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成3《说文》条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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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成3《说文》条例
《说文》的编排体例与说解条例
万献初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1983,第2页)云:
“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
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学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
”强调条理性在学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清江藩《经解入门》卷六“体例不可不熟”条曰:
“凡一书必有本书之大例,有句例,有字例。
学者读时,必先知其例之所存,斯解时不失其书之文体。
……学者欲读其书,宜先知其例,书例既明,则其义可依类而得之矣。
”强调了掌握一本书的体例在读懂该书上的极端重要性。
古人写书,先得有一个总体的安排规则,称为凡例。
“凡”是总体,“凡例”就是总体的条例。
《说文》“例,比也”,即排比列出;“条,小枝也”,即有条理的分支。
“条例”就是合理排列各分支的规则,“体例”就是总体构架上的安排规则。
根据这些排列规则,就能贯通前后,系统而准确地把握全书的内容。
《说文》是系统性很强的著作,其条例的规则性也很强。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称《说文》“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评价甚高。
许慎虽然没有在《说文》卷首明确设立“凡例”,但其条例的规则性很好地体现在全书的框架安排和具体的形、音、义说解之中,且各篇条例互通互见,前后照应,有很强的统一性。
汉字的内涵极为丰富,按段玉裁的说法,一字有“古形、古音、古义、今形、今音、今义”,还要看它与文献引用的关系,与部首、偏旁、六书、变体、同部字、异部字等多方面的关系,极为复杂。
许慎用于说解的文字极为简洁精炼,不轻易多着一语。
因此,很多繁杂的、深层次的问题,需要从条例贯通上去观察、分析、推导、判别和理解,所以分析和掌握条理是《说文》研究和学习者必不可少的工作,各时代的各类《说文》研究著述都会涉及条例问题,其中最有成就的代表者是清代的段玉裁和王筠。
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随文分析和贯通体例,发前人之所未发,有很多精到之处。
王筠《说文释例》是系统阐发《说文》条例的专著,全面、系统、深入而细致,用功扎实而实用,是初学者的入门指南,虽不无繁琐、武断之处,但不失其精审,以致被视为清代《说文》研究“四大家”的代表作之一。
王筠在其《自序》中,说他专注于研究《说文》条例二十年,“然后于古人制作之意、许君著书之体、千余年传写变乱之故、鼎臣以私意窜改之谬,犁然辨皙,具于匈中。
爰始条分缕析,为之疏通”。
我们于本节中分析《说文》条例,重在掌握基本规则,不可能也不必要像王筠那样繁细和发挥。
我们以大徐本《说文》为底本进行分析与归纳,吸收王筠、段玉裁以及近现代其它研究者的精审成果,勾勒出阅读《说文》时需要掌握的框架体例、说解条例及部分辨析性条例,注重系统性、通俗性和实用性。
一、《说文》的构架与部首、字序的排列
汉代人继承先秦儒家的基本思想,重视“天人合一”,强调“大一统”,体现在经学、小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上,就表现为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照,强调阴阳相合和辨证统一的整体贯通。
许慎虽然是“五经无双”的古文经学大师,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时风气的影响,《说文》的体例、条例安排上往往打上这样的烙印。
《说文·叙》云: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其建首也,立一为端。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
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
毕终于亥,知化穷冥。
”这是体例安排上的总体原则。
1、全书的整体构架与编排
《说文》全书框架上的良好系统性体现在其编排体例上,是许慎自觉地精心安排的。
他主观意识上要把《说文》建成一个“立一为端,毕终于亥”的完整大系统,要包容天、地、人间的一切,用之“以究万原,知化穷冥”。
就像《易》有八八六十四卦、《老子》有九九八十一章一样,许慎编《说文》也有意地多方面体现上古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系统性。
如:
因“一”为天地万物之始,“亥”为十二地支之终而扩展为万物之终,故《说文》所收9353个字是始于“一”而终于“亥”的。
而“九”为数终,是最大的个位数,故《说文》全书收字在九千以上而有意不超过万数。
《说文》全书分十四篇,每篇又分上下,实则共二十八篇,是否与黄道“二十八宿”暗合,不好断言。
编排体例,先看大徐本《说文》(中华书局影印陈昌治本)的正文首页,余可类推。
前六行是提要栏:
首行是篇(卷)序,《说文解字》篇序“第一篇上”。
二行交待作者“许慎”。
三行交待校订者“徐铉”(大徐)。
四五六行列本篇(一篇上)共有14部(一丄示三王玉玨气士丨屮艸蓐茻)、672个正篆(文)、81个重文、说解总字数10639字、徐铉补充的“新附字”31个。
第七行起是正文的列字说解。
首列被释字小篆(正篆)“癅”(癇、癈、癉、癊),《说文》原文被释字头只作小篆而无楷书,框外天头上的楷书是今天的出版者加的。
接着是释义,如“一”下的“惟初太始,……化成万物”、“元”下的“始也”;再说解字形结构(六书),如“元”下的“从一从兀”、“吏”下的“从一从史,史亦声”;然后是徐铉等人的校语,正文用大字单行,校注语用双行夹注,直接校语标明“臣铉等曰”如《示部》“祜,上讳”下“臣铉等曰:
此汉安帝名也”,引用语则标明被引者与引语如“元”下“徐锴曰:
元者善之长也,故从一”;最末是徐铉引注《唐韵》的反切作为注音,如“元”末“於悉切”、“天”末“他前切”。
有的说解在解形后与反切前还有引文,其后有“读若”,是许慎引文献证释义和描述读音的,如《示部》“祘”下:
“《逸周书》曰‘士分民之祘。
均分以祘之也’。
读若筭”。
最后是列“古文、籀文”等“重文”以便作字形的对比分析。
总体看来,《说文》各条说解的内容多少是不同的,最多有“释义、析形、说音、引证、列重文”五项,少的则只有“释义、析形”两项。
《说文》540部的部首下有“凡某之某皆从某”作为部首的标志,是说同一义类的字都从该部首构形,如“一”为部首,下统领“元、天、丕、吏”四字,四字都“从一”构形,所以“凡一之属皆从一”。
各部字所从本部首构形,可能是从这个字形,如从“示、牛”等;也可能是从这个笔画,如《一部》四字从的只是“一”这个笔画而非“一”字。
每部的部末有小结,如《一部》末标示“文五”,是说《一部》连部首共5个字(正文、正篆);又标明“重文”,是指被释字(正篆)还有不同时期的各种异体,有古文、籀文、奇字、或体、俗体等,如“一”下“弌,古文一”、“祺”下“禥,籀文从基”,是说“弌”是“一”的古形体、“禥”是“祺”的籀文写法。
《一部》5字只有“一”下出现一次“古文”而其它无异体,故标明“重一”表示本部只有一个重文。
《丄部》连部首只有“丄、帝、旁、下”4个字,却有古文、籀文、不同篆文等7个异体,故部末标明“文四、重七”。
《说文》全书共有重文1163个。
每部之末还有“新附”,是徐铉等认为《说文》9353个字不够使用,就据经典相承、时俗通用来增补,低一格分附在每部之后,如“示”部末“禫”字后有新附“禰、祧、袄、祚”4字,标明“文四新附”,因为徐铉所补,新附字全用双行小字夹注。
大徐本全书共新附402字。
另外,徐铉奉诏校订《说文》,认为有19个字乃“《说文》阙载”而“注义及序例偏旁有之”,故“并录于诸部”,即补入正篆各部之下。
这“十九文”是:
“詔、志、件、借、魋、綦、剔、觷、醆、趄、顦、璵、、檆、緻、笑、迓、睆、峯”,见于《说文》十五篇下徐铉校记中的说明。
2、部首的据形系联
部首,是指为了分析字形结构、编排、检索便利而归纳出来的某一部类字共有的形体结构单位。
《说文》归9353个汉字为五百四十部,并各建部首,即“建首也”,然后按义类归字,努力达到“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有序程度,是自觉地作系统性安排的。
“六九五十四”,部数正应了《易》象阴爻为六阳爻为九的卦爻之数。
540部含6、9、10相乘,6为阴数之极,9为阳数之终,10为全数,则540暗含包罗万象之意。
就字形本身的领属关系来看,实际上并不需要立这样多的部首。
部首的排列顺序,许慎也是精心着意地“据形系联”的。
如卷一部首是按字形笔画的关联性来辗转排列的:
一为部首之始,重一画为二(丄),二下加三垂为示;三承一加二画,王用丨贯三,玉在王上加笔画,珏从二玉;气承三的三画来,士是二横一竖的三画;丨由一的横转变为竖,屮在丨上加笔画,艸从二屮,蓐由艸派生,茻从二艸,……。
卷六部首是按植物及其生长的动态形状来排列的:
木、东、林、才、叒、之、帀、出、𣎵、生、乇、𠂹……。
卷八部首是按动物的物形相似相关来依次排列的:
马、廌、鹿、麤、㲋、兔、萈、犬、㹜、鼠、能、熊……。
卷二“齿、牙”、卷三“舌、干”等部首相连又是因其物的形状相似。
可见许慎煞费苦心地找出各种“形”上的联系,以应合“据形系联”的条例。
力争做到“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显现系统之中的内在联系性。
许慎编《说文》按义类分部建立540部首,使各字按义类归属相应的部,这是字书体例上的重大创举,这个编例科学而实用,一直沿用到现在。
段玉裁在《说文·叙》注中对此体例评价很高:
“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
凡某之属皆从某。
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
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部可以统释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若网在纲,如裘契领,讨源以纳流,扼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杂乱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
”所评中肯。
顾名思义,“部首”是要统领字的,但《说文》还有空列部首之例,即“空部首”,540部首中有“三、四、五、六、七、甲、乙、丙、丁、庚、壬、寅、卯、未、戌、亥、𧰽、易、莧、能、燕、它、才、乇、𠂹、凵、𠙴、久、克、录、耑、丐、冉、く、率、幵”36部首之下没有统摄其它字。
3、部内字据义系联
《说文》540部收字的体例是“以类相从”,从山得义的一类字都归入“山部”,鸟类字都归“鸟部、隹部”,手类动作都归“手部”,运动类的都归“辵部”。
各部之内的字的排列体例,又主要是“据义系联”,即字义“引而申之”所建立起来的联系。
部内字排列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相近的字尽量排在一起,形成小义类集合后,意义靠近的小类又相邻排列。
如《肉部》“腜、肧、胎”是创造人的怀胎小类列在最前,接着是外在皮肉小类的“肌、臚、肫、𦠄、脣、脰”,再是内脏小类的“肓、腎、肺、脾、肝、膽、胃、脬、腸、膏、肪”,再转外部身体构造部分的“𦢖、肊、背、脅、膀”等。
有时也可能兼及局部的读音相近,如《示部》“禮、禧”相连、“祝、𥛅”相连等。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是极为复杂的,有的容易看出相互联系性,有的则很难。
《说文》部内字之间的联系是许慎按他个人的理解建立起来,不一定就很严密和科学,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单个字形的聚合,未必一定有多么严密的内在义类联系,不必过于强求其合理性。
段玉裁注《说文》,就在此问题上求之太过,常为移动字序而大动脑筋,似可不必。
黄侃《说文略说》(《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6页)谓:
“即许书列字,亦无定序,而书成之后,又有沾补也。
段君不知此义,尝为移其列字之次第,殊为多事。
”
我们只就《说文》现有部内字排序所体现出来的一些明显的规律性作些归纳。
1)凡东汉帝王的名讳,列于本部第一位,如《示部》“祜,上諱”(汉安帝名),《艸部》“莊”(汉明帝名),《禾部》“秀”(汉光武帝名),《火部》“炟”(汉章帝名),《聿部》“肈”(汉和帝名)等。
该类没有说解,是因为“尊君也,故不复解其义”。
2)总体总名在前,分支部分在后。
如《木部》“橘、橙、柚、樝、棃、梬、柿、枏、梅、杏、柰、李、桃”是各种果树的总名而排在最前,而“本、柢、根、末、果、杈、枝、條、枚”等树的分支部分则排得很靠后。
3)名物词在前,体貌动作词在后。
如《犬部》“狗、獀、尨、狡、獪、㺜、猲、獢”等各种犬名列在前,“𤟟、默、猝、猩、猥、狠、獷、狀”等等各种形态、声状随之排列,“倏、狟、戾、𤣔、獵、獠、狩、臭、獲”等犬的动作行为再随之,最后排列“狄、玃、猴、狼、狐、獺、猰”等被犬所猎或与犬相关的野兽名。
4)就词义色彩而言,吉祥美好之字列在部前,中性的列在部中,灾难不善之字列于部末,如《示部》“禮、禧、禛、祿、禠、禎、祥、祉、福、祐、祺”等在前,“祝、𥛽、祓、祈、禱”等在中,“祲、禍、祟、䄏”等在后。
5)按时间、空间的逻辑顺序排列。
如《禾部》避皇帝名“秀”讳后,先列“稼、𥣱、穜、稙”等种植类字,接着列“稺、稹、稠、穊、稀、𥣫、穆”等种植后庄稼的生长情况,再列“稷、𪗉、秫、穄、稻、稌、稬、稴、秔”各种长成的庄稼名称,接着列这些庄稼的“移、穎、𥝩、穟、秒、秨”等成分和状态,然后列“穫、積、稛”等收割积藏类字,接着是“穅、稭、稈、秕、穰”等治理成粮食之字,再是“秊、稔、租、稅、穌”等谷物用途之字,接着是“稱、科、程、稯、秭、秅”等称量所用谷物之字,最后是“稘、穩、稕”等与禾相关的其它字。
逻辑关系较为明显。
6)重叠部首形体、与部首形体相反的字列在部末。
如“㼌、甡、豩、磊、驫、聶”等叠体字排在相应的“瓜、生、豕、石、马、耳”部最后。
又如“彳”的反形“亍”排在《彳部》最后,“邑”的反形“
”排在《邑部》的最后。
4、有所不知则付阙如
许慎撰《说文》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凡对篆文的形、音、义不能作出解释的,都标明“阙”,即《叙》所谓“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有字形失传的,如《二部》“旁,溥也。
从二,阙;方聲”,是说不知从“
二”的构形理据;有字义失传的,如《又部》“叚,借也。
闕”,不知何以取义;有字音失传的,如《吅部》“單,大也。
从吅、
,吅亦聲。
闕”,不知何以有“吅”声。
徐铉校定本明标“阙”的共47处。
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一有较为细致的研究。
另据清叶德辉《说文解字阙疑释例》所考,其中多为许慎原阙者,也有是历代传本有阙的,还有后代传写脱误而阙的。
二、《说文》的说解条例
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认为“《说文》之为书,以文字兼声音、训诂者也”。
《说文》最基本的说解顺序是:
每一篆文之下,先释义,再解形,后说音,合三者为一篆。
实际上就是融合训诂(义)、文字(形)、音韵(音)为一体。
为说解明了而有据,许慎还广泛引用经传及“通人”之说为佐证,力求信而有征,最后列重文以利比较。
1、释义的体例与术语
《说文》被释字正篆之下就是释义,释语有长有短,有词、短语、句子,内容有简单有复杂,而基本格式是相同的。
所用术语略可归纳为以下四类(1—4)。
今人归纳其释义方式、作用等,也用了几种类型的术语(5—8)。
《说文》所用的这些释义术语,有来自前人的,有许慎新创的,后来大多都成为注疏、辞书中的定式训诂术语,影响深广。
1)某,某也;某者,某也;某,某某
《说文》释义最常用的体例,有“某,某也”,如如《一部》“元,始也”;《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
有“某者,某也”,如《士部》“壻,夫也。
从士胥聲。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
有“某,某某”,如《示部》“祡,燒祡燓燎以祭天神”。
2)曰、言、谓、谓…曰、谓之、为、犹、皃、之为言
除了通用释义条例外,有些特殊的释义需要用专门的术语来表现。
主要有“曰”,用一个短语来下定义,《攴部》“敕,誡也。
臿地曰敕”;《隹部》“隻,鳥一枚也。
从又持隹,持一隹曰隻,二隹曰雙”。
有“言”,说明所指的内容,《玉部》“璊,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
有“谓、谓…曰、谓之”,用以指称专门内容,《又部》“𠭥,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𠭥”;《皮部》“皮,剥取獸革者謂之皮”;《聿部》“聿,所以書也。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是说聿(筆)是用来书写的。
有“为”,界定被释词的词义,《土部》“塒,雞棲垣爲塒”,说明“塒”是鸡栖息的处所。
有“犹”,释同义、同源等通用义,《爻部》“爾,麗爾,猶靡麗也。
此與爽同意”。
有“皃”,专释事物形貌状态,《艸部》“葏,艸皃”;“茸,艸茸茸皃”。
有“之为言”,是专用来探求语源而说明得名之由的,《𠧪部》“𥻆,嘉穀實也。
孔子曰:
𥻆之爲言續也”;《犬部》“狄,赤狄,本犬種。
狄之爲言淫辟也”。
3)属、别
说明被释词与释语词之间的类属关系,有用“属”表示相属的,《艸部》“蓍,蒿屬。
生十歲,百莖”;“莪,蘿莪,蒿屬”;《烏部》“焉,焉鳥,黃色,出於江淮,象形。
凡字:
朋者,羽蟲之屬;烏者,日中之禽”。
有用“别”来区别差异的,《禾部》“稗,禾別也”;《水部》“澥,郣澥,海之別也”。
4)词、辞、语辞
上面是实义训释的术语,虚词的释义则多用“词、辞、语辞”等。
《白部》“𦦰,詞也”;“皆,俱詞也”;“者,別事詞也”。
《只部》“只,語巳詞也”。
《口部》“各,異辭也”;《此部》“些,語辭也”。
《兮部》“乎,語之餘也”。
《言部》“誒,可惡之辭,从言矣聲。
一曰誒然。
《春秋傳》曰:
誒誒出出”。
5)形训、义训、声训
今人就《说文》训释的作用和方式,分其释义为“形训、义训、声训”三类。
《说文》的声训是大宗,其复杂的内容当另文专论,此处只就术语作一般的界定。
形训,就是用分析字形结构的方法来释义,《戈部》“武,楚莊王曰:
夫武,定功戢兵。
故止戈爲武”,直接引用《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
夫文止戈为武”的字形分析来解释“武”的词义是“制止战争”;《面部》“靦,面見也。
从面、見,見亦聲。
《詩》曰:
有靦面目”,引《诗》的字形说解(“面、见”会意)来解释“靦”就是直面相見的意思;《口部》“命,使也,从口、令”,分析“口、令”会意也就解释了“以口发令”的词义;《止部》“歬,不行而进谓之歬,从止在舟上”,分析字形“止在舟上”会意也就解释了“舟前行”的词义;《贝部》“貧,財分少也”,释语既析字形又解释了意义。
义训,就是说解字形所表示词的意义,只从现有意义中选择训释词来作出词义界定,不考虑语源和形义关系。
王宁师分义训为“综合释义、随文释义”两类,综合释义又称“词义训释”,只对客观词义进行表述;随文释义又称“文意训释”,是对词在语境中的使用义进行的训释。
如《说文·艸部》“茂,草丰盛也”,训释的是“茂”的本义,是词义训释;《诗·齐风·还》“子之茂兮”毛传“茂,美也”,是指“茂”在此诗句中才有美好义,是文意训释。
《说文》中的释义绝大多数都是义训,用“某,某也”格式来定义的基本上都是义训,无需多作引用说明。
声训,也称“音训”,是用“音近义通”的同源词来作释语词,按读音的线索来推求被释字的词义来源,也就是推求语源或探求名源。
《一部》“天,顚也”,是真韵平声的透母、端母相训,读音相近,“顚”从页是人头顶,“天”是大(人)上一横也表示人头顶,音近义同,二字是同源词。
《示部》“禮,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履”都读来母脂韵,都有“履行求神赐福之事”的意思,是同源词。
再如《八部》“八,别也”,《丄部》“帝,諦也”,《户部》“户,护也”,《门部》“門,聞也”等,都是声训。
声训或以双声为训,如《示部》“祈,求也”,祈、求双声;“祸,害也”,“祸、害”双声。
或以叠韵为训,如《示部》“禱,告事求福也”,“祷、告”叠韵;《王部》“王,天下所歸往也”,“王、往”叠韵。
王宁师认为明语源的声训可分为“推源、系源”两种方式,“推源式”是用源词来训释派生词以说明其直接来源,如《论语》“政者,正也”,是不完全的推原,完全推源是很难办到的。
“系源式”是用同源词中的一个派生词训释另一个派生词,起到局部系源的作用,如《说文·页部》“頂,颠也”,二者是同代的派生词。
6)互训、推因、义界
章太炎把《说文》的义训分为“直训、语根、界说”三类,其《与章行严论墨学第二书》(《华国月刊》一卷四期)云:
“训诂之术语略有三涂,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
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
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
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
《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
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
”
黄侃论《说文》的训诂云:
“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又继承其师“直训、语根、界说”之分并发展完善为“互训、推因、义界”三式,说:
“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论其法式有三:
一曰互训,二曰义界,三曰推因。
……互训(亦可称直训),凡一意可以种种不同之声音表现之,故一意可造多字,即此同意之字为训或互相为训(亦可称代语),如《说文》‘元,始也’、‘丕,大也’……。
义界(亦可称界说),义界者,谓此字别于他字之宽狭通别也。
凡以一句解一字之义者,即谓之义界,如《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之类是……。
推因,凡字不但求其义训,且推其字义得声之由来,谓之推因(即求语根),如《说文》‘天,颠也’是。
”(186-187)。
他们所说的“互训”,就是同义词的互相解释。
“推因”,就是推求语源的声训,另文细论,此处重点说说“义界”。
义界,就是下定义。
按太炎、黄侃先生的说法,义界的形式是以句训词,内容是界定被训词的外延和内涵。
王宁师曾在《论词义训释》(《辞书研究》1988年第1期)中把义界归纳为“主训词+义值差”,“主训词”是选来与被训词作比较的释语词或其范围,“义值差”是指被释词与释语词(主训词)的不同特征。
用“主训词+义值差”来为被释词定义,就能在一定范围内比较、确定被训释词的特征,使释语成为唯一属于被释词的意义描写。
这样的界定既能表明词的概括性意义,又能区分该词与邻近词的意义差别。
如《水部》“澜,大波为澜”,“波”是主训词,“大”是“波”与“澜”的义值差,表明“波、澜”为一物但“澜”的特点是比“波”大,“波+大”就是“澜”的唯一意义描写。
《说文》的义界式释义在一千条以上,可分为两大类:
有标记义界、无标记义界。
“有标记义界”,是指《说文》中用“为、曰、之、者、所、所以”等作显性标记的义界。
如《匝部》“師,兩千五百人為師”,“人”是主训词,“二千五百”是义值差;《歺部》“𣨛,大夫死曰𣨛”,“死”是主训词,“大夫”是义值差;《人部》“位,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列”是主训词,“中庭之左右”是义值差;《珡部》“瑟,庖犧所作弦樂也”,“弦乐”是主训词,“庖牺所作”是义值差;《马部》“駿,馬之良材者”,“马”是主训词,“良材”是义值差;《黑部》“黮,桑葚之黑也”,“桑葚”是主训词,“黑”是义值差;《口部》“口,人所以言食也”,“所”是主训词,“人言食”是义值差,其中的“所以”意为“以之”即“用它来”的意思,这种“所以”是《说文》很常用的义界术语,有81处之多。
“无标记义界”,即释语中不存在显性的标记性词语,直接就是“主训词+义值差”。
如《示部》“祖,始廟也”,“庙”是主训词,“始”是义值差;“祈,求福也”,“求”是主训词,“福”是义值差;《缶部》“罄,器中盡也”,“尽”是主训词,“器中”是义值差;《重部》“量,稱輕重也”,“称”是主训词,“輕重”是义值差。
义界中的主训词一般与被释词的词性相同,词义与被训词相近,主训词的义域或包含被训词(上位词)或与被训词相同(同位词)。
义值差则大体表示主训词与被释词在“原因、主体、领属、时间、位置、状态、数量”等方面的差别。
义界粗略说来是一个句子,其实多数是个短语(词组),其语法结构非常灵活,以利于表示千变万化的词义描写,就上引例子看,“大夫死”是主谓式的句子或短语,“求福”是动宾式的,“列中庭之左右”是动补式的,“马之良材”是定中式的,等等。
许慎在《说文》中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定义简洁明确的义界,成为后世的传注训诂和辞书编撰的释义范式,其功甚伟。
7)直训、单训、互训、递训、同训、
作为训释方式的“直训”,是指以单词释单词的训释方式,属于逻辑学上的“直言判断”,就是利用训释词与被训词在语义上的相同特点来提示人们理解被训词的意义,一般是同义(近义)词为训。
其释语格式为“某,某也;某,犹某也;某之言某也”等,如《宀部》“寒,凍也;定,安也”。
直训包括“单训、互训、递训、同训”等具体形式。
“单训”是单相的直训,即“A,B也;C,D也”,如《宀部》“寒,凍也”;《仌部》“凍,仌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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