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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哲学复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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膁1.康有为
肅答:
本体论元气说
蚄康有为认为“元”是世界之本体,“元者,气也。
”气在中国哲学中,一般是作为物质来了解的,关于理气的先后问题,康有为否认“理在气先”,认为既有气,然后有理。
同样,他也反对无极的存在,反对“无中生有”的观点。
从这里看,康有为继承了古代的一元论。
同时,他试图赋予“元气”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内容。
他接受了星云假说,用来解释“元气”的范畴,做成“星云—元气”说。
他对近代自然科学了解肤浅,对“元气”的解释带有不少传统哲学的思辨性,认为元气具有精神性,所以“元气”也是“知气”、“神气”等,它变幻莫测、无所不生。
在此基础上,他又把物质实体与精神现象等同起来,鼓吹“物即己,而己即物”,认为人所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仁”,“仁心”可以生长,发展出万千世界,是一切的根源。
总之,他把一切都归结为“不忍人之心”,从以“元”为本落脚到以“仁”为本。
莃康有为的《大同书》体现了世界大同观。
他将自己所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人权之类的自建了一个体系,勾画了一个社会蓝图,包括反对“独尊”,重视生产发展,重视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废除国家,实行仁道等思想。
这些思想有些是带有空想性质的。
他论述了人类一直受苦的原因,认为是有国家的区别以及其他的各种界限和分别,而其根源就是九界,因此脱离苦难的方法就是去界。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家庭并消除人性的分别。
这里是带有佛学的意味的,同时也吸收了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和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对反对封建专制和实现妇女解放都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他认为道德观念是大同书的前提,人道的原则就是去苦以求乐,实现大同世界的动力就是“不忍人之心”。
其实这种思想是很难实现的。
薂进化论——强调“全变”。
康认为,天地人都处于变化之中,没有什么事物是凝固不变,永恒如此的,新陈代谢是事物的不可抗拒的法则。
事物之所以变化发展,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着的对立面构成的,矛盾双方的对立与斗争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由此,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制度也应当随之改变,只有坚持“全变”——变器,变政,变事,变法,中国才会富强。
螇历史观——三世进化,依据是《春秋公羊传》,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三个历史时期循序渐进,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乃按照此程序逐步实现。
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处于据乱世,通过维新变法实现君主立宪,始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再往前发展,才进入理想的“大同”社会——政治上主张民主共和,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采用机器和近代科学技术生产,生活上充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衣食住行极为方便美满,生老病死都由社会照料。
只有在大同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去苦求乐”的本性。
蚆他的学术方法乃是“格义”。
格就是认识,义指义理。
格义就是以自身的修养文化为基础去认识另一种文化。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所引进的西方自然科学以及政治理念都是以中国原有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发展的,康有为就用《礼记》的观点来宣传大同思想。
所以认识西方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底,否则是无法用中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蒃2.梁启超
螈答:
梁启超的思想体现了中国自给自足农业社会思想与西洋资本主义思想的冲突,他菲薄科学,拥护宗教,蔑视所谓物质文明,认为西方信奉“科学万能”使自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
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
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
”在国家方面,梁主张打破数千年的家族观念,树立国家观念和群众思想。
在进取冒险精神上,他主张去掉中国数千年“静的人生”改为“动的人生”,打破宗法封建社会的保守,知足的传统观点。
在权利思想上,他主张打破数千年服从,奴隶的观念,提出建设新观念,解除千年封建思想束缚,除心中之奴隶的观点。
梁的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
”
葿3.谭嗣同
蒅答:
谭嗣同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
其哲学本体“以太”不生不灭,原质不增不减,但一切个体事物,无时不在生灭中,无时不在变易中。
宇宙间只有变易而无存亡。
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在认识论上,谭主认为宇宙万物的相对性的“对待”只存在于主观上,我见故我在。
其政治思想体现为,他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
他以复孔教为志,其思想所归,仍是宗法封建社会思想的反映。
薃4.严复进化论(《天演论》)
腿严复的主要功绩在于他为中国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著作,把进化论、经验论的认识论等带入中国,这带给了中国人一种新的世界观,其《天演论》不同于原著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他有取舍、有改造,力求服务于中国的需要,因而,严复的《天演论》是“造”出来的,是融合了他所认为的赫胥黎和斯宾塞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的。
羇赫胥黎信奉达尔文主义,但他认为人类的社会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够相亲相爱。
人类不同于动物,社会不同于自然,伦理学也不能等同于进化论。
而严复认为,人类所谓的“善相感通”的同情心、相爱互助、团结等都是“天演”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人之所以形成社会,是出于安全利益,而不是说拥有与动物不同的同情心。
所以优胜劣汰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膄斯宾塞并非达尔文的信徒,但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他提倡普遍的进化观。
但是他是英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所谓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其实是欺压剥削的强权逻辑。
所以,严复并未对他的基本主张着重介绍,认为那是“任天为治”的弱肉强食思想,主要是用他的普遍进化观强调“天演”是任何事物都不能避免的客观规律,完全适用于种族和社会,认为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完全是自己奋斗的结果。
蚃严复的这些态度都是由中国的现实所决定的。
他批评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士大夫仍然抱守残缺、夜郎自大的态度,他介绍普遍进化论,是要告诉国人,中国并不是特殊的,麻木不仁只能导致亡国灭种。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思想,中国人可以站起来,不甘做劣等民族坐待灭亡,从而形成强烈的生存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挽救我们的国家。
所以说,严复强调自强、独立、自主、进步、与外物斗争,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创造。
薀《天演论》不仅为新型知识分子和革命派提供了精神食粮,更使人们获得了观察、指导生活,行为和斗争的态度,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虿严复的《天演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主观更为看重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却并未引起轰动,因为这在还是小农生产为社会基础的近代中国还是行不通的,但他的思想并非全无功用的。
他强调,西方民主的根本其实是“自由”,民主是政治上的“自由”,自由才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
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的构成了反封建的启蒙强音。
羃4.章太炎·俱分进化论
蚂答:
章太炎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出发,认为人类与自然界一样,也是经过长期进化发展形成的。
进化是人类社会乃至天下万物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和动力,进化论所遵循的法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人类社会的进化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进化。
在社会的进化中,“优胜劣汰”是不二法则。
但是,社会的进化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性递进发展,而是多重双向的、充满迂回曲折的过程。
他突出强调了两点:
根据俱分进化论提出的“善恶并进”、“苦乐并进”的观点;强调社会进化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的特点。
羁他的俱分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道德方面是善与恶同时并进的,在生活方面是苦乐并进的。
这是在他研究了达尔文、斯宾塞、黑格尔等人的进化观后形成的结论。
“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
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
”他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为“争巢穴水草”而展开战争,这不是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而是恶导致的结果。
肇另外,人类社会的进化论虽然有着相同的规律,但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的差异性是不可忽视的。
他批评那些以社会进化程度的高下来判定民族斗争成败的观点,其实它意在宣传救亡图存,认为虽然中华民族暂时落后,但在与外来民族抗争的时候并不是注定失败的。
羆人类的社会运动并不像自然界那样是逐步的趋于美好的,章认为能促使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是人的精神,“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是章的基本思想,他倡导的佛学的道德精神和众生平等的思想就是为此。
螂5.胡适·实用主义
肈答:
胡适治中国哲学史,采用了“经学”(实学)与“哲学”(玄学)二分的方法,他认为“经学与哲学,合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从而扬经学抑哲学,崇实学反玄学,鲜明地表露了他以实用主义方法诠释中国哲学史的意向及其深含内藏的儒学情结。
显然,胡适试图用这种“实学”与“玄学”二分的解构法,对清代实学大师们的思想传统进行一番能与杜威主义相融通的改铸。
蝿胡适通过对传统哲学“二分”的解构,坚定地认为“玄学”是释道的传统,“实学”是孔孟儒家的传统,这是他得以在中国的实用主义(实学思潮)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之间相互诠释而使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到一种中国化改铸的方法论前提。
然而,杜威的实用主义与胡适的实证精神毕竟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二者的致思趋向不尽相同。
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旨在克服主、客二元论,这样,便在认识论根源上决定了杜威实用主义是一种“知行合一”论。
而胡适的实用主义很少有认识论价值,它纯粹是一种方法论。
第二,杜威的“实用主义”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论和世界观,但是胡适只选用了他的“实用价值论”和方法论,而摒弃了杜威的其它思想。
第三,杜威的思想来自于西方哲学传统,其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者的过程,尤其是黑格尔主义对他的自然经验主义产生了明显影响。
而胡适的思想却来自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对他产生了持久性影响。
螅实用主义——胡适有时也把它译成“实验主义”和“实效主义”。
胡适在讲到“经世致用”——目的和价值时,胡适大多使用“实用主义”这个词;在讲到“穷理格物”——行为和方法时,胡适大多使用“实验主义”这个词。
很清楚,“实用”突出了胡适实用主义的目的论和价值论,而“实验”则突出了胡适实用主义的方法论。
“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在胡适那里用十个字一言以蔽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袂胡适崇拜和师从杜威,实际上是把杜威引为思想上的同调。
他将中国哲学中的“实学”和“玄学”二分,然后用“实学精神”和“朴学方法”来释读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实验主义”。
在这个释读过程中,我们清晰地发现他“反玄学”的一贯立场;他只取杜威的“方法论”而不理会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实质上是只取杜威的治学态度而不理会杜威的人本主义哲学。
另外,他对实用主义的真正兴趣在于与中国文化相通的部分,而淡薄与中国文化相隔膜的部分,结果,胡适对杜威的掌握,除了他自己化约出的那个“十字真经”之外,实再知之不多。
不过,胡适用西方的逻辑概念整理戴震的考据方法,在中国哲学史上确是一个贡献。
葿当然,胡适确实敏锐地把握住了杜威实用主义的精髓,并试图用它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这个不爱谈“玄学”和“主义”的胡适,就只能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来“整理国故”了。
芇6.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
薄答: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其范围是极广泛的。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哲学作为中心和基础。
这个哲学就是这个民族的人生态度。
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一切生活方式,都是从这个中心发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梁漱溟认为,人生的本质就像叔本华所说的“意欲”,人生的态度就是对于“意欲”的态度。
各民族的态度不同,其生活方式也不同,也就是说,其所走的路不同。
有三条可能有的路。
第一条是向前奋斗,以理智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以求得“意欲”的满足。
西方走的民主,科学之路就是这向前奋斗的路。
科学是向自然奋斗,以征服自然;民主是向社会的传统势力奋斗,以求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第二条路是“意欲”的自我调整,用玄学直观使其要求适可而止,调和折中,随遇而安,谋求人与人的和谐共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路(仅限儒家的范围)。
第三条路是限制或消灭“意欲”,放弃意欲而面向人自身,使其无所要求,不向前奋斗,而向后退却,翻转向后,这是印度文化的路,即是所谓的“第三路向”(仅限佛教的范围)。
梁漱溟认为,这三条路的本身,并无好坏可言,可言者是看某一民族的文化能否应付它所处的环境,解决它当时的问题。
从这个标准看,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人和印度人文化“早熟”。
然而人类文化总是从第一条路出发的,在这条路上,人们逐渐认识到“意欲”的要求有些是绝对不能满足的,从而就出现了对三条路线的“重现”的,自觉的选择。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
羂相比而言,西方化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从文化发生形态的角度,梁漱溟提出了我们对当前文化发展应持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保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
袀直觉主义
羈梁漱溟提出“敏锐的直觉”以发挥孔子的“仁”和王阳明的“良知良能”,用直觉主义对儒家学说作了新的诠释,提倡儒家陆王一派的心学思想,认为直觉首先是一种认识方法,同时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为生活提供方法论基础。
在梁氏看来,孔子学说的根本特点就是“一任直觉”。
梁漱溟借用佛家唯识学的理论和名词,提出了三种方法,即所谓现量,比量和直觉。
现量即感觉,纯出于客观。
佛家的方法论是“特殊现量”,即将主观因素完全排去,从而达到空无所见的本体境界。
比量即是理智,在诸多感觉中抽象出共同意义,获得共相或概念,其纯出于主观。
理智是西方人生活的方法论基础。
直觉则介于现量和比量之间。
直觉所体会到的意味,一半出于主观,一半出于客观。
从知识的构成讲,这三种工具缺一不可,但不同的内容却须依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生活样态也要有不同的方法论为基础。
薇直觉的对象是变化,活动。
这正是中国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前提。
从变化的角度讲,宇宙间的存在都在流动中彼此相互关联,而非表现为一个个极端的独在。
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形而上学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
在梁氏看来,中国人以直觉为其生活方式。
中国的形而上学本来是讲“宇宙之生”的,人的生活亦是一个流行之体,“生”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实现作为流行之体的生活,其途径是率性而行,遇事当下随感而应,如此人的生活道路则无不恰到好处。
率性而行,在于人有求善的本能,任直觉实质上就是任人的本性。
直觉为人所本有,因而应恢复其本然和敏锐,摆脱外在习染。
肂进而梁氏又对“仁”加以界说。
在孔子那里,“仁”就是“一种内心的生活”。
依儒家心学观念,仁为人心所本具,人依直觉生活就是人心本具之仁的呈现,人类的一切善德都发生于直觉,直觉即为仁心。
从而肯定了性善论,指出道德出自人心中先天本有的基础,而非后天习惯的培养。
与理智相对,直觉的特点是不认定。
天理非客观道理,而是活泼流动的生活的实现。
直觉是不计算,不打量,不操心,不认定。
人的“生活的恰好”就是顺着人的本然而自然流露出他的生活,完全听凭直觉而活动自如,同时自能不失规矩,此即为“合天理”。
芁中国社会特殊论
蒆梁漱溟终生所关注的两个问题,一为人生问题,二为社会问题。
在当时众多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可谓独树一帜,认为社会制度依靠于习惯,因而反对以西洋政治制度作标准来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及发展的方向。
他认为,中国社会所走过的变革道路,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改造运动的失败史”,原因即在于,固有习惯力量对所选取的政治方向不自觉地起着障碍的作用。
所以,复兴中国的途径,即在培养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并应由“乡村建设”为起点实践。
莅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具体而言首先是“伦理本位”,家庭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基础,区别于西方人富于集团生活和个人主义。
中国社会的构成,源出于把发生在家庭关系中的伦理关系,推广作用到整体社会,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伦理精神为原则的社会组织。
伦理代替宗教发挥作用,中国人在伦理生活中找到人生意义和精神寄托。
膂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另一表现就是“职业分途”。
梁漱溟认为,区别于西方的阶级社会,中国社会成员间无阶级而只有职业分工的不同,此问题不仅是关于旧中国的理论认识,实为决定和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
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构成是士,农,工,商四民并列,这就是“职业分途”的具体内容。
“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是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
蚁基于“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认识,梁认为实行阶级革命的手段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应由乡村开始,也就是从社会的根基从事建设的工作。
所谓“乡村建设”,实质就是建设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
梁漱溟“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呼吁及其从基层改造和建设社会的见识至今仍不乏启示意义。
膈生命哲学
肄梁漱溟哲学的思想渊源,不仅有儒学和佛学,还得益于柏格森的哲学,其思想取向可归本于陆王心学。
“生命”是梁漱溟哲学的基本观念,乃宇宙的本体。
他以生命的奋斗,意欲之内涵解释宇宙人生,形成了他的哲学世界观,认为生命即生活的实质就是奋斗或意欲。
生活的意欲奋进则表现为生活就是相续。
节此外,梁漱溟对生命存在还有一种人本学的解释,认为生活是“事的相续”。
他以人为前提解释宇宙,是受了唯识学的影响。
他认为,人是宇宙发展的顶峰,人与一般生物者根本不同即在于只有人能够承继生物进化的形势,得以继续发扬生命本性,奋进不已。
人虽为一生物性存在,但同时却不拘于图生存与繁殖的局限,原因在于,人有心,因而具有超乎本能层面的品格。
袈论人必自人心见。
人的自觉能动性作为人类的基本性格,是人的努力奋争,不断创新人的生命和生活。
人的主动性表现为灵活性(指人的行为的非机械性和非必然性)和计划性(指人的行为的“有意识”而非盲目)。
与一般生物相比,人心以其自愿性彻底地呈现了生命的内涵。
薆既然自觉是人心的真实真相,理想的人生即应率性而行。
道德实践的本义就是践履生命本性。
总的来说,重情感,直觉,生活,认为此时此刻的生活本身就是本体,这就是梁的基本哲学思想。
如此,梁漱溟的率性最终依归于儒家的哲学精神。
袃7.熊十力·新唯识论
节答:
熊十力的哲学思想表现了一种极高的形上智慧。
面临中国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文化危机和中西文化的基本价值冲突,通过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抉择和现代生存背景的审查,复活传统的人文精神,重新奠定人类生存的形上价值基础,乃是熊十力哲学的基本出发点。
因而其形上学具有了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色。
在熊十力看来,文化危机——民族危机的实质,不在于中西之间的取与舍,不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存与废,而是缺乏一种形上意义的人文观念的反省与抉择,缺乏存在与价值同源的生存本源的建设,因而熊氏的学说表现出一种指向存在前提的本体论意向。
艿思想总论
莈熊十力构造体系和酝酿思想的资料,手段和途径,都主要是通过引佛入儒或由佛返儒以融合儒佛来构建新学。
从谭嗣同,章太炎到熊十力,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代知识者企图站在传统哲学的基地上,来迎接新的世界和创造新的哲学。
袆熊十力以体用不二为其哲学体系的根本,认为此儒学根本源于《周易》,但实际上他是以宋明理学的精神来解《易》,即从心性论角度来阐《易》的。
熊十力因较少将哲学问题与政治思想融混在一起而区别于康,谭,章等人,扭转了哲学与政治的直接关联,改变了近代中国哲学“内圣外王”一锅煮并以“外王”为主的基本倾向,集全力于建设纯粹的哲学——以“内圣”——“求心”为方向的。
莁熊氏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分途,以追求非理知认识(量智)所达到的本体境界(性智),认为本体论意义的真实非科学意义的真实。
《新唯识论》说:
“学问当分二途,曰科学,曰哲学。
”自哲学而言,科学意义的真实无非妄执,唯识思想明言,心物一体同流,在人心中构成一个整体世界。
哲学的本体绝不是一个块然无灵的纯客观实在,它既是存有的,也是意义的,价值的,它以人的意义系统的形态呈现出宇宙之为这般,乃在人的如此认定。
它作为一个意义系统,把这个世界塑造成有机的整体形态,且赋予其某种人性色彩。
熊氏以反己自求的进路,切己地契合了中国文化的原始智慧——《易》中宇宙生生不已的创造过程,并借此道德本体的体验,宣示了自己的终极人文理想,其哲学归宗儒学,承接发扬了宋明理学的“内圣”心性理论,又在现代条件下,完成了康,谭,章的哲学事业,即再次融会儒,佛以对付西学的挑战,强调西学(量智,认识)虽可辅助中学(性智,本体),但低于中学。
在表面上,他是在批判佛学,实质上却是针对西学的。
其哲学最“吃紧”处,在于他将传统儒家哲学,其中主要是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所突出的内圣极致的“孔颜乐处”给予了本体论的新论证,即把宋明理学的伦理学和人生观翻转为宇宙观和本体论。
这不只意味着重新挺立了传统的人文价值,而且也是在寻求整个人类的人文取向,进而宣示了传统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熊氏形上学建设之旨归,意在以儒家精神为灵魂重建一个人文世界。
蚀体用不二
螆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说:
“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本体与现象,此在《新论》即名之为体用。
”其哲学以体用不二立宗,从而使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心物,理气,动静和思修等问题,均在此基础上得到新的理解并浑然成为一体,其本人思想体系也得以在此基础上一脉贯通。
在熊氏看来,体用问题即是本体论问题,绝对真实(本体)乃为生生不已之义。
“体者,具云本体。
用者,作用或功用之省称。
”就本体之自性而言,体是空寂,以空寂界说本体实质上是遮诠的表达。
相对现实意义的实存来说,体离一切相,不含有任何特殊的内容,无法用肯定的方式直接给以表达,因而说体是空寂,然,本体作为空寂又不是实际上的空无,相反,它无生无灭,断绝无常,因而是绝对真实,恒常不易之体。
就本体之功用而言,体是变易。
空寂的本体呈现自身的存在,是一个变易形态,是谓“体不独在”。
用则意指本体的显现,亦即本体之发用,其形态为万殊。
合而观之,本体至寂而至动,正因为其自身至寂无象,因而才表现为一种无滞无碍的流行,刚健不息的至动。
本体的本性是生生不已,本体之存在,即为本体在创生。
本体乃是万化之始,万德之源,是内在与超越的统一。
蚅熊氏通过体用不二彰著了儒家刚强健动,创造不息,生生不已的传统,并以此与佛,道相区别。
熊十力认为,大乘有宗(唯识学)肯定真如(阿赖耶识)为实有,以矫正空宗万法皆空的倾向,这是正确的。
然其认真如为恒常,现象纯为无常,排斥了现象的真实性,就导致了将本体与现象析成二片的弊病。
其原因就在于,它把本体固定化了,从而无法真正了解空宗扫相的旨趣,将遮诠义的缘起论当作构造论。
熊氏认为空宗的破相显性,不取任何固定存在作绝对真实是正见,然空宗一往破尽,不作任何肯定,未免偏颇。
与空宗相对,熊十力的“真如显现为一切法”,既可施设现象界,又为人生奠定了真实根基,凸显了儒家的健行理念。
蒁翕辟成变
肁熊氏的“体用不二”是通过“翕辟成变”来具体解说的。
他认为,本体之流行呈现出两种势用,趋势,一为收聚而物化的趋势,叫作翕,一为刚健而不物化的趋势,叫作辟。
翕与辟同时俱起,是变化的两种表现。
二者虽有分疏,但为同一整体的两个方面,自性为一,同是流行。
本体无形无象,由翕形成实物,自翕乃“流行”的自我表现言,翕是积极的收聚,然本体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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