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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理学研究
晚清理學研究
宋明的理學向來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課題,然而對於清代,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晚清理學的發展研究,就相對的冷清許多,這對研究理學發展史而言是未盡完整性。
清代的理學自始至終都扮演著清廷的官方哲學,清代曾先後出現過兩次的興盛,一次是在清初康熙朝時期;一次是在晚清咸豐同治年間。
晚清的理學已不可與往昔的理學輝煌同日而語,
鴉片戰爭後,傳統的中國社會面臨許多新來的挑戰,出現的問題都不曾是宋明理學或清初的理學所碰過的,做為傳統正統思想的理學,對待新變局、新問題不得不予以回應,只有調整原有的思想而提出許多新觀念以應付。
因此,晚清理學除了承繼傳統宋明理學帶有理學的普遍性外更發展其具有時代特色的獨特性。
晚清理學發展的時段,大概以嘉道年間起,至清朝垮台止,約有八九十年的光景。
為何始自嘉道年間?
乾嘉時期為考據學鼎盛之際,當考據學發展至嘉道時期,已漸露弊端,學者紛紛對考據學提出反動,代之而起的有今文經學、諸子之學、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經世實學等各方面的研究。
可以這樣說,嘉道以後以考據學為主體的學術已趨衰微,開啟另一頁豐富且多樣的學術局面。
隨著理學的發展,其內部分化出許多不同的派別,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學派:
一是程朱理學;一是陸王心學,前者一直為官方所支持,成為主流學派;後者雖曾經盛極明代,然而隨著晚明王朝的衰頹與滅亡,心學自明末清初就受到學者嚴厲的批評與排斥,雖然期間仍有部分學者支持與維護,但其學術地位已經日落黃昏,一蹶不振,,直到光緒後期,新興的知識份子再提倡,心學才算真正的再復興,但是在內容上已經產生很大的變化。
第一章 晚清理學的發展概述
清代
乾嘉之際由於考據學大盛,致使理學被冷落了百年之久,直到嘉道年間理學再被提倡,咸同年間理學再度中興,為何理學會於晚清又再復興呢?
其原因何在?
晚清理學的復興並非偶然,而是來自社會的變遷使然。
回顧乾隆後期清王朝的危機已漸露端倪,嘉道兩朝所面臨的更是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出現的內憂是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經濟的凋蔽、軍務的廢弛、民不聊生,因而激起百姓反抗鬥爭;外患則是西方強制利用鴉片、商品、宗教、武器等,軟硬兼施侵略中國,清廷面臨空前的危機。
生逢嘉道之際的知識份子開始對各種現象進行反思,企圖化解清廷的危機。
當時士大夫共同的反應,都是對風俗道德墮落的感懷。
沈堯〈?
〉《史論風俗篇》指出:
「天下之治亂,繫乎風俗。
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風俗美則小人勉慕於仁義;風俗惡則君子易婉轉於世尚之中,而無以自異,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厲風俗為先務。
」
解決之道,仍舊提出以傳統儒家德治教化的觀點,做為整頓道德、改良風俗治理天下的當務之急。
潘德輿〈?
〉更直指,社會風俗敗壞、道德淪喪,歸咎於乾嘉漢學家對程朱理學的排斥,所造成之後果。
他說:
「程朱二子之學,今之宗之罕矣!
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則目為迂疏空滯而薄之,人心風俗之患不可不察也,夫程朱二子學聖人而思得其全體,所謂德行、語言、政事、文學,殆無一不取而則效之。
...而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不足道,無怪其制行之日趨於功利邪僻,而不自知也。
」
一針見血的看出問題的癥結,在於當時漢學家只尊崇漢唐之學,反而對於得聖人全體大用之道的程朱理學有所忽視,此看法終究喚醒了士大夫們紛紛轉變對程朱理學的青睞,這說明嘉道年間程朱理學的復興,乃是爲重整社會頹廢的風氣的前提下,伴隨著而發生的。
程朱理學發展的歷史回顧
程朱理學歷經宋、元、明、清四朝,該學派一直是被官方所支持,而做為治國的意識形態。
從明代初年起程朱理學已滲透至學術教育文化各個領域
1.納入科舉考試制度中
2.考試題目以《四書》《五經》為範圍,並以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答案,不得自由發揮
3.從小接受理學的洗禮,更是做官進階的踏板
4.明末書院林立,清議盛行,然而清代對書院的形式仍沿用明代的體制,但是對書院的講學有所顧慮,雖不禁止但亦不鼓勵,尤其對講學的內容上則受官方的監控,不得任意講學
清初康熙帝,極力維護其官方哲學的尊崇地位。
乾隆帝仍繼續康熙帝的理學治國原則,不同的是,康熙在維護理學的同時亦提倡漢學〈考據學〉,使二學派並行提倡,由於理學長於道德教化;而漢學精於古籍整理,二者各有其不同的學術風格與社會功能,都可以用來做為籠絡知識份子、箝制思想的有利武器,以達到鞏固王權的統治地位。
乾嘉之際漢學獨領風騷,盤據學壇如日中天,此時的程朱理學相對的受到貶抑及排擠。
當漢學歷經百餘年的發展,其瑣碎偏狹、拙於思辨、漠視現實等弊端漸漸暴露,漢學做為乾嘉時代的主流學派,地位開始鬆動,學術界反而活躍起來,復興的學派有今文經學、諸子之學、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經世實學等,其中程朱理學無論就學理、影響、實力、政治地位等各方面而言,都獨具其優勢。
嘉道兩朝,在面對國家日復一日的衰敗危急,再加上士大夫的大聲疾呼,於是官方又重新重視程朱理學,以之做為經筵進講的內容,由於程朱理學受到統治者的倡導自然捲土重來蔚成學風。
乾嘉之際理學發展狀況
清代理學雖然經過乾嘉時期的低潮階段,但並未斷絕。
就是在乾嘉時期,仍有理學家研究理學,如福建:
陰承方、孟超然、陳庚煥;江蘇:
王懋竑、任爰、朱澤澐;直隸:
王植;江西:
陳道、鄭元昌;陜西:
孫景烈、劉紹分;廣東:
曾受一;湖南:
羅典;貴州:
陳法等,他們有學宗程朱的,亦有兼採陸王的,都發揚著理學傳統而與漢學分庭抗禮。
清代程朱理學得以保住其學術地位,得自於桐城學派的助力不小。
桐城派是倡導散文文學的學派
強調“文以載道”,視義理、考據、詞章並重的治學原則。
康熙時的方苞、乾隆時的姚鼐,在推動桐城派的文學同時,竟然保留了許多程朱理學的思想於文章中,
尤其是姚鼐,對於程朱理學的的辯護與發揚,功不可沒,對晚清程朱理學的復興開起重大作用。
此外,乾嘉時期,亦有部份的漢學家,對宋學持著保留的態度並未全然反對,如漢學大師惠棟就主張「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
」,將漢學考據學與程朱理學的價值分開來看重。
又如江永〈戴震的老師〉亦肯定宋學,他說:
「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以後一線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為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
其書廣大精微,學者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
」毫無疑問,這是針對當時治漢學的學者們的提醒,切勿忽視宋學的價值,因為宋學繼承聖人之道的精髓,為不可輕忽的學問之一。
正由於這些漢學家的態度,因此,給宋學騰出一席斡旋的空間。
嘉道、咸同之際理學發展狀況
嘉道時期是晚清理學發展的第一階段
咸同時期是晚清理學發展的第二階段
一、晚清理學的復甦:
嘉道時期
方宗誠對嘉道間理學的萌動作過陳述:
「嘉道間,海內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黯然為為己之學兢兢焉,謹守程朱之正軌,體之於心,修之於身,用則著之於事功,….聞見所及約有數人:
長白倭文端公、霍山吳竹如先生官京師時,與師宗何文貞公、湘鄉曾文正公、羅平竇蘭泉侍御,日從善化唐確慎公講道問業,不逐時趨。
其時在下為者,則有湘鄉羅羅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劉虞卿先生,俱無所師承,而砥節礪行,為窮理精義之學。
」
就學述的整體分佈而言,晚清理學發展的區域有陜西、安徽、河南、湖南等地
〈一〉 陜西理學發展的狀況
1為關中學派的發源地
2關學始自宋:
張載→明:
呂蚺、馮從吾→清初:
李二曲→王心敬→劉紹分、孫景烈、王仲、王承烈→李元春、路德
3嘉道時期的李元春〈1769~1854〉尊程朱理學,鄙視詞章、八股為俗學
4其學傳給賀瑞麟、薛于瑛、楊樹椿等人,皆為關中理學的後起之秀,在咸同時期對理學的振興起重要的作用。
5關中理學的特色,保持清初北方學術質樸、敦厚和拘謹的風格,較為保守性。
理學的根本精神
體之於心,修之於身,用之於事功
〈二〉 安徽理學發展的狀況
1.安徽為清代學術的重地
2.嘉道以前惠棟的皖派漢學即在此發揚;同時也是方苞桐城派的重鎮
3.嘉道以後更是理學發展的重要地區
4.集宋學漢學詞章之學的精華所在地
5.此時的理學是藉著桐城派的聲勢而逐漸萌動的
6.桐城派於康熙時為方苞所創,至乾隆時姚鼐發展鼎盛
7.姚鼐的四大弟子方東樹姚瑩曾梅亮管同
8.主張為文章要能道統與文統合一
9.文章中闡發程朱理學思想
10.嘉道咸同的理學發展,確實得力於桐城派學者對理學思想的發揚
11.方東樹是桐城派的重要學者治學以程朱之學為宗
12.《漢學商兑》《辨道論》為嘉道時期理學復興的兩篇力作
13.兩書對漢學做嚴厲的批判使清代學界的漢宋之爭出現新的變化將原先屬於守勢的宋學反而改以公視對漢學做出激烈的抨擊
14.帶動一批桐程派的文學家逐漸轉向前潛心於義理學研究的學者,如方宗誠、蘇淳元、許鼎、朱道文、汪桂月、呂緝熙等人
〈三〉 河南理學發展的狀況
1.為理學洛學派的發源地
2.洛學始於二程子
3.清初的孫奇逢,主張調和程朱陸王,進一步延續了理學的傳統
4.其弟子湯斌,及道光咸豐時,李棠階、倭仁、劉廷紹、蘇源生、王檢心等都是講求理學之徒
〈四〉 湖南理學發展的狀況
1.湖南是理學的始祖周敦頤的故鄉,之後朱熹張式王陽明的學術都在此發展
2.前嘉之際漢學雖然鼎盛然對湖南的理學傳統影響不大岳麓書院的湖湘書院講堂仍重視傳習理學
3.羅典歐陽厚均丁善慶王文清等都是程朱理學之徒
4.嘉道間湖南地區的一批理學家促成晚清理學勢力最活躍的區域
5.所呈現的三個特色
●人才輩出
如賀長齡唐鑒羅澤南胡達源賀熙齡朱文林流傳瑩等
●義理與經世結合
心性之學與事功並重,乃是承繼著南宋“湖湘學派”而有的
湖湘學派為南宋胡宏所倡,強調「以學治道、經世致用」→張式繼承→明代的季本、羅洪先→清代的羅典實踐“義理經濟”之學、賀長齡著《皇朝經世文編》書中遵守兩原則:
一是遵從孔孟程朱之學;一是學以致用、羅澤南捍衛程朱思想的正統性,不僅強調內聖又講究事功。
●湖湘理學具有全國性的影響
理學大師唐鑒於京師講學,對於擴大湖湘理學的影響力很大。
唐鑒著《國朝學案小識》中提出了一個以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四人為清代理學正宗傳人的觀點,受到多數理學家的首肯。
跟從其學術的門生眾多,形成一個頗具影響力的理學群體,如倭仁、吳廷棟、曾國藩、呂賢基、何桂珍、竇垿、邵懿辰等,這些人都成為咸同時期理學中興的重要人物,此後湖南地區的理學,隨著湘軍的擴散而遍及全國,無論於政壇上或學術界可謂所向披靡。
二、晚清理學的中興:
咸同時期
嘉道年間清廷雖然意識到理學的重要,但並未真正地重視理學,當時的理學大師均閒置未被重用,直到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農民於廣州起義,以拜上帝教開始,反對儒、釋、道思想,並加以破壞,尤其是使孔孟思想受到空前的韃伐。
咸豐十年太平軍擊敗清八旗軍,清廷才開始重用以漢人為主,由曾國藩所帶領的湘軍,此時曾國藩一方面組織訓練湘軍,從事對抗太平軍的軍事行動;一方面積極提倡振興孔孟之道,維護程朱理學的尊位。
以曾國藩為首的集團在政治上的崛起,不僅是晚清政局轉變的一個契機,亦是晚清推動程朱理學走向復興的推手。
咸同時期理學的盛況
同治元年〈1862年〉曾任順天府的府尹蔣琦齡,上書“中興十二策”,力主崇尚正學,以端正社會,清廷接受並下詔諭:
「我朝崇儒重道,正學昌明,士子循誦習傳,咸知宗尚程朱,以闡聖教。
惟沿習既久,或徒鶩道學之虛名,而於天理民彝之實際未能研求,勢且誤入歧途,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
...凡校閱試藝,故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講義為宗,尤應將性理諸書,隨時闡揚,使躬列膠庠者,咸知探濂洛關閩之淵源,以格致誠正為本務,身體力行,務求實踐,不徒以空語靈明流為偽學,至鄭、孔諸儒,學尚考據,為歷代典章文物所宗,理無偏廢,惟不得矜口耳之記誦,荒身心之踐履。
尤在職司教士者,區別先後,薰陶樂育,士習既端,民風斯厚。
」
呼籲“昌明正學,崇尚程朱”的主旨,不但提到對漢學、宋學的並重,更強調崇尚程朱,為提倡理學而發出政治動員令,程朱理學於同治年間可謂鴻運當頭,理學士人開始受到朝廷重用,如倭仁、李棠階、吳廷棟等皆為朝廷重臣。
清廷採取許多措施,大力營造崇尚理學的風氣,許多程朱派的名儒受到表彰,此外制定新的翰林院學規,將《四書》、《朱子語類》、《朱子大全》等理學讀本,定為必修課程,曾國藩著手恢復社會秩序,重建文化事業,其中就大力成立書局,刊刻古籍文獻,舉凡傳統儒學的書籍尤其是理學方面的書,皆是重點刊刻的內容。
除官方外民間亦大量刊刻叢書,關中地區理學家賀瑞麟,其所出版的各種理學書籍達百種以上,其後匯編成《清麓叢書》,收錄宋、元、明、清的理學著述,總數達153種。
咸同時期研究理學的學術團體其分部的地區
河北:
李鴻藻、王用浩
河南:
劉廷詔、蘇源生、李棠階、王檢心、王滌心、于錦堂、徐淮揚
陜西:
賀瑞麟、楊樹椿、柏景偉
山西:
薛于瑛
安徽:
吳廷棟、夏炘、夏炯、蘇淳元、方宗誠、方潛、涂宗瀛、楊德亨、何慎珍
江蘇:
劉熙載、廖壽豐、成儒、陳壽熊
浙江:
宗稷辰、邵懿辰、高鈞儒、伊堯樂、應寶時、黃方慶、陳居寬、朱一新
江西:
吳嘉賓、劉繹、龐文彬
山東:
游百川
福建:
陳慶鏞、林啟
四川:
范泰衡、余煥文
湖北:
洪汝奎、萬斛泉、宋鼎、鄒金栗、馮禮藩、黃嗣東
湖南:
曾國藩、羅澤南、劉蓉、李元度、郭嵩壽、丁善慶、王鑫、李續賓、李續宜
、賀興范、鍾近衡、胡林翼
兩廣:
龐啟瑞、朱琦、朱次琦
雲南:
竇垿、何桂珍
吉林:
于蔭霖
旗籍:
倭仁、崇琦、徐桐
咸同時期所發展的理學有兩種不同的別派
理學主敬派:
純粹發揚程朱理學的心性道德修養論。
如倭仁、吳廷棟、李棠階等所倡
理學經世派:
既講究程朱理學的內聖修養;又重視經世思想的事功
如曾國藩所倡
甲、理學主敬派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
重要人物:
理學主敬派屬理學的正統派別,以倭仁、吳廷棟、李棠階三人,為該派別的領導人物。
以倭仁為首,從其學的門下有游百川、于蔭霖;後起之秀有李鴻藻、翁同龢、徐桐等,在思想與政治上,深受倭仁的薰染,成為光緒中後期,清廷固守理學的中堅人物。
以吳廷棟為首,講學於山東,從其學的門下有洪汝奎、何慎修、方宗誠、方潛、涂宗瀛、楊德亨等人
以李棠階為首,講學於河南,從其學的門下有王駱佟景文王汝謙王珍任蓮叔耿翰輔等人
學術思想:
〈一〉以道德論為中心,發揮程朱理學
〈二〉嚴守門戶之見,凡與程朱理學相違背的思想,一概棄絕
〈三〉除對道德修養的問題做論辯外,基本上堅守道統的束缚
〈四〉理論上多重複程朱的思想,鮮有創見
〈五〉以正人心、正學術作為治國之本,施政上強調德治教化
〈六〉為政首重正君心,基本上是程朱道德論在政治上的延伸而已。
乙、理學經世派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
重要人物以曾國藩為代表多以湘籍人士為班底
學術思想:
〈一〉講求義理經世,主張以經世致用的精神,補救理學的缺憾不足
〈二〉曾國藩對理學的發展將原本內涵於義理之中的經濟將他特別獨立出來因而主張:
「為學之術有四:
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
〈三〉治學上兼採漢學、陽明心學、西學等,並不固守門戶
〈四〉其務實的精神表現在文人從軍以救國
〈五〉與主敬派不同的是,對儒學的事功、外王方面特別重視
同治中後期,理學中興的重要人物相繼凋零,自然削弱了理學的力量,光緒初十餘年,理學無論在朝或在野,聲勢雖不如咸同時期那麼活躍,但仍保持一定規模,如方宗誠、朱次琦、朱一新、賀瑞麟等,都仍是理學的推動者,迨至光緒中期,理學以朝衰落逐漸邁進,其實這個跡象,在同治末至光緒初這段時期,學術界已經逐漸走向漢學、宋學兼採的學術現象了。
三、光緒宣統時期理學的衰局
1.從光緒中期至宣統三年〈1911〉,包括程朱理學在內,是整個傳統儒學最後解體的時期
2.儒學為何會落此下場呢?
首先來自外在的政治因素
◎中日甲午戰敗,八國聯軍,日俄戰爭,將中國推向一個幾近半殖民地的慘境
◎為求救往圖存分別發起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的民族運動
以上二方面均給予清廷嚴重的打擊,爲回應所面臨的危機,清廷採取的措施是,從教育著手提出忠君尊孔的宗旨,大力抬高孔子的地位,將尊孔與尊朱並舉,用儒學來維繫人心來加強統治,推動者如張之洞、黃運藩、高桂馨等,積極扶植包括理學在內的儒學,縱然如此,業已難挽日趨衰落的儒學頹勢。
理由何在?
第一個理由: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出現一批新型知識份子,他們大部分都曾接觸過西方思想,因而提出許多新天道觀、新道德觀、新政治觀等,用新觀念向傳統封建的思想提出挑戰,比如用民主政治反對君主政治的政治觀;用進化變革的思想反對傳統天道不變的天道觀;用自由解放個性的觀念來反對傳統禁慾思想禁錮個性的道德觀。
面對如此排山倒海的新挑戰,理學根本提不出新武器予以回應。
西方哲學家湯恩比在《歷史的意義》書中,說到:
「文明的興起與衰亡,乃是文明面臨一連串的挑戰所做出的回應,否則該文明將會失落。
」似乎儒家的文化正應驗著此說法。
第二個理由
理學既然無法抵擋新思潮的衝擊,自然就無法吸收年輕人的目光,甚而引起青年人的厭惡,因而遭到唾棄。
第三個理由
昔日科舉制度是沃養理學的園地,自從科舉制度被廢除後,原先所重視的《四書》《五經》,因為學校新的教育體制的變更,研讀的比重大為降低,儒學獨尊的地位動搖。
因此科舉制度廢除,新的教育體制的建立,對程朱理學而言,無異於釜底抽薪
第四個理由
理學自身生命力的衰竭,除了因為其理論上的貧乏、僵化、無創新的活力外,另一個因素是,沒有像樣的理學大師的出現,缺乏足以承擔振興啟弱大任。
同光時期尚有的理學家,如李鴻藻、徐桐
李鴻藻〈1820~1897〉用孔孟程朱之學輔導年幼的同治皇帝
徐桐學術宗尚程朱,但並不排斥陸王。
在政治思想上,極端守舊,對康有為等維新派成見極深,戊戌變法後,為西太后之親信大臣。
光緒中期,理學出身在朝的則有廖壽豐、于蔭霖。
此時洋務運動已經普遍開展,他們在思想上受洋務思想的影響,因而形成「程朱為體,西學為用」的雜揉現象。
此外在野的理學家有:
萬斛泉〈1810~1905〉、黃嗣東〈1864~1910〉
光宣時期,幾乎已無後起的理學學者,程朱理學出現的衰敗局面,已經無法與後起的今文經學相抗衡。
第二章 嘉道年間程朱陸王之學的論辨與調和
嘉道年間在推動理學復興之際,如何對待陸王心學的問題再度提起,當時學者的兩種態度:
一是排斥;一是調和,由於此時學者于對待陸王心學的態度上,不再像清初學者普遍地反對且激烈的批判,反倒是較為緩和的態度,因此使得陸王心學於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得以再捲土重來,受到學界的青睞。
嘉道時期→程朱陸王之辨
程朱陸王之辨向來是學術史上的重要課題之一
嘉道之後仍繼續此課題。
羅澤南於1844年有《姚江學辨》、唐鑒於1845年編著《國朝學案小識》、劉廷詔於1870年有《理學宗傳辨正》雖然上述作品都屬學術史之作,但在寫法上卻是秉持著程朱理學的觀點,從理論上系統地批判了王學,可以說是在“尊朱抑王”的前提下,來闡述學術的變遷。
此外如吳廷棟、方東樹、方宗誠等,在其著作裡也都有論辯程朱陸王之學的內容。
光緒時的賀瑞麟,更重新刻印明清之際,有關程朱陸王之辨的七本重要著作,此舉無非是要為當時排斥王學提供歷史根據,根本的目的仍是為鞏固程朱之學的學術地位。
嘉道時期的王學,基本上並未成為獨立的學派,王學只是伴隨著程朱理學的復興,附帶被提出而已,因為當時學者為了要確立程朱之學的正統地位,避免重蹈陸王心學對社會造成的不良風氣及政治安危的影響,有必要徹底從儒學道統中剔除。
就如沈維鐈為唐鑒《國朝學案小識》做序指出:
「姚江提倡心學專主良知非聖無法...而其餘焰治國初未熄,太沖黃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獻之宗,首輯《明儒學案》宜如何廓清陰曀,力障狂瀾,而乃袒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為一器。
...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稟承家學,著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術真偽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度可明,涂轍可端。
」
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王學會被再挑出,除學術因素外,他們所擔心的仍然是王學氾濫的危險,因此有必要嚴加防範。
顯然其政治意味是相當濃厚的。
嘉道時期程朱陸王之辨的焦點
該時期的論辯焦點是“道統”問題
何謂道統論?
道統論是唐宋以來,關於儒學的傳承統緒的一種學說。
認為聖人之道有其傳承的系統,聖道系統在先秦各時代的代表傳承者,依序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
孟子以後,聖道示微,直到宋代的周敦頤、張載、二程子、朱熹五子,提倡理學,聖道才得以重現於世,依理學家的觀點,認為五子為孔孟學說的繼承人。
然而,當陸王心學興起後,打破了原先程朱獨尊的學術局面,
明末清初部分學者,視陸王之學亦為一代儒學宗師,擠身聖道系統中,列於聖哲,配享文廟。
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孫奇逢的《理學宗傳》都有如上的主張,將陸王視為朱熹的傳人。
如此袒護王學的觀點,引來諸多不同觀點,發生喋喋不休的爭論。
對晚清理學正統派的學者而言,認為混淆儒學道統為大是大非的問題,為了衛道有嚴辨道統的必要,於是再掀起對王學的批判。
晚清理學派對道統問題的辨析從兩方面著手:
一方面辨析清代以前的儒學系統;另一方面清理清代本身的儒學系統。
辨析清代以前的儒學系統
對前者的辨析工作,有劉廷詔的《理學宗傳辨正》,不但推翻孫奇逢的觀點,更批評孫氏將陽明納入儒學正宗,根本就是以異學亂正學。
進而提出以宋五子作為核心的道統傳承說,反而將陸王列入附傳之中,顯然要降低陸王的學術地位。
清理清代本身的儒學系統
對後者的清理工作
理學發展到清代,就在考據學的大勢下而衰敗,尤其是清初理學的道統問題更是混淆不清,為此晚清的理學家們,非常重視清理清代道統傳承的問題。
唐鑒於《國朝學案小識》,爲清代的學術系統做了一翻辨正工作。
此書秉持是“黜王尊朱”的宗旨,在此原則下,將清代的學術分為三大學案:
“道學學案”、“經學學案”、“心宗學案”
“道學學案”就是指對理學研究者,又依其對儒學研究的純雜成份,再細分為“傳道學案”、“翼道學案”、“守道學案”,認為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四人,屬於道學學案的理學家,明確指出此四人為清代儒學道統的正宗傳承人。
該書於“道學學案”中共收錄146人,“經學學案”中共收錄116人;“心宗學案””中共收錄9人,對於後二者,唐氏採取的是貶抑的態度,將其排除於清代儒學系統之外。
無庸置疑,該書詳細介紹了道光中期以前的理學發展的狀況,蒐集了相當可貴的資料,爲晚清理學發展有其積極作用,然而,唐氏帶著強烈的門戶之見,過於益美於理學,予人理學勝於考據學的印象,顯然是與當時的學術現象不合的。
晚清理學家如何批判陸王心學呢?
在辨析道統的前提下,對於王學的偏頗進行批判。
根據方宗誠論述程朱陸王之辨指出:
「朱子、胡敬齋、羅整庵各爭致於生前,其後陳清瀾《學蔀通辨》、張武承《王學質疑》、顧亭林《日知錄》、陳定齋《王學辨》、羅忠節公澤南《姚江學辨》以及張楊圓、陳清獻、張清恪、倭文端、吳竹如先生諸儒集中,皆已辨之極其明矣!
」
在上述的名單之中,晚清的學者有、倭仁、吳廷棟、羅澤南,前二者對王學之辨,除大力詆譭外,只做了形式上的劃清界線而已。
倒是羅澤南著《姚江學辨》,從學理上對程朱陸王之學作全面系統的辨析。
該書上下兩卷,約五十萬字。
分別
從宇宙論上:
以程朱的性理至上論,駁斥陽明的心即理說;
從方法論上:
以程朱的格物致知論,駁斥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從修養論上,以程朱的涵養漸進的道德修養論,駁斥陽明的悟性頓悟說。
他認為程朱陸王的學說,為兩種不同的學術體系,就本體方面的差異,他分析如下:
「朱子以性為有善無惡,陽明以性為無善無惡也;朱子以性為理,心不可謂之性,陽明以心為性,吾心之靈覺極大理也;朱子以仁、義、禮、智為性之本然,陽明以仁、義、禮、智為心之表德也。
此本體之所以異也。
」
就大用方面的對立,他亦分析說:
「若失善念之發,朱子以為率性,陽明則謂心體上著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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