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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精神的回顾与解读党课讲稿44页
“两弹一星”精神的回顾与解读
(党课讲稿)
前言
1999年5月6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同时刊载了一篇文章,叫《请历史记住他们》,作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同志。
他的这篇文章刊登之后,在全国科技界,包括国防军工领域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随后,中国科学院再次以《请历史记住他们》为题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由厦门大学出版,共41篇文章,除了杨振宁写的一篇回忆邓稼先的文章之外,其他文章都由亲身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相关领导同志所撰写。
另外还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跟“两弹一星”相关的很重要的书,就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原国务委员宋健同志主编的《“两弹一星”元勋传》。
这本书由23篇“两弹一星”元勋的传记组成,全面展示了“两弹一星”元勋们的成长历程和经历。
上面提到的两本书是我今天跟大家交流学习心得的主要资料来源。
1999年的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下图是授奖仪式上拍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包括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等人。
23位专家中有七位当时已经不在人世,所以是追授的,还有一位是钱学森院士,他因行动不便没有来到现场,因此现场接受颁奖的一共是15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上图是全部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21位。
在他们当中有17位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其中15位是在投身“两弹一星”事业之前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当年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事业之间的紧密关系。
颁奖时间是1999年9月18日,时光倒回68年前,1931年的9月18日却是中国历史上相当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所以也被称为“东北沦亡纪念日”。
在1999年“两弹一星”元勋授勋之后,聂荣臻元帅的秘书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达过这样一层意思,之所以选择“九一八”进行颁奖,目的是说明中国人不仅在政治上站起来了,在科技上也站起来了,任人宰割的历史将永远成为过去。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王大珩唱卡拉OK的故事。
王大珩当时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几个学生请他吃饭,席间大家唱卡拉OK助兴。
王老一开始说听大家唱,自己不唱,后来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几对衣着鲜艳的青年男女,他们踩着轻快的节拍翩翩起舞,歌词唱的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的表情一下子凝重起来,主动要求说要唱这支歌,还特别强调不要伴奏,伴奏会失真。
关于王老唱歌,书中有一段描写,我们来看一下:
王老的嗓音既不圆润,也不嘹亮,唱到高音处还能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但王老的歌声饱含着情、浸透着泪,每一句话的歌词都仿佛从心底流出,整首歌一字不落地唱完后,房间内一片寂静,充溢着悲伤的情绪。
随后王老跟大家讲,1937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王老也加入了南下逃亡的队伍,《松花江上》这首歌是王老在逃难的船上从几个东北流亡大学生那里学来的。
开始船上只有这几名大学生唱,后来全船的人都学会了,一起唱,大家轮番唱,整整唱了一夜,还有很多人跟着哭了一夜。
所以王老跟他的学生讲: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适合拿来娱乐。
”
再看另一位“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
他是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同时也是2017年八一建军节总书记授予的十位“八一勋章”获得者之一。
1937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大学,正赶上史上著名的浙大西迁。
浙大的校史馆中有一幅地图,描述了当年浙江大学在抗战期间从杭州经过江西、湖南、广西,最后到贵州遵义落脚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几个时间点:
1937年9月,程开甲这一届新生刚入学就迁到了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
到了11月,敌人在浙江嘉兴全公亭登陆,学校迁到杭州建德。
又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37年12月,敌陷杭州,浙大师生历尽艰险,分批到达江西吉安。
到了1939年12月,敌扰贵南,学校西迁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直至抗战胜利。
所以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学习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
每次学校搬迁,除了学生和老师要走,很多仪器和图书当然也要跟着走。
有一次搬迁过程中经过水路,物理系的几箱书掉到了河里。
到了目的地之后,在老师的组织下,程开甲和同学们一起把书一本本地晾开、晒干,看着那些受损的图书,程开甲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程开甲在学校时就非常爱读书,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程book”,但他流泪却不仅仅是因为爱书,更主要的原因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被侵略者追赶着到处逃跑、躲藏的屈辱和愤懑。
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两弹一星”元勋和以他们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满怀报国热情,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坚韧不拔、突破万重难关的动力之源。
我们这里举的是王大珩和程开甲的例子,如果大家阅读《“两弹一星”元勋传》,会发现许多元勋都对当初被侵略的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学习的体会。
一、伟大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
原子弹
1945年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其杀伤力和威慑力震撼了全世界。
美国“曼哈顿工程”理论设计师奥本海默在试验现场看见升腾而起的蘑菇云,想起了古印度圣诗《薄伽梵歌》中的两句话,一句是“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呈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另一句话是“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美国试验成功后仅20天,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死神就分别降临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蘑菇云升腾起来的瞬间,几十万人的生命灰飞烟灭。
大家看上面这张图,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仔细看图上用红圈圈出来的部分,是四个站得笔挺的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呆若木鸡。
1946年8月6日,这次爆炸之后一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同她的谈话中说: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但实际上并不可怕。
”这番话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英雄气魄。
原子弹的威力毛泽东当然知道,但是我们不能也没有在气势上被吓倒,一旦具备了条件,我们中国也要研制。
1954年10月,中国在广西发现了铀矿,三个月后,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主题就是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在开会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号,周恩来总理邀请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来到中南海,主要是跟他们商量这个会该怎么开。
周总理请两位科学家给书记处的书记们讲原子能,尽可能要讲得通俗,不要用太专业的术语。
同时周总理还提示说,可能的话能不能带一些试验仪器,做一些演示。
在嘱托过李四光、钱三强之后的当天晚上,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工作便函,内容如下:
主席:
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位同志参加。
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
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
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
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
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
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从这封便函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配合毛主席工作的一种细致的工作作风,同时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像李四光这样的大科学家是多么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总得来说,1955年1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大幕。
导弹
导弹和火箭是密不可分的。
现代航天学和火箭理论奠基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有一句名言: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
比齐奥尔科夫斯基年轻二十多岁的被称为现代火箭之父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戈达德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昨日的梦想是今天的希望,是明天的现实”。
回顾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在军事上取得应用的,火箭也不例外。
火箭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导弹,它是一种远距离的攻击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首先使用了导弹,隔着英吉利海峡攻击伦敦,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他们的带头人是被称为欧洲火箭之父的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奥伯特。
巧合的是当时我们“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黄纬禄先生正在英国留学,他所实习的那家工厂就受到了V2导弹的攻击。
导弹就在他的办公室外爆炸,他的好几个同事都在这次袭击中丧生。
黄纬禄院士在自传中提到当时英国的工厂对外来人员有一个照顾,正常上班时间是八点,但是外国人可以八点半来,就是这三十分钟救了他一条命。
刚刚我们说德国的奥伯特带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枚火箭,在他的团队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韦纳·冯·布劳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归顺了美国,后来为美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9年,运载阿波罗11号实现载人登月的大推力土星五号火箭,其主设计师就是这位冯·布劳恩。
上面这张照片是在德国领土上,德向美军投降的一个情景。
1945年,美国踏上德国领土,同时派出了一支科学考察团考察德国的军事工业,因为那时德国在军工领域非常强大。
冯·布劳恩向美国投降,就要先由美国的军事考察团对他进行审问,了解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而审问他的人当中就有我们中国的钱学森。
大家看下面的照片,这是1945年4月美国军事考察团在德国的照片,站在左侧的就是钱学森。
这些人都穿着美国军装,实际上他们都是科学家。
关于这次考察还有一张照片,有的同志可能很熟悉。
钱学森坐在中间,旁边的两个人分别是加州理工学院非常著名的教授,空气动力学大师,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博士生导师西奥多·冯·卡门,以及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教授、流体力学奠基人路德维希·普朗特。
这三个人是师生三代,这张照片是他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相聚,就是下面这张图。
只不过这次相聚有些尴尬,因为冯·卡门和钱学森是美军的考察团,属于盟军军官,而路德维希·普朗特是战时服务于纳粹政府的科学家,所以他们之间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关系。
这次考察结束之后,美国的科学考察团写了一份战略报告,叫《迈向新高度》,后来人们评价这份报告为美国空军的发展描绘了蓝图。
《迈向新高度》共13卷,由冯·卡门主笔,他一个人撰写了其中的两卷,余下的11卷由剩下的26个人一同撰写,钱学森参与了其中5卷的撰写,有19个人只参与了1卷的撰写。
从参与撰写内容的多寡和范围来看,钱学森是《迈向新高度》的重要执笔人之一。
今天,《迈向新高度》在美国的网站上已经被解密,其介绍中也明确说明了钱学森作出了主要贡献。
那么在当时,正是因为钱学森有这样的工作经历和背景,所以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2月,在钱学森回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分别受到了陈赓、彭德怀、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以及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接见。
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将领之所以反复跟钱学森接触,目的就是想了解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我们中国能不能自主研制导弹的问题。
1956年2月,钱学森向周总理呈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同年10月,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成立,它是我们今天的中国航天科技和中国航天科工两大集团的前身,航天口的人都称它为“老五院”。
钱学森回国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1956年2月开始兼任国防部五院院长。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把主要的时间和工作精力都放在了五院这边。
从创立国防部五院开始,中国的导弹和火箭事业就此展开,这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点。
卫星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来临。
英文字典里因此多出了一个词,叫Sputnik,它实际上是一个俄语单词,意思是卫星。
那么它被加到了英文字典里仍然是卫星的意思,只是特指俄罗斯人研制的卫星。
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人提出卫星研制比苏联人要早,最终苏联人却率先发射成功,这一事实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因此紧跟着Sputnik这个词的还有一个词组叫“Sputnikmoment”,就是苏联卫星诞生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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