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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
杨俊峰11404003511历史A班
二战中犹太人的“诺亚方舟”——上海。
但凡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样一个情况:
二战中,纳粹分子疯狂地屠杀犹太人,使得他们逃亡世界各地,但当时全世界只有上海对犹太难民敞开大门,这是何故?
下面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上海为什么对犹太人伸出橄榄枝?
一、宽松的入境环境
从1937年8月日寇侵入上海到1939年8月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这段时间里来上海的犹太难民最为集中,大约为2.1万到2.2万人。
特别是在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纳粹掀起反犹狂潮,犹太人被迫大批外逃。
此时世界各国纷纷限制犹太难民入境,而当时的上海却显得很特殊,原因是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法、美等国在上海相继设立了租借。
尽管在名义上中国对上海拥有主权,实际上租界当局并不受上海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管辖,仿佛一个“国中之国”,这给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提供了一个栖居的环境。
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自1937年“8-13”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及其周围地带,使得中国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因此上海才在1937年秋到1939年秋的近两年时间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等即可进入的大城市。
二、中国反犹主义没能盛行
反犹主义源于基督教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点在欧洲基督教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
而中国就整体而言基本上是属于受儒家文化和佛教、道教文化影响的地区,因而在中国没有反犹主义的宗教根源,不存在欧洲那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犹偏见。
①中国历代王朝都在异族人不干预中国内部政治的前提下倡导“中外一体”,实行“取异教异族之长”,即对异教异族之长处采取兼融并蓄的政策。
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民族纷争和冲突,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一直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犹太人自进入中国后一直表现出杰出的经商本领和文化才能,且善于与各级官员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成为历代统治者眼中的“模范臣民”。
因而在中国从没出现欧洲那种由统治者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反犹主义运动。
例如:
古代开封的犹太人与当地的汉、回等民族和睦相处,逐渐融为一体。
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象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其原因之一就是:
开封犹太人从没遭遇来自中国人的反犹歧视和偏见,始终与客居的其它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
近代以来,犹太人又在上海、香港、哈尔滨、天津等地安居乐业,也没感到中国人中有什么反犹情绪。
②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中犹两大古老文化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如重视教育,重视家庭等。
这里,有一段古代中国犹太人对这个问题的评论。
开封犹太人在1489年树立的石碑上写道:
“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
”这些共同之处也正是反犹主义难以在中国人中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近代开明人士试图从犹太人身上寻找民族自强的影子
近代,由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其高潮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一些学者型的中国政治家、报人和外交家也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和评论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试图从犹太民族的曲折经历中吸取有益的借鉴,以促进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
著名报刊政论家王韬认为,犹太文化能在西方文化中生存下来并发挥重要影响,而在中国却被同化了,这说明中国文化远比犹太文化优越,也比西方文化优越。
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人不必害怕西方文化,向西方打开大门不会破坏优越的中国文化。
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指出,犹太人被说成善于经营致富并非贬义,这种发展商业的精神正是中国所缺少的。
他在游历英法等国后写道,英格兰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是伦敦最富有的人是犹太人,连英国皇室也无法与犹太人竞争,现在几乎没有国家敢与富裕的犹太人竞争;每一个想借几百万英镑的国家不得不与犹太人商量,否则就借不到钱,犹太人最终成了许多国家贷款的资助人,犹太人还拥有世界上每一个大银行的股份;人们认为英国人善于经商,但他们自己承认不能与犹太人竞争,因此犹太人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尽管薛福成的这些描述并不十分精确,但其言中之意却非常清楚:
如果中国人能积极发展商贸达到犹太人那样富有,则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许多海外华人后来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薛福成所说的意思去做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艰苦拼搏而致富,以致被当地人称为“东方犹太人”。
清末著名改革派领导人梁启超则把“犹太人”看作是落后的“中国人”的反照,认为犹太民族精神正是自己所倡导的“新民”即集体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最好例证,这种精神也是中国进步和发展必不可少的。
他在访问美国后评述道:
犹太人是美国移民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团体,听说30-40%的美国银行是犹太人的,50-60%的美国银行职员是犹太人,犹太人完全控制了纽约地方政府;在现代,犹太人是最著名的民族,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是犹太人,纽约的金融巨头是犹太人,纽约《每月丛报》报道的世界名人中有48位是犹太人;犹太人如此强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十分团结,从这方面来讲,没有其他种族可与犹太人相比;犹太人几千年来无国可归,但却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来了,还有着强大的权力,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种族特性,相反许多古老民族却没能象犹太人那样生存下来他内心的想法也十分清楚:
中华民族要发展进步,就应向犹太人学习,以团结自强的精神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拼搏进取。
四、友人的帮助
从1939年8月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大约仍有6—7千名犹太难民进入上海。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100名波兰犹太人在“日本辛德勒”——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的帮助下辗转来到上海,其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全体师生约400人,他们在避难时期的上海犹太社团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五、希特勒排犹力度减弱
看到上面的标题,你可能会忍俊不禁的问道:
希特勒不是一直都痛恨犹太人,一直想把犹太民族去除干净吗,何时会放松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你的质疑很正确,但那只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在个别时段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的确有所缓和。
那是1933年希特勒开始排犹到1937年8月日军入侵上海,这段时间里德国犹太人虽遭迫害,但没有到剥夺生存权的地步,特别是由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关系,纳粹当局曾一度放松排犹的力度。
所以,在初期阶段,犹太人遭到的迫害还并不是那么严重,在这段时间里来上海的犹太人总数不超过1000-1500人。
六、日本当局手下留情
二战期间有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日本人对犹太人很有好感,甚至顶住纳粹要求屠杀上海犹太难民的压力,庇护了这些犹太人。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件事情中:
其一,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之后,对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不加限制,后来又设了三处难民营,给犹太难民以多方援助。
其二,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纳粹掀起反犹狂潮,如继续收留犹太难民则有可能引起德国不满,让日本政府颇感为难。
12月5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大藏相特别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
会上虽有分歧,但最后还是认可继续采取对犹亲善政策。
由于不便在日本本土容留犹太难民,因此计划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土地上建立“犹太人居留地”,并鼓励犹太资本“开发满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才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难所。
其三,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寻格上校专程来到上海,要求日本占领当局仿照纳粹作为“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而日本当局却拒绝纳粹要求,只在虹口地区搞了个“无国籍难民区”,将无国籍的犹太难民约1.4万人迁入其中。
虽然难民区的状况十分艰难,但并不可与纳粹当局在欧洲所建的集中营相提并论,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并未施加残害,难民区内宗教、文化活动均可开展,并由于上海犹太社区和海外犹太社团的大力支援等因素,并未出现大的灾难。
日本人究竟为何对犹太人手下留情?
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东亚地区不象欧美长期存在反犹主义,日本人对犹太人素无仇怨可言,且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犹太巨商希甫积极为日本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希甫共进午餐,希甫也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日本人也由此对犹太人颇有好感;其二是上海犹太难民中有不少是俄国犹太人,一旦实施“最后解决”的话,力图保持和苏联不战状态的日本担心会以此触怒苏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内主张和美英保持媾和后路的部分官员与“犹太问题专家”们对欧美反犹势力宣传的“犹太威胁论”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势力的确垄断国际经济命脉、控制了美英等国的政治与外交,因此想通过对犹太难民的亲善来讨好美国犹太“力量”,以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
七、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说到犹太人与上海的不解之缘,主要从经济方面谈起,犹太人在上海生存,或多或少都对上海经济作出了贡献,你可能会说这与犹太人能被上海容纳有什么关系?
但我认为在当时混乱的年代,像上海这样“东方的巴黎”的城市。
在那样年代下经济能保持这样的繁荣,还多少感谢一下犹太人,正因为上海的包容,才有犹太人的进入,才为上海经济增加新的血液。
尽管上海在开埠之前已是“人烟稠密,商贾辅辏”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但离现代化毕竟还有着遥远的距离。
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起步的。
它以对外贸易为先导,租界发展为模式,逐渐辐射扩展而成。
上海犹太移民,特别是塞法迪犹太人是最早移民上海,从事商业经济活动的外侨。
他们以其天赋的经商才能,在上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在外贸,房地产等领域十分活跃,颇具影响,在租界管理部门中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因此,他们参与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积极因素来讲,①在某种程度决定了上海城市的发展格局和城市外观。
开埠后,在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格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主张向闸北和吴凇展拓的北进方案,也有上海犹商哈同等提出的向静安寺方向发展的西扩主张。
最后,哈同运用其在工部局内的影响力,迫使工部局采纳了其提出的南京路西扩主张。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区的走向,形成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区东西向扩展的基本格局。
此外,犹商沙逊家族和哈同还大力兴建高层建筑,并采纳各种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
这不仅形塑了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近代化外观,而且也促进了上海建筑风格的多样化。
②促进了城市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
犹太人十分善于从事商业活动,往往每到一地,就会在所住区域开设商店。
上海犹太人人居住较为集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促进了上海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
如俄罗斯犹太人在法租界沿淮海路一带开设了许多饭店、酒吧、服装店、面包房;中欧犹太难民于1940-1941年在其集中居住的虹口提篮桥地区开设了各类商店,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使得受二战影响而趋萧条的提篮桥地区的商业重新热闹起来,被人们誉为“小维也纳”。
③引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
上海犹商在上海从事经济活动时,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以到达其赚取最大利润的目的。
其中有些是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
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
如他们十分重视金融杠杆的作用,沙逊家族就在上海发行了大量的股票和债券融资,哈同等在从事房地产经营时也往往采取房产抵押的手段,以提高资产的利用率。
又如他们还十分注意各行业之间的相关性。
虽然公用事业的投资利润率相对较低,但沙逊家族仍投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长期在上海垄断公共汽车的经营权,并通过发展公交运输,使其房地产不断增值。
所以,说到这儿。
我觉得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上述的观点:
近代上海需要犹太人,上海经济需要犹太人,犹太人更需要上海来容身,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
近代史上,上海的确是个很特殊的城市。
它仿佛一个“国中之国”,其状况很有点象回归前的香港。
正因此,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才吸引来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大量外国侨民。
其实,上海能容纳犹太人的原因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我粗浅的见解,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研究它。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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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克兰茨勒著,许步曾译: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8页。
唐培吉等著:
《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8月版,第62-63页。
前引魏白蒂文,载林克主编书:
第327页。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旧上海的交易所》,第3页。
前引《旧上海的外商和买办》,第178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
潘光主编:
《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4页。
陈垣和叶瀚:
《开封一赐乐叶教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页。
薛福成: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93页。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载《新民丛报》专辑1903年,第12卷,第4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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