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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内涵留侯论课件资料
析《留侯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
宋代文学家。
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制科考试后步入仕途。
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苏拭因与新法不合,远离朝廷,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元丰二年,因作诗讽刺新政,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神宗死后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官至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但因反对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又得罪了旧党,再度被排挤,先后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
哲宗亲政后,新党复起,又先后被贬惠州(广东惠阳县)、儋州(海南岛)。
建中靖国元年徽宗即位,内迁,病死于常州。
有《东坡全集》,又名《东坡七集》。
《留侯论》一文,选自《东坡七集·应诏集》卷九。
是嘉祐六年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所上的《进论》之一。
是苏轼早期史论文章的代表作,很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论说文纵横捭阖、雄于论辩的特点。
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能在前人未到处立论,在前人已到处作翻案语。
这两条线始终交叉缠绕在一起,贯穿全篇。
文章的第一段,是在前人未到处立论,论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能忍。
作者认为,豪杰之士与普通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表现在能忍与不能忍上。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因为他们并没有远大的理想;而豪杰之士见辱,却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是因为他们“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抱负不同,见识就不同;见识不同,操守就不同。
这就是作者劈空立论,提出的全文主要论点。
下面的文字,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论点展开的论述。
第二段,是在前人已到处作翻案语。
过去人们对“黄石公授书”这一历史记载,往往不理解,觉得“其事甚怪”,甚至“以为鬼物”。
而苏轼却一反前人之见,提出自己全新的解说。
这里又分两步:
先说其人──“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这就消除了“黄石公”这个人物的神秘性,使之合理化了。
然后再论其事──
“且其意不在书”──这一句,是把全文的议论引向深处的关键。
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中说:
“至此别作深笔发议,此一句乃一篇之之头也。
”又总评说:
“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
”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一中也说:
“‘其意不在书’一语,空际掀翻,如海上潮来,银山蹴起。
”他们所说的“掀翻尽变”、“空际掀翻”,都是指推倒前人的旧说,也就是翻案;他们所说的“广陵秋涛”(扬州曲江潮,汉时浩大,蔚为壮观,唐大历后不见)、“海上潮来”,是指文章的思路至此突然打开,一种全新的议论如江潮海浪、滔滔不绝而来。
这个评论,是非常有见地的。
我们说,“且其意不在书”一句,从结构上看,是此文衔接转换、承上启下的一个极重要的地方。
因为此段开头,有“子房受书”的记述,如果没有“且其意不在书”一句,前面授书一事便没有着落。
但如果只谈授书,又落入前人陈陈相因的窠臼。
苏轼在这里,是接过授书的事实,以承上;重新解释授书的目的,以启下。
翻空立论,指出圯上老人授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书本身,而是意在深折张良,以砥砺他的过人之节,培养他“能忍”的品质。
这样,文章就推翻了前人的旧说,开拓出一片全新的思路。
下面的文字,详说“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的“不能忍”的故事,从反面加以衬托;又以“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的“能忍”的故事,从正面进行铺垫,在这个基础上,引出对老人行为目的的分析: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论点,苏轼还从反方向加以推论:
“何则?
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也就是说,张良后来之所以能够做到“秦皇不能惊,项籍不能怒”,是因为在圯上老人那里受到了磨练;从而反过来证明圯上老人与张良“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是对张良的有意的教育和考验。
从逻辑上讲,这叫作“以果证因”。
这些议论,写得很巧妙:
它所引述的,都是确凿的事实;而它的推论,其实却是依据情理,依据逻辑。
明人茅坤在《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十四中,曾把这种方法叫做“空中下拳”。
徐乾学等在《古文渊鉴》卷五十中也指出:
此文“意实翻空,辞皆征实。
读者信其证据,而不疑其变幻。
”
文章的第四段,进一步强调张良“能忍”的品质在楚汉之争中的重要作用,论证忍小忿才能就大谋的道理。
这里又有有总述、分说两个层次。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
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毙,此子房教之也。
”这几句是总述,总地概括了楚汉之争的形势:
项羽不能忍,故虽百战百胜,但轻用其锋,过早地消耗掉了自己的锐气;而刘邦能忍,能够保存自己的锐气和实力,等待对方的再衰三竭,寻找最终破敌的机会。
而这种战争形势的形成,张良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下面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这是总述之下的分说。
说“高祖忍之”,是“子房教之”,有什么证据呢?
作者举出了一个具体的史实加以证明。
由于这个事实是见于史书的、确凿的,所以对总述的观点起到了论证的作用。
这一段文章,由论述张良,进而引申到刘邦,思路更加开阔,文章也更加雄辩。
明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五中说,“子房不能忍,老人教之能忍,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文至此,真如独茧抽丝。
”清人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八中说:
“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是正义;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是余意。
作文必如此推论。
”都指出了这一段文章在拓展思路,使全文波澜横生、层出不穷方面起到的作用。
文章的第五段,指出张良貌似文弱,却干出了奇伟的事业,正是张良的过人之处。
这一段似乎与“能忍”无关,其实却正是为了说明张良不是那种“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者,与全文的开头形成直接的呼应,再一次亮出了文章的主题。
苏轼的这篇《留侯论》,是他史论文的代表作,前人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如明人杨慎在《三苏文范》卷七中说:
“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
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
”明人王慎中说:
“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文家操纵之妙。
”(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十四引)清人刘大櫆评此文“忽入忽出,忽主忽宾,忽浅忽深,忽断忽接。
而纳履一事,止随文势带出,更不正讲,尤为神妙。
”(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四引)等等。
今天我们从写作的角度来分析,此文的一些突出的优点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例如:
一、用一个思想来引导和贯穿全篇。
古人作文讲究“立意”、“立主脑”,这个“意”、“主脑”,就是一个新的、有见地的思想,就是文章的所谓“中心论点”。
一旦这个思想形成,就要以它为纲领,来选择材料、组织全篇;并且用它贯穿全文,从内部把文章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苏轼这篇文章里,“能忍”,即是文章的中心论点。
文章的材料、结构、语言,都是由这个线索贯穿起来、组织起来的。
宋人吕祖谦在《古文关键》卷二中指出,此文“一篇纲目在‘忍’字。
”谢枋得在《文章轨范》卷三中说,此文“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明人归有光在《文章指南》中说:
“作文须寻大头脑,立得意定,然后遣词发挥,方是气象浑成。
如韩退之《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以‘盲’字贯说,苏子瞻《留侯论》以‘忍’字贯说是也。
”都阐明了“能忍”这个中心思想在全篇文章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中心论点作为贯穿,所以全文尽管“掀翻尽变”、“波澜横生”,尽管“浑浩流转”、“变幻不羁”,但所有的内容最终都能集中到一点上,都完全是为说明、论证这个中心思想服务的。
二、善于拓展思路。
一、
此文所要论证的,是张良“能忍”的品质,但入手,却从张良“不能忍”说起──再往前推,从桥下取履、老人授书写起──使得文章凭空结撰(实际上是层层铺垫)、曲折入胜。
前人曾把这种写法叫做“无中生有法”。
二、
写张良“不忍忿忿之心”,是说他不能忍,插入“千金之子”一句,是言能忍;“……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又说张良不能忍,接以郑伯、勾践事,又言能忍。
反反复复,是所谓“反正相间法”。
三、
“子房以盖世之才”一段,从张良说到老人;“夫老人者”一段,从老人说到张良。
是所谓“顺逆法”。
四、
用项羽不能忍,衬刘邦的能忍;用刘邦曾经不能忍,衬张良的能忍,用张良曾经不能忍,衬圯上老人的教之能忍──全文的构思似乎就是这样反向展开的。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独茧抽丝法”。
五、最后一段以司马迁语作结,使文章妙趣横生,又拓展出另外一番意境
总之,明人郑之惠在《苏长公合作》中引用钱文登的一句话:
“一意反复到底,中间生枝生叶,愈出愈奇”,似乎总结了此文写作上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意贯穿,和波澜横生。
这些写作方法,是我们应当借鉴的。
这篇文章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将楚汉之争的胜败原因,简单归结为“忍”与“不忍”的个人气质,有些片面。
这个问题,比较明显地反映在第四段: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我们说,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双方力量的对比,客观条件和环境,采取的路线和战略,特别是人心的向背,等等,都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不是仅仅做到“能忍”就可以取胜的。
在这一点上,苏轼为了立论,夸大了“能忍”的作用,从而使整个论证在逻辑上存在着不严密的地方。
(这个问题,在第一段中其实也存在,即把“能忍,是豪杰超过普通人的地方”,与“豪杰超过普通人的地方,是能忍”混淆起来,扩大了“能忍”这个概念的外延,同样也夸大了“能忍”的作用,造成了论证的片面性。
)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
“《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
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
”明人钟惺也说:
“东坡之文似战国。
”都指出苏轼文章受到《战国策》的影响。
《战国策》的文字,犀利明快,长于辩论,纵横反复,曲尽其意。
但当时的游说策士为了说动人君,猎取功名,往往夸大事实,以偏盖全,因此也有浮夸片面,骋辞诡辩的一面。
在苏轼早期的论辩文字中,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苏轼后来曾回忆道: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
……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
”(《答李端叔书》)这些话虽是作者因文字得罪之后有所为而发,但也确实说出了他早期一些文章好偏激的特点。
这是我们在读《留侯论》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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