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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红色女间谍吴先清
神秘的红色女间谍——吴先清·紫罗兰
作家王旭烽在她的纪实文学新作《主义之花》(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中以不同的鲜花为喻,书写了三十多位革命女性壮烈而美丽的人生。
“主义之花”除了特指女性如花的品貌之外,还因为革命那感性的表达往往是女子天然的禀赋。
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进程中,女性的参与,构成了主义钢铁意志之间柔韧的连接,使革命具有了某种特殊的、阴柔的美感。
紫罗兰,作为花儿,她不过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长圆形或倒披针形,花紫红色,也有淡红、淡黄或白色的,有香气,果实细长。
在各种花色中,紫色的紫罗兰是紫罗兰里最神秘的一种,花语是“在美梦中爱上你”。
这种颜色如梦幻一般不真实,也如爱情一样美丽而稍纵即逝,因此花语也有“小心翼翼守护的爱”的意思。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先清(1904-1938),绝想不到她与革命之间,会建立起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小心翼翼守护的爱”的关系,她更不会想到,有一天,她竟然会担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
而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竟然成为吴先清为革命蒙冤的葬身之地。
一
小户人家的女儿吴先清1904年7月出生在浙西南小山城临海县城关的糕饼店里,父母开着一家小店,生养下6个儿女,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儿,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是4个弟弟,被一群男孩子包围着长大的姑娘,大概胆子也应该会更大一些。
1917年,吴先清13岁那年,在台州台属联立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毕业,接着,她就跟着哥哥吴全清赶到杭州,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蚕校)。
又过两年,便是1919年,新文化运动来了,吴先清也不过才15岁,被选为校学生代表,成为蚕校“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参加了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
那年5月12日,杭州各校学生三千余人,聚集杭州西湖边的三、四公园游行示威。
吴先清带领着一帮女同学,冲出校门就加入了游行队伍。
1920年初的杭州“一师风潮”中,军警包围“一师”,强令学生回家,吴先清组织蚕校同学加入了杭州女子职业学校队伍,直接冲进了由军警把守的“一师”校门,将一筐筐的馒头往一墙之隔的“一师”校园里扔,校园内是热血沸腾的男生,校园外是激情澎湃的女生,“一师风潮”,以学生胜利而结束。
小女生吴先清因此而名声大振,但一些守旧分子视先清为不守校规,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还不让她按时毕业。
我想那时候的吴先清,应该是一个爽朗、明亮、大大咧咧的黄毛丫头吧。
“此地不留女,自有留女处”,1920年秋,吴先清不养蚕了,她一个大转弯,竟然考入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去了。
或许,吴先清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率性的选择,很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命运,因为牵引她往另外一条道路而去的外力实在是太多了。
然而,就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她遇见了她命中注定要遇见的人。
1921年秋,吴先清在西湖畔写生,一位青年站在她后面看她画画。
据说是因为吴先清的画笔往后一甩,水彩溅在青年衣裤上,“哎哟”叫了一声,先清回头,哈,宣中华——是自己早已认识的浙江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宣中华。
西湖,美术,青春,热情,浪漫……他们的相识,相当的小布尔乔亚,简直与徐志摩的爱情有一拼。
那一年,吴先清17岁,宣中华23岁,从年龄上看,他们还可说是少男少女。
但宣中华已经去过革命故乡苏联,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了。
他们共同的革命生涯,就此开始。
大革命时代的一切都被加速,激情裹挟着爱情一起往前。
两人交往日频,很快相爱了。
宣中华是吴先清的爱人,也是她的革命引路人,在宣中华的带领下,她参加了各种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活动。
1922年暑假,吴先清随宣中华到上虞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
当时的春晖中学,云集了一大批中国优秀的新文化运动精英,包括夏丏尊、朱自清、李叔同、何香凝、经亨颐等人。
一群年轻的“五四”青年,紧紧地围绕着他们。
吴先清在这样的革命浪潮中,将青春染得赤红。
1924年,吴先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色情人总是不忘在爱情中重重叠加革命。
1924年5月1日下午一点半,由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主持,在杭州湖滨运动场召开“杭州工界五一节纪念会”,吴先清在会上登台发表演说,此时“水光滟潋晴方好”,西子湖畔的这对革命儿女,心中真不知又有多少的儿女情长被革命催生。
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婚,即转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
没有资料可以了解此时她与宣中华之间的婚姻生活,曾在采访中听说过他们在上海的革命生涯过得相当窘迫,有时甚至到了两人只有一套衣服可穿的地步。
谁出去工作,另一个就只能待在被窝里。
但革命者如此清贫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们的革命激情。
吴先清的第一次坐牢就在上海:
1925年初,吴先清在向大康纱厂工人宣传革命时,被杨树浦格兰路巡捕房逮捕,经组织营救和工人斗争,法庭最后判了吴先清一个妨害秩序罪,罚大洋100块就当庭释放了,算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革命经历吧。
1925年7月5日,已经身怀六甲的吴先清跟随宣中华赶到萧山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那次可算是开了眼界,21岁的吴先清第一次看见从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是如何在她面前分道扬镳的。
如果不是当年冬天她远赴苏联,她很有可能与她的丈夫一起血染龙华,献身革命。
1925年初冬,中共党组织决定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21岁的吴先清,就此放下了出生仅12天的女儿,乘船至海参崴,年底抵达莫斯科。
她不会想到,她那个刚刚出生的女儿,因无人照料,还未满月便夭折了。
二
现在我要将笔锋转向吴先清的革命引路人宣中华。
他是她的丈夫,他的命运对吴先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宣中华,初名洪霖,又名锺华,字广文。
1898年7月4日出生在浙江诸暨县牌头中央宣村农民家庭。
父亲勒紧裤带,备极辛劳,押田借债供儿子读书。
1909年,宣中华毕业于本村日智小学,继入同文公学,1915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
1921年春,宣中华应陈望道函邀赴沪,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以浙江代表身份赴苏,出席翌年1月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苏联,宣中华受到列宁接见,并于此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22年11月,沈玄庐与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等人建立革命团体“任社”,创办《责任》周刊。
从苏联回来的共青团员宣中华,干脆把他的笔名也俄罗斯化了。
他以“伊凡”为名,在《责任》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其中一篇题为《杀宣统》,写得杀气冲天:
“不把宣统杀了,清室的废灭是无从谈起的。
所以,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杀宣统’!
”沈玄庐的最具体支持,则是腾出一处住宅取名“农村宿舍”,自费出资任这一干年轻人去“杀”。
1924年1月10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接受宣中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之后,他作为跨党的浙江省国民党员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
而1925年5月,有着共产党与国民党双重身份的沈玄庐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支持戴季陶的“国民党最高的、惟一的原则就是三民主义,就是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鉴于其背叛共产党的主张已昭然若揭,中共中央开除了沈的共产党党籍。
这个已有4年党龄的沈玄庐,就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了他亲手参与创建、有着远大前程的政党。
1925年7月5日,沈玄庐与戴季陶决定在衙前召开“国民党临时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向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搞突然袭击。
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沈玄庐与他在衙前农民运动中的挚友、学生辈的宣中华、吴先清等人,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戴季陶、沈玄庐等人,都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宣中华等人可说是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走上革命的,孰料5年之后,宣中华等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戴、沈等人却成为国民党的右派。
沈玄庐反共,依然反得那么有特色。
1925年7月5日,沈玄庐把自己的住宅“光禄第”全部整修一新,又做了一块青底白字“天下为公”的匾额,挂在二门之上。
同时,把家中所有的对联统统漆成青底白字,以示正统。
这次衙前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现在看来十分奇特的决议案,读来颇有时代特色:
“色彩为团体之标志,亦即主义象征。
吾党之旗帜为青天白日。
斯吾党之色彩为青白之色彩,实为青白二色,必造成全国之青白化,而后吾党之主义乃能印入国民之心脑……”
宣中华曾经是沈玄庐最知契的同志和学生,此时沈玄庐对他就如仇人,公开说:
“你们再不要相信宣中华了,他是共产党,他受第三国际指挥,不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了。
”有同志问宣中华:
“你和沈玄庐有过一段合作,人家说你很难同沈玄庐决裂。
”宣中华正色说:
“我为革命和玄庐合作,玄庐能劝我加入共产党,但决不能拉我退出共产党。
他敢反对革命,我就同他干到底!
”
我们可以从时间上做出推算,当宣中华在声讨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之时,也正是吴先清别夫离子前往莫斯科之际。
1927年4月11日,杭州市警察局长章烈指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突然包围和封闭浙江省党部、省政府、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机构,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共产党人宣中华的就义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四·一二”后,他的弟弟,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宣中民被捕,宣中华遭通缉,中共杭州地委决定派人秘密护送他赴沪。
14日晨,宣中华化装成铁路列车长,在薛暮桥和杭州铁路工会共产党人沈乐山、方仁郎等陪同和护送下由艮山门登车赴沪。
下午,货车抵达龙华车站,被密布在车站周围的特务逮捕。
15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提审宣中华。
宣中华斩钉截铁地说:
“还是收起你们这一套吧!
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早已许身于党,将生命置之度外。
”特务们丧心病狂地对他轮番施以酷刑,敌人问:
你为浙江共产党首领,今被捕获,有何话说?
答曰:
参加革命以来,早已忘身。
今为革命而死,没有遗憾,别无他言。
17日深夜,遍体鳞伤的宣中华被押解至龙华荒郊,遂为乱刀砍杀,尸骨至今无寻。
时年29岁。
仅过两个月,胞弟被枪杀于陆军监狱,时年27岁。
期间,老师经亨颐尚不知学生下落,常常带着凄惶的神色问:
“中华尚在人间否?
”
宣氏兄弟既死,父亲无法承受打击,郁郁而终,家中惨状可想而知。
有友欲为宣中华家筹款,此时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竟不能得。
经亨颐先生解囊200银元,方解宣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20年前,我曾随摄制组一行至诸暨斗岩山下宣中华衣冠冢处,众人顿时便被这豪迈雄伟的山岗惊得目瞪口呆。
拔地而起的斗岩山壮如侧身行立紧握拳头的伟丈夫,非常高大,那日冬雨,却下得如风云变幻的夏之豪雨一般。
山间云雾瞬息万变,云层如万马奔腾,又如仙境霭气。
然而高昂的伟丈夫的头颅却仿佛始终在云天之上,使人顿生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意。
斗岩山下有一小小白墙黑瓦平房——中华土地庙。
一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确是“中华土地庙”。
旁边还有一副对联: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我黎民永臻安康。
字写得歪歪扭扭,且风吹雨打有所退色。
宣中华没有孩子,但故乡父老不忘宣中华并使他香火永续。
他们干脆把他们英勇的儿子奉为神祗来保佑一方水土。
中国百姓素有此类传统,但把一个共产党人奉为土地神却闻所未闻。
再一想,对宣中华的父老乡亲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了。
三
几乎所有的党史资料上,描述吴先清得知丈夫牺牲时的情景,都只有一句话:
“吴先清得悉宣中华英勇牺牲的噩耗,以坚强的意志抑制了自己悲痛的感情。
”
然而,生离死别,焉是这样一句话可以遮蔽的?
这是初恋,这是孩子的父亲,这是革命引路人,这是上级领导,这是她爱的男人,死得那么惨,她连为其收骨的可能也一丁点儿都没有。
那年吴先清也才23岁啊。
如果不是另一个革命男儿进入了吴先清的生活,我们不知道吴先清的悲痛何时缓解。
这位男儿,风采不输宣中华,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职业革命家刘鼎(1903-1986)。
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本人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
他的童年和少年跟现在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味读书求学。
1920年,刘鼎离开家乡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经3年苦学,打下了扎实的工科基础,并掌握了英语,还学了德语。
那段时间,正是杭州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阶段,西子湖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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