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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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途径产生于比较政治学领域。
政治发展中会产生各种政治文化形态。
第一节派伊及其政治文化理论,一、派伊生平及代表作,卢西恩派伊(又译:
白鲁恂)(LucianWilmotPye),1921年出生于中国的山西省,长大后返美,在卡莱顿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完成高等教育。
二战后在耶鲁大学深造,从事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1951年获博士学位。
1954年入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并参加了比较政治委员会,从事亚非拉地区研究。
1960年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兼该校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中国季刊编委,亚洲基金会理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学服务中心理事会成员,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主席。
历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学会会员(执行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
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政治、人格与国家建设:
缅甸寻求认同、中国政治的精神:
对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文化心理研究等。
二、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理论功能,关于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理论功能,派伊认为,在每一个活动着的政治系统里,都存在一种有秩序的、主观性的政治领域,它构成政体的内容、机构的规则、个人行为之间的社会联系。
这表明,社会的各种传统、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的情感和集体理性、领导人的风格和行为规范在历史经验中交织在一起,形成可感知的社会关系网络。
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整个历史的产物,是组成政治系统的所有个人的生平经历的产物,所以他同时植根于公共活动和个人经验之中。
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工具,政治文化及那个沟通政治科学的行为方法中的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鸿沟。
三、各国政治文化的共同特征,派伊认为,各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可以分三个层次:
一是政治文化的结构和形式。
在所有的体制之下,都存在一种根本的文化分野,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在一个政治系统当中,由于两种文化的同质程度不一,每种文化内在的同质程度也有差别,所以政治系统相差甚远。
二是文化变迁的模式。
较多接受现代方式教育的人们,与更多采取传统生活模式的人们,他们之间的关系与相对隔阂是制约民族发展全部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传统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中的地位。
传统在每个国家政治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政治发展中的基本价值观冲突。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四对特定的基本价值观的冲突。
一是信任与怀疑。
各种政治文化的差异全在于人们的信任与不信任模式。
而普遍的不信任感出现后,会严重阻碍各种类型的公共组织的建立。
二是平等与等级制。
传统社会强调等级关系,而发展既需要有效的领导,又包含对平等的情感因素。
三是自由与强制。
民主论喜欢强调自由,而当代某些民众又相信强制可以创建国家能力。
四是忠诚与认同的层次。
人们从狭隘的地区意识,过渡到比较普遍化的、对整个政治系统的认同意识。
五、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派伊认为,要理解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动力,需要了解中国的儒学。
儒学有几个特点,如,它是世俗的,它被认为对一切人,从皇帝、官僚、地主到普通的臣民所接触的问题来说,都是切实地和实用的;政府的行为要遵循伦理准则,而要掌握这些准则靠的是学习,入仕靠的是个人的品德和竞争制考试中的成绩;政府位居文明的中心,人最高的职责是治理正常和公平的政府;政府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伦理形象,君主应该通过自己异乎常人的道德行为力量作为榜样,来进行统治。
对改革开放中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派伊也作了专门研究,后面我们还将具体谈到。
第二节亨廷顿及其政治发展理论,政治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的新兴分支学科。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高峰时期。
这期间出版了一系列专著:
派伊的沟通与政治发展,拉巴隆巴拉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柯尔曼教育与政治发展、艾伯特现代化的政治、派伊和维巴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本杰明政治发展的模式等。
这期间,最有名著作一个是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一个是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剖析了当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衰败现象,认为政治体制发展相对滞后于社会动员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书中归纳了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表转,考察了政治变化中的政体,探讨了革命与改良、政党制度、知识分子、农民问题等。
亨廷顿在第三波: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对1974至1990年发生的世界范围的政治民主化现象作了概述与总结。
一、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S.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5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自50年代起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同时积极参与军事、外交和政治咨询活动。
亨廷顿指出,在亚非拉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存在着一种政治不稳定现象,即经济上的不发达常常伴随着政治上的不发达,表现为政治暴力与骚乱频仍、政府的合法性削弱、民众的情绪低落、政治体制不能为公共利益提供任何指导等。
总的来看,这些国家缺少政治上的一致、高效、权威与合法的政府,主导这些国家局势的是政治衰败而不是政治发展。
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是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期望是社会动员造成的要求,现实是经济发展所能满足的要求。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如果社会的流动机会较小,就会刺激人们的政治参与。
如果政治参与的水平高,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那么就会造成政治动乱。
他用三个公式概括了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
亨廷顿认为,出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腐败。
腐败就是“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
”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现代化引起了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而这种新的价值观会把某些传统行为视为腐败;第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而这些来源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界定,界定这些关系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具有政治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结果就助长了腐败行为。
第三,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政府活动的增加,这必然导致法律的增多,而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地位,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最终会变成潜在的腐败根源。
亨廷顿认为,对于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因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
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
”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是进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为此,首先要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政治制度。
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上各种社会力量猛增并多样化,这些社会力量有民族、宗教、地域、经济或社会身份的团体,还有职业、阶级和技能团体。
同时,社会动员、经济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又刺激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治制度不能容纳这种参与,或者说不能把这种参与合法化、制度化,就会造成政治动乱。
因此,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不断把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发展过程。
亨廷顿把政治发展的标准规定为政治制度化。
他认为,政治制度是一套解决社会冲突的程序和组织结构,而政治制度化是组织及程序藉以获取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
其水平由四个标准来衡量。
一是适应性,指的是政治组织及其程序面对环境挑战的应变和生存能力。
一般来讲,制度受到环境方面的挑战越多,生存的岁月越长,适应性就越强。
二是复杂性,指的是政治组织分支单位的多元性和组织单位形态的分化。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是那些相对简单的政治系统遭到破坏,比较复杂的系统比较有可能适应新的要求。
三是自主性,指政治组织在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和影响面前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
高度发达的政治系统整体性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非政治团体和程序的影响,前发达的政治系统缺乏整体性,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四是内聚性,指的是政治组织为维护自己的独特精神和形态所具有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政治组织对它的职能范围和解决在此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所应遵循的程序,应有实质上一致的看法。
亨廷顿指出,政治制度化之所以是政治发展的标准,其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
政治制度衰弱的社会,必然缺乏控制私人狭隘欲望的能力,并缺乏界定及实现共同利益的方法。
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某种平衡,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政治稳定的关键。
要实现这种平衡,亨廷顿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政党和政党制度,因为政党和政党制度既是政治参与扩大的手段,又是使这种参与制度化的手段。
亨廷顿认为革命和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两条途径。
三、亨廷顿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重点探讨了70年代以来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这两大浪潮。
其中,政治改革是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经济改革则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经济的自由市场化方向转变。
政治改革的浪潮使历史上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它始于1974年的南欧,即葡萄牙、希腊、西班牙等国,然后扩展到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东欧地区。
到90年代初,总共大约有40多个国家从威权主义政体过渡到现代民主政体。
在历史上,其他两次民主化浪潮分别发生在1828年至1926年间和1943年至1962年间。
亨廷顿在第三波: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探讨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五点:
一是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日益加深;二是60年代空前的全球性经济增长,三是天主教会从保守的政治势力转变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拥护者;四是以欧盟、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外部行为者在政策上的变化;五是借助新型的国际沟通手段,民主的“滚雪球”和示范效应。
亨廷顿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
第一,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密切相关,如果把自由当作终极的社会价值,那么民主政治运作的长期后果可能是扩大和加深个人的自由。
第二,民主政体有利于政治稳定,在现代世界中,民主体制为表达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提供了被认可的渠道,也为改变政治领袖和公共政策提供供了定期机会,它们比不民主体制更容易避免社会暴力。
第三,民主的扩展有益于国际关系,从19世纪初到1990年,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几个例外)没有同其他民主国家打过仗,只要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就意味着和平的区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
结合民主化过程的出现、巩固与持续,亨廷顿总结了民主派的诸原则。
第一是改革威权体制,涉及民主化的支持者与保守集团的对抗策略。
第二是推翻威权政权,包括选择攻击点、扶植民主派领袖等。
第三是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主要是巩固民主成果,善于进攻与妥协。
第四是处理威权政体的罪行,注意在惩治与宽宥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限度。
第五是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同时加强文职人员政府的权威与民主派政治组织的机动性。
亨廷顿还讨论了民主化持续所需的条件和可能障碍等问题。
他提出,需要培养民主政治文化,主要是提高新建立的民主政府的绩效与合法性,表现为提高领导精英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公众也要学会区分体制与当前领导人的能力是两回事。
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还有:
较长与较近的民主经验,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支持民主的外部国际环境等。
进一步民主化的障碍涉及政治、文化与经济上的诸多因素,例如,政治领导人对民主的信念薄弱以及贫穷等。
第三节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现状,政治发展本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但自觉的政治发展研究则始于本世纪50年代,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进程分为酝酿期(50年代)、活跃期(6070年代中期)和低速期(70年代中期以后)三个阶段。
国外政治发展研究对我国民主建设也具有若干启示。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发达程度不同的政治遗产与现实政治结构,因此,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政治发展乃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
于是,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观察、分析和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政治发展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发展问题乃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发展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
然而,在政治科学当中,真正有意识地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兴趣,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先在美国形成的。
正如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建树颇丰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和乔治多明格斯所说的:
“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50年代,但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只是60年代的事情。
”所以,在“70年代初期,政治发展这一词汇在政治学的词汇和概念库中还是个新来者。
”(注: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从内容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关系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
因此,它包括政治行为性质、主体、方向、方式的变革和调整,政治体系性质、基本构成和运行方式的变革,政治文化取向、观念、情感、态度、认识、思想、理论规范的变革和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是全部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调整。
”(注:
王浦劬主编:
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现代政治发展一般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
(注:
王浦劬主编:
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根本性质变过程,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彻底改变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政治改革则是在保持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主体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针对现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的自我完善和改进,属于政治关系的量变。
一、政治发展研究概况,从实际内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政治发展的若干主题就已经成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
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广为盛行,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而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在亚、非、拉地区相继诞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
但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在许多地方,形式上的老殖民主义已经破产了,但实质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在大行其道。
而当时西欧和北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研究和探讨,事实上就主要涉及到了政治发展的内容。
但就有意识地专门从事政治发展主题研究而言,50年代以前的有关政治发展内容的研究,仅仅只是其他主题研究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
自觉的政治发展研究热潮之所以在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绝不是偶然的。
很明显,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发展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的情况下,由发展研究直接促动和引发的。
既然政治发展研究主要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研究所推动的,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和发展研究共享了导致它们产生的历史和背景。
这就是:
首先,亚、非、拉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在实际上对这些国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使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从而更加全面地推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政策,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些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上,还必须同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现状和现实政治需求,并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观念向这些国家输入,才有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
其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发展道路都是比较独特的,并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颇有吸引力。
无论是从“冷战”政策,还是就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影响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上都需要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状况的理论研究。
由此不难看出,有意识的政治发展研究的出现与发展研究的产生,在开始都是为了适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与世界霸权的需要,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直接产物。
这样,联系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学术理论背景,可以指出,下述理论研究不同程度地成了政治发展研究的知识起源,即:
第一,社会进化论和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发展理论。
就社会进化论而言,是以孔德、杜克海姆、韦伯、帕森斯等人的学说为主线的。
从发展理论来看,既有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有现代化批判理论,如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第二,就政治学本身而言,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亨廷顿和多明格斯在谈到政治发展研究之所以在60年代迅速发展时,强调了区域研究的发展和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
他们说,在60年代这10年中,论述政治发展的意义、用途、顺序、危机、原因、结果、模式、范围、组成成分和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可以说随处可见。
他们认为,“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股学术活动潮流汇合在一起的结果。
一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反映当时的政治条件,把注意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欧和北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主要大学都制定了区域研究计划,用以扩大美国的知识和了解这些国家和大陆。
在各主要基金会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教授们和学者们来到了先前是奇异陌生的土地,他们写出的东西很快就成了论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机构的巨大文库。
”而同时,“促使研究政治发展的第二股潮流,来自以后称之为政治学的行为革命。
这就须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验普遍性。
要求理论严密的愿望促使政治学家插足并从当代主要的心理分析学派那里吸收了诸如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和体系这样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给政治学家提供了可以在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中运用的系统的框架。
”,作为例证,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提到了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政治发展著作,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及其同事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thepoliticsofthedevelopingareas),伦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passingoftraditionalsociety),以及多伊奇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socialmobiliz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
(注: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14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发展的酝酿发育时期,由于受研究和发展援助实践的促动,一部分政治学家,例如戴维伊斯顿和丹尼尔伦纳等人,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政治发展研究。
但从总体上看,这期间的政治发展研究尚未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真正热点,学术活动也并不活跃。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活跃期。
这时,政治发展研究在政治科学中备受重视,许多学者投身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为政治学大家,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科尔曼、拉巴隆巴拉、维巴、李普塞特等人。
在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学者特别重视从不同的侧面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发展进行宏观的理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著作。
而其中,“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该委员会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多种经济政策的结合运用,而且也需要具有动员和提高各种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政治制度。
”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政治变量与经济变量同样重要。
”因为,“若没有政治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
”,因此,该委员会主持并出版了有关政治发展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共九卷,包括派伊主编的沟通与政治发展(communic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沃德和罗斯托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oliticalmodernizationinJapanandturkey),拉巴隆巴拉主编的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bureaucracyandpoliticaldevelopment),派伊和维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politicalcultureandpoliticaldevelopment),拉巴隆巴拉与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oliticalpartiesandpoliticaldevelopment),宾德、科尔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维巴、韦纳等人共同主编的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crises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科尔曼主编的教育与政治发展(educ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
该丛书的第8卷(1975年出版)是由历史学家梯利主编的,主要处理从一种经验性的历史视角抽取出来的政治发展主题问题,第9卷是由格劳领导十余位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1978年出版),主要是验证与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相对的危机与后果假说。
此外,该委员会的这项政治发展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包括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
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thecivilculture:
politicalattitudes&democracyinfivenations)。
“比较政治委员会”主持编订的这套丛书“大大地丰富了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材料来源,同时也反映出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
”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家还出版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发展研究专著,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
发展研究(comparativepolitics:
adevelopmentapproach)该书初版于1966年,1978年再版时更名为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comparativepolitics:
system,processandpolicy),派伊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spectsofpoliticaldevelopment),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等。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虽然也是多从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和实际问题入手的,但其主要特色却是倾向于较为抽象的理论探讨,寻求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建构,以期能够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有所帮助。
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有学者断言,自从“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之后,“政治发展之理论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来的发展论者只能在上述丛书所建立的发展理论中做不太重要的修补工作,或重新予以解释,或运用前人的理论架构研究和印证实际的政治现象。
”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已经不是去建立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了,而是强调了实证分析的重要性。
“政治科学家转而寻求建立更具经验基础的相关理论,着重较低抽象层次的实际工作,其显著效果有二方面。
第一,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
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即曾强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在方法论上,重新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
从这种趋势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理论已逐渐增加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of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出公共政策研究途径,而且政治科学家企图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的实际观点取代社会学的抽象理论,此亦已成为公共政策论者的普遍主张。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中期以后之所以进入了低迷期(或者衰竭期),是和西方发展理论和发展研究本身的理论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的。
因为,既然政治发展研究是在发展研究的直接促动下产生的,其兴衰荣辱便不能不或多或少与发展研究的状况相关。
对此,我们不妨联系到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来略作说明。
而对于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的划分,不同的学者见解殊异。
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认为,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政治发展分析至少有三个重要学派。
体系功能方法把体系理论要素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
源出于帕森斯的分析并深受其影响”,它反映在诸如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的著作中;“社会进程方法试图通过对国家社会进行比较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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