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其与易学之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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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其与易学之关系
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其与易学之关系
《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四书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之一,是将伏羲、神农和黄帝引入道统,置于尧舜之上,并将道统心传之原上溯至太极。
在儒家经典中,羲、农、黄三位圣王见于《周易·系辞传》,而太极范畴亦出于《系辞传》,故朱子的新道统说乃是根植于易学的。
朱熹在其四书学代表作品中推举伏羲,又将太极观念作为道统之原,说明其四书之学乃是以易学为依据的。
朱子学中《易》与四书的这种关系,说明朱熹没有将五经的权威地位移除,也没有将四书置于五经之上。
朱熹一生常常论及五经与四书之关系,仔细考察相关文章和语录,可知他在为学次第上把四书置于五经之前,而在价值判断上则把五经置于四书之上,从未试图贬低五经的权威性。
一、易学思想之跃进与两《序》之写作
朱熹晚年改定了《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这两篇四书学重要作品之完成,是以其易学思想之重大飞跃为背景的。
具体说来,在改定两《序》之前数年,朱熹的易学思想完成了从“《易》本卜筮之书”到“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的跃进,这次思想飞跃促成了两《序》的修定。
朱熹在四十六岁(淳熙二年,1175)前后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说,主张用占学方法解读《周易》。
所谓占学方法,是认为《周易》每卦每爻各为太极,包含无穷义理,主张将《周易》卦爻辞看作某种暗喻,读者应根据不同情境,给予不同解说。
朱熹用此方法解注《周易》,用不到两年的时间草成《易传》。
但是,用占学方法解注《周易》,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即“《易》中有象”而“象已失传”之两难困境。
在《易传》草成之后的数年间,朱熹一直苦闷于找不到合适的方法突破此两难困境,于是邵雍之学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盖邵雍之学追问易象之所自来,提出所谓先天之学。
朱熹在五十岁左右曾印刻邵雍之书,表明他在这一时期特别关注了邵雍之先天学。
[1]邵雍自称其先天学为伏羲学,朱熹接受了这种说法,并在研究先天学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的思想。
《朱熹集》卷四十五《答虞士朋》第一书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一画者二也。
“两仪生四象”者,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也。
“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也。
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画而成者,以此而已。
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圣人又已分明说破,亦不待更著言语,别立议论而后明也。
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然古今未有识之者。
至康节先生,始传先天之学而得其说,且以此为伏羲氏之《易》也。
(《朱熹集》,第2137页)
这封信写于淳熙十二年(1185)即朱熹五十五岁前后,[2]信中评价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表明朱熹易学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飞跃,即从“《易》本卜筮之书”跨跃至“先天学为易学纲领”。
此后,朱熹找到了解《易》的新进路,从后天象的研究转向了伏羲先天学之研究。
谈到朱熹五十五岁前后易学思想的此次跃进,有两事值得一提。
第一事,他和袁枢讨论《易学启蒙》之《先天图》时,作过一首诗:
“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
若识无心涵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
”(《朱熹集》卷三十八,第1686页)所谓“无心涵有象”,是说伏羲画卦,只是据其所见所想者随手画出,当时未必存想到极多极深的道理,而所画之两仪、四象、八卦,却已蕴涵无穷的天地自然之理,后世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乃至王弼、程颐之《易》,都是发挥伏羲所画之卦的内蕴。
该说将自古以来的所有易学看作是天理的渐次呈现,而且天理之无穷无尽的内蕴,亦必将在后世不断开显乃至无穷。
在朱熹看来,这无穷无尽的天理,本来就具备于人心之中,只要“玩之久熟,浃洽于心”,则天地变化之神、阴阳消长之妙将“瞭于心目之间”,而其可惊可喜,可笑可乐,“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
”(同上)而伏羲之伟大,就在于他挑开了人文机关,打开了人类认识天理的大门。
第二事,朱熹曾塑伏羲像,欲奉之于武夷精舍。
《朱熹别集》卷六《答黄商伯》云:
“所问《先天图》曲折甚善……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贤者不能一来观之耳。
”朱熹一方面提出“无心涵有象”说,指认伏羲先天学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天理;另方面塑造伏羲像,欲供奉于武夷精舍,以便率弟子时时参拜之;这两个举动,显示出他已有把伏羲奉为儒家始祖之意。
就是在此种情境下,他改定了《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
二、从新道统说看易学在朱熹理学中的地位
朱熹首次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作序是在淳熙四年(1177),十余年后,又对两《章句》作了全面修订,并于淳熙十六年(1189)改定了两书之《序》。
[3]当时,他曾写信给詹体仁说:
“《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
”(《朱熹集》卷二十七,第1163页)说明当时对两《序》的修改,主要体现在道统说方面。
朱熹在两《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当包括两方面内容,即一方面确定道统圣王之排列,由尧、舜上溯至伏羲,另方面确定历代圣王递相传授的内容,由“十六字诀”、“四字诀”上溯至伏羲学。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修改后的《中庸章句序》云:
《中庸》何为而作也?
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大学章句序》有云:
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同上,第1页)
《大学章句序》写定于淳熙十六年二月,《中庸章句序》写定于该年三月,二篇乃一时之作。
《中庸章句序》之“上古圣神”显即《大学章句序》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两《序》把道统向上追溯至伏羲,是对道统说的重要发展。
道统说由孟子最早提出,孟子首倡的大道传授之序为尧、舜、禹、皋陶、汤、伊尹、莱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孔子,其中以尧为最古。
然而,纵览五经,尧并不是最古远的圣王,《周易·系辞下传》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十三经注疏》,卷八,第74页)
根据此说,在尧以前尚有羲、农、黄三位圣王,分别肇始渔猎、农耕等原始文化。
孟子的道统说始于尧而不始于伏羲,可能由于当时《周易》在儒门中的地位比较低,影响比较小。
也不排除其它可能性,例如《系辞》上下传成书可能较晚,孟子未及见到。
孟子之后的三百年间,《周易》在儒门的地位迅速上升,于是《系辞传》之羲、农、黄开始受到关注。
两汉之交,古文经学大师刘歆作《世经》,追溯古代帝王世次,即明确以伏羲为首,其说曰:
“《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
”(说载《汉书·律历志》,见《汉书》第1011页)并开列出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武王之圣王谱系。
刘歆以伏羲氏为百王先,与他推崇《周易》的经学思想是一致的。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取自刘歆《七略》,其中将六经之序定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云: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
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与天地为终始也。
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汉书》,第1723页)在刘歆那里,《易》在经典系统中之六经之首、五经之原的地位,与伏羲氏在帝王谱系中之“百王先”的地位显得十分协洽。
东汉以降,《易》为五经之首、伏羲氏为百王之先已成多数学者之共识,而韩愈、程颐等人所述的道统说,仍延袭孟子的始于尧、舜的旧说,这在理论上当然是一种瑕疵。
朱熹修订道统说,把伏羲列为首位,使道统说前五位圣神及其次序,与《周易》所述完全一致,表明道统说所依据的经典系统,已由孟子的《诗》、《书》、《礼》、《乐》转为《易》、《书》、《诗》、《礼》、《春秋》,从而使道统说与东汉以来儒家经典系统相协洽。
朱熹之新道说还有另一方面的贡献,即追溯道统递相传授内容,由“十六字诀”溯至“四字诀”,由“四字诀”溯至伏羲学。
《中庸章句序》云: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尧之一言,至矣,尽矣!
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序文认为,古来圣贤前后递相传授之内容,经历了由伏羲学到尧传舜之“允执厥中”,再到舜传禹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由微至显的过程。
其中伏羲学属于无文字阶段,“四字诀”和“十六字诀”属于有文字阶段。
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朱熹筑成沧洲精舍,率诸生行释菜之礼,祝文曰:
“恭惟道统,远自羲轩。
集厥大成,允属元圣……周程授受,万理一原。
”(《朱熹集》卷八十六,第4446页,《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察祝文之意,前圣后圣之心传虽各有面目,却是“万理一原”的,自伏羲、黄帝挑开人文机关,历代圣贤各自开显“万理一原”之内蕴,到孔子得以集厥大成,周子程子遥继孔子,又使道统不坠。
后来,朱熹大弟子陈淳铺陈朱熹之意云:
“粤自羲皇作《易》,首辟浑沦,神农、黄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
尧、舜、禹、汤、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为三纲五常之主。
皋陶、伊、傅、周、召又相与辅相,跻天下文明之治。
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圣之法作六经,为万世师。
”(《北溪大全集》卷十五,《师友渊源》)直截揭出“羲皇作《易》”为道统传授之始。
在朱熹师弟的观念中,后世儒家经典,无不是“万理一原”之渐次展开,而伏羲氏首辟浑沦,画卦作《易》,乃是“万理一原”之曙光初露。
在此种观念下,儒家之全部经典,都可追原于易学中之伏羲学。
三、朱熹关于五经、四书之先后、上下次序的论说
朱熹整理和研究的儒家经典当包括三部分,即五经,四书,以及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诸子著作。
关于这些经典之间的关系,朱熹曾有论述,一曰:
四子,六经之阶梯。
《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朱子语类》卷一○五,第2629页)
文中“四子”即四书,“六经”即五经,《近思录》即北宋诸子之说。
全句意思是说,四书的地位高于北宋诸子著作,五经的地位又高于四书,学者治学,应当由《近思录》上升到四子,再由四子上升到五经。
二曰:
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
(同上,第1659页)
文中“上古”指伏羲、神农、黄帝之世,“中古”指文王、周公之世,“中古后”指孔子以降。
[4]全句意思是说,《易》、《书》、《诗》、《礼》、《乐》诸书以《易》为尊,其后之书以《春秋》为大。
今以下表,表示朱熹的经典系统:
经典
作者或编者
《易》
︱
《书》《诗》《礼》《乐》
︱
《春秋》
︱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
北宋诸子著作
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
周公、孔子等
︱
孔子
︱
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
︱
周子、张子、二程等
由这张表清楚地看到,经典之次与道统圣贤之次相吻合,从而构成一富于逻辑性的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太极是最终根据,伏羲是最早圣王,《周易》是最高经典。
有学者认为朱熹有意把四书置于五经之上,这些学者尝征引朱熹《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的一段话:
“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
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
”作为论据,其实,这段话恰好是朱熹推崇六经的证据。
我们来看《书临漳所刊四子后》全文:
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
其言虽约,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细靡不该焉。
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其心矣。
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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