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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长城:
文化遗产。
长城在中国历史的长久岁月中,许多封建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经对它进行过多次修筑,我国古代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它贡献了智慧,流尽了血汗,使它成为世界一大奇迹。
不论是巨龙似的城垣,还是扼生产流程和比较科学的烧制砖瓦作坊。
因此砖的制品产量大增,砖瓦已不再是珍贵的建筑材料,所以明长城不少地方的城墙内外檐墙都以巨砖砌筑。
在当时全靠手工施工,靠人工搬运建筑材料的情况下,采用重量不大,尺寸大小一样的砖砌筑城墙,不仅施工方便,而且提高了施工率,提高了建筑水平。
其次,许多关隘的大门,多用青砖砌筑成大跨度的拱门,这些青砖有的已严重风化,但整个城门仍威严峙立,表现出当时砌筑拱门的高超技能。
从关隘的城楼上的建筑装饰看,许多石雕砖刻的制作技术都极其复杂精细,反映了当时工匠匠心独运的艺术才华。
墙身是城墙的主要部分,平均高度为七点八米,有些地段高达十四米。
凡是山岗陡峭的地方构筑的比较低,
平坦的地方构筑得比较高;紧要的地方比较高,一般的地方比较低。
墙身是防御敌人的主要部分,其总厚度较宽,基础宽度均有六点五米,墙上地坪宽度平均也有五点八米,保证两辆辎重马车并行。
墙身由外檐墙和内檐墙构成,内填泥土碎石。
外檐墙是指外皮墙向城外的一面。
构筑时,有明显的收分,收分一般为墙高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墙身的收分,能增加墙体下部的宽度,增强墙身的稳定度,加强它的防御性能,而且使外墙雄伟壮观。
内檐墙是指外皮墙城内的一面,构筑时一般没有明显的收分,构筑成垂直的墙体,关于外檐墙的厚度,一般是以“垛口”处的墙体厚度为准,这里的厚度一般为一砖半宽,根据收分的比例,越往下越厚。
砖的砌筑方法以扁砌为主。
墙的结构内容是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而定的,总观万里长城的构筑方法,有如下几种类型:
1.版筑夯土墙;
2.土坯垒砌墙;
3.青砖砌墙;
4.石砌墙;
5.砖石混合砌筑;
6.条石;
7.泥土连接砖。
用砖砌、石砌、砖石混合砌的方法砌筑城墙,在地势坡度较小时,砌筑的砖块或条石与地势平行,而当地势坡度较大时,则用水平跌落的方法来砌筑。
我国北方的长城,开始于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一个朝代)秦、赵、燕三国。
修筑原因
秦赵燕为何要在北边修筑长城,这要从战国时期的形势说起。
战国时期,是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趋向日益强烈。
当时进行封建改革的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强盛之后,进行兼并战争,谋求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时,陕北、晋北、冀北和内蒙古草原上的
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也强大起来,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
秦国之北,有义渠,又北为匈奴;赵国西北有林胡、楼烦,北有襜褴、匈奴;燕国北界有东胡。
自战国中期以来,他们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地区。
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采取突然袭击,来去飘忽,难于捉摸,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
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穿着宽衣大袖的服装,行动迟缓,日行30——50里,自然不能阻止匈奴、东胡的袭击和掳掠。
这不仅使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大大影响了三国的统一事业。
针对这种被动局面,三国便先后进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长城。
秦国自商鞅开始变法,推行富国强兵。
军队逐渐改变成步兵和骑兵,并以军功论赏和升迁,因此军队的战斗力增强,所向无敌。
惠文王六年(前332)和十年,先后大败魏国,夺取魏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
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
赵国于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始改革兵制,行胡服骑射。
自此兵力遂强。
二十年,武灵王西略林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降服,才班师而归。
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
于是,下令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而置代郡、雁门、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
为了专门经营西北,次年,他让位于其子惠文王何,自号主父。
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出代,至西河(今山西、内蒙古间之黄河),破楼烦王而致其兵。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一个,南临强齐与新起的赵国,北逼于东胡。
直到燕昭王即位(前311)以后,发愤图强,招纳各国贤能之士,实行改革,燕国才强盛起来。
其时东胡强大,经常南掠燕国北部地区。
燕君为了保持北部的安宁,被迫向东胡王媾和,而以大将为人质。
昭王时,秦开质于东胡,他智勇双全,东胡王甚信之,因此行动自由,得以了解东胡南部的山川险要、布防情况与军队的活动规律。
归国之后,即率大军袭击东胡,大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
又“度辽东而攻朝鲜”拓地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
于是,“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秦、赵、燕之所以在北边修筑长城,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匈奴、东胡等民族的劫掠,杀伤。
秦兵马俑
军士俑
车士,即战车上除驭手,驾车者之外的士兵。
一般战车上有两名
军士,分别为车左俑和车右俑。
车左俑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胫着护腿,头戴中帻,左手持矛、戈、戟等长兵器,右手作按车状。
车右俑的装束与车左俑相同,而姿势相反。
他们都是战车作战主力,但据文献记载,他们在兵器配置和作战职责上有着一定的区别。
从秦俑坑战车遗迹周围发现的兵器看,秦代战车上的车左和车右均手持戈、矛等格斗用长兵器及弓弩等致远兵器,说明战车上车左、车右的分工并不十分明确。
在战车上,除了矛驭手和车左、车右俑外、还发现有指挥作战的军吏俑。
军吏有高低之分,负有作战指挥的职责。
立射俑
立射俑在秦俑中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兵种,出土于二号坑东部,所持武器为弓弩,与跪射俑一起组成弩兵军阵。
立射俑位于阵表,身着轻装战袍,束发挽髻,腰系革带,脚蹬方口翘尖履,装束轻便灵活。
此姿态正如《吴越春秋》上记载的“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枝,右手若抱儿,此正持弩之道也。
”立射俑的手势,与文献记载符合,说明秦始皇时代射击的技艺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各种动作已形成一套规范的模式,并为后世所承袭。
跪射俑
跪射俑
跪射俑与立射俑一样,出土于二号坑东部,所持武器为弓弩,与立射俑一起组成弩兵军阵。
立射俑位于阵表,而跪射俑位于阵心。
跪射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头顶左侧挽一发髻,脚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左腿蹲曲,右膝着地,上体微向左侧转,双手在身体右侧一上一下作握弓状,表现出一个持弓的单兵操练动作。
在跪射俑的雕塑艺术中,有一点非常可贵,那就是他们的鞋底,疏密有致的针脚被工匠细致地刻画出来,反映出极其严格的写实精神,让后世的观看者从秦代武士身上感受到一股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
武士俑
武士俑即普通士兵,平均身高约1.8米。
作为军阵主体,在秦俑坑中出土数量为最,可依着装有异分为两类,即战袍武士和铠甲武士。
他们作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分布于整个军阵之中。
战袍武士俑大多分布于阵表,灵活机动;铠甲武士俑则分布于阵中。
两类武士皆持实战兵器,气质昂扬,静中寓动。
军吏俑
军吏俑从身份上讲低于将军俑,有中级、下级之分。
从外形上看,头戴双版长冠或单版长冠,身穿的甲衣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军吏俑除了服饰上与将军俑不同外,精神气度上也略有差异,军吏俑的身材一般不如将军俑体魄丰满魁伟,但整体上比较高大,双肩宽阔,挺胸伫立,神态肃穆。
更多的表现出他们勤于思考,勇武干练的一面,有的思念家乡。
骑兵俑
骑兵俑出土于一、二号坑,有116件,多用于战时奇袭。
由于兵种的特殊,骑兵的装束显然与步兵、车兵不同。
他们头戴圆形小帽,身穿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档长裤,脚登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甲。
衣服短小轻巧,一手牵马,一手持弓。
从这种特殊的装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古代骑兵战术出发,骑士的行动敏捷是一项基本的要求。
二号坑出土的骑兵形象,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的骑兵实物。
因而对研究当时骑兵服饰和装备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资料。
驭手俑
驭手俑为驾驶战车者,在三座俑坑中均有出土,他们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臂甲长及腕部,手上有护手甲,胫着护腿,脖子上围有颈甲,头上带有巾帻及长冠,双臂前举作牵拉辔绳的驾车姿态。
由于古代战争中战车的杀伤力极强,因而驭手在古代战争特别是车战中,地位尤为重要,甚至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
高级军吏俑
高级军吏俑,俗称将军俑,在秦俑坑中数量极少,出土不足十件,分为战袍将军俑和铠甲将军俑两类,其共同特点是头戴鹖冠,身材高大魁梧,气质出众超群,具有大将风度。
战袍将军俑着装朴素,但胸口有花结装饰,而铠甲将军俑的前胸、后背以及双肩,共饰有八朵彩色花结,华丽多采,飘逸非凡,衬托其等级、身份,以及在军中的威严。
百戏俑
与宫廷杂耍、表演有关。
目前已修复的几件陶俑,举止神态各异,滑稽可笑,有的像是持竿者,有的像是角斗士,有的还有“啤酒肚”,腰间系着小裙子,为当时杂耍打扮,呈现出明显的百戏特色。
百戏俑坑平面呈“凸”字形,坑体东西长40米,西端宽16米,东端宽12.3米,该陪葬坑总面积约800平方米。
[3]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主要概况
北京猿人
周口店遗址 中国主要古人类文化遗址。
位于房山区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
距市区48公里。
通常指龙骨山上8个古人类文化遗址和哺乳动物化石地点。
从1929年起,已编到第25地点,大多数地点在周口店附近。
周口店最早发现的地点是第6地点,是瑞典科学家安特生于1918年发现的。
1921年安特生、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发现了周口店第l地点,同年发现了周口店第2地点。
1927年步达生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一年是周口店正式遗址开始发掘,中国地质学家李捷参加发掘工作,并发现了周口店第3和第4地点,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也是新地点的发现者,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第5、7、8地点,找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
同年将已发现的地点,以“北京人”遗址为第1地点,其余的依序编号及至第9地点。
在20号地点以前,包括山顶洞,或为裴文中领导下或为贾兰坡领导下发现的。
第20至24地点是在贾兰坡领导下找到的。
“北京人”遗址位于周口店村西。
有两座东西并列的山丘,东边的一座有一个大山洞,俗称猿人洞,1929年后,叫周口店第一地点,东西长约140米,中部最宽处约20米。
“北京人”在周口店居住的时间,大约从距今60多万年开始,一直到距今20多万年;“北京人”文化早期从距今60多万年到距今40多万年前,中期为距今40—30万年,晚期为距今30到20多万年前。
周口店第1地点从1921年发现和发掘起,已下挖了40多米。
宛如一口深井。
已挖堆积还不到全洞堆积物的一半。
“北京人”化石从第ll层至第3层均有发现,共出土骨头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股骨7件、胫骨1件、肱骨3件、锁骨和月骨各1件以及一些头骨和面骨破片。
这些“北京人”遗骨分属40多个体。
但绝大多数人化石,在珍珠港事变前后,下落不明。
现存的第1地点的人化石,保存在我国的有7枚牙齿、1段肱骨、胫骨1段、顶骨和枕骨各1件以及一具保存完好的下颌骨;1927年以前发现的三枚牙齿则在瑞典,由早期周口店工作的步林保管着。
在周口店第l地点发现用火遗迹,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
包括五个灰烬层、两处保存很好的灰堆遗存,烧骨则见于有人类活动的各层,此外,还发现烧过的朴树子、烧石和烧土块,甚至个别石器有烤灼的痕迹。
对用火遗迹的研究,可知“北京人”不仅懂得用火,而且有控制火和保存火种的能力。
烧火的燃料主要是草本植物,也用树枝和鲜骨作薪。
石器是“北京人”文化的主要代表,“北京人”创造了三种不同的打片方法,主要用砸击法,生产出长20一30毫米的小石片;常见长度为20—40毫米;工具分两大类,第一类包括锤击石锤、砸击石锤和石钻,第二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锥和球形器。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因本世纪二十年代出土了较为完整的北京猿人化石而闻名于世,尤其是1929年发现了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从而为北京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到目前为止,出土的人类化石包括6件头盖骨、15件下颌骨、157枚牙齿及大量骨骼碎块,代表约40个北京猿人个体。
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
根据对文化沉积物的研究,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
北京人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厘米(男),150厘米(女)。
北京人属石器时代,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次为砸击法,偶见砧击法。
北京人还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类,并能捕猎大型动物。
北京人的寿命较短,据统计,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
七七事变后,周口店被日军占领,发掘人员被杀,裴文中和贾兰坡的办公室被捣毁,发掘工作终止。
抗日战争时期,已发掘出的六个较完整的头盖骨存放于美国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美双方计划将其转运美国,以防其落入日本手中。
途中头盖骨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又对周口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大量灰烬堆积层,证明北京人已会用火。
1953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附近建成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在龙骨山顶部于1930年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并命名为“山顶洞人”。
1973年又发现介于二者年代之间的“新洞人”,表明北京人的延续和发展。
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
古城丽江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实、完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古朴的风貌。
古城的建筑历经无数朝代的洗礼,饱经沧桑,它融汇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扬。
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这一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概况
丽江古城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始建于宋末元初(公元13世纪后期)。
古城地处云贵高原,海拔2400余米,全城面积达3.8平方公里,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
古城现有居民6200多户,25000余人。
其中,纳西族占总人口绝大多数,有30%的居民仍在从事以铜银器制作、皮毛皮革、纺织、酿造业为主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活动。
风景如画的黑龙谭
丽江古城内的街道依山傍水修建,以红色角砾岩铺就,雨季不会泥泞、旱季也不会飞灰,石上花纹图案自然雅致,与整个城市环境相得益彰。
位于古城中心的四方街是丽江古街的代表。
在丽江古城区内的玉河水系上,修建有桥梁354座,其密度为平均每平方公里93座。
桥梁的形制多种多样,较著名的有锁翠桥、大石桥、万千桥、南门桥、马鞍桥、仁寿桥,均建于明清时期(公元14~19世纪)。
其中以位于四方街以东100米的大石桥最具特色。
古城内的木府原为丽江世袭土司木氏的衙署,始建于元代(公元1271~1368年),1998年重建后改为古城博物院。
木府占地46亩,府内有大小房间共162间。
其内还悬挂有历代皇帝钦赐的匾额十一块,反映了木氏家族的盛衰历史。
位于城内福国寺的五凤楼始建于明代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楼高20米。
因其建筑形制酷似五只飞来的彩凤,故名“五凤楼”,楼内的天花板上还绘有多种精美的图案。
五凤楼融合了汉、藏、纳西等民族的建筑艺术风格,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稀世珍宝和典型范例。
白沙民居建筑群位于丽江古城以北8公里处,这里曾是宋元时期(公元10~14世纪)丽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白沙民居建筑群分布在一条南北走向的主轴上,中心为一梯形广场,一股泉水由北面引入广场,四条巷道从广场通向四方,极具特色。
白沙民居建筑群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丽江古城的布局奠定了基础。
束河民居建筑群位于丽江古城西北4公里处,是丽江古城周边的一个小集市,建筑群内民居房舍错落有致,布局形制与丽江古城四方街相似。
青龙河自建筑群的中央穿过,建于明代(公元1368~1644年)的青龙桥横跨其上,青龙桥是丽江境内最大的石拱桥。
丽江古城历史悠久,古朴自然。
城市布局错落有致,既具有山城风貌,又富于水乡韵味。
丽江民居既融和了汉、白、彝、藏各民族精华,又有纳西族的独特风采,是研究中国建筑史、文化史不可多得的重要遗产。
丽江古城包容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纳西民族的兴旺与发展,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
丽江老君山“九十九龙潭”风景区,
在群山和森林之中分布着众多天然湖泊。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
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较高综合价值和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它集中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风情,体现了当时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
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风格统一的建筑群体、尺度适宜的居住建筑、亲切宜人的空间环境以及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内容等,使其有别于中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
古城建设祟自然、求实效、尚率直、善兼容的可贵特质更体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城镇建筑中所特有的人类创造精神和进步意义。
丽江古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它的存在为人类城市建设史的研究、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瑰宝,符合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理由。
(一)丽江古城在中国名城中的地位
丽江古城历史悠久,古朴自然,兼有水乡之容、山城之貌,它作为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城市,从城市总体布局到工程、建筑融汉、白、彝、藏各民族精华,井自具纳西族独特风采。
1986年,中国政府将其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确定了丽江古城在中国名城中的地位。
(二)丽江古城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
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座王城,丽江古城未受“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中原建城复制影响。
城中无规矩的道路网,无森严的城墙,古城布局中的三山为屏、一川相连;水系利用中的三河穿城、家家流水;街道布局中“经络”设置和“曲、幽、窄、达”的风格;建筑物的依山就水、错落有致的设计艺术在中国现存古城中是极为罕见的,是纳西族先民根据民族传统和环境再创造的结果。
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建筑
(三)丽江古城民居是中国民居中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类型之一
城镇、建筑本身是社会生活的物化形态,民居建筑较之官府衙署、寺庙殿堂等建筑更能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丽江古城民居在布局、结构和造型方面按自身的具体条件和传统生活习惯,有机结合了中原古建筑以及白族、藏族民居的优秀传统,井在房屋抗震、遮阳、防雨、通风、装饰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鲜明之处就在于无一统的构成机体,明显显示出依山傍水、穷中出智、拙中藏巧、自然质朴的创造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特定的区域里对纳西民族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丽江民居是研究中国建筑史、文化史不可多得的重要遗产。
刻有纳西独特
的东巴象形文字的木盘
(四)丽江古城是自然美与人工美,艺术与适用经济的有机统一体
丽江古城是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的典范。
依托三山而建的古城,与大自然产生了有机而完整的统一,古城瓦屋,鳞次栉比,四周苍翠的青山,把紧连成片的古城紧紧环抱。
城中民居朴实生动的造型、精美雅致的装饰是纳西族文化与技术的结晶。
古城所包涵的艺术来源于纳西人民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体现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是地方民族文化技术交流融汇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宝贵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丽江古城包容著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纳西民族的兴旺与发展,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
丽江古城的繁荣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它己逐渐成为滇西北经济文化中心,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聚居在这里的纳西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不论是古城的街道、广场牌坊、水系、桥梁还是民居装饰、庭院小品、槛联匾额、碑刻条石,无不渗透纳西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无不充分体现地方民族宗教、美学、文学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意境和神韵,展现历史文化的深厚和丰富内容。
尤其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东巴文化、白沙壁画等传统文化艺术更是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灿烂的篇章。
民间艺人演奏闻名于世的纳西古乐
(六)关于丽江古城的真实性
丽江古城从城镇的整体布局到民居的形式,以及建筑用材料、工艺装饰、施工工艺、环境等方面,均完好地保存古代风貌,首先是道路和水系维持原状,五花石路面、石拱桥、木板桥、四方街商贸广场一直得到保留。
民居仍是采用传统工艺和材料在修复和建造,古城的风貌已得到地方政府最大限度的保护,所有的营造活动均受到岩格的控制和指导。
丽江古城一直是由民众创造的,井将继续创造下去。
作为一个居民的聚居地、古城局部与原来形态和结构相背离的附加物或是“新建筑”正被逐渐拆除或整改,以保证古城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或历史价值能得以充分发扬。
以上所述丽江古城是具有综合价值与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才能使其得以水久传世,井更好地发挥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文化遗产
1、古街
丽江街道依山势而建,顺水流而设,以红色角砾岩(五花石)铺就,雨季不泥泞、旱季不飞灰,石上花纹图案自然雅致,质感细腻,与整个城市环境相得益彰。
四方街是丽江古街的代表,位于古城的核心位置,不仅是大研古城的中心,也是滇西北地区的集贸和商业中心。
四方街是一个大约100平方米的梯形小广场,五花石铺地,街道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
其西侧的制高点是科贡坊,为风格独特的三层门楼。
西有西河,东为中河。
西河上设有活动闸门,可利用西河与中河的高差冲洗街面。
从四方街四角延伸出四大主街:
光义街、七一街、五一街,新华街,又从四大主街岔出众多街巷,如蛛网交错,四通八达,从而形成以四方街为中心、沿街逐层外延的缜密而又开放的格局。
始建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的丽江古城有“高原水乡”美誉,
2、古桥
在丽江古城区内的玉河水系上,飞架有354座桥梁,其密度为平均每平方公里93座。
形式有廊桥(风雨桥)、石拱桥、石板桥、木板桥等。
较著名的有锁翠桥、大石桥、万千桥、南门桥、马鞍桥、仁寿桥,均建于明清时期。
大石桥为古城众桥之首,位于四方街东向100米,由明代木氏土司所建,因从桥下中河水可看到玉龙雪山倒影,又名映雪桥。
该桥系双孔石拱桥,拱圈用板岩石支砌,桥长10余米,桥宽近4米,桥面用传统的五花石铺砌,坡度平缓,便于两岸往来。
3、木府
木府原系丽江世袭土司木氏衙署,“略备于元,盛于明”。
历经战乱动荡,1998年春重建,并在府内设立了古城博物院。
修复重建的木府占地46亩,坐西向东,沿中轴线依地势建有忠义坊、义门、前议事厅、万卷楼、护法殿、光碧楼、玉音楼、三清殿、配殿、阁楼、戏台、过街楼、家院、走廊、宫驿等15幢,大大小小计162间。
衙内挂有几代皇帝钦赐的十一块匾额,上书“忠义”、“诚心报国”、“辑宁边境”等。
有人评价:
“木府是凝固的丽江古乐,是当代的创世史诗。
”
4、福国寺五凤楼
五凤楼(原名法云间),位于黑龙潭公园北端,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1983年被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楼高20米,为层甍三重担结构,基呈亚字形,楼台三叠,屋担八角,三层共24个飞檐,就象五只彩凤展翅来仪,故名五凤楼。
全楼共有32棵柱子落地,其中四棵中柱各高12米,柱上部分用斗架手法建成,楼尖贴金实顶。
天花板上绘有太极图、飞天神王、龙凤呈祥等图案,线条流畅,色彩绚丽,具有汉、藏、纳西等民族的建筑艺术风格,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稀世珍宝和典型范例。
5、白沙民居建筑群
白沙民居建筑群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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