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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脸历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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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讨厌历史的人
石不易
我曾是一个讨厌历史课的人,相信很多人也都和我一样。
有些人把这种“不幸”的结果归罪于老师。
但老师也有老师的苦衷,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因为哪怕把历史课讲成单口相声,也无法阻止某些学生在课堂上埋头苦干的做数学题。
于是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老师怪学生花在历史上的时间太少,学生怪老师讲的不好,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也曾经认为问题的症结在老师,但随着对历史的深入学习和研究,觉得我先前的想法实在有些牵强,因为同是一个老师所教的学生,为什么会有高下之分?
如果去掉智商这个非人为因素(除了极少数人,其实大家的智商差别都不大),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兴趣问题。
而一个人要想对历史产生兴趣,首先得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掌握相关的基础性知识。
这就好比你连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知道,就遑论自己是个数学爱好者一样。
但历史基础性的知识又不是靠你看几部历史剧、穿越剧就能获得的。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历史教材,认为既然是教材,那就应该有一定的基础性。
可事实上,历史作为一门非常庞杂的学科,绝对不是教材上的那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再加上教材过于简略,使得许多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很弱,懂得人觉得很浅显,而大多数学生去看则感觉云山雾罩、不知所云。
就这样,不少学生仗着自己年轻,把学历史当成一件体力活,但凡书本上有的内容全都一字不落的背下来。
考试前更是小心翼翼,生怕放个响屁就把那些贴在脑子里的文字给震掉。
因此,学历史从来都不是靠死记硬背的,尤其是在历史考试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你的书背得好,但试不一定能考得好。
我上中学的时候,在这种思维的驱使下,常常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同样是历史,为何我看历史小说要比看历史教材记得更牢靠?
要是什么时候能读到像小说一样教材就爽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不喜欢历史,错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表现形式。
我就那么傻傻的等待像小说一样的历史教材出现,结果等到我大学毕业,彻底告别教材了,也没看见谁去写。
本来这无关我的事,毕竟我又不是上帝,哪能管得了那么多的闲事。
可是,每当我路过校园,听到那些声音已经嘶哑的学生在那把历史课本当成散文去念时,就立马想到自己当初受苦受难的情景,心情很是纠结。
终于,我在的肠子纠结成麻花之前,决定自己动笔,用小说的笔法,杂糅散文、杂文的技巧,然后再以有趣的历史故事为佐料,把历史课本做成一道大众化的开胃菜。
《鬼脸历史课》就是这么一道菜。
相信你吃完这道菜,回头再看历史课本会有一种读小人书的感觉。
当然,即使你没这种感觉我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因为历史毕竟是一门人文基础学科,多读一点还是有好处的,至少能在生活中提升一个人的素养。
比如你在与人交谈的时候,用历史知识作为调剂,别人会认为你有学识,但你要是说我可以口算一道超难数学题,则肯定会有人说你是神经病。
最后,按照惯例,作者需要谦虚一番,像说一些“如有不足之处,望读者斧正”之类的话。
我也难免落俗,就在这里就希望你们在阅读的过程中,给本书多提点意见和建议,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版,将会一并修订。
谢谢。
第一节
第二节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这是一场戏
清政府当时的年薪是8000万两左右,看上去很多,但别忘了它的摊子也很大,皇宫、军队、官员个个都是吃钱的机器,再怎么精打细算也是入不敷出,日子过得很紧巴。
可就是在这么一个困难情况下,还突然之间欠了别人一屁股债。
1.不借我的钱我跟你急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后,清政府、日本、西方列强对时下的形势还是比较满意的。
清政府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好歹也能睡上个安稳觉了;日本自不必说,仅凭清朝割下的那几块肉也够消化好长一段时间了;西方列强尽管在甲午战争中没有得到具体的好处,可它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一时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对海外殖民掠夺也逐渐由以前的商品输出向现在的资本输出转变。
这个很好理解,一般来说,设厂生产裤衩背心肯定是没有开银行来钱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赚钱的最高境界是玩资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明知股市有风险,还偏向“虎山”行;这就是为什么传销组织抛出几个扯淡的资本概念,就能引起那么多的人癫狂并沉溺其中。
西方列强认为,《马关条约》虽没有向它们赔款的内容,但里面也没有写明不需要“帮助”的条款啊。
清政府一下子被人放了那么多的血,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怎么能“见死不救”?
即使你真的无可救药,也得等我们捅两针试试看,谁让我们拿的是“医生”的营业执照呢。
但西方列强可能不知道,医生和屠夫其实往往都是在一念之间。
好在清政府的确需要帮助,列强的“捅两针”也不算是强人所难。
不过清政府的病不是靠捅针或打点滴就能够解决的,它患的是心病,医治的方法很简单,只需一味药。
这味药不光是对清政府,对很多人来说也都比较稀缺,那就是钱。
清政府当时的年薪是8000万两左右,看上去很多,但别忘了它的摊子也很大,皇宫、军队、官员个个都是吃钱的机器,再怎么精打细算也是入不敷出,日子过得很紧巴。
可就是在这么一个困难情况下,还突然之间欠了别人一屁股债。
根据“欠条”(即《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应在3年内把所欠的2亿两白银付清,逾期要交5%的滞纳金。
如果算上1895年11月之前需要交纳的3000万两“赎辽费”,清政府在战后的第一年,就需支付1.3亿两白银。
你就是把清政府卖了也值不了这个价!
好在还有高利贷可借,清政府想。
但自古以来,借钱比吃屎还难,谁就是再有钱也不会无缘无故借给一个破落户。
不过,对清政府来说,借钱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向谁借钱。
当时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当属英国,所以清政府在签订《马关条约》之时,便已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咨询一下借款的事。
谁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被俄国的耳朵逮个正着。
俄国找上清政府,说:
“你也太不够哥们了吧,到底还认不认我这个朋友?
我不信帮你要回辽东半岛,我们之间的关系反而会生分了。
”
清政府连忙打哈哈:
“怎么会呢,只要你愿意当我大哥,我就绝不会把你当外人!
”
俄国板起脸,问:
“既然你这么说,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向英国借钱是怎么回事?
”
清政府说:
“这不还没借么,再说我也就是那么一问。
”
俄国又问:
“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忘了当初是谁最先打你了么?
我告诉你,英国不是什么好东西,再说借钱是咱们兄弟之间的事,最好不要让外人插足。
否则,要我这个当哥哥的干什么。
”
清政府说:
“那是,那是,不过我知道兄弟你手头也不太宽裕,我一下子借钱的数额太大,若全从你那借,你承担的风险也大。
”
俄国听清政府这么回答,佯装生气:
“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是没有英国佬有钱,可我对你的诚意是谁也比不了的。
你说吧,需要多少钱,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委屈了你是不?
”
清政府说:
“你还是看着借吧,但一定要在自己生活质量不下降的情况下量力而为。
”
于是俄国最先成为清政府的债权国,借款的数额是4亿法郎,折合白银近1亿。
这是一笔大数目,俄国若一下子拿出这么多,可能真得去砸锅卖铁了,于是就联合法国一同充当债主。
英国一看有人居然抢先一步,不乐意了,便联合被俄、法撇下的德国向清政府施压,说要是不借我们的钱,“将不惜诉诸武力”。
清政府谁也惹不起,只好答应向这几个国家都借款。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向列强借债情况表
羄时间
袈债主
袇借款额
肅年息
肂折扣
芈年限
薈共计
肆偿还本息
膀1895年
羁俄、法银行团
芈4亿法郎
袃4厘
薃94
莁36
肈白银3亿两
羅白银7亿两
蚁1896年
螀英、德银行团
薅1600万英镑
羆5厘
羄94
艿36
膂1898年
虿英、德银行团
肆1600万英镑
袅4.5厘
芀83
肈45
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感到很奇怪,这些国家是不是脑子都进水了,你就不怕借钱给清政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它们脑子当然没有进水,别说进水,就是受潮都绝不会有。
要知道,杀头的生意有人干,赔本的买卖无人做,列强既然把钱借给清政府,就会有十足的把握做到不亏本。
清政府的确没有什么油水,但这不代表中国没有油水。
政府和国家是两个概念,这就好比爱政府不等于爱国一样。
清政府借了列强的钱,年限很长,利息很高,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等到还完,本息要比本金多了一倍多。
列强之所以敢借钱给清政府,是因为在放贷的时候都附有政治条件。
如以中国的海关税收和内地部分的盐税、厘金作抵押。
在当时,清政府的主要收入是海关税收,每年大概有2000万两,而这个数目刚好是每年交付给列强的本息。
这样,清政府的海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外国债权人的收款机关”。
难怪李鸿章在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之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可以非常自信的说:
“(中国)对日赔款如交我筹措,恐怕除了海关之外,还有许多别的职权交到我手中。
”
一个政府,如果连自己的钱袋子都被人管着,尊严之类的东西对其而言只能是个奢侈品。
这条法则适用于任何地方,对此,马克思有句很精当的概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修路不一定是为了扶贫
除了争当中国的债权国,列强在争夺中国的铁路投资权方面表现的也是相当积极。
中国人对铁路的认识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土地上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英国资本集团在上海修建的吴淞铁路。
铁路通车后引起当地人的不满,认为火车声音影响作物和牲畜生长,破坏祖坟风水,最后这条铁路仅运行16个月就被清政府花钱买回给拆除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路在中国大地上还是日渐增多,很快就达到了上万公里,不过都是由列强修筑的。
清朝统治者中仍有不少人认为这玩意儿是奇巧淫技,不太认可。
中国第一条自己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是由詹天佑于1909年修建完成的。
列强在中国修筑铁路当然不是来扶贫的,而是为了更好的宰你。
按照日本的话说,“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
凡其他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
故大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之系之。
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
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俎上之肉。
”
1896年6月,法国最先获得在中国西南修筑铁路的权力。
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十分眼红,俄国找到清政府说:
“这不行,论关系的亲疏远近,怎么着法国也得排在我的后面。
法国获得了西南地区的铁路修筑权,东北的铁路权必须得给我!
”
清政府想俄国的派头虽没有法国大,但两国接壤,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会有不少交道要打。
俄国是小人,帮忙是别指望,使坏可是行家,得罪不起,只好同意它的要求。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英国一看俄国也在中国取得了铁路修筑权,由眼红变为心慌,知道这事不是医院看病挂号,自己不去争取,心慌变成心病也不会有人理睬,于是一口气向清政府提交了5铁路的修筑权。
英国政府通知驻华公使说:
“你在和舰队司令磋商之后,可以发出限定他们答复的日子的通牒。
”
清政府连俄国都惹不起,更别说英国了,只得表示5条路中除津镇路(天津到镇江)“另议”外,余下全部接受。
清政府没有答应(实际上是不敢答应)津镇路是因为这条路要经过山东,那里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它可不想刚打发走饿虎又迎来毒蛇。
后来,英国绕开清政府,直接和德国对话,以两国共同分割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为条件,来换取德国在津镇铁路上的让步。
双方议定:
天津到山东南境的一段由德国修建,镇江至山东南境的一段由英国修建,全线竣工后由双方共同经营。
除了上述的几个国家,比利时、美国等国也在中国获得了获得了或多或少的铁路修筑权。
本来清政府还打算修筑几条属于自己的铁路,这么一看,得,还是算了吧,别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
至此,投资和修筑铁路成为甲午战后列强在华输出资本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主权对清政府来说已是名存实亡。
与此同时,列强在中国对投资矿山和开设工资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总而言之一句话,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3.势力范围这件事
1896年6月,年逾古稀的李鸿章获得了一个公费出国的机会,目的地是俄国,目的是为了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的加冕典礼。
4月30日,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给予最隆重的礼遇。
在国内,尤其是最近几年,全是骂李鸿章的声音,这里他突然听到久违的恭维话,怎能不开心?
谁知,俄国趁着他的这股高兴劲儿,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凉水,问:
“日本只是一个弹丸岛国,你大清地大物博、子民数万万,怎么能败给一群身高不足1米6的人?
”
李鸿章听到这话面部表情立马被冻住了,异常尴尬,愣了好久方说:
“可能是意外吧!
”
俄国摇头说:
“这世上没有意外,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你大清大而弱,日本小而强,这种状态短期不会有明显改观,所以就需要你们提防日本哪天突发神经再找你们打一仗?
”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
“你说的对,但根据我的经验,你这么问我,就说明你肯定有解决的方案。
”
“和聪明人谈话就是省事,我也不绕弯子了。
”俄国说着从腰里取出一份文件,“你还是先看看这个。
”
这是一份关于“共同防御日本”的条约,李鸿章翻看了一下,说:
“这是一件大事,我恐怕做不了主。
”
俄国说:
“应该说你怕担责任吧,但这是一件大好事,能有什么责任?
再说食君之禄,分君之忧,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说着把一张300万卢布的支票在李鸿章的眼前晃了一下,并塞进他的口袋。
李鸿章嘿嘿一笑:
“你说的很有道理。
”
由李鸿章的这一笑,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对某些人来说,所谓忠君爱国,其实不过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
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同俄国代表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
条约主要内容有:
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一国不得单独媾和;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造一条铁路以达海参崴,该路的建筑和经营,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无论平时或战时,俄国均可在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品;此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15年。
表面看来,这个条约是一个军事同盟,事实上是俄国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自己的势力伸入到中国东北地区。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说,中东铁路的修建,必然“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内,都能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或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
随后,俄国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逐渐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这刺激了列强争夺中国的欲望。
首先动手的是德国。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两个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军舰占领了垂涎已久的胶州湾,并夺取了青岛炮台。
德国的这个举动事前其实已得到俄国默许,而俄国则利用这次机会在12月中旬抢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
事后,俄国还对德国表示感谢,说要不是你占领了胶州湾,我还真不好找个靠谱的借口进行这次军事行动。
此后,法国、英国、日本齐上阵,用庖丁解牛的方法肢解中国的土地。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简表
莃国别
莀割占和强迫租借的地区
袀势力范围
羆德国
蒄强迫租借胶州湾
螂山东
艿俄国
蚆强迫租借旅顺和大连地区
蒅长城以北和新疆
袁法国
螈强迫租借广州湾
蒆广东、广西和云南
芃英国
芃强迫租借新界(租期99年)和威海卫
膈长江流域,云南、广东
膇日本
莄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
莂福建
4.门户开放不是改革开放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段时间老把“门户开放”与“改革开放”弄混了,你别笑话,我老家地处三省交界处,封闭落后,在一些村子里,但凡能写自己名字的都被称为知识分子。
而那时我除了课本几乎接触不到什么课外书和资讯,有上面情形也没什么奇怪,这和一些城里的小孩分不清小麦与韭菜之间的区别是一样的。
所以说“改革开放”就是不赖,否则我连有弄混淆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这一小节说的不是“改革开放”,而是“门户开放”。
“门户开放”是由美国提出来的。
它提出这个概念的原因是当时自己被关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如果中国的“门户”不“开放”,它就进不来。
美国进不来不是因为有人堵住门口,而是它无法插手中国事务。
当初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时,美国正忙着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没时间也没精力去顾及中国。
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兼并夏威夷,占据了菲律宾群岛,刚要腾出手伸向中国,一回头却发现此时的中国几乎已被其他列强瓜分殆尽,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但是美国没有抱怨,因为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通过分析,美国认为,我自己的地盘已经够大了,领土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还不如多获得一些在中国的实际权利。
于是在1899年9月至11月间,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出面,向英、法、俄、德、日、意6国抛出一个“门户开放”的宣言。
其基本内容是:
一、各国对他国在中国所取得的任何势力范围、租借地、通商口岸和既得利益,不得干涉(这是标准的外交语言,需要用的时候只需替换掉里面的名词就可以了)。
二、各国对运往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他国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现行关税率征税(清政府要做的只有闷声吃屁)。
三、各国对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当他国使用自己所修或所经营控制的铁路运输货物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商品的铁路运费。
这个政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运用“机会均等”的手段,让列强保持一个冷静克制的态度,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下,把中国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大家一起发财;否则,大家谁也不会落什么好。
列强一想,觉得美国这小子说的有道理,于是6国政府相继不同程度地表示同意。
美国终于再一次把别人忽悠到了一艘由它掌舵的船上。
因为当时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资金最雄厚,商品最具竞争力,在同等条件下,获益也肯定是最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都在为自己的这一决策得意非凡,认为这是“在外交史上从来没有比此次更辉煌和更重大的胜利”,“它保护了现在的利益,保障了未来的利益,使美国立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
就凭这智商,美国混成世界老大,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第三节
第四节戊戌变法——流血的康庄大道
1898年慈禧63岁,已守了近40年的活寡。
在守寡期间,她作风良好,帅哥非其所爱,最着迷的就是权力,也最相信权力。
1.清朝也曾愤青过
笔者曾经当过社会愤青,主要抨击的内容是社会不公,气愤为什么别人吃肉而我只能看着别人吃肉。
当时我感觉自己很牛叉,很看不起那些只要有粥喝就心满意足的人,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遗世独立”,以示和那些俗人划分界限。
后来我愤青了一段时间,就给戒了,原因是我发现要是自己一直愤青下去,不但吃不到肉,有可能连粥都喝不到。
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在世界舞台上就是一个愤青,面对列强感觉很不服气:
老子进行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随时都在准备翻牌。
洋务搞了很多年,取得了一些成绩,清政府底气逐渐足了,腰板逐渐硬了,嗓门逐渐亮了,连放屁都敢有响了。
眼看着就可以和洋人叫板了,却不料日本这时跳了出来,劈头盖脸的一顿打,居然把中国打败了。
在亚洲,中国当了几千年的老大,没想到最后被一个自己从没正眼看过的马仔给搞趴下了。
清政府彻底没有脾气了,像我一样,也把愤青给戒了,乖乖地去喝自己碗里的粥。
但是,一个愤青倒下,千万个愤青立马又站了起来。
有人认为,我大清帝国就是吃肉的命,没有肉,饿着也绝不该去喝粥。
现在我们中国这头雄狮已经醒了,可惜着了凉,浑身无力,不过不是什么大病,给开副药吃下就好了。
准备给开药的人是康有为。
和中国其他医生不同的是,康有为开的药不是中草药,而是西药,名字叫“维新变法”。
康有为认为,只要这一剂药吃下去,保管中国这头雄狮又能活蹦乱跳,吃肉喝酒,张嘴即有。
2.康有为的政治炸弹
“维新变法”这副药其实是康有为自己配的,并没有经过临床试验,至于药效如何,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但康有为对外宣传的时候比今天的电视广告还能唬人——这副药一定以及肯定能治疗中国的贫弱之病。
不管你是否相信,反正有些人是信了,而且信得厉害,其中就包括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人。
时间长了,本来还半信半疑的康有为也变得完全相信了。
需要说明的是,康有为等人用“维新变法”来救治中国,不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能吃得起肉,而且还营养过剩。
如康有为他爸干过知县,谭嗣同老爸更是官至湖北巡抚,都算是标准的官二代。
梁启超和严复拼爹虽然比不过康、谭,但他们家也都不是靠刨土地生活的。
而其他倡导“维新变法”的人也多是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展来的。
所以说,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康有为还是有些“为万世开太平”的念头。
康有为(1858—1927年)是广东南海人,打小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但相对来说,他更喜欢读一些具有知识性的课外书。
他认为,圣人之道虽然有道理,可很难运用到现实当中来,所以他比较推崇“经世致用”——尤其是当他目睹民族危机和国家衰败的情景后。
1879年,康有为去香港自助游,看到香港街道繁华、建筑瑰丽,地上没有垃圾,墙上没有尿印,“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旅游回来后,他又读一遍《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还买了张世界地图进行研究,开始有意识的了解西方。
另外据说此哥们爱读书而不爱书,每天抱一摞书放在那里,右手拿一把锋利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几本读几本,读不完不休息。
数下书上的窟窿眼就能知道他最喜欢看什么书,充分印证了“爱得越深伤得越狠”这句话。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高考(顺天府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回来时途经上海,再次感叹在资本主义浸淫下的城市之繁华,很受刺激。
于是他买了大量图书,到家后便饥不择食地去读,试图从里面找寻一些救国真理。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
当时恰值中法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康有为也早已由愤青转为愤怒。
于是他就利用这次考试机会,在这一年的10月,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上书皇帝。
在上书中,康有为陈述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康有为乐观地表示,如果实行变法,“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六道化成,以恢复属地而雪耻下难矣。
”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火药味太浓,被有关部门的有关大臣给扣住,未能到达皇帝案头,即使这样,文章还是对清廷政局也产生了极大震动。
因此,这次考试康有为虽然又没考中,但他却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了。
康有为回到广州后,于1891年在长兴里设立著名的“万木草堂”,开坛讲学,像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这些名噪一时的牛人都是他的学生。
康有为在讲学之余,笔耕不辍,写就了两本支撑起他彪悍人生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这两本书从名字上和内容上看都极像今天的学术论文,但康有为可不是抱着一颗学术的心态去写的。
事实上它们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炸弹。
《新学伪经考》这本书主要内容是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被历代王朝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古文经”是假的。
所谓“古文经”,是相对于“今文经”这个词而言的。
为了使大家更容易理解,这里有必要对这两个名词进行简单的介绍。
当初,秦始皇为钳制人的思想,实行“焚书坑儒”,以至于除了一些医卜种树之类的书,别的书都被火葬。
到了西汉时期,皇帝开始重视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推崇儒家经典,但儒家经典的书此时已不见踪迹。
没办法,皇帝只好派人四处访求老儒,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
因为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谁知到了汉武帝末年,山东曲阜的鲁恭王在把孔子旧宅给拆掉,扩建自己私人别墅的过程中,发现孔府旧宅墙壁夹层中藏有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
这些藏书由于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且相对于“今文经”可信度更高。
后来,又经过刘歆、马融、许慎等一批经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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