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写作年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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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写作年代

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的寫作年代

吳宏一

一

辛棄疾是南宋初年著名的愛國詞人。

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他生於山東歷城，當時淮水以北的中原地區，已在異族金人統治之下。

雖然如此，辛棄疾卻自幼秉承祖訓，志切國讎，剛滿二十一歲那年，就乘機起義，並於二十三歲時率眾南歸。

此後一直到寧宗開禧三年（1207）六十八歲去世為止，他都在南宋偏安的小朝廷，擔任判官、安撫之類的地方官，其間還曾兩度落職家居，投閒置散者共約二十年之久。

這對於一向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的辛棄疾來說，當然覺得有志難伸，滿腔鬱憤。

因此，他藉詞來做為陶寫之具，留下了不少器大聲閎、志高意遠的作品。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就是其中的名篇之一。

為了方便討論，茲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一抄錄原詞如下︰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

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

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鱠，儘西風、季鷹歸未？

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

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

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此乃鄧氏據稼軒詞傳世的刊本彙合比勘而成，所以字句標題與讀者所記或有出入。

例如標題「登建康賞心亭」，《花菴詞選》本僅作「賞心亭」，而歷城王詔本、辛啟泰本等，則作「旅次登樓作」。

又如「遠目」，四卷甲集本作「遠日」；「鱠」，多本作「膾」；「紅巾翠袖」，四卷甲集本作「盈盈翠袖」等等。

這些有歧異的字句，在下文討論時，如與本文所論有關，都會在涉及處提出來討論。

辛棄疾的這首詞，從清代以後，逐漸受到論詞者注意。

像劉體仁《七頌堂詞繹》說它結句難得；1鄧廷楨《雙硯齋詞話》說它「獨繭初抽，柔毛欲腐，平欺秦、柳，下轢張、王」；2陳廷焯更從頭到尾加以讚美，說是「起二語蒼蒼茫茫，筆力雄健可喜」；「落落數語，不數王粲《登樓賦》」；「結得風流悲壯」。

3陳洵也一樣從全篇的修辭結構來分析此詞的長處。

4當然也有前人認為此詞大醇而小疵的，例如譚獻就這樣說︰「裂竹之聲，何嘗不潛氣內轉。

起句嫌有獷氣。

」5不管是讚美或批評，都反映出此詞受到清代論詞者的注意。

不過，清人評論此詞，多就鑑賞的觀點，作主觀的概括性的說明，很少對這篇作品的寫作背景，作理性客觀的考察。

嘉慶間辛啟泰、清末沈曾植等人，雖曾為稼軒詞編年箋證，但過於簡略，而且未及此詞。

這跟民國以後的研究者頗不相同。

民國以後，評論此詞的人，除了對詞句的解釋、典故的出處，多所注明闡述之外，在知人論世方面也頗為用心，對此詞寫作的背景和著成的年代，更不斷的發表新的說法。

這些新的說法雖然分歧，卻關係到鑑賞與考證之間的關係，頗有探討的價值。

筆者這篇論文，即為此而作。

二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的寫作年代，至目前為止，歸納起來，至少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主張作於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當時稼軒三十歲，正在建康府通判任上。

據筆者所知，最早主張這種說法的，是梁啟超。

梁氏在民國十七年（1928）9至10月間，斷斷續續於病榻之側，草就《辛稼軒先生年譜》一書，已將此詞繫於乾道五年編年詞之下，並加「考證」云︰

此詞年月絕無考。

惟詞中「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

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及「倩何人喚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淚」等語，確是滿腹經綸，在羈旅落拓或下僚沉滯中勃鬱一吐情狀。

當為先生詞傳世者之最初一首，故以冠編年。

6

一方面說「此詞年月絕無考」，是表示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此詞的確切寫作年月；一方面又說「當為先生詞傳世者之最初一首」，「當」字自有推測之意。

如何推測而知呢？

梁啟超根據的是詞中「落日樓頭」乃至「倩何人喚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淚」等語。

他認為從這些詞句的語氣中，可以看出辛棄疾在羈旅落拓或下僚沉滯中的沉鬱之情。

事實上，梁啟超的推測，仔細推究起來，只是一種推測而已，根本無從獲得此詞何以一定編於乾道五年的結論。

假使說因為詞題下有「登建康賞心亭」數字，因而推定此詞為辛棄疾任官建康時所作，那麼，梁啟超的《辛稼軒先生年譜》中，自己都說稼軒「曾兩度建康，一為右兩年〔按指乾道四年、五年〕之任通判，一為乾道九年淳熙元年之任江東安撫司參議」，則梁啟超何以能確定此詞必為乾道五年稼軒三十歲通判建康府時所作，而不是後來淳熙元年擔任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時的作品？

退一步說，辛棄疾通判建康府，如上述梁氏所云，既有乾道四年、五年兩年之久（如據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辛棄疾之任建康府通判，則始於乾道三年），梁啟超又如何確定此詞成於乾道五年而非之前呢？

可見梁啟超認為此詞是乾道五年，辛棄疾三十歲在建康府通判任上所作，這種說法靠不住，大有商榷餘地。

然而，由於梁啟超的聲望地位，他的這種說法，歷來談論或選注稼軒詞的學者，引用者卻大有人在。

像流傳頗廣的胡雲翼《宋詞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唐宋詞選》等，都是採用此一說法。

包括筆者在民國六十五年（1976）主編的長橋版《曉風殘月》（宋詞賞析），撰稿人劉漢初也是如此。

當然後來也有一些學者（像夏承燾、唐圭璋等人，見下文）比較謹慎，雖然沿用此說，卻籠統的說此詞是稼軒二十九歲至三十歲時所作，以便配合辛棄疾乾道四年、五年曾任建康府通判的事實。

易言之，第一種說法，基本上是認為此詞成於稼軒首次官建康時。

第二種說法是主張作於孝宗淳熙元年（1174），當時稼軒三十五歲，在江東安撫司參議任上。

主張這種說法的是鄧廣銘。

他在1939年完成《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編年箋注》二書初稿，前者1947年始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後者則於1956年始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初版。

這兩本書後來一再修訂再版，流行既廣且久。

鄧廣銘在《辛稼軒年譜》的「淳熙元年」一欄下，注明︰「本年春，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

」更於《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一中，著錄了《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一詞，除了「校」、「箋注」外，另加「編年」說明︰

右詞充滿牢騷憤激之氣，且有「樹猶如此」語，疑非首次官建康時作。

蓋當南歸之初，自身之前途功業如何，尚難測度；嗣後乃仍復沉滯下僚，滿腹經綸，迄無所用，迨重至建康，登高眺遠，胸中積鬱乃不能不以一吐為快矣。

說明「疑非首次官建康時作」，其實就是否決了梁啟超的說法。

他認為稼軒首次官建康時，不管是三十歲，或是二十八、九歲，南歸未久，年事尚輕，「自身之前途功業如何，尚難測度」，不應該有「樹猶如此」這樣感傷的詞句，也不可能像詞中那樣「充滿牢騷憤激之氣」。

鄧廣銘的說法，自有其道理，但我們要注意︰第一，他說的是「疑非首次官建康時作」，「疑」當然是推測之詞，表示不能確定；第二，他跟梁啟超一樣，推測此詞的寫作年代，事實上都無確證，根據的都只是詞中作者所用的語句和典故，特別是詞題下的「登建康賞心亭」數字。

鄧廣銘是研究宋、遼、金史的專家，特別是對於辛棄疾的生平與作品，更有精湛獨到的研究，因此他主張此詞應是淳熙元年辛棄疾三十五歲時所作的說法，問世以來，廣被讀者所引用，逐漸替代了梁啟超的首次官建康之說。

至目前為止，可以說是影響最大的一種說法。

第三種說法是主張作於乾道三年（1167）稼軒二十八歲未任建康府通判之前。

主張這種說法的，是蔡義江與蔡國黃。

他們早在1978年冬就合寫了一篇論文，題為《辛棄疾漫游吳楚考》，發表在《北方論叢》1979年第2期上。

後來在1987年合撰《辛棄疾年譜》時，還是堅持此一說法。

7

他們最主要的根據，是辛棄疾在乾道六年（1170）上給丞相虞允文的《九議》中，有以下的一段文字︰「某頃游北方，見其〔按指金國〕治大臣獄，往往以礬為書，觀之如素楮然，置之水中則可讀，交通內外，類必用此。

」根據「頃游北方」這一句，把「頃」解作「前不久」，因而認定辛棄疾「在乾道六年以前不久，曾經去過金國。

乾道四至六年，他在建康任上，當然沒有去金國的可能。

唯一可能潛入金國的只有乾道三年。

上《九議》與此行只隔三年，所以才說『頃游北方』」。

此外，蔡義江、蔡國黃還舉了稼軒《品令》一詞的「迢迢征路，又小舸、金陵去」等等，來證明「辛棄疾很可能在北方經春歷夏，到了秋天才輾轉回國的」。

回到金陵後，「登上了賞心亭，寫下了他那首傳誦千古的佳作《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看起來似乎言之有據，但細按之，則仍有問題。

下文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第四種說法是主張成於辛棄疾南歸後不久。

主張這種說法的是夏承燾和唐圭璋等人。

上述蔡義江、蔡國黃《辛棄疾漫游吳楚考》一文，曾有這樣的一段話︰

夏師瞿禪先生曾謂此詞成於稼軒南歸後不久，乃早年之所作。

我們全同意這一看法。

夏先生未明言詞作於何年，據我們的考查，它應該是乾道三年（1167）秋辛棄疾（廿八歲）已漫游了楚地，並自金國潛歸後，再至建康時的作品。

8

據此，我們知道夏承燾的說法是「未明言詞作於何年」，只是強調乃早年之作而已。

我們再查夏承燾、盛弢青合編的《唐宋詞選》，在選錄稼軒此詞時，卻有這樣的介紹文字︰

作者從一一六八（宋孝宗乾道四年）至一一六九（乾道五年）在建康任通判，這首詞可能是這時作的。

在他南來的那年（1162年），高宗傳位給孝宗。

次年，孝宗出師伐金，這本是作者報國抗敵的好機會，可是南宋王朝把他放在江陰作簽判，過著他「官閑心定」的生活。

這詞所說「可惜流年」大概是為此發的感慨。

9

仔細比對，可發現夏承燾的說法，其實是根據梁啟超的主張而略變其說而已。

同樣的，唐圭璋在《宋詞三百首箋注》中，始則主張辛棄疾三十歲時所作；後來又在其主編的《唐宋詞鑑賞集成》（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由鄭孟彤執筆的該詞賞析中，說此詞作於乾道四至六年通判建康之時，雖然前後不一，但顯然都離不開首次官建康府之說，因此可以併入第一種說法之中。

三

歸納以上所論，可以說歷來討論此詞寫作年代的，主要有三種說法。

這三種說法，拿來和當時的時代環境、作者的生活經歷互相對照，可以說都大有商榷的餘地。

以下逐項列舉史實加以說明︰

第一種說法的首次官建康府之說，主要的問題，上引鄧廣銘的話中，其實已經點明了重點所在。

第一，詞中「充滿牢騷憤激之氣」，而且有「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這種近似中年感傷的語句，不應出於年近三十的辛棄疾之口；第二，「南歸之初，自身之前途功業如何，尚難測度」，辛棄疾當時不可能有這樣「牢騷憤激」的心境。

10不過，鄧廣銘的質疑，都還止於合理的推測而已，如果我們從當時的時代大環境入手，似乎更能解決解問題。

陳江風《辛詞〈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作年考辨》一文，11是支持鄧廣銘之說的。

他在主張此詞作於淳熙元年辛氏再官建康的同時，對梁啟超的說法，還列舉了不少史實來做為駁斥的依據。

茲申論如下︰

一、如果此詞作於乾道五年，則與當時朝廷主戰備戰的大環境不合。

辛棄疾在乾道六年作《九議》上丞相虞允文，其中有「朝廷規恢遠略已三年矣」之語，足見從乾道三年開始，孝宗已有備戰之意。

據《宋史‧孝宗本紀》所載，孝宗即位之後，起用主戰派將領虞允文，並擢為丞相，曾對他說︰「丙午之恥〔靖康恥〕，當與丞相共雪之。

」修城防，備軍馬，計畫水陸兩軍夾攻金國，形成與金國抗戰的氣氛。

12連梁啟超的《辛稼軒先生年譜》都曾這樣說︰「蓋自丁亥、戊子（公元一一六七、一一六八）以來，已覺和議不可恃，有備戰之意。

」13在這種形勢下，辛棄疾會「牢騷憤激」嗎？

二、根據楊萬里為虞允文所寫的碑文，虞氏一向以舉賢任能為事，「及為相，首用韓元吉、林光朝、林栟、丘

、呂祖謙、王質、辛棄疾……，一時得人之盛，廩廩有慶曆、元祐之風」。

14可知辛棄疾能由江陰簽判、廣德軍通判擢為抗金重鎮建康府通判，或與虞允文之推薦有關。

通判建康府，是他仕途升遷的開始，這個時候他會寫「牢騷憤激」的這首《水龍吟》嗎？

三、辛棄疾在任建康府通判時，當時的建康知府兼行宮留守史正志、江西東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彥端、淮西軍馬錢糧總領葉衡、江西東路計度轉運判官韓元吉等，都是與他常有來往的主戰派朋友。

俊才雲蒸，聚集建康，該是何等令人振奮之事！

乾道四年（1168）辛棄疾為趙彥端祝壽所作的《水調歌頭》︰「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

」為史正志所賦的《滿江紅》︰「袖裡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

」15都是情緒高昂，盼望完成抗金復國、北定中原的功業。

這跟《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所呈現的風格是大不相同的。

四、鄧廣銘《辛稼軒年譜》在乾道五年稼軒三十歲這一年的譜主記事一欄下，說辛棄疾本年前後「患疝疾」，陳江風據此以為《水龍吟》不大可能作於是時。

16

基於以上的四個理由，梁啟超的主張，此詞作於乾道五年或稍前的說法，應該不能成立。

第二種說法，再度官建康時所作之說，鄧廣銘其實並未完全確定。

他在《稼軒詞編年箋注》中，只是將該詞編年於淳熙元年而已。

他說的是「疑非首次官建康時作」。

根據他所編的《辛稼軒年譜》，辛棄疾再次到建康府任官時，已是淳熙元年，所以他就將此詞繫於該年。

同時他根據詞中有「樹猶如此」之語，認為辛棄疾在「沉滯下僚，滿腹經綸，迄無所用」之後，「迨重至建康，登高眺遠」，才比較有可能寫下這首作品。

關於這一點，蔡義江、蔡國黃的《辛棄疾漫游吳楚考》，曾經提出以下的質疑︰

「非首次官建康時作」的判斷是正確的，但以詞中「樹猶如此」一語，便將其作年推遲到二次官建康之時，則不免泥於典故。

何況，棄疾到金陵的機會盡多，當其與賈瑞一行奉表渡江南歸時，高宗即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正月十八召見於建康，何必定要到十二年之後，在建康充葉衡帥屬時才是「重至」呢？

再說，辛棄疾與葉衡的交誼，實為他以後的騰達奠定了基礎。

這一年春天，葉自建康被召入為執政，後來又任了右丞相，竭力向孝宗推薦辛棄疾雄才大略。

於是辛又被召見，遷為倉部郎官，沒有幾個月，便出任江西提點刑獄。

所以，那兩年的詞作中，並無自己「沉滯下僚」的「牢騷憤激」。

……

鄧先生將此詞編入淳熙元年，與他自己的說法產生了明顯的矛盾。

17

這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蔡義江、蔡國黃利用了鄧廣銘著作中所臚陳及考證的資料，來質疑鄧廣銘對此詞編年的說法，恐怕鄧廣銘也難以作答。

揆諸當時的時代環境及作者的生活經歷，淳熙元年春，辛棄疾三十五歲時，被辟為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當時的行宮留守葉衡，是他的舊識。

《宋史》辛棄疾本傳即云︰「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

」不久，葉衡入相，又馬上推薦辛氏慷慨有大略，因此辛棄疾被召見，遷倉部郎官。

翌年六月，又很快出任江西提點刑獄，帶兵去剿擊茶商軍。

在這種情況之下，辛棄疾真不大可能有所謂「沉滯下僚」的「牢騷憤激」。

因此，鄧廣銘的再至官建康時所作的說法，也難以成立。

上文說過，陳江風的《辛詞〈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作年考辨》一文，是贊成鄧廣銘之說的，但他也不能不於文中這樣說︰「鄧廣銘先生提出此詞作為公元一一七四年二次官建康時，甚有道理。

唯其論證稍欠詳實，且考證中亦自有相矛盾處。

」18陳江風除了就蔡義江、蔡國黃所提出的質疑力加辯解之外，主要是引用稼軒詞的若干篇章，和《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本身的詞句和典故，來做為內證，證明淳熙元年辛棄疾三十五歲時有創作此詞的可能。

陳江風的論文，很有條理，在某些地方也很有新意，像他就作品本身去找內證，分析詞中的典故時，就頗能言人所未曾言。

不過，他所舉出來的一些例證，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下節將會討論，此不贅。

第三種說法，是蔡義江、蔡國黃主張的，所謂作於乾道三年辛棄疾未任建康通判時之說。

這種說法最主要的根據，是《九議》中的「某頃游北方」一段文字，把「頃」解作「前不久」，因此認定此詞係辛棄疾乾道三年「漫游吳楚」之後，曾經潛歸金國，經春歷夏，秋歸金陵之後所作。

然而，這種說法的最大問題，也在於「某頃游北方」的「頃」這個字。

按照現代漢語的用法，「頃」當然作「前不久」解，但在古代漢語中，它卻往往解作「當初」、「起先」。

在蔡義江、蔡國黃的論文發表後不久，吳小如即在同一刊物上發表了《釋頃》一文，詳列例證，證明「頃」字在當時實有「先前」、「當初」之意，而不作「前不久」解。

因此，辛棄疾所謂「頃游北方」，所見實為南渡前在北方生活的親身見聞。

19

至於蔡義江、蔡國黃舉稼軒《品詞》的「迢迢征路，又小舸、金陵去」等等例子，陳江風也舉證說此「去」字，是離去之意，不是現代漢語中「到」、「往」的意思，與蔡氏文中所述，大相逕庭，判若秦越。

更重要的是建康府（江寧）通判，按宋制，例由知州資序人差充，添差通判為朝士差充，如果像蔡義江他們所說辛棄疾係以「無官無職的游子身分」驟登通判，是不合宋制的。

而且，蔡義江他們所說的辛棄疾「漫游吳楚」之說，以及說乾道三年辛氏是「無官無職的游子身分」等等意見，其實都是根據梁啟超和鄧廣銘早期的說法。

梁啟超《辛稼軒先生年譜》乾道三年「考證」有云︰「先生此兩年是否仍留江陰任，無可考。

據宋人諸說部書，先生似有一時期失職，流落金陵。

」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舊版對於辛棄疾乾道元年至三年的行蹤，亦假定有投閑置散、流落吳江之事；但他在八十年代之初，看到了《鉛山辛氏宗譜》第一本的《宋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辛公）稼軒歷仕始末》之後，已經採信其說，認為在乾道元年之前，約隆興二年（1164）的秋冬之際，辛棄疾已由江陰簽判改廣德軍通判。

如此說來，在通判建康之前，即乾道元年至三年，辛棄疾是在廣德軍通判任上，並無流落金陵或吳江之事，亦非「無官無職的游子身分」。

蔡義江、蔡國黃的說法，亦因此而不攻自破了。

20

四

歷來有關此詞寫作年代的說法，及其值得商榷的問題，已如上述。

那麼，辛棄疾這首《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究竟著成於甚麼時候呢？

筆者以為既然沒有所謂外緣或所所謂外證資料，可以直接證明此詞的寫作年代，那就不妨從作品本身或所謂內證來嘗試探索。

事實上，梁啟超、鄧廣銘等人推測此詞的寫作年代，也是從此入手的。

首先觸及的，是《水龍吟》詞牌底下的小序文字︰「登建康賞心亭。

」建康即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這是盡人皆知的地理常識，不用多說。

賞心亭，據《景定建康志》的記載，是當時建康府下水門城上的名勝，登茲樓以四望，可以「下臨秦淮，盡觀賞之勝」。

這還只是就近景而言，如果天色晴朗，在它樓頭，其實還可以遠眺淮河流域一帶。

周邦彥《西河‧金陵懷古》所說的「賞心東望淮水」，即是一證。

劉禹錫《金陵五題‧石頭城》所說的「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亦諒非詩人誇張之辭。

辛棄疾的朋友丘

（1135-1208），亦頗多登建康賞心亭之作，如其《水調歌頭》之「一雁破空碧，秋滿荻花洲。

淮山淡掃，欲顰眉黛喚人愁。

落日歸雲天外，目斷清江無際，浩蕩沒輕鷗。

有恨寄流水，無淚學羈囚」。

其《菩薩蠻》亦云︰「壺邊擊斷歌無節，山川一帶傷情切。

」也都可與辛氏此詞同參並讀。

辛棄疾詞中提到「賞心亭」的作品共三篇，除此詞之外，尚有《念奴嬌‧我來弔古》、《菩薩蠻‧青山欲共高人語》，但這首《水龍吟》是最有名的一篇。

就因為它題下有「登建康賞心亭」這幾個字，梁啟超和鄧廣銘等等學者，才可以在寫作「年月絕無考」的情況之下，推測它的寫作年代。

假設沒有這幾個字，像上文提到的歷城王詔本、辛啟泰本等等，題的不是「登建康賞心亭」而是「旅次登樓作」的話，那麼，梁啟超、鄧廣銘等等學者的種種推測，就完全失去立論的依據了。

當然，「旅次登樓作」的「登樓」，所登的樓仍然可以是建康賞心亭，但「旅次」二字，則必非官建康府通判或任江東安撫司參議之時。

如果真的如此，此詞的寫作年代，可以在乾道三年（稼軒二十八歲）之前，也可以在淳熙元年（稼軒三十五歲）之後。

因為辛棄疾要去建康府，並非在建康任官時才可以去，上引蔡義江、蔡國黃的《辛棄疾漫游吳楚考》一文就說過︰「辛棄疾到金陵的機會盡多。

」

詞的上片，重點在「登臨意」。

開頭兩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

」是寫登臨所見。

「清秋」點明季節，「秋無際」的「秋」則寫秋光、秋天的景物。

秋季佳日，天高氣爽，最宜「登高賦新詩」。

對一般人而言，此真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

「賞心亭」之取名，或即與此有關。

可是作者來此登高眺遠時，不但無法「聊暇日以消憂」，而且在「賞心東望淮水」時，看到江南周圍的千里秋光，水隨天去之際，卻同時看到了「山圍故國周遭在」的那些剩水殘山。

「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三句，承上文寫登臨所見，但更深入一層，由景而入情。

「遙岑」即遠山，「岑」本義是高而小的山巒，「玉簪螺髻」正是它們最美麗而貼切的形容。

這些形狀像玉簪螺髻的遠山，在作者「東望淮水」時，映著水色天光，自然呈現在作者眼前。

淮水是當時南宋與金國的邊界，淮水以北，就是金人所統治的「淪陷區」，包括作者的故鄉山東濟南一帶。

因此作者看到這些遠山時，不由得引起滿腔的家仇國恨，也因此化無情為有情，說是遠山「獻愁供恨」。

愁，是鄉愁；恨，是國恨。

這跟下片所用的典故是前後呼應的。

「遠目」四卷本甲集作「遠日」，因下文緊接「落日樓頭」，故以「遠目」為佳。

吳則虞在選注稼軒詞，提到此詞板本異文時，曾經說這是作者後來自己更改的。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三句，點出登高臨遠者的身分。

別人在此登高望遠，賞心無限，為何作者偏偏有「愁」有「恨」呢？

那是因為作者是客居江南的游子。

古人安土重遷，不慣離鄉背井，一旦辭親遠遊，便常常懷鄉念家。

辛棄疾不但是愛國詞人，更是性情中人，所以不可能不思念故土。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對仗頗工，可以合看；一則照應上文，說明登高臨遠的時間和地點；一則藉此秋天黃昏、孤鴻獨飛、蕭瑟飄零的氣氛，來烘托作者做為「江南遊子」的心情。

有此「江南遊子」一句，此詞自是作者二十三歲奉表南歸以後所作無疑。

「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是作者的直抒胸臆，承應上文的「獻愁供恨」，說明下文何以英雄有淚。

前兩句的「把」字，是領句字，而「吳鉤看了，欄干拍遍」則是對仗成文，藉用典表明心意。

歷來注解「吳鉤」的人，每每引用杜甫《後出塞》的「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以及李賀《南園》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來說明辛棄疾志在報國的用意，頗為允當。

事實上，辛棄疾的前輩愛國詞人張孝祥（1131-1169），在其《水調歌頭‧和龐佑父》一詞中，亦云︰「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景，剪燭看吳鉤。

」可見「吳鉤」一典，在當時蓋有報國殺敵的寓意共識。

同樣的，注解「欄干拍遍」時，一般學者也多引用劉概「懷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干」的典故。

劉概嘗有詩云︰「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闌干拍。

」21拿來和稼軒此詞合看，也頗能道出辛棄疾自覺報國無從的憾恨。

就因為如此，在別人登上賞心亭登高臨遠而賞心悅目之際，作者卻北望神州，別有懷抱，胸中充滿懷鄉報國之情，所以說︰「無人會，登臨意。

」「登臨意」三字，是上片的重心所在，以上所有的景物描寫，俱為登臨所見，而下片所有的情感抒發，亦即登臨所感。

所以這三個字承上啟下，在詞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下片承接「登臨意」，重點在「英雄淚」。

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說的「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清代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所說的「稼軒歛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指的應該就是這類作品。

下片開頭，先是連用了三個典故。

第一個典故出自《晉書‧張翰傳》及《世說新語‧識鑒》篇，是張翰見秋風起而思故鄉吳中蓴羹鱸膾的故事；第二個典故出自《三國志‧魏志‧陳登傳》，是劉備責備許汜求田問舍，不能憂國忘家的故事；第三個典故出自《世說新語‧言語》篇，是桓溫經金城見所種柳樹而嘆年華流逝的故事。

這三個典故常被引用，並非僻典，而且辛棄疾運用這三個典故，有其特別用意，本來或許由此可以窺見其寫作背景；可是歷來注解詮釋者，卻往往因為誤解或故意曲解而扭曲了它的原意。

例如1962年胡雲翼《宋詞選》注此詞時，就這樣說︰「後段曲折迂迴地寫出他的抑鬱心情。

首先陳述自己不像張翰那樣為了『蓴羹鱸膾』而回故鄉，又以許汜的『求田問舍』為羞恥，同時為了不能替國家出力，又發出年華虛擲的感嘆，從而引起英雄失路的深切苦痛。

」22說得非常簡略，而且偶有故意含糊其詞的地方，以致誤導了讀者。

1979年張碧波的《辛棄疾詞選讀》，23在譯解這三個典故時，同樣有曲解原意處。

例如「休說鱸魚堪鱠，儘西風、季鷹歸未」這三句，張碧波語譯如下︰「不要說甚麼鱸魚可做成好菜，儘管西風吹起，張翰到底回家鄉沒有？

」照字面直譯，大致是不錯的，「休說鱸魚堪鱠」如果譯為「不要說鱸魚又到了可以切成細片享用的季節」，當然更好；但奇怪的是他接著卻解釋說︰「這是寫作者不學張翰棄官歸家、忘情國事的思想態度。

」「意思是說，我不同意張翰為考慮個人生活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