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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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来到吐鲁番博物馆，吐鲁番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之一，博物馆的馆藏非常丰富，规模仅次于自治区博物馆，是新疆第二大博物馆，馆藏文物6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近百件，在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西汉到唐代，也就是丝绸之路昌盛的1000多年之间的文物，80%以上都来自吐鲁番。

吐鲁番博物馆现址位于吐鲁番市木纳尔路1268号，于2006年12日正式破土动工。

占地面积为13291.3平方米，展览面积达4126平方米。

新馆在老馆原有展厅的基础上新增“出土文书陈列厅”、“馆藏钱币陈列厅”等，大大丰富了展示内容。

展览于2009年下半年起，逐步分批对外开放。

第一批向观众开放的展厅有三个，分别为吐鲁番地区通史陈列厅、巨犀化石陈列厅、出土文书陈列厅。

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吐鲁番地区通史陈列厅。

通史陈列厅共由7个文化单元8个部分组成，一进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个模型名为丝绸之路。

大家知道，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那么什么是丝绸之路？

我们来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丝绸之路。

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大致可分三大航线：

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至朝鲜、日本。

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至东南亚诸国。

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现在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陆路丝绸之路。

陆路丝绸之路大致可分为三段：

东段：

从长安（或洛阳）至玉门关、阳关。

中段：

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

西段：

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

其中丝绸之路中段又可分为南、中、北三条线：

南道东起阳关（因位于玉门关以南，故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若羌（鄯善）、和田（于阗）、莎车等至葱岭。

中道：

起自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

北道：

起自安西（瓜州），经哈密（伊吾）、吉木萨尔（庭州）、伊宁（伊犁），直到碎叶。

自葱岭以西直到欧洲都是丝绸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

北线由伊宁、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城市）、托克玛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城市）、萨莱（俄罗斯），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至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城市）。

中线自喀什起，走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汇合。

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前往欧洲。

在您左边的这个模型是吐鲁番地区主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示意图。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地势北高南低中间凹，火焰山自西而东横贯盆地中部，山前是戈壁、中部是低洼平原，南部山丘、戈壁、荒漠三种类型兼有。

艾丁湖是我国大陆最低处（海拔－154米）。

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太阳辐射强，夏季高温多风。

年均气温13.9℃，年均降水16毫米。

由于吐鲁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大量的古代生土建筑和有机质物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并通过考古学家的努力，得以在千百年后重新展示在大家面前。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全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古迹1400余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0余处，这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吐鲁番的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畅游吐鲁番悠久的历史长河吧。

第一部分为早期人类的活动，距今数万年前，吐鲁番就有了人类活动。

考古工作者在交河故城沟西台地上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其中有大量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还有少量细石核。

以石头为原料制作的工具称为石器，是人类最初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在很长时期内占据着支配地位。

根据石器的制作方法，可分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大类。

旧石器时代主要使用的是打制石器。

用石锤（或角、木锤）打击石材，打下具有锋刃的碎片，称为石叶。

石材被打下若干石叶后，失去原来的形状，表面遗留很多石片的剥离痕迹，称为石核。

这里陈列的石叶、石核及石器是在交河故城沟西、主体是晚更新世的沉积物、黄棕色砂岩的四号台地上采集的，时代约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约一万年。

这件石叶和石核是以硅质岩为原料制作的。

这些石叶、石核还都可以再加工成刮削、砍砸等各种形制的工具。

利用石叶制作的石器是为石叶工具，用石核可以用来制作石核（石砾）石器。

展厅的第二单元为姑师文化的发现：

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吐鲁番进入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8～7世纪踏进早期铁器时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史称“姑师”或“车师”。

迄今为止，考古学家们已发现并清理了数十处姑师时期墓地，出土了大量陶、木、铜、铁器和毛织衣物。

其中2003年洋海墓地的发掘最为引人注目。

这是洋海墓地外景：

洋海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的夏村，面积5.4万平方米。

墓葬布局井然有序。

根据分布状况可分Ⅰ、Ⅱ、Ⅲ号台地；时代上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三者的年代紧密相接。

这个柜子展出的文物就是从洋海古墓一号台地62号墓出土的器物组合。

62号墓共出土14件器物，大家看到有木器、石器、陶器，还有海贝。

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个考古知识：

什么叫器物组合？

所谓器物组合，就是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也就是说在一个同时代的墓群里，每一座墓葬里几乎都会出现的一组器物，同一器物组合，反过来又能证明不同墓葬的同一时代特征。

所以这个展柜的器物组合基本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墓葬的丧葬文化的一角。

车师人过着以狩猎和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生活，马具在其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鄯善苏贝希和洋海墓地出土的马具较为完整，包括鞍、辔、鞭等。

鼓风管是用来连接鼓风设备和冶炼炉的管状工具，这是现知新疆境内最早的鼓风管。

这件泥鼓风管已使用较长时间，嘴端烧成琉璃状，说明青铜时代的车师人不仅可以冶铜，制造铜器，而且在冶炼矿石中已经使用鼓风装置，冶炼工艺有了很大进步。

青铜时代的车师人以毛织物为衣着原料。

他们用羊毛捻成毛线，再根据所要缝缀的衣物尺寸，织制出毛布。

有的还将这些羊毛或毛布染成各种美丽的色泽，织成带彩色花纹的毛布，缝缀成长衣、裤子或短上衣、裙子，还有头巾、铺垫毯和各种生活用品。

这是一块红蓝色条格纹毛布，用一上一下的平纹组织法织制而成，现长36厘米，宽26厘米。

以红、蓝、黄三色经线与红、蓝、黄三色纬线相交，形成红、蓝色条格中间加饰黄色条格的几何纹样。

艳丽而大方，具有现代感。

箜篌，也称为竖琴，是一种弹拨乐器。

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这件箜篌由音箱、颈、弦和弦感组成，不过音箱和颈是用原木一起挖削而成，连为一体，外表打磨抛光。

音箱为椭圆形，箱尾呈船舵形，上面残存皮革，底部中央有发音孔。

颈为圆柱体，颈尾联接着音箱，另一端近圆形，穿孔，插入弦杆，颈与弦杆形成82度夹角。

弦首有明显的五道系弦的痕迹。

这是现知我国较早的箜篌，是我国乐器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

第三单元为西域都护府统辖下的车师

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建立西域都护统辖天山南北，包括车师前部在内的一切军政大事，车师正式列入中国版图。

汉朝政权册封官吏，推行政令，通过车师国王进行统辖。

公元前48年，置戊己校尉于车师前部，总领车师的屯田事务，直至魏晋。

汉朝政权的统一，促进车师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时，从我国首都长安，经天山南北，通向地中海沿岸丝绸之路的畅通，又使车师逐步发展成东西方经济文化重镇。

漆器是髹漆的器皿，有饮食器、妆奁器、陈设器、礼器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件出土于鄯善大阿萨墓葬的漆盘是髹漆的饮食器皿，木胎，外髹黑漆，内髹的红漆现在仍然光亮。

汉王朝对新疆的统一，促进东西方物资的交流，这件漆盘就是来自我国中原地区。

第四单元是高昌郡及麴氏高昌国

公元327年（东晋咸和二年），前凉“置高昌郡，立田地县”，实行郡县制，政治中心由交河转向高昌。

4～5世纪时，由汉、羌、匈奴等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秦、西凉和北凉等割据政权统辖高昌。

460年柔然灭北凉，立阚伯周为王，高昌始称王国。

接着张孟明、马儒、麴嘉相继称王。

麴氏高昌于502年建立，640年灭亡，在高昌国中历时最长，史称麴氏王朝。

大家看到的这副图，考古学家定名为“庄园生活图”，它是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二区墓葬出土的壁画描摹的，这张墓室照片便是壁画出土的现场，它位于墓室的后壁，长209厘米，高68厘米。

画面可分为三大部分：

右边为庄园田地，上方的“树”当为桑树，是高昌丝织业生产的基础；下方绘藤类植物，并墨书“蒲陶”二字，应是葡萄园；长条状的土地上，写着“田”字，是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的农田。

中央帐帷下的榻上坐着墓主人及其家眷；前方有“马”、“车牛”等；上方日、月当空，北斗和三台闪烁。

左边牧者放牧，骆驼、羊、狗随行；侍者舂米、酿酒、炊厨，……；主人的弓箭高高地挂在上方。

完整、形象地描绘出墓主人的戎马生涯和庄园生活。

“衣物疏”是为死者记录随葬物品和祈求冥福的墓葬文书。

这是北凉王且渠蒙逊的夫人彭氏的遗物疏。

这种文书早在我国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当时称为“遗策”，直到汉代末改变；南北朝和隋、唐墓中时有发现，内容随时代不断丰富，是研究当时社会习俗重要资料。

俑是用来为死者陪葬的偶人，有木制、陶制或泥制的。

这四件武士俑是泥塑的，出土于鄯善洋海墓地，泥塑彩绘。

脸形卵圆，眼大，鼻高，唇上的八字形髭上翘，嘴下留有胡须，具有“胡人”形象。

头戴尖顶帽，有的还保存了顶部插的木棍，原来可能装饰缨络。

身著“V”字领铠甲，用红、白或红、黑色涂绘出红白竖式或红白黑色横式条纹。

左手叉腰，右手前伸执兵器。

体魄健壮，神态庄重，表情肃穆，一副强悍的保卫者姿势。

这是延昌二十七年（578年）兵部买马用钱的奏文，原文残缺不全，不能通读，但大意十分清楚。

文书开头以总续买马奏文事由，后面三名官员是负责画诺判刑之官，这三名官员都带有“将军”头衔。

奏文上签署的官员，姓氏均与官衔连书，字迹与奏文内容一致，似出书吏之手，而各人的名字则与姓字稍隔一段距离，笔迹各不相同，应是各人亲笔签名。

其中麴伯雅的署名笔势遒劲，在书法上颇具功力。

麴伯雅时为世子，署官为中军将军，高昌王之子，公元601年继位。

该文书长25.5，宽21厘米。

墓志是埋入墓葬中记载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由于志文之后往往附有韵文的颂铭，所以又称为墓志铭。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墓志铭一般多写刻于石或砖上，也有少量泥质墓志。

这件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的的墓志铭为青灰色方砖，长36，宽18，厚4厘米。

朱砂楷书。

记录了死者傅子友的家世和生平事迹，生前为麴氏高昌官吏，官至明威将军、相上将，于麴乾固延昌四十年，即公元600年，卒于任上，死后追赠为殿中将军。

这枚《高昌吉利》铜钱出土于吐鲁番巴达木墓地死者的右眼部。

浇铸而成。

圆形方孔。

正面隶书“高昌吉利”四字，环读。

背面为素面。

内外廓规整，字体清晰秀丽，制作精湛。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始铸年代和流通情况，学术界说法不一，很可能出现于麴氏高昌晚期，流通时间短，因而存世较少。

第五单元是唐西州经济文化的繁荣

公元640年唐朝统一高昌，一度曾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

同时，以高昌为西州，实施州、县、乡、里的行政建置；658年，又于高昌设置西州都督府。

唐朝的一整套制度：

户籍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交通等都在这里有效地实施。

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为唐代西州境内主要交通路线示意图

唐代西州的道路四通八达，向东有赤亭道、新开道，通伊吾，直达敦煌，直中原。

西南行有银山道，直达焉耆，可再西行。

从天山县往西，经阿拉沟口，可直抵通鹰娑川及突厥牧地。

据记载，北向庭州的道路有七条，其中他地道来往的行人最多。

道路沿线均设有馆驿，如银山道，从高昌出发，有安昌馆、天山馆、礌石馆、银山馆、吕光馆、盘石、张三城、新城馆，而抵焉耆。

这些馆驿也是后勤供给基地，并设有长行坊、长运坊系统，配置马、驴、牛和牛车等。

这些设置保证了东西方交通的畅通，使高昌成为国际贸易的大都市。

这是一件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的复制品

从这件文书中可以看出西州市场的盛况：

这里有谷麦行、米面行、帛练行、□布行、采帛行、凡器行、铛釜行、驼马行、菜籽行等等，品种齐全。

每种商品均分为上、中、下三种价格，档次完备。

这些商品中有陕州、梓州、常州、益州等许多来自中原的物品。

也有许多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的来自中亚各地，如诃梨勒、郁金香、丁香、石绿、突厥敦马、波斯敦父驼等。

2004年至2005年间，我们在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和木纳尔墓地发现了几处粟特人、印度人聚族而葬的茔院，他们是因进行国际贸易，而居住在高昌境内的胡商或称“商胡”，在高昌建立了自己的聚落。

这是出土于交河故城沟西墓地的一方墓志，名为“贞观十四年康业相墓表”，他们不仅用汉字书写姓名字，而且死后的葬俗也和汉族人一样采用家族土葬，书写墓志等。

其同族人的另一方墓志中记录有“领□胡将康□钵”，说明他们中有人曾为官吏--高昌胡将。

粟特文是古代中亚地区粟特人所使用的文字。

回鹘汗国早期使用突厥文，到了牟羽可汗时，请粟特人为国师，信仰摩尼教，开始用粟特文书写摩尼教经典和官府文书。

后来，借用粟米文字字母拼写回鹘文。

镇墓兽是为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制作的一种冥器，放置于墓葬中镇慑“鬼怪”。

称兽，其实并非实有其兽，而是古人想象中的神物。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这件镇墓兽高70厘米。

虎头，豹身，狐尾，在青灰色身体上，彩绘褐、蓝色圈点纹。

瞪大的眼睛，张大的嘴内露出大而尖的牙齿，头顶及肩部插有板翼，显得凶猛威武。

伏羲女娲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他们的图像往往被悬挂在墓葬的顶部。

这件伏羲女娲绢画出土于吐鲁番巴达木墓地，高143厘米，上宽110厘米，下宽82厘米。

顶部微残，由三块黄绢缝制而成，呈上大下小的梯形，图中伏羲和女娲为人首蛇身。

两人微微侧身，面部相向；相邻的两手相搭，上身相拥，另一手上举，女娲头梳高髻，手持规；伏羲头戴冠，手持矩，墨斗。

两者的下半身均呈蛇形，互相交绕，周围满绘红白色圆圈，表示星辰。

伏羲女娲位于日月星辰之中，既符合传说，又增加了神秘感。

第六单元是回鹘文化的发展

九世纪中叶，回鹘人在高昌建立政权，史称回鹘高昌。

回鹘实际上就是今天维吾尔民族的前身，他们生活在漠北，由于当时战乱而三迁，在当地佛教的影响下，归依佛教，历代高昌王及王后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建窟用于礼拜，并组织译场，用回鹘语言翻译大量的佛教经典。

这两幅图版临摹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内壁，分别为回鹘高昌王及王后的供养像。

这种形式的壁画名为“佛本行经变图”，中间是身躯高达2米左右的大型立佛，佛像两侧绘天轮八部、金刚、菩萨、比丘、国王、童子等人物形象。

根据不同内容加绘各种背景和道具，有的还在佛上方的左或右侧绘城池、宫殿、寺院、塔庙等。

每一幅画面表现一个故事，一个个画面连续地绘在墙上，中间以花纹图案相间。

回鹘高昌时的这种壁画数量多，最具代表性，不仅分布在柏孜克里克和胜金口等石窟，还影响了库车的库木吐拉和安西榆林窟。

我们看到的这块立碑是现存武威文庙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的复制品。

公元1209年，高昌亦都护归属蒙古成吉思汗。

此后元朝政府在此设断事官、行尚书省、交钞提举司、宣慰司等。

由于蒙古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内乱，东侵高昌，亦都护王室东迁甘肃永昌（武威）。

碑文由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撰写，元代魁章阁大学士赵士炎篆额，由礼部尚书、少数民族大书法家巙巙书写。

碑文正面阴刻汉字概述高昌王家族的卓越贡献。

背面为回鹘文，简述了回鹘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是研究回鹘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这是吐峪沟石窟第44窟的原大复原场景，44号窟修建于公元5世纪初的东晋北凉时期，一直延续使用至回鹘时期，现存窟内壁画均为北凉时期，回鹘人仅在门道描绘了自己的供养像。

吐峪沟石窟位于火焰山吐峪沟峡谷内，现属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西至吐鲁番市约60公里，距高昌故城10公里，古代称为“丁谷寺”。

现己编号的洞窟有46个，其中第44窟就镶嵌在沟东的南端半山腰中。

历经千百年沧桑，遭受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昔日的一些建筑和登窟的山阶已不复存在，现只见洞窟所处，地势高峻，攀登困难。

第44窟是吐峪沟石窟群中窟形完整、画面较清晰、色泽鲜艳、保存较好的洞窟。

它是吐峪沟现存唯一的穹窿顶窟，从其洞窟形制、壁画内容、绘画风格来看，它又在该窟群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它对其他洞窟的断代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会有所帮助。

通过一段漫长的旅途，我们现在来到了本展厅的最后一个单元：

代的吐鲁番郡王

公元15世纪，吐鲁番地面首领自称苏丹，并改奉伊斯兰教。

清代统一吐鲁番后，建吐鲁番、辟展、鲁克沁、色更木、哈喇和卓、托克逊六城，由吐鲁番郡王管理。

实行屯田，并设办事大臣。

1762年，清政权设伊犁将军总管天山南北一切军政事务，吐鲁番也归其统辖。

这时的农业、水利、开矿业等都得到发展，人口增加。

这里生产的葡萄、瓜果、棉花等闻名中原。

这是乾隆六十年，即1795年，清王朝驻吐鲁番重要官员，集资铸钟而新立的钟记碑。

发现于吐鲁番市东门附近。

尾契是清代户部制定的买卖房地产的一种契约，规定必须填写清楚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房地产数、用银数，并交纳契税。

这是思得克买房的尾契，麻纸，高64.9.宽63厘米。

汉、维两种文字，契约用汉文印刷，内用墨书汉文填写“布字一百六十五号”。

另纸墨书维文10行，粘贴在印刷物的旁边。

上钤红色印记三处，其中有新疆布政使印记。

尾契中记载，吐峪沟业主思得克购买托胡提□园地价银十六两，并已纳税。

在通史展厅，我们纵览了古代吐鲁番能工巧匠们的杰作，其实我们的祖先可不是大老粗，现在就让我们去领略一下他们的文采吧。

这里是吐鲁番出土文书、金银币陈列厅。

文书是一种记录信息、表达意图的文字材料。

古往今来，人们通过书写和制作文书来记录信息，利用传递文书来彼此相互交流信息，利用公布文书对公众发布信息等等。

而考古上所指的文书则是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所有文字材料。

吐鲁番由于干旱、干燥、多风、少雨的特殊环境，为地下有机质物的保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目前的出土情况看，吐鲁番文书的历史涵盖十六国到宋元的各个时期，而文书的种类则包括信札、契约、佛经、衣物疏、药方等几十种，内容丰富。

这里，我们精选了一批历年来在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土的文书资料，其内容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古代吐鲁番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本展厅根据出土地点的不同，共分九个部分。

洋海墓地出土文书

洋海古墓位于鄯善县火焰山南麓的荒漠戈壁滩上，因发现数量众多、文化特征鲜明的青铜时期墓葬而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和2006年，吐鲁番文物局在洋海墓地清理被盗扰的墓葬时，发掘了几座历史时期墓葬，并出土了一批文书，内容包括衣物疏、典籍、账簿、公文、户籍等多种。

从文书内容可以看出，在公元5世纪左右的高昌地区，胡人、汉人杂居，各国使者包括中亚、西亚商人往来频繁，逐渐在高昌地区形成了国际大都会。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文书名为《易杂占》，是1997年清理洋海1号墓时出土的。

这件文书是相对于一般吐鲁番文书而言比较长的卷子，内容是有关易杂占的，占卜书的背面，有关于历日和择吉的文字，虽然内容不多，但年代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贵的历法史和数术史的资料。

该墓是一个名叫张祖的官人的墓，他生前的官职可能是“威神（？

）城主”，这在当时应是一个重要的职位。

大概由于张祖的官人身份，而他又是一个通经义、会占卜的文人，所以在他的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价值的文书和典籍，除本件文书外，该墓还出有《论语》注、《孝经义》（已收录入国家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等，它们作为墓主人个人的藏书保存，是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北凉及阚氏高昌时期学术文化的渊源，特别是南、北朝文化的联系问题。

鉴于该文书的重要价值，现已成功收录入国家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

木纳尔墓地出土文书

木纳尔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东郊，地处火焰山西端山前洪水冲积台地，西临苏公塔。

2004-2005年进行了考古发掘。

出土文书18件。

内容有牒文、账簿、衣物疏等。

这件文书名为“唐永徽六年五月西州诸府主帅牒为请替番上事”，“番上”是唐代府兵制的一项内容，府兵制是古代的一种兵制，简单的说就是兵农合一。

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闲时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

自古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府兵的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也就是轮流到京师宿卫，而在吐鲁番出土的这类唐代文书则为“番上”的含义提供了新的资料，有专家指出，“番上”，不仅仅指京师宿卫，同时还包括地方执勤。

因此，通过对该类文书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西州府兵以及唐代的府兵制度也有着重要意义。

巴达木墓地出土文书

巴达木墓地位于火焰山南麓的洪水冲击地带。

2007年共清理出文书49件。

内容包括衣物疏、牒文、汉文信函等多种。

该批文书的出土为研究吐鲁番的古代民族成分、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是一件粟特语文书，经专家研究，为“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上面保存有“金满都/督府之印”，同时因为该文书发现于西州都督府所在的吐鲁番，所以推测该文书为唐朝处理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时，金满州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的一封书信。

这件文书名为“唐龙朔二年（662）正月高昌县思恩寺僧籍”，上面盖有“高昌县之印”，该文书登记了高昌县思恩寺三个僧人的僧名、法龄、剃度年份、至今年数及颂经名数。

根据新近公布的天一格藏《唐令·杂令》的相关条目，这件文书应当是《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原本，所录的内容教令规定详细，异常珍贵。

而且，文书作于唐朝的西州时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时间追溯到高昌国时期，表了唐西州佛教教团的延续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对于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认。

交河故城出土文书

该批文书于2002年春季出自交河故城大佛寺院墙周围的虚土内，由于天长日久，大风吹过土表层，裸露出文书残片，经过拼缀组合，共整理出汉文佛经23件;回鹘文字1件；婆罗迷文字1件；世俗汉字文书1件。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文书

阿斯塔那古墓位于吐鲁番市东南约４０公里处的火焰山南麓戈壁上。

从１９５９年至今先后多次对该墓地进行过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共发掘墓葬５０0余座。

出土的大量数以千计的文物表明了这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地下博物馆。

阿斯塔那墓葬群出土的文书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更簿、户籍、书信、辩词、衣物疏、案卷等几十种，涵盖了当时世俗生活的各方各面，对于理解唐朝吐鲁番的法律、户籍、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意义重大。

从出土文书及墓志内容可知该墓地时代一直从十六国时期持续唐末宋初。

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建立了与内地一样的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汉文化教育，在这里得到推行。

《周书.高昌传》说：

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传授。

因此，一些儒家典籍残本得以保存下来。

1969年,阿斯塔那第363号墓出土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一名年仅12岁的小学生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氏注》。

郑注论语是唐以后就失传的一部书。

该写本长538厘米，宽27厘米，内容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论语》其中《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和《为政》的一部分。

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过的，因此，该文书的出土在文献学上有重要的价值。

它的发现为古代民间文、书法艺术以及训诂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是一件难得的文物珍品，因此被录入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台藏塔出土文书

台藏塔遗址位于吐鲁番市三堡乡尤喀买里村。

始建年代为公元6～7世纪（麹氏高昌时期），是当时著名的佛教遗址。

14世纪末，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强迫高昌地区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之后，台藏塔逐渐毁破。

本批文书是1996年台藏塔遗址旁居民于塔东壁上方的洞内发现的，据当事人回忆，文书残片在原洞内卷成一卷，保存期间未经扰乱，因此应为同一时期文书，其中有唐永淳三年（684）历日，可以判断本批文书可能都为唐代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