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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节约文献综述
城市化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综述
引言
在所有资源中,对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资源。
这是因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粮食生产更是如此。
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土地资源有一个公认的概念:
土地资源包括土地及附着于土地的其他资源,如森林、矿产、水资源等。
因此在国外,自然资源规划多以土地利用规划形式出现,但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相当广泛,是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在内的资源综合规划。
王元京提出的“空间节约”在我国学术界仍然属于一个比较新的提法,但关于土地集约的类似的理念其实早已经广泛地出现在学术界关于“土地集约”的讨论之中。
本文所指的土地集约,主要指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
本文根据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重点从土地集约的相关理论、迫切性及实施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综述,对我国关于土地集约的理论进行归纳梳理。
土地集约的理论研究
土地集约概念界定
土地集约的概念最早来自于李嘉图。
他认为农地集约利用是指在一定面积土地上,集中投人较多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额收人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
而马克思认为:
“在经济学上,所谓耕地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片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农业土地集约利用下的定义:
“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地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的土地获得高额产量和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勇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集约利用是指随着土地价格或地租的上升,要求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投入和产出不断提高,以实现当边际投入等于边际收入时土地使用价值最大化的土地利用状态。
王慎刚认为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应当是指:
以提高经济社会总体效益为目标,以现有平均先进生产技术和生活设施为标准,在满足生产生活合理环境水平基础上,实现土地资源投入产出的最大化。
根据陶志红的看法:
“集约”和“粗放”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从英语中吸收过来的。
英语中“Intensive”可译为加强的、密集的、深入细致的、透彻的。
“Extensive”可译为广阔的、广泛的、大规模的、外延的。
集约经营原指农业土地的一种经营方式,后引申到其它领域,是指依靠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讲求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益的生产经营方式。
粗放经营是集约经营的对称,是一种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强调外延扩散,牺牲效率的落后经营管理方式。
由粗放的经营管理模式向集约化的方向转化,不仅是我国企业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我国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向。
肖梦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化使用,“可以多维地利用城市土地的立体空间,并使城市土地一地多用。
城市土地立体空间的多维利用,就是利用土地的地面、上空和地下进行各种建设。
一地多用则是在同一块土地上根据需要安排各种不同用途的多种建设项目。
这也就是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的集约化利用。
”
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王元京在国内首先撰文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空间节约”的概念。
他将空间节约定义为“在社会经济的空间布局中,要努力使资源配置按照集约化即集中节约的原则进行配置,使城市、交通、工业、生活设施在集约化布局中实现节约资源的目标。
”王元京认为: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建设节约型社会,除技术节约、产业节约与消费节约外,还需要从土地集约入手;而且中外经验证明,最大的浪费是空间的浪费,最大的节约是空间的节约。
可以说,“土地集约”这一概念侧重于城镇土地的集约运用。
众多学者对土地集约利用与经营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土地集约利用就是增加在土地上的投入,以获得更多产出的土地开发经营方式;另一种观点强调在研究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时,还要考虑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优化问题。
第一种观点中的土地的集约利用更多的是指农地的集约利用;而第二种观点更多的是强调城镇土地的集约利用。
由于本文的“土地集约”这一概念侧重于城镇土地的集约运用,本文主要针对第二种观点进行综述。
土地集约的相关理论
1、要素禀赋理论
以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论完善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并立足于要素配置合理化,说明土地资源相对丰裕度高的地区具有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
解释了导致产品比较成本区域差异的关键原因在于要素丰度的不同。
由于各个区域的相对要素禀赋不同,不同产品的要素使用密集度不同,即生产资源的相对丰裕度不同,从而造成了不同区域生产相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同。
因此,各区域在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裕的要素的产品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
2、城市区位理论
以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城市区位理论认为决定城市区位的关键因素是转移成本和聚集效益。
大城市吸引了投资者与消费者,城市经济的聚集力增强,经济活动的影响半径不断扩大,中心区位的地位得到巩固,同时城市内部经过分异,形成次级中心,使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区域合理化。
3、空间聚集理论
城市的空间聚集是各种经济要素在城市特定空间上的集中。
促使细化生产的社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效益,降低成本;建立高效率运行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并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形成巨大的现实市场和潜在市场,促进各种经济要素在市场体系中的合理流动,达到最优配置。
4、空间扩散理论
以城市核心区域作为空间系统的基本结构要素,从城市边缘区吸聚经济要素产生的创新元素和成果,城市的创新元素与成果又源源不断地从核心向外扩散,引导城市周边区域的经济活动、社会文化活动、管理组织等的转换,从而带动整个空间系统的发展。
5、企业集群理论
以韦伯、马歇尔和迈克尔·波特为代表。
企业通过分享公共设施、专业化劳动力资源、销售市场等集聚经济效益,企业通过集聚具有分散状态下难以获得的经济效益,系统功能大于在分散状态下各企业所实现的功能之和。
产业聚集可以产生外部经济。
因为中小企业集群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着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有利于技能、信息、技术、专门人才和新思路在集群内企业之间相互流动传播和应用,从而产生外部经济,这种外部经济所带来的高效率是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
中小企业集群内企业可以更好地接近供应商和专业人才,易于获得专业化信息,中小企业集群内成员之间提供互补性和配套性产品和服务来吸引客户,这种柔性的生产综合体能产生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6、城市圈理论
“城市圈”这一概念是法国学者简·戈特曼提出的,他把城市圈界定为以一个或几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组成人口规模逾千万、政治经济影响力举足轻重的庞然大物。
按照戈特曼的定义,城市圈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和城镇网络、发达的枢纽和交通通信设施、模糊的形状和边界、有历史联系的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合体、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新趋势的培育地。
城市圈被称作“大都市连绵带”、“大都市地带”、“城市群”、“城市带”,它是一种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态,即若干个城市、城镇相对集中或成片集中,并且在这些城市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功能联系的城市有机体。
7、新城市主义
“新城市主义”认为以前的郊区化发展模式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这些都阻碍了城市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应该遵从紧凑性的原则,在社区中应该达到足够的人口密度,保持人口居住的紧凑度,提高土地和资源的利用率。
“新城市主义”还认为应该发展大运量、快速的节约能源消耗的公共交通系统并辅以无须消耗能源的步行系统,并尽可能多的考虑步行易达空间,保持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新城市主义者也意识到汽车对于现代生活的必要性,他们并不排斥使用小汽车,而是推崇传统市镇的那种“网格状”道路体系,因为它既便于紧凑化的布局,又能提供灵活多样的出行路线,减轻交通干道的压力,提高运输效率。
可见,土地集约是以资源配置的集中化和集约化为特点的。
要素禀赋理论、城市区位理论、空间聚集理论、空间扩散理论、企业集群理论及城市圈理论都是更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资源要素聚集之后产生的各种积极效应与影响。
而新城市主义则注意到了城市布局的重要性,提出了城市发展的紧凑型原则,要求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注意到了交通对于土地集约的作用。
中国走土地集约道路的迫切性
中国优化调整空间结构,节约土地资源具有紧迫性。
(一)从耕地保护的角度来看
1.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陶志红认为,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集约利用土地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由于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是人们集约利用土地的直接动力。
而我国虽然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占世界土地面积的7.2%,居世界第三位。
但其中耕地面积只有19.51亿亩,占国土面积的13.7%;若按人口平均,人均耕地只有1.59亩,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3.75亩的43%,不到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加拿大的1/15。
世界上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或地区,城市建设大都采取高密度发展的土地集约利用模式,典型的如我国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等。
我国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
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
2003年,我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量的4%,但消耗的土地资源万元GDP地耗是日本的9.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
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据新华网转述《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日前在上海透露,2003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3亩,2005年下降到1.4亩,2006年1.4亩的人均量将不保。
据报道,中国在过去10年,耕地减少了1.2亿亩,从1996年的19.51亿亩缩减到2005年的18.3亿亩。
中国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日前在《农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防止以新农村名义滥占耕地》的文章指出,一些地方片面理解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只重视发展二、三产业,甚至大量出租、转让土地搞房产开发,造成耕地的乱占滥用,农田基础设施的破坏。
未来有3亿人口迁入城市将造成城市用地紧张
改革以来城乡之间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突出表现为:
一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二是大量农民工向城市转移。
改革以来累计为6000万~1亿人。
2003年中国城镇人已达4.58亿人,城镇化人口比例由17.9%上升为40.5%,相当于1978年的城镇人口总数的3.05倍,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5%。
如果扣除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估计迁移进城市的农村人口接近3亿,约占新增城镇人口总数3.5亿人的85%。
如果取消对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的限制政策,并转为鼓励人口迁移政策的话,到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可能达到7亿人左右,占全国人口的50%左右;从2000年到2020年至少还将有3亿农村人口(比美国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还多)转移到城市。
(二)从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来看
人口部门估算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可能为14.5亿人,但如果中国城市化率上升到85%这个东亚地区的普遍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0公斤,城市人口12亿和要求国内产粮6.7亿吨的分析结论不变。
按完成工业化时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下限和进口与单产提高可能的上限计算,中国在未来25年中可继续用于城市化的占地只有1.5亿亩,12亿城市人口人均占地水平为125平方米,其中新增8.5亿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为118平方米,因此中国在未来若不能有效控制耕地的占用,则无法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与稳定农产品供给的矛盾。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刘新卫认为,我国虽然土地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较为匮乏,而我国的人口总量持续增加,加之食物消费结构随生活质量提高尔改善,我国的粮食安全长期存在并可能加剧;由于今后十几年是我国工业化高峰阶段,尤其是“重型工业”的加快发展将进一步增大土地消耗;城镇化仍将高速推进,而大量人口向城镇转移必将带动住宅用地和公共实施用地需求迅猛增加;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内投资总额居高不下,而随着消费结构升级、规模扩大和方式多样化,今后十几年中基础设施建设和居住、休闲、娱乐等放方面的消费用地需求将大幅增加;在各地发展经济积极性高涨也即意味着用地冲动很大情况下,如果区域经济、产业、人口发展与土地利用继续欠缺协调,加之在当前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中,如果节约和集约用地理念不能得到有效贯彻,都将在全国范围内导致更为普遍的土地浪费现象;为增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能力而开展的生态建设,特别是当前正在开展而且持续较长时间的“生态退耕”正在对我国耕地保护提出严重挑战。
与日益高涨用地需求相反,我国土地供应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补充耕地尚有一定潜力(约2.1亿亩),但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束缚下,我国后备土地资源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高强度的耕地消耗有所缓冲,但无法从根本上地笑耕地持续锐减态势,加上林地、草原和失地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土地资源供需矛盾尖锐已然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
从城市用地来看
搜狐网2006年8月3日报道“国土部官员(束克欣)指出城市用地有四大病态”,具体表现在:
(1)城市建设像摊大饼:
束克欣说,目前,我国城市规划设计非常松散,由于聚集度不同,形成城市建设摊大饼的局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太快了。
具体表现在一些城市搞的大广场、宽马路。
又如城市占用大量土地修建的绕城公路,本来是为了试图解决城市交通拥堵。
但是,由于违背了道路建设的通行规则,不仅适得其反,而且还多占用了非常稀缺的城市土地。
(2)城市公共设施并不公共:
束克欣以学校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剖析。
他说,目前,我国的学校特别是一些大学,无论学校规模大小,都是“大而全”、“小而全”。
而体育场馆应该是公共设施,可就是这个公共设施却无法公用,最后不得不用来搞展览等等。
(3)住宅消耗严重超前:
束克欣认为,现在很多城市家庭都不止有一套住宅,套型面积也是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住宅消费严重超前的一个强烈信号。
在不否认目前确有一些城市的一部分人住房仍然存在质量差、拥挤的情况下,城市中部分人住房比套数,比面积的这种错误的住房消费观确实占用了城市中的大量土地。
(4)基础设施重复浪费:
束克欣所说的城市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等。
他说,走遍了全国的城市,实际上高速公路上没有几辆车跑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的高速公路连收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铁路有运力没有运量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有的港口实际吞吐量只有建设能力的十分之一;机场也没有几架飞机起降的。
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最大后果就是浪费资源。
束克欣说,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少说也要几个平方公里。
而全国土地利用规划中用于这类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土地量只有几百万亩,按照这些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的做法,光修路都不够。
此外,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陈为邦认为,我国城市发展中,在空间地域结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这些问题包括:
大量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造成布局混乱和损失;许多城市、尤其大城市旧城中心区人口和建筑的密度过高,用地强度过大;城市新区和开发区以及一些城市的大学城布局松散,用地偏大;不少城市的一些开发区,级别高、“封闭运行”,脱离城市规划的统一管理;第三产业用地和道路用地、绿化用地不足,城市交通紧张。
从城市化、人口、地、粮的四者平衡关系来看
王建在《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中提出,从2003年—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由40%提高到75%,城市总人口将由3.5亿增长到12亿,全国总人口将由13增长到16亿,设2030年中国的耕地总量为17亿亩,如果按1996~2003年平均城市化占地水平300平方米,中国城市新增占地将达到4.1亿亩耕地,如果按2003年新增城市人口占地水平813平方米计算,中国城市占地将达到10亿亩耕地,如果2030年按照人均占有粮食500公斤计算,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7.2亿吨,假如届时中国的粮食进口总量为5千万吨,则国内必须生产6·7亿吨,假如中国城市新增占地达到4.1亿亩耕地,生产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因此,按完成工业化时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下限和进口与单产提高可能的上限计算,中国在未来25年中可继续用于城市化的占地只有1.5亿亩,12亿城市人口人均占地水平为125平方米,其中新增8.5亿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为118平方米,因此中国在未来若不能有效控制耕地的占用,则无法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与稳定农产品供给的矛盾。
此外,王元京从人均占有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认为从全世界来看,根据人均占有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四类地区:
一类是人均资源占有较为丰富的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二类是人均占有资源水平比较低,但经济同样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比如说像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等国家与地区;三类是人均占有资源比较低,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国家,比如说印度和中国大陆;第四类是人均占有资源水平比较高,但是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比如说像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均要学习发达国家节约方面的共有经验,在技术节约、产业节约与消费节约方面提高节约潜力。
但由于我国的人均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战略性资源相对稀缺,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既不具备“平面扩张即外延式”的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的条件,也不具备低密度、小型化、分散化的配备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可能。
因此,在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就要走土地集约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道路。
从土地分散利用及其代价来看
1.土地分散的表现
(1)土地流失与城市扩容。
根据国土资源部报告,从1996年到2005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净减少1.2亿亩,约占耕地总量的6.6%。
同时,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共有闲置土地、空闲地和批而未供地共计393.61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
此外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1.4亿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约相当于美国的1/8、印度的1/2。
而且现有耕地总体质量不高,高产田仅占28%,低产田为32%。
(2)分散娱乐。
根据相关报道:
高尔夫球在中国已经愈来愈普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尔夫场地。
未来十年中国高尔夫球场会涨到1000个,酒店会竞相建造豪华的高尔夫场地。
中国的高尔夫球场,主要都是在沿海比较富裕的城市,像深圳、东莞及珠海。
但是也因此出现了问题,造成高尔夫球场用地跟城市发展慢慢出现冲突,毕竟高尔夫场所需要的土地,不是单单一个足球场的面积。
(3)平面扩张的城市群。
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向外分散,郊区继续向四周蔓延,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地区的郊区延伸到另一个城市地区的范围之内,前一个大城市的边缘又与其他城市地区的郊区交错,大城市地区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
尤其是随着城市地区的分散化和郊区的蔓延后,城市与边缘、城市与郊区甚至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异已不明显。
在此基础上,相邻几个大的城市地区构成了延绵数万平方英里而各地区差异不大的集合城市,这是集合城市与城市群和大城市圈的最大区别。
(4)分散化制造业、工业与服务业。
以美国为例,制造业与人口大规模迁入郊区,郊区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带动郊区服务业的发展。
工厂和富裕的人口移到郊区,城市核心地区失去了接近消费地点的优势。
在此背景下,城市商业不得不向郊区分散。
郊区出现了巨大的商业区和购物中心。
郊区商业区和购物中心组成了郊区消费网络,网络还包括影院、餐厅、俱乐部、运动场等娱乐设施。
在城市商业外迁之时,城市其他服务业也被迫向外分散。
制造业和商业移出后,大城市为这些部门服务的事务所、大公司总部失去了众多的业务,最终也纷纷离开城市迁往郊区。
从70年代起,美国郊区开始进行办公大楼的巨额投资;到80年代,城市外围的办公室空间超过总数的57%。
郊区新出现的一幢幢办公大楼形成了办公园区和研究中心,成了美国高科技实验室和工厂的大本营。
(5)分散化交通。
二战后汽车时代的到来及高速公路网络的建立,为郊区及乡村土地的使用性质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城市快车道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放射,庞大的州际高速公路建成。
中国的流通费用比重比发达国家要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其原因是运量过大、运距过长。
都处在1.4万亿美元GDP的时候,日本的全部货运量为中国的l38%,货运周转量还不到中国的9%。
中国运量过大主要是因为采取了全国分工式的空间结构,大量产品必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运输。
中国省间交流主要是通过铁路,而铁路货运周转量在全部货运量中超过50%。
在国内铁路货运量中,1994年省间交流量占61.2%,2000年为65.5%,2002年为67.3%,说明这种全国分工的空间结构仍在发展。
1996~2003年,中国人均道路占地的增速为5.6%,比人均城市占地的增速高一倍,按这个速度发展,仅道路增加到2030年就须占用3·5亿亩耕地。
2.土地分散的代价
(1)分散城市。
80年代之后,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时期。
在城市化的这一进程中,“城市病”也日益严重,城市中心拥挤不堪、交通拥塞、污染严重、犯罪率增加、土地价格飞涨,城市发展受到很大的抑制。
在此情况之下,中国城市化面临转型,由聚集阶段向分散的郊区化及逆城市化方向演变。
在这一演变中,人口、资源等要素应由集中状态走向分散状态。
(2)交通拥挤。
建国初期,北京建成区面积为,109平方公里,其城市活动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区62.5平方公里的旧城。
建国后,北京城围绕着市中心摊大饼似的向外扩张。
在这一建设中,拆除了老北京的城墙、城门,在原址上建立环路。
城市越过环、路继续向外扩张,突破二环路、三环路直到五环路。
.围绕着市中心区、的向外扩张,到20世纪末北京建成区扩大到480平方公里。
这一扩张使北京市区变得硕大无朋,而郊区地区则处于分散状态,郊区次中心难以形成。
由于城市中心十分强大,功能太集中,城市经济与社会活动都与城区联接在一起,每天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得乘坐城内各种机车来往于工作地点与居住地,北京市交通异常拥挤,城市有关部门对此十分棘手。
北京市的城市发展模式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城市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我国各地城市发展模式大多与此大体相似。
(3)资源闲置。
束克欣认为在城市里,开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许多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最大后果就是浪费资源。
如中部某市一个新区的大立交,比北京四环通往国际机场的四元桥立交还要大。
放眼全国,实际上高速公路上没有几辆车跑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的高速公路连收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铁路有运力没有运量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有的港口实际吞吐量只有建设能力的十分之一;机场也没有几架飞机起降的。
(4)贫富差距。
据一项统计表明,在亚非拉这些发展中国家中,贫民窟的数量可以最高占到城市人口的60%,一般的都在30%以上。
这就是所谓的过度的城市化或者说是假城市化。
他们的城市化水平比中国高,很早就超过30%了,但那是假城市化。
许多人没有工作,到处流浪,贫民比较多。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他们本国的工业体系,相当部分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比较频繁地发生经济危机。
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均如此。
目前,人们议论较多的与城市贫民相联系的问题是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社会保障问题,例如,巴西出现的无土地农民运动,主要成员是城市贫民,不少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城市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出现农民集体到农村,直接强夺大庄园主土地的现象。
假城市化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采取了西方城市化的形式,但是它们没有解决假城市化的问题。
(5)农业危机。
1996~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亿亩,同期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高峰5.1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3亿吨,其中虽然有为保护环境的退耕因素,但建设占地仍高达2240万亩,是导致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
粗放使用耕地将带来农业危机。
中国农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中国农业发展最大的挑战来源于土地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尤其是耕地流失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此外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包括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既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也为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6)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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