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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中心形成的条件
世界经济中心形成的条件
随着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在扩大和深化,部分落后国家借助与先进国家的经济联系实现了超越性的发展,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在加剧,各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从17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世界经济中心不断转移。
所谓世界经济中心,就是指在世界经济发展运行中具有核心地位和火车头作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一、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第一个称雄世界的是荷兰。
马克思曾将荷兰称为“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
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航路的改变,更加有利于这个地区的发展。
总之,在17世纪中叶,荷兰的海外势力已大大超过了先于一个世纪进行海外扩张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殖民强国。
而英国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靠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并实行一系列的对内政策,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得到提高,最终英国成为世界各国机器设备的供应者、先进技术的传播者、建设资金的供应者,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在英国的产业革命推动下,欧美一些先进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涌进了产业革命的洪流,并在70年代以后,在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出现了技术革命和革新的浪潮,这次技术革命,使美国和德国经济得到了跳跃性的发展,使落后的日本和俄国等一下列国家的得到迅速发展,逐渐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19世纪末20世纪出,世界经济中心已开始从英国向美国和德国转移。
在这里,我们先给出一些基本的条件。
第一、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并占世界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的较大份额
第二、技术水平总体上说位居世界第一并对世界各国产生影响
第三、拥有一大批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库,足以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第四、制造能力世界第一,世界主要产品生产和供应应出自本国并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第五、运输能力、通讯能力位居世界第一并在世界各国运输能力和通讯能力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第六、世界金融中心,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主要结算单位)
第七、综合国力包括军事力量世界第一
同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互补、经济规模大的国家,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甚至可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美洲则土地资源丰富,两者资源互补。
美洲与英国因而有大量的互补型贸易,经济得以迅速增长。
美洲中,美国经济规模最大,产品成本更低,国内贸易更发达,得以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二战后,东亚和东南亚劳动力资源丰富,与美国丰富的土地资源互补,对美出口蓬勃发展,经济飞跃。
亚洲中经济规模最大并推动出口的日本、中国,先后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中国国内潜在市场庞大,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和自身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
与往日美国追超英国的情况相似,中国有可能逐步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并首先在经济总量、然后其他方面超过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
不过,中国必须深化政府管理与企业产权的改革,建立统一市场、企业治理结构、健康的金融体系、政府良治、合理再分配与**机制以及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持政治稳定,鼓励科技开发和创新。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趋势,成为亚洲的“北美”,而不是亚洲的“拉美”。
近几十年来,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理论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
该理论认为,贸易可对经济带来多重好处。
第一、出口可带动生产的扩大,提高国民收入。
贸易的结果,参预的双方生产能力上升,消费产品总量增加,国民收入增长。
贸易还有助于合理地分配资源,带动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二、贸易促进创新、就业、储蓄、投资,提高生产力、技术、劳动技能、经营水平、创业精神,诱导民众消费。
这些影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外在效应(positiveexternalities)。
第三、贸易有助于外资的流入。
外来投资可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产品,然后出口或内销。
这样一来,生产扩大,就业机会增加。
第四、政府为了保证出口的持续增长,要采取有效率的政策,以此可减小寻租活动。
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贸易较多的国家增长较快。
后进国家的贸易与增长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两个国家先后主导了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
英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贸易最大国,而美国则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仍是世界贸易最大国。
183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进一步下降为14%。
在上述年份,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4%、7.5%、10.4%、10.7%,远在英国之下。
在1830年到1938年间,英国仍为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
1953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飞升到16%,英国只占10%。
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领袖。
英美分别为前后两个世界经济中心国,这两国主导世界贸易的时期分别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
当然,这里所谓的“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是经济意义上的。
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拥有世界最大、最开放的经济体和市场。
它也是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主要来源地,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时,需要着眼于它们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关系。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上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会缩小,与发达国家开展的产业内贸易(如以汽车发动机换汽车轮胎),会迅速增长。
规模经济对国际和国内贸易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大国从规模经济得益更多。
大国单位生产成本较低,出口价格竞争力更大;国内市场更大,国内贸易对经济推动作用明显,也易吸引外资。
因此,大国经济发展的来源更多、更有力。
进而,我们可以推出假设二:
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情况下,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会更多,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贸易发展会更快,经济增长也会更快。
“英国世纪”时期的美洲发展
英国是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英国土地贫乏,但劳动力丰富。
这点与东亚相似。
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则土地丰富而劳动力贫乏。
1875-1889年间,英国、日本、中国、法国为世界上可用土地最贫乏的国家,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4、1.8、2.4、2.7英亩。
特立尼达、马来亚、俄国、哥斯达黎加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5.7到8.5英亩间,居中间水平。
智利、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25到216英亩间,属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
从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上述假设一来看,发达的英国与发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补型贸易伙伴,可互通有无。
英国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应当很大,而与亚洲的贸易有限。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以1900年和1913年两年为例,土地丰富的北美和拉美,与英国的贸易来往密切。
在1900年和1913年,对英出口平均占七个美洲国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却只占亚洲国家出口的7.5%到10%。
英国的贸易数据显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占英国进口的92.7%,到1927年,仍占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
北美和拉美成为英国最大食品和纤维供应地。
通过与英贸易,北美和拉美扩大了生产规模,赚取了外汇,取得了资金,获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劳动技能,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在1900年和1913年间,北美和拉美主要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口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
根据麦迪森的资料,在1820年和1870年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0.2%,在1870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在1913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
相比之下,英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与亚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纺织品)激烈竞争。
结果.亚洲许多手工业破产,引发政治纷争甚至内乱。
另一方面,亚洲主要国家向英国出口总量有限,亚洲经济因而增长缓慢。
在1820年和1870年间、在1870年和1913年间、在1913年和1950年间,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0.1%、0.6%和0.1%,远远落后于拉美(麦迪森,1997)。
“美国世纪”时期亚洲的发展和拉美的落伍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国和世界经济中心。
到1990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仍远远高于另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日本。
日本只占约8%。
在1946-1949年间,美国和拉美仍是土地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美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1.8、12、16、20、29、30英亩。
而亚洲则是土地贫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区。
例如,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0.08、0.95、0.98、1.85、1.97英亩。
在“美国世纪”时,亚洲和拉美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
正如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假设一所阐述的那样,资本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对亚洲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甚大;对拉美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则相对地小。
在1950-1973年间,劳动力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对美国出口的增长,要比土地丰富的拉美快得多。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便大力推动出口。
在1950-1973年间,亚洲经济体日本、台湾、韩国对美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5%到28%之间。
强劲的出口扩大了生产规模,带来了利润、储蓄和新技术,促进了管理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推动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
东亚丰富和熟练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
因此,东亚经济体逐渐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其比较优势和技术也逐步升级。
在对美出口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在1953-1973年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国和世界市场方面不太顺利,出口市场波动甚大。
在1953-1973年间,阿根廷和智利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别下降2.3%和0.5%,巴西、哥伦比亚对美出口也毫无增长。
此间,只是秘鲁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7%;墨西哥得益于与美为邻,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13%。
总的来说,拉美在这个时期对世界经济中心国的出口强差人意;与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比,更是一落千丈。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拉美国家抛弃了在“英国世纪”奉行的贸易自由主义,改用对外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
在1950-1973年间和1973-1992年间,十一个亚洲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1%和3.5%,而七个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仅增长2.4%和0.4%(麦迪森,1997)。
规模经济与美洲、亚洲的经济中心
美洲和亚洲的发展经验也证实了假设二,即规模经济促进国内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
当美洲在“英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最大的美洲国家美国最终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
当亚洲在“美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外贸大国(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中国)先后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早在1820年,美国便成为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时,美国人口为970万,相当于拉美总人口两千万的一半(麦迪森,1997)。
美国可供耕种、养牧、造林用木的土地面积,居世界首位。
美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特别是食粮、玉米和棉花)、肉食用和产奶用的家畜、木材的最大生产国之一。
在1854到1900年间,美国成为英国头号粮食和纤维供应国。
美国产品在英国进口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834-1836年间的6.1%,激增到1854-1860年间的19.7%和1889年的22.4%(mulhall1892,p.128-134,146)。
美国得益于庞大的英国市场,获得宝贵的英镑、先进的英国技术,经济增长有了外在动力。
在1820-1870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高于英国的1.2%、德国的1.1%、拉美的0.2%。
在1870-1913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高于英国的1%、德国的1.6%、拉美的1.5%。
到1913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大的经济体。
不过,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成为最大的贸易国。
随着美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内贸易日益成为重要的增长来源。
庞大和日益扩展的国内市场,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
大规模的生产,有利于单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1820-187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1%,略低于英国的1.16%;也可能由于美国在这期间增长靠资本的大量投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降低0.15%,英国却平均每年增长0.15%。
在1870-191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88%,大大高出英国的1.13%;美国在这期间资本生产率明显改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0.33%,高于英国的0.31%。
在1913-195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明显改善,平均每年增长高达2.48%,大大地超出英国的1.66%;在这期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1.5%,高于英国的0.81%(麦迪森,1997)。
总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美国拥有两大优势——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资源互补,对英出口频繁;美国本身经济规模大,生产成本低,国内贸易对经济和生产率增长推动作用大。
美国因此能在二十世纪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日本是亚洲唯一大力推动出口政策的大国。
而中国和印度都奉行自力更生政策,不重视出口。
在1953年,日本人口为8750万,韩国人口为2100万,台湾880万,泰国2120万。
日本人口,多于其它大力发展出口的亚洲国家地区人口的总和。
在1953年到1990年间,日本出口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对美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6.5%。
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出口每年增长16%。
可观的国内市场和较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
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高出美国4.8%的高速度追赶美国。
相比之下,韩国只高出美国1.3%,台湾只高出2.8%。
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高于韩国的5.2%、台湾的6.2%(麦迪森,1997)。
到八十年代,从经济实力来看,日本已成为亚洲经济的中心国家。
东南亚与中国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效法经济成功起飞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大力推动出口。
马、泰和印尼出口飞速发展。
在1980-1990年和1990-1999年间,马来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0.9%和11%,泰国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4.1%和9.4%,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2.9%和9.2%。
在资源禀赋方面,这三国与东亚有所不同。
在1991年前,这三国的出口产品中,石油、矿产和农产品占首位。
自1992年起,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产品才开始超过石油、矿产和农产品,成为最大宗出口产品。
在强劲出口的带动下,在1985-1995年间,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人均国内总产值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8.4%和6%(worldbank,1997,p.214-215)。
但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最强劲的、表现最耀眼的,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奉行自力更生政策,出口和经济增长缓慢,在1953年到1978年间,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2.2%(麦迪森,1997)。
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效法东亚大力推动出口的政策。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80年的9.8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521亿美元,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5.4%,上升到2000年的20.9%(moftecc,1992,p.409-415,403-404;2001,p.587-591)。
如果我们把中国转口香港、再出口美国的部分算进去,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会更高。
出口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5年的8.9%,上升到1999年的20.1%(《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0页)。
中国因有大量廉价和合格的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源源不绝地流入。
中国吸引的外资,从1984年的12.6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07.2亿美元。
1985年到1999年间,在外资和出口的带动下,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加。
中国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竞争
与其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相比较,中国经济规模的优势十分明显。
具体来说,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
首先,中国人口总量高居世界第一,为12.5亿,是印度人口的1.25倍、印尼的6倍、泰国的20倍、韩国的26倍、马来西亚的54倍。
其次,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印度更高。
在1998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仅为55%。
中国则为83%,略低于泰国和马来西亚,与印尼相当。
另外,中国的劳工成本相当低。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马来西亚的25%、泰国的40%,比印尼仅高约30%。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达2.6亿,这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在1997年,中国有七千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支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
1997年,中国有3200万人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
这个数量,相当于泰国或韩国人口的一半。
中国每百万人中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的比例,高出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印度1.5倍以上。
在1995年,共有25万中国人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留学或留过学,其中32%即8万人已经回国效力。
将来这个比例将继续上升。
与外资一道,这批数目可观、有一定素质、多层次的劳动力促进了中国的制造品的出口和经济增长。
到1998年,工业制造产品占中国商品出口的87%,比马、泰、印三个东南亚国家高。
1998年,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工业制造产品出口的15%,高于印度和印尼,但比韩国的27%、泰国的31%和马来西亚的54%低。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国内贸易方面拥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
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数目可观的有消费能力的顾客。
约5%的城市居民即430万户每年收入在50000元(6300美元)以上。
30%的城市居民即2750万户每年收入在15000元到50000元(1800-6300美元)之间。
另外,6.4%的农村居民即约5800万人每年收入在5000元(630美元)以上。
也就是说,3100万户城市居民收入较富有,5800万人的农村居民是工业制成品的潜在消费者。
在未来,这些数目会进一步上升。
因此,在中国,公司可在较大的规模上运作,降低单位成本。
1998年,在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即轻工业产业中,大型企业已占了产值的49.3%,17家大企业每家生产1百万个单项产品。
2000年,3到5个名牌产品占领了80%以上冰柜的市场、70%以上的电冰箱市场、60%以上的彩电市场、50%的空调市场。
规模经济带来了低廉价格和出口的低价格优势。
1999年与1995年相比,在有统计数据的28类产品中,14类价格下降,另3类价格持平。
即使除去外资的作用,在1995年到1999年间,在14类主要工业产品中的11类中,中国的贸易竞争力增加了14%(《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2页)。
一项研究表明,亚洲金融风暴和东南亚货币贬值并没有明显削弱中国出口的竞争力。
第三,如假设二所揭示,随着中国人收入的增加,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加,因而可减小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对中国消极的影响。
在1990-1999年间,在主要亚洲国家中,中国服务业(其中大部分是国内贸易)增加值的年增长率达9.2%,居这些国家之首。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近年来,中国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时,受其它国家的限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
但是入世后,这些壁垒会逐渐消除,这些产品的出口会增加,而外资会进入中国发展较慢和滞后的服务业,会带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
当然,外资和外商的进入,会迫使中国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提高效率、改善经营上下功夫。
从长远看,这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而奥运会显然会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吸引游客,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由于上述的有利因素,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
在1994年和1998年间每一年,流入中国的外资,比东亚四小龙总和高出150亿到195亿美元,比东南亚五国(马、泰、印、菲、越)的总和更高出199亿到302亿美元。
在1994年到1997年间,外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年增长率的15.2%,与马来西亚的15.8%相当,比泰国的4%、韩国的1.1%和台湾地区的2.8%,高出一筹。
东南亚(本文把新加坡列入东亚四小龙)直接面临中国的竞争。
东南亚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去不远,况且所出口的大多又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和家用电器)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农矿产品(如羽毛、蔬菜、鸡鸭、海鲜、香料、燃油、钨矿石和荧石)。
东南亚和中国近年来也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增加这类产品的出口。
此外,东南亚和中国贸易出口的主要国家也相同,以美国、日本和西欧为主。
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可能会在不少领域相互竞争。
然而,正如上面所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又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中国对东南亚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当然,东南亚可采取以下对策:
向中国大力出口热带或优质农产品(如棕榈油、大米),出口原料(如天然橡胶、原油),选择有比较优势的制造行业大力发展。
即使在电子产品方面,东南亚近年对中国大量出口集成电路、计算机和有线通讯器材,在制成品和半成品方面,向中国出口塑料、纸、胶合板、石油产品、铜、铜产品、锡等。
此外,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服务业、法治、公司治理方面领先于中国大陆。
因此,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来往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东南亚的服务业也可打入中国市场。
经济中心向中国的转移
过去1500年,世界经济曾出现巨大而有趣的变化。
在世界贸易的广泛兴起前,先进技术和稳定、有效的政府,带动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出现。
公元500-1850年间,世界历史上出现几个经济大国。
其中两个是中国与英国(另一个是阿拉伯帝国)。
中国的实用科技先进,中央政权强大,科举制度择优录用,官僚制度便于施政。
中国经济得以在数百年内,居世界上游。
麦迪森认为,在公元500-140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世界独占鳌头。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实现工业革命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
自由的经济政策,也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英国大力推动世界贸易,提高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英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领袖。
按麦迪森的估计,1820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为中国的3.4倍。
英国的成功,也带动邻近西欧和北欧逐步工业化。
1850年后,世界贸易兴起,席卷全球。
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经济规模很大、与旧的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互补并有大量贸易来往。
通过世界贸易,资源与英国互补的美洲,对英贸易和经济迅速增长。
美洲中经济规模最大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二战后,与美国资源互补的东亚和东南亚,对美出口和经济飞跃发展。
其中经济规模最大的日本、中国,先后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近200年来,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劳动力密集的英国转移到土地丰富的美国;看来会再从美国转移到劳动力密集的中国。
在中国与早期的美国相似,国内潜在市场庞大,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将继续增长,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有可能首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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