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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点飞星驯火人
万点飞星驯火人
我是辽宁省新民县(现新民市)人,小时候家境还可以,所以能供我在正规县办小学读完高小(六年级),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
小学毕业后,当时我的亲娘舅在沈阳国民党的兵工厂里管人事,所以我就“走后门”进了沈阳兵工厂火工所当上装配工。
当时的沈阳地区是全东北乃至全中国现代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张作霖称霸东北时,就花费重金引进外国技术在沈阳建了一批大的兵工厂。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些工厂都被小日本儿给吞了,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建改造,继续生产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党又接收了这些兵工厂接着生产专供打内战的武器。
几经反复,沈阳地区形成了一个从火炸药、引信、子弹、炮弹、枪械、火炮乃至修配坦克、飞机等比较完整的近现代国防工业系统。
时至今日,沈阳地区仍是我国的重要军工生产基地之一。
从1946年到1948年沈阳解放为止,我一直在沈阳国民党联合勤务司令部的第90兵工总厂所属的51兵工厂火工所(专门生产木柄手榴弹和引信)当装配工。
那个厂子当时有300多人,一天三班倒。
挣多少钱我早忘了,反正数目字儿是不少,但后期金圆券和卫生纸差不了多少,一大捆钱也买不了几斤棒子面。
因为兵工厂是当时国家的“必保”单位,所以我们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在林彪的四野围困沈阳时,我们每天中午还能发两个大白面馒头,而当时外头花金子也买不到白面了。
那时沈阳的国民党兵工总监(总负责人)是陈毅元帅的堂兄陈修和少将。
这个人很好,很正直廉洁。
有一次我和工友参加本系统组织的业务培训班结业时,他还接见了我们,并和我们照了相,可惜那张照片在“文革”时让我老伴儿偷着烧了。
陈修和本人也没去台湾,后来听说他担任过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也算善终吧。
只是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陈修和先生。
沈阳解放以后,国家对兵工厂进行了整组,各兵工厂名称编号也重新排列。
我所在的51兵工厂改称25724厂(今724厂),即2机部5局724厂(当时兵工厂都归2机部5局管辖)。
那个厂子很大,人才也很多。
贵刊采访过的谢光选院士当时就是那个厂炮弹车间的技术负责人。
还有吕去病、徐兰如等留洋归来的专家都曾经在那里工作。
毛泽东、彭德怀、贺龙、陈赓等开国元勋也到那里视察过。
贺老总到我们车间时,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多大岁数了,干了几年了,并鼓励我好好工作。
当时刚解放,724厂还有暗藏的特务,厂研究所所长是一位延安干部,还佩带手枪,可有一天晚上在单身宿舍被暗杀了。
此时惊动了北京上层,但一直就没抓到凶手。
起初我在724厂火工车间担任负责技术工作的副主任和党支部书记。
车间主要生产雷汞(起爆药)、“特屈儿”、压火帽等产品。
当时还没有叠氮化铅和二硝基甲氮这些新型起爆药,所以还大量使用生产雷汞。
雷汞是单质起爆药的一种,学名叫雷酸汞。
17世纪孔克用酒精处理硝酸汞的硝酸溶液首次制成。
1799年英国人霍华德又详细论述了雷汞的工业制备方法和设备。
1867年诺贝尔首次制成了雷汞雷管,正式开始了用起爆药引爆猛炸药的新领域。
直到现在雷汞仍是雷管和火帽击发药的主要品种之一。
雷汞外表看是菱形结晶体,密度为4.3~44克/厘米3。
当时我们车间制取雷汞还采用老办法,用大玻璃瓶子当反应器。
操作时,冒黄烟,毒性挺大所以只能在室外操作,而且还比较危险,曾经炸死过人。
作为技术负责人,我是很着急的,但确实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安全生产吧。
车间年产各型雷管十几万支,保证了前线和工厂的需要。
1953年,我调到引信车间当主任,那个车间也很大,有600人。
引信发明和使用的历史几乎和火药一样长,没有引信,就不能实现爆炸。
虽然现代已经有了光、电、磁、声各种先进引信,但其功能构造还是在敏感、保险和传爆装置这几方面。
我们车间刚开始主要生产日本人留下的引信,按功能分为触发引信和延时引信。
小日本的引信本体是黄铜的,延时引信里装有一对弹簧。
因为库存的原料很多,所以我们生产了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引信。
1953年,我们厂开始利用全套的苏联图纸、工艺改造我们的生产,从厂房、安全设施一直到产品出厂,都有苏联专家负责。
我记得当时的专家组共有4个人,他们是裴钦、莫尔达金、彼德洛夫、和一位女专家卡斯柯娃。
负责我们车间的专家是彼德洛夫。
他原来在苏联就是一个引信车间主任,经验丰富,一丝不苟。
对图纸工艺及设备产品,彼德洛夫都要严格执行六试六定程序(设备、工艺、材料、工装、操作规程、安全手册),并要亲自过问,马虎一点都不行!
开始我也有些不太适应他的工作方法,但引信火工品生产属于高危作业,必须按规程操作,“安全生产要执行,条条规程血写成”这条标语我认为永远不会过时。
从那时养成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也一直影响着我几十年对火工品、炸药的生产管理,可谓受益匪浅。
当然苏联专家所讲所做也不一定全对,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但当时我国奉行一边倒的政策,不允许有与苏联专家对着干的现象发生。
我们车间有一位叫何荧台的工程师是从美国回来的引信专家,因为在某个技术问题上与苏联专家发生争吵,后来受到严厉批评。
另外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苏联专家对我们的态度完全取决两国关系这一决定性的大背景。
中苏关系“蜜月”期间,724厂的苏联专家对我们提出的任何技术问题和疑问,从来都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
而当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后,则完全不一样了,1960年6月份,我刚调到核武器爆轰试验岗位上不久,上级分配给我们炸药工艺组和理化分析组的任务之一,就是消化吸收苏联专家为221厂二厂区设计的工号平面工艺图纸和设备材料清单(这些都是在中苏关系好时他们提供的),了解各子项目所承担的科研任务及相互的协作关系。
我仔细审看了图纸资料,发现与我所熟知的国内炮弹装药厂工房设计和工艺流程没什么区别,但对用于核武器爆轰元件的深层次、涉机密的都没标注出来,我们有些看不太懂,或者确定不了。
所以上级派我带着各子项的技术负责人到二机部五楼专家办公室,向负责221厂设计的苏联专家请教我们整不明白的二十几个问题。
说实在的,当时我当时是带着侥幸心理去的,因为我知道,中苏两国已经“反目为仇”,苏联专家未准敢讲,不管怎么着撞一头吧,收获一点算一点。
结果正在预料之中,苏联专家一个个都成了“哑巴和尚”,无论你问什么他们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实在问急了,他们就用“你们不要着急,慢慢会弄明白”的“片儿汤”话搪塞我。
[当时您都问了他们些什么问题?
记者问了孙老一句。
]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压制工房的2000吨水压机是压制何种炸药的?
注装工房的米哈伊洛夫锅(一种双层中间注水的炸药熔化锅)是熔化什么炸药的?
炸药组合件几何形状及装配结构略图?
炸药切割是手工切割还是机械切割?
炸药部件的物理化学分析有哪些项目等……
回到所里,我们气愤地向王淦昌副所长和陈能宽主任做了汇报。
他们很耐心地开导我们要自力更生做好自己的工作。
当然这是后话了。
现在还说724厂的事。
我们按照苏联图纸对厂房进行全面改造,通风、防静电各方面都比原来有了天壤之别。
原来的厂房设施由于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出现过多次伤亡事故。
有一次因为使用普通白炽灯照明(应该用防爆灯)引燃了硝化棉出了人命。
苏方提供也是触发和延时两种引信,他们的引信体是一种类似铁合金物质。
总的讲那时的苏联对我们很友好,帮助很大。
当然我们对他们也非常好。
他们都住在由原来日本人盖的洋楼里,挣双份工资(他们国内和我们都给工资)。
厂子专门给他们按排了西餐厨师。
每逢十月革命节、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我们这些人就陪他们吃顿饭。
苏联人都挺能喝,有伏特加、果酒和东北产的白酒,但肯定没喝过茅台,当时茅台也不是那么出名。
他们喝一会儿,就拉手风琴唱歌、跳舞和聊天,一顿饭要吃好几个钟头,咱们中国人很不习惯。
过了几年,我又调到装药车间当主任,这个车间是724厂最主要的车间。
当时我军使用的152、122毫米(榴弹炮)、130毫米(加农炮)、100毫米(高射炮)、160毫米(重迫击炮)等大口径炮弹都是在这里装药。
一般地讲,装药分两种:
一种是散装,即直接把TNT炸药灌到弹体里,这只适用于手榴弹、小炮弹。
二是将炸药熔化后浇铸到弹体里,适用大型航空炸弹、大炮弹。
后来苏联专家带来了机械螺旋装药法,将炸药稍微加温后,用螺旋装置压入弹体内,这种方法效率高,质量好(在这之前,装药的炮弹在朝鲜战场曾发生过炸膛),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当时由于东南沿海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紧张,炮弹需求量很大,往往是炮弹还未生产完,等着拉炮弹的军用专列就开进厂内专用线等侯了。
那时我吃住都在车间,一天也睡不了几个钟头,有一次主持军代表会议时,竟睡着了,实在是太困了。
由于我积极努力工作,多次受到厂里的奖励,1952年我被评为优秀车间主任,奖品是一条大毛毯,质量非常好,到现在我还盖着。
1959年初,我任炮弹分厂第一作业区第~副主任,当时那个作业区有4000多人。
作为厂级干部后备人选,我多次参加过从部到省、局各级别的培训,自己工作也很努力,决心在724厂干出一番事业来。
但没想到中央组织部的一纸特别调令,却让我离开了724厂。
原以为这次该和炸药分家了,但到北京后,还是搞炸药,只不过更高级了。
1959年6月,苏联正式通知中方,单方面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材料和样品,1960年8月,在华所有的苏联核专家全部回国。
但是这一切并未阻止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步伐。
周总理代表中央表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与此同时,二机部、中组部经过慎密的考察,从全国各大相关单位紧急抽调105名有扎实专业基础和管理经验、年富力强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充实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我就是这105人中的一个。
1960年2月,我接到中组部的紧急通知,5天内到北京二机部报到1我迅速交接完工作到了北京。
二机部干部局李局长说你干什么工作,九局郭局长会向你交待的,记住,要严格保密郭局长安排我到二室(爆轰实验室)任副主任(主任是“两弹元勋”陈能宽院士)。
郭局长讲你的任务就是协助陈主任负责原子弹炸药部件的研制工作。
听了郭局长的话,我大吃一惊,自己搞炸药引信、炮弹装药还有经验,可整原子弹这样的尖端武器爆炸元件怎么能行呢?
再说陈主任是留洋归来的大博士,自己连国内正经的大学门儿都没进过,怎么配合工作?
但是又转念一想,既然上级信任我,那我就无条件服从,在工作中学习吧!
宋任穷部长从苏联回来不久,就到招待所看我们。
他讲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已经决定要自力更生搞原子能事业,中央调你们这批人来就是干这件大事的。
宋部长的讲话更坚定了我做好工作的决心。
宋部长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他看到二机部招待所条件较差,马上打电话给中组部部长安子文,让我们这一行人住到中组部招待所,那里条件很好,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宋部长又联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给我们争取到特供的标准,有牛奶、鸡蛋,每星期还能四菜一汤会餐。
休息时还用斯柯达客车拉着我们游览北京名胜。
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中央对于搞原子弹的关切程度。
核武器用炸药元件比常规武器的装药有极大的差别,没有炸药元件,核爆炸就不会发生。
核装药具有能量高、强度高、环境适应性强、安全性好等特点。
当时选定进行原子弹装药爆轰的试验场(代号17号工地),是总参工程兵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的试验基地。
上级要求必8须在“劳动节”前打响爆轰头一炮,而当时工地上几乎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
炸药工房只能用军用帐蓬代替,熔铸炸药的各型容器只能用日杂商店买回的铝锅、勺凑付,头一发弹我们是浇铸在牛皮纸卷成的圆筒里。
炸药只有国产的TNT和从苏联进口的黑索金(由于苏联已停止供应,只好使用兵器部支援的)。
怀来那个地方下雨很少,可偏巧4月份来了场大雨,山洪下来把帐蓬都冲跑了,害得我们第二天重扎帐蓬,把冲到河沟里的器具再检回来。
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按期放了第一炮。
第一炮打响以后,随着爆轰技术的发展,对炸药部件品种规格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
从圆柱形发展到多边多角形,从常规爆速到低爆速、高爆速,从单质炸药到混合炸药。
由于爆速与炸药元件的浇注质量有极密切的关系,如装药元件内部有气孔、缩松、裂纹、密度不均匀、成份混合不平均等缺陷,都会对爆速产生负作用,影响爆轰波形和作用时间的同步性,从而使试验归于失败。
在专家、技术工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采用航弹装药即浇注中加入小球,以提高药液的流动性,达到均匀一致。
但工地没有光洁度高的小球模具,这时我想起了“娘家”(724厂),在请示领导同意之后,回沈阳向余侠平厂长求援,他二话没说就批给了我们两套直径25厘米小球模具,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17号工地的两年多艰辛岁月里,炸药部件研制组向爆轰试验组提供了多品种、多成份、高质量的炸药部件,通过爆轰试验结果,研制了球面波的引爆元件,完成了飞层增压和材料的状态方程设计,并且解决了爆轰试验的光测、电测技术手段。
17号工地几年里打的3000多次爆轰试验,为在青海221厂进行原子弹所需的大型炸药部件批量生产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比我在沈阳从事的有关炸药的技术工作,自己觉得确实完成了从普通的炸药研制灌装流水线生产到高级的专业性极强的核装药起爆元器件研制、开发及管理方面质的飞跃。
为了加快青海221基地的建设,1961年底九局吴际霖副局长,带队前往221考察。
回京之后,决定由我带领7名技术人员前往青海开展相关炸药元件工业化生产、科研及设计安装工作。
1962年春节前我率队来到青海湖边的金银滩大草原(221所在地)。
我们放下背包就进入夜以继日的基础技术工作,迎接17号工地人员的到来。
1963年3月,爆轰试验室、炸药部件研制技术人员和工人,由钱晋、吴永文副主任带队从17号工地搬迁到青海,开始大尺寸爆炸元件的试制,爆轰、低温、高湿及震动、运输、强度试验。
研制成功在真空状态下来用“捣球排液法”生产大型炸药部件,铍青铜刀在改装车床上加工炸药的工艺和安全规程等许多关键技术。
原子弹所需的另一些重要火工品,如高压电雷管、传爆药柱也在兵器部相关厂所的协助下研制成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
那天,从来滴酒不沾的我喝醉了,中国人有了原子弹,洋人再也不敢随便欺负我们。
原子弹首次爆炸成功之后,为了尽快实现武器化、小型化,需要研制新的高效能炸药及元器件,我们在兵器部西安三所、兰州化学物理所、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所等科研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先后研制了许多新型高效能炸药,满足了试验和装备的急需,在这些方面,王淦昌、钱晋、董海山等专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无论是裂变核武器(原子弹)、聚变核武器(氢弹)、还是中子弹及其它新概念核武器的研制试验,都与各种特殊要求的炸药元器件是密不可分的,时至今日亦是如此。
前些日子,我回院里开会,又专程回了一趟研究所,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所里相关项目研制水平仍是全国最高的,也堪与世界水平比肩,这让我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炸药的老兵颇感欣慰。
几十年的光阴弹指已过,但每当回想起那些往事,还是让我心潮激荡。
在17号地,金银滩大草原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定量少得可怜,我们年轻的大学生饿得连地瓜秧子、田鼠粮都吃了!
1962年春节的年夜饭是我们七个人在青海大草原上围着火堆吃的烧土豆。
熔化炸药会产生大量的含苯有毒气体,又没有相应的防护条件,许多同志也因此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王淦昌、陈能宽是享有盛誉的大专家,知识渊博学养深厚。
他们虽然都不是炸药化学专业,但每当出现技术难题,他们总能一言中的,找到问题的要害,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研制高爆速混合炸药时发现炸药溶液流动性太差,严重影响元件质量,精通六国语言的王淦昌先生马上从德文资料中找出“综合颗粒法”,解决了难题。
在具体工作中,我和陈能宽先生接触的最多。
无论是在对待工作中的困难、发挥鼓励教育年轻技术人员、发扬学术自由、注重试验工作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乃至关心他人生活方面,陈先生都堪称楷模,“已皓首穷经,仍丹心许国”,是陈院士的真实写照。
能和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共事是我一生之幸。
“文革”中的1969年11月,我所在的221厂生产2部,切削炸药元件的真空吸附器吊车,由于摩擦片失灵,致使吊具落下,砸到炸药元件上引发大爆炸,四个现场人员尸首无存,车间也炸塌大半。
这本来就是一起机械事故,但上头派来的调查组却说我是存心破坏,是混进221厂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中将副司令”(“司令”是2部主任钱晋,被迫害致死),还说每月我有800元“活动经费”。
1970年6月1日我被捕,到1972年5月戴了17个月的手铐,所有的刑讯手段我都领教了!
但我咬紧牙关,坚决不肯“认罪”,如果9?
13事件再晚发生几个月,您就甭想采访我了,因为“二赵”(赵登程、赵启民)控制的221造反派已经挖了16个坑,准备再枪毙一批人,在此之前,已经杀了5个人,再杀我就是第一“人选”。
恢复工作以后,我改任九院三所所长,又过了几年,调任九院第一常务副书记。
邓稼先院长、李英杰书记和我这“三驾马车”组成的核心主持九院工作,那又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岁月。
邓院长为人谦和、知识渊博,对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氢弹、还有中子弹的试验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可惜过早地离开我们。
他第一次在301医院做手术后,曾经到中央党校找过我(当时我正在那里学习),在我那里洗了个澡,我们又到外头喝了回“小酒儿”。
李英杰书记是抡枪杆子出身,在他们河北老家打鬼子,后来在辽西内蒙一带剿匪,除汉奸很有些名气,李书记豪爽真诚,在九院口碑颇佳。
现在他每年从四川回京,我们都会小聚一次,在对往事的勾勒中回忆曾经的不老岁月。
今年是人民兵工创建80周年,一代又一代的兵工人为国家安全作了巨大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之所以能埋身几十年里核武器炸药器件的研制生产管理中,与在沈阳兵工厂中受到的严格教育和历练是绝对分不开的,是兵工培养了我,我也一直认为自己是名符其实的老兵工。
痛悼邓稼先同志
1986年7月31日
哀君仙逝离世间,生前并肩做贡献。
为铸核盾许国心,两弹成功君领先。
高尚品德难忘怀,学术成就世人寰。
两弹功勋世间颂,一生贡献泽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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