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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及其意义
浅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及其意义
浅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及其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产物,同时,它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则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一、产生的方法论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
“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江泽民在这里所指出的坚持“三个代表”要求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不仅仅是一种显性层面的“事实”指认,同时也是一种隐性层面的方法指认。
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时代发展、形势变化”相联系进行思考,首先凸现的就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觉和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1、辽远的时代思和开阔的世界视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站在时代的高度,纵览世界风云,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它和以往就党论党来谈论党的建设相比,在思维上有重大拓展。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国际社会公认,现在世界出现三大趋势:
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的趋势,市场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的趋势,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进一步高级化的趋势。
这三大趋势紧密结合,其中,对经济关系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是市场国际化和金融的一体化。
在这种格局下,任何国家在经济上力图保持孤立的状态和封闭的体系都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先导和特色的新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它不仅在国际范围内加速了生产要素的重组,而且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
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
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
美国自恃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自恃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强大,飞扬跋扈,以强凌弱,称霸全球的野心急剧膨胀。
它出于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采取“接触”加“遏制”的政策,加紧运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手段对我国渗透,不断利用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制造麻烦,干涉我国内政。
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和国际“游戏规则”,推行以“新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化”为旗号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极力巩固和扩大它们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中的优势地位。
它们还对我国宣扬西方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和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妄图在潜移默化中搞乱我国干部、群众的思想。
身处这样的时代,面对如此的世界局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的先进性的论述仍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但如果完全固守他们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党的先进性将会丧失。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执政党的先进性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行动纲领,是党领导人民克服困难,战胜风险,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2、丰富的历史启迪和严峻的现实思考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现实状况进行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对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在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和我们党一些重要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历经种种风险,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将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一个十分宏伟的蓝图,任务十分艰巨。
从党的自身情况看,“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我们党深刻认识这种变化,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发展壮大。
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党内也经常产生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惰性的、消极的甚至腐朽的东西逐渐滋生起来,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严重侵蚀着党员、干部队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增强和党群关系的加强。
从世界上一些政党的兴衰成败来看,许多大党、老党,像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等都有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执政史,然而却一朝失去执政地位。
其衰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不能与时俱进当属其首。
历史和现实向我们昭示: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
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3、执着的本质探究和深层的规律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规律进行自觉探索的理性成果。
众所周知,以往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普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旦取得革命的胜利成为执政党,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天然核心论”。
毛泽东则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就不可能成为领导核心,而且可能垮台。
但是毛泽东的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执政规律”的高度,同时,他的思考也偏离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因而他没有能够正确回答“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重大的历史性命题。
邓小平沿着毛泽东的正确方向,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事关执政党历史命运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并不能够自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执政党要想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党的领导提出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否则,虽然可以凭借专政机器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但它并不能够因此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如果不能主动根据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就无法完成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任务。
一个不能胜任自己历史使命,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的执政党,当然不可能成为人民信任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能否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完全取决于执政党能否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认为:
“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
”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去领导,“再说共产党能领导也领导不起来”。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活动作为客体来进行研究,自觉探讨其“执政规律”,这充分表现了党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探讨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规律,必然涉及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
各国共产党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历来集中在强调党的阶级性、革命性、战斗性上。
至于为什么必须强调党的先进性,则一直没有作深入的探究。
这就使得各国党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内涵的理解往往陷入简单化和片面化,并给党的建设甚至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什么必须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存在是历史发展(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内在本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论述了党的先进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问题,把过去一直隐藏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理论背后、而且经常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加以忽视的最根本的内容十分鲜明地突出出来。
为我们正确而深刻地理解党的先进性理论拨开了重重迷雾,开启了新的视野和思路。
二、建构的逻辑支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维视角来思考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本身就体现了巨大的创新精神。
虽说以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也曾涉及到党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人民群众的利益等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但把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概括为三个命题,又把这三个命题连在一起作出一个论断,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上是第一次。
众所周知,事物的质变,不仅仅由事物数量的增加和减少而引起,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空间关系B口排列次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也会引起事物的质变。
当然,这种概念的重组不是主观上随心所欲的拼合,也不是占卜式的任意撮合,而是在对事物以及事物和事物之间本质联系揭示的基础之上的规律性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原来只是作为理论原则和共产党伟大理想的东西,变为实际行动,使全党的奋斗目标,全国人民的努力的方向全部凝聚在它的上面”,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规律的认识逐渐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当代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首次将党的本质和先进生产力相联系而进行的思考长期以来,我们在思想上、理论上把党的先进性限定在先进的生产关系之上。
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认识上的原因。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体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
无产阶级受剥削、被奴役、遭蹂躏的经济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因此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屈辱、悲惨的状况,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就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
马克思所做大量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论证这种变革的合理性,指出这种变革的社会力量、途径。
突出生产关系,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对矛盾中双方地位的转化,是时代主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我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依然突出生产关系的作用是顺理成章和无可非议的。
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代表的二元主体变成了无产阶级既是生产力的代表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代表的一元主体,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冲突性质发生了变化。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常态形式得以表现。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是在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国家发生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政党应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面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新社会的既定前提)。
对此,列宁有着清醒的认识: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位置;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此,毛泽东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谈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时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任务完成以后,毛泽东又指出: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遗憾的是,他的这一真理性的认识没有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治国思想,相反,建国初期生产关系的最初变革对生产力的极大促进,使毛泽东对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作用过分夸大。
江泽民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之所在,先进性之所体现,而提出了先进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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