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曾国藩算账 为反腐败支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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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账为反腐败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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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账为反腐败支招

对曾国藩的研究可说是当下的一门显学,但人们对他的关注多集中在其事功和道德文章。

而历史学者张宏杰的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从曾国藩的收支情况入手,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曾国藩,也展现了一幅真实的清代京官经济生活画卷。

阅读这本书,不但使我们对曾国藩有新的认识,也能引发我们很多其他的思考。

围绕该书,本报对张宏杰做了专访。

十三年京官生涯，怎一个“穷”字了得

读书报:

您的研究细致梳理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在研究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宏杰:

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

一家人从小拼命供他读书,希望他通过考学,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去北京参加会试,需要亲戚们东拼西凑才筹齐路费。

后来曾国藩读书成功,被朝廷授以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相当于副处级,然而家里人却未曾沾到什么光。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了进士之后呢,曾经衣锦还乡,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

临走的时候,他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跟他们告别。

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

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

他的二舅江永燕比大舅强一点,也好不到哪去,三间茅草房,东倒西歪。

二舅送他走时,对他说:

“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

”外甥你将来如果做外官,我一定给你做烧火夫,就是你让我跟着享几天福吧。

曾国藩到北京整整当了五年的官,没有给两个舅舅寄过一文钱。

这个二舅最后没有等到享外甥的福,几年后贫病而死。

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嚎啕大哭了一场。

曾国藩在北京做了十三年京官,十三年当中,他的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一个字,穷。

清代到北京作官,成本高昂,需要准备高额的路费以及到京后租房的费用,所以很多人进京为官前,都要想方设法筹集资本。

曾国藩是通过一家一家“拜客”来获得“贺礼”的办法来筹资。

他在老家湖南省花了近一年时间,奔走了近三千公里,拜了一千二百多家,其中不光有亲戚朋友家,还有大量无亲无故的商铺和官员,一共收到了将近1500两“贺礼金”。

这种“筹资”方式,以前还没有人提及。

还有,曾国藩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时,为了保持翰林体统,带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上路,但是因为无力负担过高的购置费用,他戴的蜜蜡朝珠居然是假货。

出京前,他要仆人买一个“小戥子”,用于称量路上地方官员所送银子的重量。

他老人家在做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

“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

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

”那时曾国藩已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堂堂副部级,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

读书报:

曾国藩的官为什么当得这么穷呢?

张宏杰:

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

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125两白银。

清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如果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大致心里有一个数,我们用大米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

当时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加上所有津贴换算过来就是25000元钱,每月2080元钱。

所以曾国藩没钱的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

第二个呢,也很简单,花费大。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全部的经济开支加起来为620两白银,也就是说他这一年的财政赤字是495两白银,相当于99000元人民币。

做一年官,赔了这么多钱。

读书报:

花费这么大!

?

他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张宏杰:

曾国藩毕竟是朝廷命官。

在传统时代,不管收入多低,官员都要维持他的尊严和体面。

首先住房不能合租,必须是租一个像样的四合院,独门独院,门口挂块牌子,某某官宅。

曾国藩房租年支出160两,仅这一项就比他全年工资都高了。

第二大支出是社交应酬。

清代礼仪繁琐,随份子比今天多。

另外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了之后,你也不能不回请。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给朋友婚丧嫁娶、朋友父母生日送的礼,加起来是70多两白银。

他自己请客吃饭用了40多两。

这两项加一起就是110多两。

第三是买服装的支出。

清代对官服的要求非常严格、非常琐碎。

春夏秋冬,一个官员的帽子、衣服、鞋都有严格的要求。

然而清代没有公款采购制度,你进京当官,这一套都置办齐了,至少得500两到800两。

很多京官不得不长期租借官服。

基于社交需要,曾国藩买自己的衣服、夫人孩子的衣服花了相当多的钱。

另外,交通费支出也十分昂贵,却没有公车、没有交通补助。

读书报:

这么大的赤字,如何弥补?

张宏杰:

清代京官弥补赤字的途径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家族补贴。

曾国藩家里没多少钱,刚才提到过,他中了进士之后,湖南各个州县几乎都走遍了,四处向别人索取贺礼,攒了1500两白银带到北京,作为他当官的资本。

第二是冰敬和炭敬。

地方官到北京办事的时候,都要给自己认识的京官送上10两、8两的银子,冬天就让你拿这点儿钱买点儿炭取暖,夏天就买点儿冰消暑,就叫炭敬、冰敬。

这个严格来讲是灰色收入,但在清代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规则。

第三个渠道就是借钱。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底,家里带来的银子花光了,借了50两才勉强过了年。

理学修养助曾国藩“保持清节”

读书报:

当时很多官员都收灰色收入,为什么曾国藩不这样做呢?

张宏杰:

曾国藩是理学家,追求道德修养,那么就不能肆意谋求灰色收入。

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

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

我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说:

“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

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

”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有人送了我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

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

他反省道,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我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一条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

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以至于此!

此贾竖器量也。

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送礼金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其实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渡过目前的财政危机。

想想自己发誓学做圣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于是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

另外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说服力。

有一些京官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来源,就是给地方官在北京办事,谋取一些灰色收入。

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钱财。

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

读书报:

通过细究曾国藩经济生活的细节,您有何收获?

张宏杰:

细节中的曾国藩,远比那个“永远正确“的“圣人”可爱。

这些细节是很有趣,我觉得通过这些细节,我完成了两个“穿越”:

一是对曾国藩内心的“穿越”,另一个是对晚清社会的“穿越”。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

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

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另外,通过曾国藩,我们更可以直观地了解晚清的政治与社会。

通过观察曾国藩如何建立和使用“小金库”,如何拒绝和处理下属送来的礼品,我们可以观察晚清官场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

这种观察常常可以澄清许多流传甚广的误解。

比如所谓“陋规”,它的产生是迫不得已,它的流向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尽入私囊。

事实上,它是晚清财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读书报:

曾国藩之所以没有沦为贪官,他的理学修养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是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的。

这给我们什么启发?

今天官员的道德提升能否从中取资一二?

张宏杰:

是的,中国古代官员和今天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古代官员都是三榜进士出身,浸淫于孔孟经典当中。

儒学对他们的人格有着强大的塑造作用。

明清两代清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理学信徒。

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

他的名言是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

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

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

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

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

其它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

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

晚清的曾胡左,都精研理学。

胡林翼晚年皈依理学,“立定志向,在‘理’路上做人,不做不休”,有“人生晚节末路,不可一毫失著”之愿。

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

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等人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所以官员有没有信仰,对他的人生选择是很重要的。

没有其他信仰,那么只能信仰金钱了。

高薪能否养廉?

制度如何反腐?

读书报:

书中详细计算了清朝官员的官俸收入,指出官员腐败现象与收入低分不开。

以此观照当下,收入低是否是国家公职人员贪腐问题的原因之一?

收入低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贪腐?

张宏杰:

低薪不一定导致贪腐。

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低薪制,但是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会有个别清廉官员出现。

但是,从大数据来看,收入过低,同时又没有朱元璋那样极为强硬的高压铁腕的反腐措施,则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

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登峰造极。

这两者之间,并非只是一种巧合。

如果合法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大多数官吏的选择必然是贪腐。

以曾国藩的收入为例,每月两千块钱,在北京能生活吗?

不可能。

我们今天在北京生活的人,一个月至少也花两三千块钱吧?

而且,今天我们一个家族,男女双方都有收入,曾国藩一个月两千块钱,可是要养活老婆孩子一大堆人。

做官赔钱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的现象,这是当时京官的普遍现象。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低薪制,还有无薪制时代。

官员们都是靠对老百姓吃拿卡要活着。

这种低薪制和无薪制,反映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

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同样是“占小便宜吃大亏”。

因为大部分官员会选择谋取灰色收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开足工资还要大。

读书报:

近些年主张“高薪养廉”的呼声很高,那么,“高薪”真能“养廉”吗?

“高薪”之外,“养廉”还有哪些必要的措施和政策?

张宏杰:

高薪并不一定能养廉。

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把薪水提高到让官员们光凭薪水就能过上体面生活就行。

中国历代为什么大多实行低薪制呢?

因为历代政府都想把控一切,导致官吏队伍人数过多,国家财政负担不起。

所以高薪,或者说提高薪水养廉的前提,是政府放权,同时削减公务员队伍。

如果把公务员队伍削减掉三分之二,同时每个公务员的工资涨上三倍,状况可能就比较合理一些。

这是高薪养廉需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前提条件之二,是有效的监督机制。

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但是不知道,新加坡与此配合的,还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治腐败。

事实上,世界上清廉指数高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新闻媒体等对官员的监督是非常严厉的。

比如香港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位于九龙塘的大宅内,涉嫌有面积接近两百平方米的违规建筑物。

媒体接到报料后,一大早就把唐英年的宅邸包围得水泄不通。

更有几家媒体居然租用多达9辆吊臂车从“高空”拍摄宅内情况,“直捣唐穴”。

有这样无死角的监督,高薪养廉才会起作用。

要不然,高薪只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一些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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