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调研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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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调研论文
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调研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为了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旨在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根本转变。
中国人口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少生了近4亿人,使总人口达到13亿延迟了4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也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
中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20世纪唯一达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并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提早半个世纪实现人口零增长,对世界人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止,减缓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增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人口素质得到极大提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口是典型的高出生、高死亡模式,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都非常高。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及政府对文化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巨大投资迅速改变了上述状况,营养和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人口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
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跨跃,人口优势顺利地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此外,报告还提出新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表示未来几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人口安全的高风险时期,人口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1、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
尽管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未来20年人口增长速度还将进一步减慢,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人口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按目前生育水平预测,到2020年,人口总量将达到14.3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2年前后,达14.7亿左右。
人口总量过大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控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
2、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随着多年来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化。
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老龄化程度还将继续提高。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
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
妥善解决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健康服务,任务相当艰巨。
3、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保持增长态势,就业压力始终较大。
未来十几年16岁及以上人口的规模始终较大,总量在9亿以上,2013—2020年将超过11亿,并呈增长趋势。
劳动年龄人口基数大,高峰持续时间长,对人口就业和城市化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4、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流动人口还将持续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进入加速提高阶段所决定的。
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并不能单靠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必然引起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5、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巨大压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981年为109,只略高于正常范围(103—107);2000年提高到117,到2008年则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间超出正常范围,势必对今后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凤凰网财经讯全球瞩目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与9月10日在大连开幕,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确定为:
“夏季达沃斯”——重振增长。
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重点探讨如何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探索并把握政府及私营部门在投资构建绿色经济的过程中带来的新机遇。
凤凰网财经专访了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社保专家刘晓梅教授,她表示,老龄化现象不一定会带来负面影响。
她表示不同意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将面临巨大的退休危机的观点,老龄化同时也有机会,不应该完全看做是负面的东西。
她认为,老龄人是一个单纯的消费群体,这个消费群体可以带来很多机会。
像一些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社会,它的消费主要是靠老人来支撑的,只不过是在中国,由于老人的收入比较低,现在一些必要的保障制度都没有健全,所以老人们的收入比较低,消费没有上来。
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持续这么快,但有一点就是不能忽视对老人待遇这一块儿增加,如果不增加消费的话,几辆马车支柱的消费需求增长比较慢的话,也阻碍经济的发展。
其实在消费需求这一块儿,老人是一个最大的需求,她表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老龄危机并不可怕,可怕是应对不当,如果对危机应对得好的话,它可以变成一个机会,更推动经济的发展。
傅勇:
人口红利消失不一定是坏事
2009年06月01日10:
27北京日报【大中小】 【打印】已有评论68条
傅勇
很多观察家近日忧心忡忡地估计,随着十年之后老龄化社会的真正到来,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消失,好日子将难以为继。
按照流行的观点,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
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然而,故事还有另外一面。
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
首先,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真正到来。
国情告诉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要为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而不是为劳动力短缺而焦头烂额。
实际上,现在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
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
与劳动力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卖出八亿件衬衫来进口一架空客飞机这样的低附加值“比较优势陷阱”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
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提振消费的引擎功能。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整个社会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下降。
这固然会带来一定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
但是,这又是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现象的好时机。
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应是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
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有关研究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
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因而,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
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清楚,事情并不会自动地向好的那方面发展,而需要我们切实为之做出有效的努力。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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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人口负增长是21世纪中国所面临最大风险
2009年07月27日01:
49第一财经日报【大中小】 【打印】92位网友发表评论
马俊
中国的生育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这似乎违反我们的“常识”,但却是中国乃至国际人口学界十几年来日益扩大的共识。
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长期的惯性负增长,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同时也在微观层面上牵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
CBN记者专访了上海复旦[3.850.79%]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人口学家王丰,探讨这个充满了太多成见、太多禁忌却又格外需要破除成见、打破禁忌的话题。
CBN:
近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重申“符合再生育条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引起社会较大反响,你对此怎么看?
王丰:
尽管只是重申2004年起施行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尽管社会关注一定程度上源自媒体和公众对有关部门表态的误读,但这一事件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不论媒体引用的“鼓励”甚至“非常鼓励”的用词在政策意义上是否严谨,重申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对本地人口发展趋势是有着某种前瞻性的忧虑和思考的。
事实上,自1993年以来,上海市户籍人口一直是负增长。
同时,其户籍人口也在迅速老龄化。
预计到203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每两人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连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1.3以下,在0.9左右(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数据)。
2008年底,在复旦举行的人口科学高峰论坛上,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女士曾表示,上海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在未来某个时候,扩大“符合再生育条件”的范围,尤其是从“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人口学界称之为“双独”)夫妻,扩大为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单独”)夫妻,使其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二胎”)。
如果这一改革并未引起生育失控性反弹,就可以进一步考虑全面放开“二胎”,也可以说是把计划生育的控制标准,由原则上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一孩”),上调为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二孩”)。
CBN:
有人质疑,上海是否夸大了低生育率对本地的挑战,比如以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为本地整体生育状况的代表,而忽略了大量没有上海户籍但在上海常住的人口。
这种质疑是否成立?
王丰:
这种质疑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户籍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公众非常关注,这很合理。
然而以户籍人口生育率为整个地区生育率的考察指标之一,不是为了刻意区分,搞地方主义,而是为了选取有一定代表性的样本,来反映一个城市、某一类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生育态势和趋势。
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极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连年为负,这至少说明,在上海这样的中国大城市,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情况。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较发达的国家,如欧洲、日本等,早已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2.1,于是长期出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
当今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目前上海出现比欧洲、日本都要低的极低出生率,正说明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中国无法例外于低生育率、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全球大势。
事实上,不仅是上海,也不仅是城市才有低生育率问题。
对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比如下文提到的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的人口学研究也表明,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击,即使在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率也已低于更替水平。
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人口学术界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在1.5左右,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结果为1.6,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更是低至1.22。
CBN:
这种低生育率会不会是表面现象;一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形势会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出现大的反弹?
王丰: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有事实证明,放开“二孩”,甚至在农村地区,都不会造成出生激增和人口失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设立了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允许当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
这四个试验区分别是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和湖北省恩施州,覆盖人口840万。
20多年过去了,四个地区的生育率都保持在2.1以下,有些地区更是达到了1.5以下。
真正值得担忧的反倒是,即使放开“二孩”,在生育子女成本高、生育意愿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但无法回升到一个比较温和合理的水平,反而会在低生育率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有不少低生育率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来鼓励生育,往往收效甚微。
而且,由于人口负增长像人口增长一样存在惯性,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维持较长时期以后,即使生育率有所提升,人口还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负增长。
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率相当于1.47,如果维持这个水平不变,到2100年时中国人口总数将由现在的水平下降到6.77亿;如果维持1.47水平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更替水平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下降到10亿左右;如果维持在1.6(比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目前生育率——1.5左右略为保守)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也将不可逆转地下降到11.7亿。
换言之,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
CBN:
但是人口负增长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们不是正希望人少一点吗?
人们不是常说,中国坏就坏在人太多?
也许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内减少1亿至3亿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
那样中国的发达程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会高一些?
王丰:
首先应该澄清,把人口简单视作负担的马尔萨斯式的观点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
制约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
资源的利用效率、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把人口总量大和贫困等等简单挂钩是一种成见。
可惜的是,我们受这种成见影响太深,我们总把多子女的家庭和贫困落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把人口总量大当作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阻碍。
这并非绝对没有道理,但它是不是像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的那样天经地义?
至于负增长对中国社会的可能影响,现存各个人类社会,没有哪一个经历过如此持久而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历史上经历过的恐怕都已经消亡了。
因此很难确切判断这样的人口负增长究竟会给一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在人口总量减少的过程中,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而这个老化过程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十分深远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
这部分年轻劳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难以复制的历史性经济增长。
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也从这种人口红利中受益良多。
但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
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制约。
而中国正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20~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其总数仍颇为可观,但20~24岁的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萎缩,由2010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其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约15%降至约8%。
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
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既是最富创造力的劳动力,也是最具消费力的消费者。
这个年龄段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巨大冲击,同时也会对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新结婚夫妇对数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减少,面向年轻人的一切消费,其需求都会减少。
与此同时,人口老化也会使退休人口比重增加,加重劳动人口供养退休人口的平均负担,使社会养老金的财务状况恶化。
以上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层面的影响。
还有无形的、社会层面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比如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成人后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也不再生活在传统的亲属社会之中。
社会是否会因此丧失很多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纽带?
独生子女家庭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家庭,一旦子女死亡或罹患重大疾病,父母晚年的赡养就会失去着落,他们重要的人生希望也会顿时落空。
而独生子女赡养自己父母以及配偶父母的负担则显然要比非独生子女沉重得多。
所以我说,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因此,我和我的许多同行不停地呼吁,根据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进行重新认识;根据新情况、新认识,及时、合理地调整我们的人口和生育政策。
极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目前上海的极低生育率将对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和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对上海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生育率的不断降低,还会减少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和经济持续增长。
极低生育率还意味着未来青年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对提高就业人口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
上海人口的出生高峰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当年的出生高峰人群目前已开始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并将对上海的社会保障体制产生重大影响。
如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赡养率,已上升到1:
1.5(约1.5个在职职工负担1个离退休人员),比全国平均水平(1:
3)高一倍。
按照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人口发展趋势,上海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维持收支平衡所需要的财政补贴将不断增加,今后可能使公共财政不堪负担。
由于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是中青年人口的3~5倍,人口老龄化本身也将大大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
人口的高龄化(指人口中80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还将大大增加对于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的护理需要和成本,目前上海所看到的老年人护理成本还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不考虑外来人口的迁入,目前的极低生育率将造成上海本地人口的急剧萎缩。
一个简单的模拟可以显示,假定每对夫妻生育0.8个孩子的生育率长期继续下去,在10代人(大约200多年)的时间内,第11代人的数量将缩减为第1代人的万分之一!
当然,上海可以通过增加中青年人口的迁入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这种迁入不能解决上海家庭的微观人口结构问题,家中老人较多的家庭负担仍然很重,而社会养老院保险和各类养老机构(且不说资金筹集的问题)也难以完全替代家庭的养老功能。
考虑调整生育政策正当其时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三十年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得到缓和,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近年来中央强调稳定低生育率,但是对低生育率的解释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
《计划生育法》规定“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所以上海调整生育政策,扭转生育率过低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上海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完全符合目前国家的相关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法》赋予上海市人大的权力。
当然,上海在做出政策调整的考虑时,应该与中央有关部门做好报告和沟通工作。
适当提高生育率有利于扩大内需。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正在通过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但主要是扩大投资需求。
适当提高上海人口的生育率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可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现在出生的人口在大约20年后(接近20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届时将能缓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影响。
所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正当其时。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区进入极低生育率的国家,如日本(生育率1.28)、韩国(1.08)等,都先后进入了极低生育率时代,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政策,也从节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
调整生育政策的不同思路
如何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几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放开“双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
2004年新的《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后,稍微放宽了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条件,允许双独家庭、一方是独生子女且一方是农村户口的家庭等生育二孩。
实际数据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微调的效果目前尚不明显。
第二种思路是放开“单独”(夫妻至少一方为独生子女的)生育二孩。
这样做提升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一些人口学专家建议,今后可从放开“双独”进一步放宽为放开“单独”,以逐步提高生育率。
但无论是放开“双独”还是放开“单独”,这一政策将青年夫妻的生育权利与他们父母的生育行为挂钩,法理上存在瑕疵:
公民生来平等,不应因他们父母的生育行为而不同,更何况许多二孩的生育也是符合当时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另外,按夫妻双方父母生育子女数分别适用不同的生育政策,可能获取信息的成本和管理成本都较高。
另一种思路是逐步普遍放开“二孩”。
放开“二孩”是《计划生育法》赋予地方人大的权力,普遍放开“二孩”的政策在法理上不会产生歧视,操作和管理比较容易。
为了避免因政策突然放开可能造成的“生育堆积”,可考虑采用育龄妇女年龄由高向低逐步放开的办法。
当然有人可能会担心,放开“二孩”政策会不会造成生育政策的失控?
我国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一些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覆盖人口840万,多年来生育水平保持在2个孩子以下,并没有出现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出生反弹,而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更易为群众所接受,缓和了干群矛盾,减少了工作难度,推动了计生工作向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优质服务转移,也有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
以上实际案例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上海等已经达到极低生育率的地区放开生育“二孩”,不会造成生育率失控。
极低生育率及其人口学后果和经济社会后果将对上海和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上海作为人口生育率最低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应该而且可能依法对生育政策调整作出积极探索,并将在探索中积累的经验贡献给我国其他地区。
关于养老
温家宝:
宁可少上点项目也要挤出钱来把新农保试点办好
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18日上午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德江主持会议。
温家宝指出,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在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方面做了几件大事:
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直接补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称之为“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村居民提供老年基本生活保障,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最近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是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步骤。
建立起这项制度,将会使农民“养老不犯愁”,逐步解决后顾之忧。
这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意义。
温家宝指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确保同一地区参保农民将来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水平是相同的,这体现了新农保制度的基本性、公平性和普惠性。
地方财政对所有参保农民给予缴费补贴,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保险费,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农民给予适当鼓励。
个人账户养老金依据本人缴费多少和年限长短,有高有低,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反映了个人收入、地区发展、集体组织实力等方面的差距,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
他要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结合的基础养老金必须到位,地方政府对农民个人缴费的补助必须到位,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宁可少上点项目、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也要挤出钱来把这件大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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