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道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docx
- 文档编号:30831777
- 上传时间:2024-01-30
- 格式:DOCX
- 页数:10
- 大小:26.63KB
易道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docx
《易道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易道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易道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
易道:
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
摘要: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它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
《周易》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互动、通变致久理论,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哲学基础。
关键词:
易道;文论;天人合一;阴阳;通变致久TheDaoofYi:
philosophicalbasisfortheoriesofChineseancientliteratureAbstract:
Asavaluableculture-legacy,ZhouyihasbeeninfluencinguponmanyaspectsofChineseculture.Theoriesabouttheunityofheavenandhuman,interactionbetweenYinandYang,changingtoattainpermanenceconceivedinZhouyiconstitutethemainphilosophicalbasisfortheoriesofancientChineseliterature.Keywords:
theDaoofYi;theoriesofliterature;theunityofheavenandhuman;Yin-yang;changingtoattainpermanence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着强烈的宗经意识,《周易》为群经之首,自然引起文论家的特别关注。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
”[1]叶燮在《与友人论文书》中也说:
“《易》似专言乎理……因《易》之流而为言,则议论、辨说等作是也。
”这样一来,《周易》便像“太山遍雨,河润千里”那样开启了后来的文体,成为论、说、辞、序等文体的渊源。
同时,易道精神还为古代文论提供了哲学基础,成为文论家论述文章起源、总结创作规律、分析风格特点的理论依据。
薛雪《一瓢诗话》有言:
“《易》云:
‘风行水上,涣。
’乃天下之大文也。
起伏顿挫之中,尽抑扬反覆之义,行乎所当行,止乎所当止,一波一澜,各有自然之妙,不为法转,亦不为法缚。
”它的深层,是“易道”与文章构思的内在相通。
这既是认识论上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古代宗经重道意识。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
《周易》对古代文论的影响,首先不在它的个别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概念、范畴,而在于它“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
这一哲学体系的确立,最初是企图对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内的问题作一总括和说明。
由此而呈现的易道精神,具体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
这些为文学理论所借鉴。
文学理论尽管在《周易》中没有突出,但许多易理却成为文学理论的源头,需经过一番剔抉,才可以彰显面目。
而后来的文学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也有意识地追溯文学的经学依据,以易道为其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
《周易》确立宇宙模式的首要前提是:
天人合一,即自然本身的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也就是人类活动所应遵循的规律。
《观卦·彖传》曰: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这里的“神”并不是人格神、上帝,而是“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神道”指的是自然规律的微妙变化。
“以神道设教”即是把人事的活动看作是遵循自然规律而来的东西,并以此教示天下。
由“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即由对自然规律观察而确立人事活动的规律,自然与人是合而为一的。
“天人合一”的模式,是易道精神之一,整部《周易》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周易》以自然比拟社会,用天道比拟人道。
易道具有伟大的力量,人不仅从自然界得到物质供养时要顺应自然规律,而且道德精神与一切活动,都要同自然达到最高的统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这里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能简单理解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而更多的是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的合一。
不论其中有多少简单的比附和神秘的幻想,重要的是,它朴素地认识到在精神领域中人与自然的交融统一。
反过来说,一切出乎自然的必然性现象都被赋予了伦理道德的意义。
这样,人对自然的遵循,就转化到对伦理道德的遵循。
这种天人合一思想,最为直接而明确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
中国古代文论最初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世界本体的认识问题。
对“天”道的探索,才直接启发了后人对于文学本体的探索。
《周易》的“天人合一”理论为文学本体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思维范式:
文以道立,道因文传,文道相通,故称不朽。
《文心雕龙·原道》篇由对宇宙本体的探索确立了文学本体论,正是基于对易道伟大力量的合理推衍。
刘勰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文“肇自太极”,乃“与天地并生”,即体天道而来。
天地具宇宙生命之道,化育万物之德,这是天地之大文,具体表现就是“垂天之象”、“理地之形”,进而“傍及万品,动植皆文”。
而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自然必有其文,以契合“自然之道”,深通神明之德。
故曰:
“天文斯观,民胥以效”[1]。
《周易》的“神道设教”把形而上之道体与形而下之器用统一起来,以“天之神道”为本体,以“民之教化”为效用,显示了体用不二的思想特色。
这与刘勰一方面要原道溯源,确立文章的本体渊源,另一方面又要载道设教,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思想完全相符。
《原道》篇所说的“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心惟微,神理设教”[1]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其次,“神道”乃抽象之本体,所谓“道心惟微”、“神道难摹”,其中精义只有圣人才能心领神会,圣人通过画卦设象,敷章摛文来阐微显幽,昭示天下,这样圣人就成了原道的中介。
刘勰把伏牺、孔子等儒家圣人看成是联系“道心”与“文章”、“神理”与“教化”的中介,认为“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提出了“道—圣—文”三位一体的文学思想。
这样,由天地而人,由自然之文而人文,刘勰把文章的起源与天地降生联系起来,为文章找到了本体的依据,建立了“自然之道”的文学本体论,用他的话说就是:
“人文之元,肈自太极。
”后世文论家继承这一观点,以此确立文章本体。
太极者,一团浑元之气也。
孔颖达《周易正义》释“太极”曰:
“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
”叶燮《原诗》以气为本,用以总持和条贯理、事、情。
他说:
“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
”黄宗羲则更直截了当地说: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
……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
”(黄宗羲《谢翱年谱游录注序》)“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还是古代文论中“物感说”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天人合一、物我相通。
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绝对的自然,也没有绝对的主体,而是泯灭物我界限,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
自然万物皆着人之色彩,人之身心也能应合天地自然。
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内涵是物与人相通。
《周易·系辞》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天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虽然这是对《易》象起源的说明,但对古代文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观物取象”的理论,启发了古代文论对“物感说”的探索。
“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是物我相通、相感的结果。
《文心雕龙·物色》篇说: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1]“随物宛转”、“与心徘徊”正是物我交融的境界,客体的物与主体的人在交融中充满了生香活意的生命情调。
《周易》中的“感物说”主要表现在对卦辞、爻辞的解释和说明中,最明显的是《观》、《咸》二卦。
《观》卦,下坤上巽,“坤”为大地,“巽”可象征空中流动之风,亦可象征高高挺立于大地之上的树木,后一义更合远古情形,因为为了观察更多更远的事物,唯有攀上高枝方能高瞻远瞩。
“观”的内容是丰富的,不但观物,而且观人,反观自己,亦审视他人,观察到外在的生存环境,乃感悟国家的状况和民众的情状。
“观我生”,更是超越个人的生存环境而对现实人生的大观。
这种“观”正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
不但观自然风景以及种种触兴起情的眼前物事,而且由物感人,洞悉人世间芸芸众生的现实生活状况。
文学家只有深观现实人生,才能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真实地反映和表现现实人生。
故《观》之义很早就被引入文学领域。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了赵孟在郑伯垂陇之宴上请郑臣子展、伯有等七人赋诗,说:
“武亦观七子之志。
”这是早期中国诗学史上所谓的“赋诗观志”说,它与“赋诗言志”具有同样的开创性意义。
孔子说《诗》“可以观”已是后进之言了。
作为文学创作活动之“观”,陆机《文赋》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之说;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也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之说。
这里的“观”与“感”已密不可分。
感在《周易》中作“咸”,《咸》卦,下艮上兑,直观之象是“山下有泽”,“艮、兑”又可看作少男、少女。
那么“咸”卦又“可看作少男少女相互接近、交相感应到爱情发生,最后是身体的接触的一个完整过程。
”《彖传》则把男女相感推及到人与天地之间的万物相感,推及到物我之间的心灵沟通。
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人的情绪与思想,都产生于人与人、人与物相感的过程中,天人合一模式在情感契合上得到证明。
“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也决定了中国文学艺术构思方式上的独特性。
中国古代文论并不主张创作时的面壁玄想,“参禅悟道”、“妙悟熟参”也是受印度佛学影响后的结果,并且一直没有占住主导地位,还受到清代宋诗派的极力诋毁。
中国文学艺术构思特别重视感物兴情,把“外师造化”作为艺术想象的起点,视大自然为创作兴会的渊薮,从而使“物沿耳目”的“感物”活动成为艺术构思的第一推动力。
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它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兴”义解释,表达的都是物色感召心灵、主体依物启思的“刺激—反应”的创作思想。
这种刺激—反应的直接结果便是以想象为主的艺术活动的展开,即宋代僧人惠洪所说的“妙观逸想”。
“妙观”是指在“物沿耳目”的时候,观造化之真谛、察艺术之本源。
“逸想”则是在妙观的基础上开始的运虚抟实的艺术构思活动,所谓“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
”[1]。
后来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别,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引申与发挥。
中国古代文论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周易》的阴阳互动的世界构成论。
一部《周易》旨在表述宇宙的阴阳生生之大德,故曰:
“《易》以道阴阳”、“生生之谓易”。
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阴阳相动,万物资生。
这是《周易》为人们描绘的一幅关于世界万物的起源、构成、生化与变迁的图式。
《系辞》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句话说明了《周易》的思想本质,也成为《周易》哲学的总纲。
《周易》认为整个世界是在阴阳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的互相作用下不断运动、变化、生成、更新的。
这一思想又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势、风骨、韵律说提供了哲学依据。
《周易》卦象就是建立在阴、阳二爻两个符号的基础上。
这两个符号按照阴阳消长的规律,经过排列组合而成为八卦。
八卦的构成与排列,体现了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思想。
八经卦经过重叠排列组合为六十四卦,阴阳思想是其核心。
在《周易》中,阴阳观念表现为气。
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互动,这是《周易》对阴阳二气运行规律的把握,阴阳二气互动构造了“天人合一”的世界模式,表现在卦象构造方面,就是阴阳互动模式可对自然万象不依直观所得,而创造出合乎“气”化规律的假象。
如天在上地在下本来是眼中所见、足下所立的事实,可是下地上天构成的卦却是《否》卦,卦象之意为不通;相反,下天上地的卦却名《泰》卦,卦象之意是大利通泰。
如果不按阴阳互动的规律进行认识,很难理解这种安排。
《否》卦是阳上阴下,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二气相背而行不能交会,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泰》卦是阴上阳下,阴气下降,阳气上升,二气相向而行实行交会,这就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咸》卦正是“二气感应以相与”而使“万物化生”。
阴阳互动,才使自然与人类社会都在变化中存在和发展。
柳宗元说:
“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乐道之原。
”[10]即:
《易经》的易,是变化之意。
六爻递相推动而生变化。
可见,《周易》卦象不是静止的,而是阴阳二气运行不止、生生不息的表征,显示出宇宙造化的勃勃生机与充沛活力。
这种认为整个世界只能在阴阳互动中存在和发展的世界观,成为一向高度重视气势、风骨、韵律的古代文论的哲学基础。
阴阳互动表现为气,古代文论家很早就重视“气”在文论中的地位。
孟子提出“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1],认为“养气”是“知言”的基础,“知言”是“养气”的结果,只有自身人格的崇高伟大,才能创作出崇高伟大的作品。
这里的“气”是指一种“气势”,用“浩然”来加以形容,以显示气的表现形式,或为外在精神的“预式”作用。
魏晋时期,“气”范畴得到普遍运用,形成“重气之旨”的文论思潮。
曹丕说:
“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阴阳二气清升浊降地运动,决定了作家的气质、才性。
“气”的概念内涵逐渐有所变化,由外在形式、精神形态转化为具体化的内容和品质,走向“现式”的中心地位。
到魏晋中期,人物评品成风,直接以“气”的阴阳清和来评品人物,气由客体地位上升为要表现的主体地位。
刘劭在《人物志》中说的更为明白:
“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
”阴阳互动产生清和之气,禀受清和之气而生的人就聪明。
“清”是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
一篇作品的气势、风骨、韵律决定于作家阴阳二气的调适。
《典论·论文》说“徐干时有齐气”,偏于阴柔沉浊;“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一者偏于柔软,一者偏于刚疏,都不及“孔融体气高妙”,有气势、有风骨、有韵律。
气由外在形式的精神“预式”,转向具体客观的内容和品质,最后进入到被表现的主体地位。
直接以气之情状来表现思想之褒贬,把气引入中国文论,除了中国思维的物我合一观外,还是由于气的性质表现出来。
阴阳二气刚柔的不同决定了文章体势风格的不同,刘勰说:
“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
”[1]承认文章的体势风格有刚健柔婉的不同。
魏征则从阴阳刚柔的角度分析了六朝南北文风的差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贵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白居易又以粹气、灵气表述阴阳之气对文章风格的影响:
“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属多。
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
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
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
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则,检不扼,达不放,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
”[12]
《周易》在阴阳互动中,偏重于阳刚、劲健,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一思想直接引发了古代文论中对“风骨”的偏爱,形成一种追求爽朗刚健的文风的倾向。
刘刚纪说:
“在《周易》对天地万物生命的认识和探讨中,自始至终包含着一个基本思想倾向,即十分重视和强调天地万物生命的变化、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生不息、坚不可摧、刚正劲健的伟大力量。
”[13]在文论上,偏向于上述特点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
它要求文章具有“结言端直”、“意气骏爽”、“风清骨峻”[1]的风格特点,这些特点正是建立在《周易》关于“刚健”的思想基础上。
唐朝文论总体上崇尚阳刚风格。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批评龙朔初年的文风是“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循为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提倡用阳刚之美扫荡南朝宫体阴柔之余风。
稍后,陈子昂以“汉魏风骨”为榜样,鄙视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出了具有阳刚之美的“风骨”标准: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盛唐诗人差不多都以“风骨”相标榜而崇尚阳刚之美,李白诗有“蓬莱文章建安骨”、“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等,表明他对前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取向。
杜甫的诗具有“沉郁顿挫”的风格特点,他在《戏为六绝句》中态度鲜明地赞美庾信“凌云健笔意纵横”,追求“未掣鲸鱼碧海中”的气势磅礴的阳刚之美。
中唐的释皎然与晚唐的司空图,从佛道两家美学思想出发,拓展了刚柔的审美范畴,刚柔的风格表现为多种术语,但仍以阳刚为主,阴柔为辅。
《系辞》曰: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周易》提供中国古代文论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通变致久的发展论。
《周易》古有“变经”之称,其实,变与不变总是统一在一起的,王夫之就说:
“《易》兼常变。
”《易》之名本身也含有常变之义,孔颖达在《论易之三名》中引郑玄《易赞》和《易论》的话说:
“《易》一名而含三义:
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变易为变,不易为常,变易不易合起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常变观。
《周易》不仅有常变之名,更有常变之实。
《系辞》有言: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然而事物有变就有常,有常就有变,《周易》既在“变动不居”中显示了恒常通久的不变法则,又在恒常通久中表现了“惟变所适”的可变规律,这种“常中有变”、“变中有常”的思想就是所谓的“天行”,即天道运行规律。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复”的意思就是事物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始之位,可见,“复”就是变中有常的天道运行规律。
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唯有天道规律本身是不变的,这天道规律永恒不变的最高表现就是天上地下,阳尊阴卑。
《系辞》开篇就是: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事物变化必须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体现尊卑长幼的秩序。
这种常变规律也是《周易》成卦的根本原则。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周易》每卦六爻,代表三才之道,三才之道又各有阴阳、柔刚、仁义之分,故曰“兼三才而两之”,“六画而成卦”。
六画就位次而言,可“分阴分阳”,即以初、二之位为地之阳、阴,三、四之位为人之阳、阴,五、六之位为天之阳、阴。
阴阳之位,对立统一,反映了道的恒常不变的模式;就爻变而言,六画又“迭用柔刚”,即六爻与六位迭用,或刚或柔,运动不息,变化不止,所谓“爻者,言乎变者也”,它体现了道的运行变动状态。
六位的阴阳与六爻的柔刚,也即道之常变,彼此交错,互相迭用,构成了易卦的根本组成规律。
中国古代文论受《周易》变与不变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通变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通变》篇,探讨文学的会通与适变问题。
《文心雕龙·通变》赞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变则堪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
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1]皎然在《诗式》中谈“复古通变体”曰: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
反古曰复,不滞曰变。
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
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
”关于“复变”的程度,皎然说:
“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变若造微,不忌太过。
苟不失正,亦何咎哉!
”这种复古而能“通于变”的思想,体现了文学发展的辩正规律。
“易者变易也”,阳之极则变阴,阴之极则变阳,阴阳互变,肯定与否定互相转化,包含着丰富的素朴的辩证思想。
《周易》素朴的辩证法,在《易传》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系辞》对于《易经》的辩证因素方面作了一定的发挥,使辩证因素更加突现出来: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这些都是在言变化。
清代叶燮借用《周易》对待而生变化的哲学思想,阐述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问题。
他在《原诗》中说:
“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
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
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
”《周易》由阴阳两爻构成八经卦,再由八经卦重复为六十四别卦,形成一个层次井然、不断生展的对待范畴体系,这表明《周易》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对待思想。
叶燮借用这一思想来讲变化:
太极生两仪,即太极生出相互对待的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又是太极神妙变化的内在根据。
具体而言,阴阳二气指诗歌创作中的主体和客体,主、客体都具有神妙变化的属性,主、客合一便能产生“冥漠恍惚之境”——“神境”。
因此,诗歌发展也就相应地表现为“变”。
叶燮《原诗》中的“变”包括三个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内涵:
变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变是诗歌发展的总体趋势;变是诗歌发展的内在动力。
首先,叶燮认为:
“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
……此理也,亦势也。
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
”就是说变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思想的源头在《周易》。
《周易》认为变是宇宙的必然规律,无事无物不然。
《坤·文言》曰:
“天地变化,草木蕃。
”《贲·彖》曰: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系辞》亦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
”以《易》之观点看,空间在变,时间也在变,飞潜动植、人文事功无不在变。
变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一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
朱自清曾指出:
“‘新变’的‘变’倒似乎有意无意间在应用着这种哲学。
我们可以说梁、陈以至隋、唐之际,文论开始采用了这种‘变’的哲学。
”[14]叶燮《原诗》正是继承了《周易》有关“变”的普遍性的哲学思想,用以说明诗歌发展变化的必然性。
其次,叶燮认为诗歌发展是在盛衰更迭中不断进化的过程。
《原诗》曰:
“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
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
”又曰:
“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
”《原诗》这两方面的思想都与《周易》哲学有联系。
《周易》认为事物的发展往往表现为泰极而否、否极泰来、盛极而衰、衰极而盛的反复之道,呈现出周期性、循环式的发展。
《系辞》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一阖一辟谓之变”。
这些命题既阐述了变化的内在动力,又描述了变化的发展过程——刚柔、进退、阖辟的交替更迭。
这种形式的循环中包含着内容上的进化,《系辞》曰: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变通者,趋时者也。
”变化表现为日新之业,趋时之变,这就包含了进化的内涵。
第三,叶燮认为诗歌发展由衰至盛的动力在于变。
他说:
“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
”这一思想也是继承了《周易》哲学中的有关思想。
《恒·彖》曰: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系辞》曰: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通过革故鼎新、救穷治衰达到宇宙恒久之道,这一思想成为历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石,也影响了叶燮的诗学理论,他提出了“正→衰→盛”的诗歌发展模式,以变作为诗歌发展救穷治衰、由偏返正、由衰复盛的内在动力。
易道为文学提供的三大哲学基础,并不是完全孤立地对文学理论起着指导作用,它们之间存在内在逻辑的联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为文学思维方式提供了范型,它是自然本身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为文学所借鉴和摹仿。
阴阳互动的易道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的构成方式,从而将已有的文学本体论的探寻,延伸到本体构成论的研究,阴阳二气在文学中由最初的气势,转化为气质、才性,最后表现为创作者主体风格,它是一直处于运动变化状态。
通变致久,显示出宇宙模式的生生活力,《周易》哲学的通变致久的发展论,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必然的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中国古代 文论 哲学 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