。
有的理论可能就是脱离实际的纯粹的象牙塔构建,这是理论或学科自身建设的问题。
理论家不是战略家,理论的作用在于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不是经世致用的实践价值。
理论对于对外战略的价值体现在用理论来形成观察世界事务、制定战略的根本思维方式。
就中国的外交实践而言,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值得探讨。
一是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
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外交实践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两张皮”现象。
这虽然有利于为理论研究构筑相对平静的氛围,但老不加人世贸组织也不是件好事。
从近两年来看,这种现象有所改善。
有很多学者已经注意从自己的学术立场来观察、思考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现实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的分歧。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
例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其实在各大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们也知道,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指导原则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特别是当前,各国基本上是走新中间路线,都希望对二者进行最佳的综合,但如何取舍,何时取舍,何种情况下取舍都值得探讨。
二是如何确定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倾向。
1978年之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兼具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的,但从决策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仍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问题,甚至一度过分地意识形态化,至少在宣传和语言使用上主要采取革命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渐提出以利益作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出发点,语言转换模式也向此演变,基本摆脱了过去的革命外交观,而代之以国家利益观。
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一直强调自己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身份,在两极格局时代,它有利于团结中小国家等中间力量,对抗超级大国。
但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急剧变化,如果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上都强调这一身份,而不进行具体调整,有时也会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判断和争取。
事实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不仅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尤其是在增量经济方面也有着重要影响。
如果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地位和角色没有清醒认知,仍然按照若干年前的经济地位定位来考虑问题的话,可能并不利于我们实行正确的对外行为。
实际上,近年来这一问题日渐突出。
如在处理与G8的关系、在联合国中处理大国关系与小国关系、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宣传、世贸组织谈判、中国未来崛起的国际环境等问题上,中国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三是未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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