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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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
成吉思汗墓葬所在與蒙古早期歷史地理
【内容提要】
成吉思汗墓地所在是歷史-考古學界長期探究的問題。
依據可信的漢、蒙文和波斯文史料,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元諸帝)的葬地在不兒罕山(肯特山)南、克魯倫河上游北的“起輦谷”(即《元朝秘史》所記“古連勒古”),其地當在今蒙古國肯特省曾克爾曼達勒蘇木境。
1990年代以來,蒙古國和日本的考古學者追尋蒙古古代遺迹收穫甚豐,特别是在阿兀拉嘎遺址(認定爲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的發掘中找到可能是“靈廟”的廢墟和祭祀遺物,爲尋找成吉思汗墓地提供了重要線索。
本文利用他們的新考古研究成果,結合文獻資料,進一步探討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和葬地,並追溯早期蒙古-成吉思汗先世在鄂嫩河流域的活動和勢力逐步興盛的過程,以及相關的歷史地名方位。
【关键词】成吉思汗“陵寢”/起輦谷/尼魯温-乞顏蒙古EE691UU1649898
前言:
追尋蒙古史迹的考古新收穫
幾年前,有報社記者來訪,出示某報報道蒙古-日本聯合考古隊發現了成吉思汗陵墓的消息,請我談談看法。
記得給我看的只是轉述外國報紙報道的摘要,因爲我没有見到考古報告,不好發表評論,只是説:
根據文獻所載成吉思汗埋葬方式,要找到他的墓實非易事。
從這條消息看,雖然報道的墓區方位與史料記載大體符合,但説此墓已被發現似乎爲時尚早。
據文獻,蒙元朝皇帝的墓葬地當是範圍較大的區域,且不建地面標志,僅找到某處有祭器和其他祭祀遺物,還不能斷定就是成吉思汗的墓。
早在1925年,蘇聯著名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在烏蘭巴托一帶和肯特山地區進行民族學、語言學?
{查時,就發現肯特山地區有元代祭場遺迹和祭器遺存。
①記者報道我的話出入不大,但後來在網上被輾轉傳佈得大大走樣。
本打算予以澄清,但我想網上炒作對學界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就没有置理。
不過,這件事倒引起我進一步探究蒙元諸帝葬地及?
蒙古早期若干歷史地理問題的興趣。
最近,承友人幫助,讀到了參與該項考古?
{查和發掘的日本考古學家白石典之的相關論著,獲益良多,從而更領悟了爲學確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
反思自己三四十年前編繪蒙古地區歷史地圖時,基本上依賴文獻資料,在故紙堆裏討生活,是多麽局隘!
白石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成吉思汗之考古學》②“前言”和“結語”中説,從1990年起,他每年都有數月在蒙古國追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足迹;1997年4月起他留學蒙古兩年,得以專注於此項研究,這部書就是這兩年他在蒙古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此書分《成吉思汗的祖先》、《成吉思汗登臺》、《蒙古帝國的建立》、《成吉思汗的結局》以及《成吉思汗的子孫們》五章,結合唐代到元代的蒙古歷史進程,介紹了從額爾古?
{河到阿爾泰山(主要是克魯倫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地區和杭愛山地區)多達五十處各個時期的文化遺迹,利用考古年代學方法對遺迹和遺物的時代作出分析判斷,並在地圖上標出位置,不僅内容豐富,而且都很重要,可以説是通過遺迹勾?
畫出了清晰的早期蒙古歷史軌迹。
在2006年發表的《成吉思汗墓在何處?
》③一文中,白石先生介紹了2001年他與蒙古學者共同在肯特省德勒格爾罕縣阿兀拉嘎(<A'uruq奥魯)遺迹進行發掘的情況,可能發現了祭祀成吉思汗的靈廟遺址,因而得到了尋找迄今不明之成吉思汗墓地的線索;後來記者發表此項成果,引起很大反響,其中有的誤報爲“發現了[成吉思汗]墓”,其實“靈廟和墓是不同的”。
我這纔知道,原來並非蒙日考古隊宣佈發現成墓,而是某媒體的“誤報”。
這和我答記者問時説的話意思差不多,我對發現成吉思汗墓新聞的評論,被網絡上輾轉傳播走了樣至此該可以澄清了。
非常感謝白石典之先生和其他蒙古、日本考古學者爲我們提供了極爲豐富的有關早期蒙古部族歷史活動的實地考察資料。
請允許我借助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結合文獻資料,就以下幾個問題略申管見,並借此機會訂正《中國歷史地圖集》遼、金、元蒙古地區圖幅中的若干疏誤。
一 成吉思汗墓地與大斡耳朵
成吉思汗去世(1227年)後僅數年(1233-1235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使團隨員彭大雅和徐霆就先後記載了有關成吉思汗墓葬的情況。
④彭、徐分别編述其出使見聞,後二人遇於鄂州,各出所編以相參考,遂用彭編爲定本,間有不同處,徐乃疏於其下,此即傳世之《黑韃事略》。
關於成吉思汗墓,彭大雅記曰: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
若忒没真之墓,則插矢以爲垣闊逾三十里,邏騎以爲衛。
徐霆疏曰:
霆見忒没真之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
相傳云:
忒没真生於此,故死葬此。
未知果否。
⑤
彭大雅没有説明他所記是否出於親見,徐霆的“疏”中則多用“霆見”云云,但從其所記的某些内容看(如此前一條:
“霆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馳[馳]其主尸首以歸,則止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產。
”⑥),不可能都是“親見”。
不過,彭、徐二人確實都到過窩闊台的大帳。
據《元史·太宗紀》,這期間(1233-1236年),窩闊台駐地都在克魯倫河上游以西至鄂爾渾河上游杭愛山一帶。
⑦彭大雅的行程路線,據所記“其地出居庸則漸高漸闊,出沙井則四望平曠”云云,⑧當是走天山(大青山)北沙井道,未必經過克魯倫河上游,其所記有關蒙古葬制和成墓護衛事可能是得自“聞”而非“見”(如“插矢以爲垣闊逾三十里”的大禁地,就不可能近距離觀察得到),但所記蒙古墓葬制度,與元代的漢文、波斯文、拉丁文史料頗合。
⑨徐霆記行程爲“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
)餘里入草地,曰界里濼”云云,⑩所行路線當與1247年張德輝奉忽必烈召前往蒙古所作《邊堠紀行》的路線以及明金幼孜《後北征録》所記成祖進軍路線略同,應經過克魯倫河上游,不過他所謂“見”者,只是遥望其地山川形勢,並非近距離看到成吉思汗墓;説成墓“在瀘溝河之側”只是記了大致方位,難以理解爲墓地就在克魯倫河旁近處。
從下面引述的有關資料看,彭、徐二人都不可能就近觀察被定爲“大禁地”的成墓,他們的記載當得自親聞,作爲同時代的史料具有很高價值,但不能視爲“目擊記録”。
拉施都丁《史集》對成吉思汗葬地有較詳細記載:
這段材料除記載成吉思汗落葬方式外,還提供了有價值的地理資料:
其選定的埋葬地不兒罕·合勒敦(山名),距離其誕生地有六天路程,是一塊平坦地帶。
當時蒙古人視爲聖山的不兒罕·合勒敦,應是指克魯倫河、鄂嫩河、土拉河所謂“三河源頭”(qurbanmured-unteri’un)的肯特山地區,範圍很大,故《史集》説的“六天路程”,當是指被選爲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墳葬地的特定區域。
《史集》還有一處記載與這個“大禁地”有關。
此書第二卷的《鐵穆耳合罕(即元成宗)紀》中説,合罕命其長兄甘麻剌出鎮成吉思汗故土及諸斡兒朵所在的哈剌和林之境,該地區的軍隊也都歸他節制。
境内直到吉利吉思邊境的所有地方,“以及名爲不兒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大禁地,全由他掌管,並由他守衛着照舊在那裏的成吉思汗的諸大斡兒朵。
它們在那裏有九個,四個大斡兒朵和五個另外的[斡兒朵]。
誰也不許到那裏,因爲附近有禁地(harkas-rāānjāyikah[德黑蘭刊本作ānjāyigah]rāhnabūdchebuzurg*[德黑蘭刊本作nazdīk]ghurūqast)。
他製成了[已故祖先們]的像;那裏經常都在焚香[致祭]。
甘麻剌也在那裏爲自己建了一座寺廟”。
(12)這段記載顯示,“大禁地”當鄰近其四大斡耳朵。
甘麻剌是元世祖皇太子真金的長子,至元二十九年(1292)從雲南移鎮北方,由梁王改封爲晉王,“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
出席忽里台大會推戴其弟鐵穆耳(成宗)時,他表示“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隨即被遣歸北藩。
他謹守藩位,“然崇尚浮屠,命僧作佛事,歲耗財不可勝計”。
(13)這和《史集》説他在駐地“爲自己建造寺廟”的記載符合。
甘麻剌的主要駐所爲成吉思汗第一大斡耳朵,在克魯倫河的闊迭額·阿剌勒地方。
《史集》所言“附近有禁地”指的應是此第一大斡耳朵,所言“任何人都不許(rāhnabūd,没有路)去”的“那地方(ānjāyigah)”,指的應是大禁地而不是大斡耳朵。
至於説他繪製祖先畫像焚香致祭事,當即《元史·祭祀志四》所載供奉和祭祀“祖宗御容”的“影堂”(後改稱“神御殿”)制度。
元世祖和以後的諸帝、后的影堂分别設於都城各皇家寺廟,常祭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節祭元日、清明、蕤賓(端午)、重陽、冬至、忌辰;太祖、太宗、睿宗“御容”則置翰林院,命院官春秋致祭。
(14)這是朝廷上的制度,而據《史集》的記載,晉王甘麻剌也奉祭“祖宗御容”,可能是因爲他駐守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以及“大禁地”之故。
奉祭“祖宗御容”的影堂不一定靠近葬地,也許就設在他所建的寺廟内(如大都那樣)。
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之闊迭額·阿剌勒(Kode'e-aral,kode'e意爲荒蕪的,aral意爲島,或指兩河合流形成的半島),上世紀初期蒙元史研究前輩就已指出應爲克魯倫河和曾克爾河合流點西之半島或河洲。
《元朝秘史》末節(第282節)記下成書的年代和地點:
“大忽里台聚會時,於鼠兒年七月,在客魯漣[河]的闊迭額·阿剌勒的朵羅安·孛勒答黑處,失勒斤扯克兩個間[的]斡耳朵思住時寫畢了(Yekequriltaqurijuquluqanajilquransara-daKeluren-nuKode'earal-unDolo'an-boldaq-aShilginchekqoyarja'uraordosba’ujubukuiturbichijuda'usba)。
”(15)此節記載的年代和地點是迄今仍存爭議的問題。
余大鈞教授考證此鼠年爲1252年,根據是1251年夏六月在此召開推戴蒙哥即位的大聚會,接着審理謀亂的反對派諸王大臣,延續進行到次年春,《秘史》一書就是此次大會後寫成的。
(16)有一條資料可以支援並補充此説,即程鉅夫《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所載“憲宗二年夏,會諸侯王於驢駒河之上,命宿張具。
河忽大漲,列鼎横潰,太傅(常?
{綿)身救獲免,會無廢禮”。
(17)根據這段記載,確有1252年夏在驢駒河(客魯漣河)上大會諸侯王事,可知推蒙哥即位的大聚會從1251年夏斷斷續續延至1252年之夏。
(18)據此我贊成《秘史》成書於1252年的看法。
本文注意的是《秘史》所載斡耳朵的?
具體地點。
羅依果教授在1985年發表的《元朝秘史》第282節英譯注釋中表示贊同田金波(Mostaert)之説,原文Shilginchek後當有一處脱漏的地名,認爲斡耳朵當是設在朵羅安·孛勒答黑(Dolo’anBoldaq,七孤丘)中的失勒斤扯克和另一佚名山丘之間。
在2006年出版的英文譯注本中他對此説略作修改,説1997年他親自考察了該地,次年發表報告稱不再持脱落的那個地名是“七孤丘”中另一個丘的觀點,“七孤丘”的地形排除了在其間建立一個大營盤的可能性,因而認爲大聚會那年的營盤當是建立在Shilginchek和可能更東邊的某地之間;最後又提出,《秘史》所載闊迭額·阿剌勒的斡耳朵思幾乎一定是在Shilginchek也就是Dolo'anBoldaq之東。
(19)據上引《秘史》之文,闊迭額·阿剌勒(又有“曲雕阿蘭”等異譯)是一處範圍較大的地區,幾乎可包括巴顏烏拉山、克魯倫河和曾克爾河之間的整個草原,“七孤丘”在其中。
蒙古考古學家丕爾烈《〈蒙古秘史〉地名考》稱克魯倫河-曾克爾河合流點西北地域内有一山名Dolootuula(約當東經109度/北緯47度),即《秘史》之Dolo'anboldaq,(20)當可信。
現在讓我們轉到對《元史》本紀所載蒙元諸帝墓地“起輦谷”的考察。
據載,太祖成吉思汗以下蒙元諸帝均葬於此(其實太宗窩闊台和其子定宗貴由没有葬在這裏)。
(21)學界對這個地名曾有過多種説法。
有些學者認爲應該是指克魯倫河上游肯特山南坡的某處谷地,這是綜合了《史集》和《黑韃事略》的記載得出的,就大範圍而言基本正確;或以“起輦谷”爲克魯倫(Keluren)的音譯,推論的方位大抵與此同。
還有學者以“起輦谷”爲漢語,意爲“乘輦起程的山谷”。
亦鄰真教授《起輦谷與古連勒古》(22)文中評論了前人的各種説法,提出新説:
“起輦谷”是音譯名,就是《聖武親征録》所載“曲鄰居山”、《元朝秘史》(明初漢譯本)作“古連勒古”(Gurelgu)的同名異譯。
其語言學、歷史學的論證都十分精到,令人信服。
《元朝秘史》多處記載到這個地名,使我們可以據以判斷其方位。
第89節載:
(帖木真逃出泰赤兀人的囚禁後,溯斡難河上游支流乞沐兒合小河尋找母、弟)“在那裏相會之後,便到不兒罕·合勒敦山陽的古連勒古之中桑沽兒小河的合剌只魯干的闊闊?
{兀兒,紮下營盤”(明初音寫“古連勒古”、“合剌只魯干”均旁注“山名”)。
第94節、122節、129節、141節都記載有這兩個地方,或注“山名”,或注“地名”。
在這裏,帖木真被追隨他的蒙古各氏族頭領推舉爲“汗”(qan),訂下盟約,並指派?
了佩弓箭、佩刀和管飲膳、馬羣、負責哨探等人員,建立起蒙古乞顏部貴族聯盟,據有克魯倫河上游各地,包括薩里川(今克魯倫河、土拉河上游間地)。
可以説,古連勒古是蒙古乞顏氏和成吉思汗的始興福地,徐霆所謂“相傳忒木真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應該是“興於此,故死葬於此”。
蒙古考古學家丕爾烈認爲這個地名應是指東經109度/北緯48度、曾克爾河上游流域一片相當大的地段;亦鄰真參照其説定爲曾克爾滿達勒一帶。
(23)綜觀《秘史》各節記事,其地應在“不兒罕山前(南)”,是可以容?
{衆多牧民居住的水草豐富的原野,曾克爾滿達勒一帶位於肯特山南麓,原野寬廣,符合“古連勒古”之地的條件。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册所標“曲鄰居山”(古連勒古)方位大體不誤,似略偏北。
作爲成吉思汗及蒙元諸帝葬地的“起輦谷”來説,?
還要具備文獻所載“平原”地形和能夠挖掘較深墓穴的土層條件。
總之,在曾克爾河中上游一帶的肯特山南麓坡地尋找蒙元諸帝墓葬,方位應該是對的,只是範圍大,尋找蒙元諸帝墓葬所在,仍需歷史-考古學者的艱苦努力。
白石典之書中引述加藤晉平的考察研究,稱阿兀拉嘎遺址就是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在他去世後成爲祭祀和即位大典等重要活動神聖場所(舉《元史·憲宗紀》“七年夏六月,謁太祖行宫,祭旗鼓,復會於怯魯連之地”爲證。
(24)按“祭旗鼓”是出師前的儀式,不是祭陵,也不必在大斡耳朵或祖先陵墓附近舉行。
如憲宗八年冬忽必烈奉命南征,“禡牙於開平東北”。
(25)故此説根據不足),阿兀拉嘎遺迹西南的大型建築遺址是甘麻剌所建寺廟。
加藤晉平注意到《元史·祭祀志六》所載皇帝?
{崩後的殮葬和祭祀制度,據以作爲探尋葬地的線索。
《祭祀志六》此段爲:
凡宫車晏?
{,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
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靴韈、繫腰、盒缽,俱用白粉皮爲之。
殉以金壺瓶二,盞一,椀楪匙筯各一。
殮訖,用黄金爲箍四條以束之。
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爲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爲?
之。
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匹,以黄金飾鞍轡,籠以?
{失失,謂之金靈馬。
日三次,用羊奠祭。
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
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
其有剩土,則遠置他所。
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
(26)
加藤認爲,若大斡耳朵爲祭祀歷代皇帝之靈的場所,則送葬官當居於此,陵墓當距此不遠。
根據這個假設,他在阿兀拉嘎遺址附近?
{查,見其西北15公里伊赫海蘭圖巖山的東南斜坡上有很多石墓,延伸數公里,最大的直徑10米(蒙元時代墓葬通常爲直徑3—4米);此墓羣周圍立着相隔數米的石列,或即彭大雅所謂“忒木真之墓則插矢以爲垣闊逾三十里”的垣基。
白石認爲加藤的伊?
赫海蘭圖之説根據不足,因爲墓葬形制與史料不合,該處也不是“周圍三十里”的場所。
白石對阿兀拉嘎遺址的三組建築作了分析:
第一組居中爲内外二重牆的大型建築物,兩邊有約四十棟建築,成弧形配置,西側發現鐵工房遺迹;第二組在其東面低地上,聚集着二十三棟建築;第三組是西南低地上以7×4間房柱的大型建築物爲中心的四至五棟。
據他分析,一、二組當是1235年以前的建築,第三組時代在其後,雖不能斷定爲甘麻剌所建寺院,但大體可以支持加藤的假説。
他以加藤説爲基礎進一步分析,阿兀拉嘎遺址的功能後來有些變化,“大斡耳朵”被用爲類似遼代的“奉陵邑”。
成吉思汗謀士中有耶律楚材等不少契丹人,當吸收了契丹的風俗文化,阿兀拉嘎遺址發現的契丹型陶器以及建築物使用“唐尺”均可確定,可能也吸取了契丹的奉陵邑制度。
於是他以遼“奉陵邑”祖州、慶州與祖陵、慶陵的相對位置作爲尋找成吉思汗墓地的參照,如果阿兀拉嘎遺址第二、三組建築物是爲拜祭陵墓而建,則墓地應該在阿兀拉嘎遺址之北。
(27)
白石先生的這個思路富有啓發意義,不過,成吉思汗的葬地是和子孫諸帝葬地分佈在同一很大的地區,而且每個皇帝死後入棺,“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無復考誌遺迹”的,(28)與遼陵有明顯區别,似乎難以類比。
同時,鄙見以爲蒙古早期的斡耳朵未必是固定的建築物,如彭大雅所記“凡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裏陀。
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
”(29)1221年四月底,邱處機從陸局河(克魯倫河)流入呼倫湖處“並河南岸西行”,“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即到達克魯倫河上游河曲,沿途所見蒙古人皆黑車白帳,未提河曲附近有行宫建築物;其後途中所見有遼代城址即做記録,而行經留守的皇后窩裏陀,所見景況只是“車帳千百”。
(30)耶律楚材《扈從冬狩》詩序“癸巳(1233年)扈從冬狩,獨予誦書於穹廬中”;《鼓琴》詩(作於1234年):
“宴息穹廬中,飽食無用心。
讀書費目力,苦思嫌哦吟。
”(31)可見和林建城前他在漠北所居仍爲帳幕。
1247年張德輝奉忽必烈召去蒙古,其所著《邊堠紀行》載,從魚兒泊(今内蒙克什克騰旗達里泊)向西北行十九驛,抵一河,“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馿駒河也。
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
……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
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
(32)據此可知,張德輝到達克魯倫河上游河曲時,對當地風物民情有細緻觀察,那裏已有漢民居住、耕作,建有土屋;並觀察了河曲之北的地形,其所謂窟速吾山,“速”應爲“迭”字之誤,即大斡耳朵所在地闊迭額·阿剌勒(荒島),與漢言黑山之意頗合。
他先從三十里外看到該山,繼而逼近觀察,但没有提到任何永久性大建築物。
上引程鉅夫所載憲宗二年(1252)會諸侯王於驢駒河之上時“河忽大漲,列鼎横潰”,知大會地點應距河不遠,且會場應是車帳而非永久性建築物。
斷言阿兀拉嘎遺址中心建築物爲成吉思汗時代所建的大斡耳朵,似乎缺乏文獻依據。
此外,僅據《祭祀志六》記載中的送葬官“居[葬地]五里外”一語,也難以推論成吉思汗墓就在有祭祀遺物的“靈廟”附近。
葬“起輦谷”(古連勒古)地區的至少還有憲宗到順帝十一個蒙元皇帝,以及拖雷和他後裔中的一些人物,而且“居五里外”説的是送葬官守靈並祭奠三年的地點,三年後就撤回。
雖然蒙元諸帝都葬在同一地區,但每位皇帝葬地各有不同,其送葬官守靈、祭奠的地點也不可能是同地。
三年期守靈、祭奠處是否建永久性房屋不得而知,但最早的、被定爲“大禁地”的成吉思汗墓,似乎不可能非常靠近建有許多房屋,住着不少居民的阿兀拉嘎遺址。
二 三處跌里温盤陀,何者爲成吉思汗誕生地?
上引《史集》講到成吉思汗出生在斡難河下游的Delūnboldāq之地,從該地到不兒罕山有六天路程。
《聖武親征録》載: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
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斡怯、忽魯不花輩,還駐軍跌里温盤陀山。
時我太祖聖武皇帝始生。
”(33)《元朝秘史》第59節所載同,出生地名作迭里温·孛勒答黑(Deli'unboldaq,意爲脾臟[形]孤山)。
俄國喀山大學教授哀德蠻(F.Erdmann,德國人)所著《不動摇的帖木真》(TemudschinderUnerschütterliche,1866)依據尼布楚商人玉倫斯基未經核實的報告,説鄂嫩河中游右岸有個地方名爲Delunboldak,位於伊克阿拉勒(Yekearal)上游七俄里,距科楚葉夫哨所(guardstationKo
uev)三俄里,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
同時,巴拉弟(PalladiiKafarov,《秘史》俄譯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著作集》第四卷)和貝勒津(I.N.Berezin,《史集·成吉思汗紀》俄譯本)分别引述尼布楚阿布拉莫夫和布里雅特學者班札羅夫之説,位其地於鄂嫩河右岸,欽丹特堡上游,伊克阿拉勒村的對面。
(34)在蒙古考古發掘和研究領域成就卓著的蘇聯考古學家吉謝列夫(C.B.Кисeлeв)更確切地指出,成吉思汗誕生地ДeлынБопдок位於鄂嫩河中游的上察蘇切伊村(BepxнийЧaсучeй,北緯50度31分/東經115度04分)附近。
(35)其後,蘇聯考古學家格里申(Ю.C.Грищин)考察了從蘇-蒙交界處之北的忙古特(Maнгут)向東北直到欽丹特(Чиндант)的鄂嫩河中游兩岸古迹,發掘古居民點遺址六十九處,古墓葬七十二個,遺物年代從新石器時代到宋、元都有。
鄂嫩河右岸,上察蘇切伊村稍西,坐落着風景如畫、松林覆蓋的谷地ДелынБолдок,當地布里雅特人以成吉思汗誕生於此爲榮,還舉行過慶典。
此處以及河對岸的大、小巴托爾山都發現有許多古代居民點及墓葬,還有冠以成吉思汗名的自然景物如崖壁等;ДелынБолдок西約50公里之舊都魯耳圭(СтарыйДурулгуй,北緯50度28分/東經114度22分)發現四處居民點和許多墓葬,鐵器及瓷器碎片;再往西之УcтьИля村南鄂嫩河右岸低處寬闊河谷中的居民點遺址發現有銀器物和宋代的中國瓷器;小巴托爾山以東到欽丹特,分佈着三十三處古居民點和許多墓葬,從Кунkyр西一處砂石風化的鄂嫩河岸找到宋元時代磁州窑型彩釉器殘片。
上述發現説明鄂嫩河中游多處分佈有宋、元時代的居民點。
不過,捷克學者普哈(P.Poucha)在蒙古境内鄂嫩河上游也找到一處同名地,(36)這個地名在蒙古不止一處。
(37)蒙古學者多爾吉蘇倫和丕爾烈都主張,鄂嫩河上游蒙古國肯特省達達勒蘇木境的ДелынБолдок是成吉思汗的誕生地,該地附近居民中流傳着有關帖木真的許多傳説。
此地位於達達勒蘇木東北約3公里(北緯49度03分07秒/東經111度38分32秒),往東就是巴勒濟河與鄂嫩河匯流處。
此處現已被蒙古國人定爲成吉思汗誕生地,並立石碑爲誌。
(38)此外,蒙古地理學家巴札爾固爾還主張,從達達勒再溯鄂嫩河而上,到賓德爾蘇木的拉明窩哈(北緯48度36分/東經110度36分),該處盆地中央有一顯眼的小丘,革命前山麓有一寺,此小丘就是ДелыгнБопдок,寺爲祭祀成吉思汗處。
②
筆者以前編繪蒙古地區歷史地圖時,主要依據《史集》的記載,參考格里申的考古報告,將跌里温盤陀定點於鄂嫩河中游右岸、上察蘇切伊之之西。
從此地到鄂嫩河上游肯特山,直線距離約400多公里,以牧民騎行的速度差不多是六天路程。
(40)不過,如果按照牧民季節性移營的速度,則六天大約只能走200多公里。
看來,將達達勒蘇木的ДeлынБолдок定爲成吉思汗誕生地,理由是比較充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方正是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兒因分家產不公離開諸兄,獨自“順着斡難河”出走到達的巴勒諄·阿剌勒(《元史》作八里屯阿懶)地面——今鄂嫩河上游與支流巴勒濟河(《康熙皇輿全覽圖》作Baljibira(41))合流間地。
至於巴札爾固爾主張的賓德爾蘇木境之成吉思汗誕生地,在鄂嫩河上游呼拉赫河(即《元朝秘史》的乞沐兒合小河)一帶,該地確實是成吉思汗祖先活動的重要地域,從《元朝秘史》所述十世祖孛端察兒故事中相關的地理方位看來,這裏當是傳説的始祖母阿闌豁阿及其諸子生活的地方(詳下)。
但此地距曾克爾河上游僅一百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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