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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治国思潮
第一章科技治国思潮
科技治国是当今世界各国治国方略中最强劲的一种理念。
西方学者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
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99:
不战而胜》一书中,则把20世纪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也是最血腥的世纪”。
所谓“辉煌”,是说影响人类命运和历史发展的许多重大发明、发现都是在20世纪产生的;所谓“血腥”,是说这些重大发明、发现应用于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
所以,在当今的社会思潮中,科学主义思潮是非常广泛而有影响的。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科技治国论”。
它是以世界新科技革命为背景,以科学主义作为其理论来源,以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把科学技术作为立国之本为特征的。
一、科技治国思潮产生的背景
在世界范围内,科技治国论最早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17世纪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
后来,被称为“科技治国之父”的圣西门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
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治国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而日益兴盛。
经过一个长期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这股思潮在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以某种方式得到传播,其中最典型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
美国可以说是科技治国论思想的发源地和全球传播者。
1919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威廉·史密斯正式创造了“科技治国论”一词。
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国在世界科技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美国迅速成为世界性“技术统治热”的震中,科技治国论经过工业社会论,后工业社会论的充实和发展而达到成熟,贝尔70年代初所写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被看作是科技治国论的当代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日本用“科技立国”这样简练而醒目的概念来表达国家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
不仅如此,这股思潮还越过了一、两个国家的范围,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命题。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发展战略时,经过比较和选择,都把“科技立国”确定为最佳的强国之策。
有些国家,如“二战”时期的德、日、意,曾选择了“军事立国”即军国主义道路,结果惨遭失败;有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西亚盛产石油的海湾诸国,想通过“资源立国”使自己富裕起来,结果生活虽然富裕了,但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仍然落后,光凭资源买不来现代化;有些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主要靠贸易实行“经济起飞”,即所谓“贸易立国”,但这只能适用于较小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大国,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事实证明,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最优化的强国之策还是科技立国。
科技立国成立的最大理由是,技术或者说科技力,已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的自然力、人力、经济力、国防力、政治力、精神力等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国力的核心。
它不仅是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综合国力的几乎所有其它成分具有辐射性的影响。
世界上一些权威人士评论说:
“到21世纪,确定世界大国政治名次的,将不再是其它,而是在技术——经济领域方面的成就”。
技术的先进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强大,经济上的强大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强势,这已被社会发展所证实。
世界各国所以选择科技治国为强国之策,还因为逐步认识和感受到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巨大影响和强烈挑战。
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问世引起了自然科学的划时代革命。
经过“二战”特别是到70年代以后,这场理论革命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深刻的科学技术革命。
这次新技术革命涉及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主要领域,而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主体和中心。
如果说,上一次工业革命是以机器为主要工具,以解放人的体力为主要目标,以生产的机械化为主要目的,那么,这次新科技革命则以电子计算机为主要工具,以模拟和扩展人脑功能为主要目标,以生产自动化为主要目的。
因此,上一次是机器革命,这一次是智能革命。
新科技革命极大地突出了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使其上升到“第一生产力”的地位。
第一,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起着先导的作用。
在过去的生产实践中,人们是先有生产实践经验,然后提炼出科学技术,新科技、新工具要靠生产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摸索。
现在,科学技术的来源首先是通过科学实验,然后用于生产实践的(如原子能)。
第二,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要素的对比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由本世纪初5-10%增至现在发达国家的60-80%。
第三,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其它要素起支配和决定作用。
传统公式是:
生产力=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现在是:
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因此,科学技术将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
面对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和挑战,许多国家都在重新调整自己国家的发展战略。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印度的“新技术政策声明”等,都反映了这一趋势。
这股浪潮也必然影响和冲击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伍,靠消耗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发展经济、效益低下,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5%。
有人埋怨中国人懒惰,缺乏西方人的勤奋精神,其实,中国人的勤奋、吃苦、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是世所罕见的,缺就缺在先进的科学技术。
当然,首先是缺乏重视科学技术的观念。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社会的认识,总是把政治、伦理摆在首位,而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则被忽视。
习惯于通过政治、伦理关系的调整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不重视如何通过生产工具的变革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发展。
这样,几千年积累下来,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就显得太少,而政治伦理方面的沉淀又显得太多,往往成为历史发展的包袱。
因此,中华民族在发展观念上,必须来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特别是面对当代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必须清醒而严峻地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谁能抢占到科技的“制高点”,谁就可能在政治上更加独立,在经济上更加繁荣,在军事上更加强大,在战略上更加主动。
否则,就只能永远处在落后挨打的境地。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果断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80年代中期,我国科学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
到90年代党中央把教育加进去,变成“科教兴国”,如今,这个口号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应该指出,我国所提倡的“科教兴国”,与西方流行的“科技治国论”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
相同点是,两者都是对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回应和对答,都是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地位和作用。
不同之处在于,“科技治国论”实质上是一种“技术统治论”思想,是一种整体上的治国理论、社会发展理论。
它把社会发展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科技工艺的发展过程,把科学技术当作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脱离了社会其它要素的作用(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因而是片面的。
作为我国发展和建设的纲领,我们强调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者统一,科学技术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和环节。
二、科技治国思潮的思想理论来源
科技治国思潮就其思想理论来源而言,主要源于西方流行的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在西方从近代就产生并且逐步得到传播。
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的《人体结构》的出版,标志着欧洲近代科学的开始。
从此,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开普勒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定律,伽利略建立了关于地面上的物体运动的学说。
牛顿综合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成就,于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使经典力学这座宏伟的大厦最终落成。
牛顿力学不仅解释了天体和地面上物体运动的现象,而且作出了像哈雷彗星的周期性的再现、地球的椭球体形状、行星的摄动、海王星的存在等一系列的预言。
牛顿力学解释的成功和预言的证实使其获得了无上的声誉。
此后,物理科学的其他分支也都先后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了类似力学那样的严密体系。
尤其是,把这样一种经验方法应用于几千年来被认为是“生命力”统治的有机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进化论和细胞学等都发展起来,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绩。
与此同时,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解放着人的双手,改善着人的生活。
科学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多的实惠,从而使其它的文化自叹不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运而生。
从培根、笛卡尔到拉美特利、霍尔巴赫,思想家们借助自然科学尤其是古典力学的成就,创立了一个既区别于古希腊又不同于中世纪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们大都有熟悉自然科学,提倡自然科学,推崇自然科学,主张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类认识的一切领域;认为自然科学知识的扩展,不仅会保证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而且会支持成长中的美学、道德和政治中的启蒙运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会在对外部世界的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中随之出现,社会会随之繁荣,并且社会也确实随之而富有。
因此,这种世界观便越来越成为西方世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之后,随之传播以及西方社会的强大,这种世界观也撞击着中国传统文化,漫漫渗入到我们国家。
关于科学主义,很多思想家对其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有的认为:
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回答所有的人类问题,它使科学成为哲学、宗教、习惯方式和道德的替代物。
……它是信念的一种形式,一种塑造思想、影响行为的教义。
”(郝布斯《社会问题和科学主义》);有的认为:
“科学主义即下述的承诺:
以在物理科学中使用的同样的方法,我们最终能创立精确的科学。
”(威特)。
有的认为:
“由科学主义一词所指的信条包括三项基本的教义。
第一,被理解为自然现象科学的数学化的物理学是典范科学,所有其他科学的自我认定必须根据它来衡量。
第二,所有存在领域,包括意义和本质,都有能应用典范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并且不会有任何信息损失。
第三,如果在此情况下还坚持认为存在着不屈从于典范科学处理的实在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劳动者与科学知识无关,或者可被还原为科学知识,因为这些领域的非科学形式只是一种幻象。
”(库普尔)。
有的认为:
“科学主义就是这样的信念: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最权威,最严肃,最有益。
”(索雷尔《科学主义》)等等。
以上提到的这些定义是我们在阅读科学主义的文献时较有代表性的表述。
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科学主义的基本思想归纳为以下几点:
1.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它是最精确、最可靠的;
2.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物理科学的方法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被用来追求知识;
3.在人类整个精神文化体系中,科学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现有的各种定义,虽字面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从不同侧面强调上面三点中的一点或几点。
其中,第一点是基础,第二点和第三点都是对它的逻辑延伸,科学主义的思想主要通过后两点表现出来的。
这样,随着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科学主义世界观,在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下产生了科学主义思潮,科技治国思潮正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典型表现。
三、科技治国思潮的主要理论表现
围绕新技术革命的理论探索,最有影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美国未来学家阿·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理论,罗马俱乐部对全球问题的研究模式。
这些著作被国际舆论誉为“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巨著。
(一)贝尔:
“后工业社会”论
1959年贝尔第一次提出“后工业社会”的名称。
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到1973年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标志着“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成熟。
其中,至少有三本书对贝尔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1960),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1967),阿隆的《工业社会和社会阶层的发展》(1967-1968)。
贝尔把人类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他认为,分析后工业社会,可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部分。
经济的中轴原理是效益原则,政治的中轴原理是平等原则,文化的中轴原理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主要研究前两方面,后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主要研究文化问题。
后工业社会的形成,主要和基本标志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美国,从1956年以后,农业人口占4%,工业人口25%,其余转入服务性行业,占劳动力的65%,说明美国已从产业劳动社会转入服务性社会。
这个变化将引起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变化。
例如,它意味着推动社会生产和经济进步的主要手段已经变化,由前工业社会的原料技术—工业社会的能源技术—后工业社会的信息技术,知识成为社会生活的中轴。
又如,它意味着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
马克思曾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向工人和资产者两极分化,“中间阶层”(经理、职员等)将缩小以至消失,但事实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培植了一个庞大的职员阶层,这向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在政体即社会管理方面,贝尔的核心观念是“能人统治”。
根据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谁能掌握和供给主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有权。
封建时代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因而地主有权;在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因而资本家有权;后工业社会,由于主要生产要素是知识,所以应是新的技术权贵统治,即“能人统治”。
贝尔提出,在任何社会中,关键问题都是:
由谁掌权?
如何掌权?
如何掌权是一种制度概念,由谁掌权是一个集团概念。
在后工业社会里,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
科学已经和权力、经济发展及国家的实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科学精英应密切参与国家管理。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它不是原来意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之后必然产生社会主义,贝尔则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形式和道路。
完成工业化后,两者将共同进入后工业社会。
这“将是21世纪美国、苏联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
因此,贝尔是“趋同论”的主要倡导者。
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他试图以“后”字划出一个新时代,概括二战以后世界历史的新变化。
二战后几十年内,世界历史确实出现了许多新迹象、新问题、新变化。
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
对此怎样解释呢?
按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看,通常解释为这是暂时的、表面的假象,是资本主义垂死前的回光返照;用传统资本主义观点看,似乎资本主义并不象马、列所断言的已经腐朽,而是仍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这两种解释都与事实出入较大,缺乏充分说服力。
贝尔的理论则试图说明,现代发达国家发生的许多变化带有根本的性质,是原来意义的资本主义所没有的。
这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变化,还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超越?
可以研究,但这毕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变化。
正是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当今世界人类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因此,关注和研究这些变化,能够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提供许多新鲜的思想和资料,能够开拓我们的思路和眼界,从世界现代化的开阔视野来观察和解决我国的发展问题。
(二)托夫勒:
“三次浪潮”论
与“前工业”、工业、“后工业”三个时期的划分相呼应,托夫勒提出了“三次浪潮”的理论,即:
第一次农业文明浪潮、第二次工业文明浪潮和现在出现的第三次文明浪潮。
第三次浪潮的核心是知识和信息,所以新的社会可叫信息社会。
文明是人类创造活动的总和,托夫勒以不同时期的文明作进化单位,提出“第三次浪潮”,意在对由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作一个更加宏伟的、全景式的透视。
反映这个理论的代表作《第三次浪潮》一问世,立即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世界性的巨大反响。
托夫勒通过对比揭示了第三次浪潮的主要特征。
工业文明的特点是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这六条原则组成了带有第二次浪潮文明特色的标记”。
这反映了由大机器生产所造成的严格的、单一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标准化,产品、时间、经济结构、语言都趋向标准统一,人们的爱好、习惯、信仰等等都是一个模式;专业化,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以至束缚了人的能力的发展,“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全人’,而只要人的一个肢体或器官”;同步化,农业社会按自然节奏,工业社会按机器节奏,全世界都按同一个时间表活动,在同一时间起居、工作、看电视;集中化,集中使用石油、煤炭等能源,孩子从各个家庭集中到学校里 ,病人集中到医院,由专门的人解决单一的问题;好大狂,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配,大学校、大工厂,什么都是越大越好;集权化,由工业化的推动,形成政治上的集权化,政治经济事务越来越多地由中央独断地做出决策。
而第三次浪潮,则是“向这种与机器同步化的生活挑战,改变我们的社会基本节奏,并在这一改变过程中,把我们从机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托夫勒概括了第三次浪潮的三个特点,即:
多样化—包括风力、地热、核聚变、太阳能等在内的多样化的能源结构,按顾客要求进行的小批量多样化生产等;小型化—劳动方式由集中转向分散,新的生产单位趋向小型化等;个体化—电子家庭的出现,回到家里工作,分配方式走向个体化等。
总的趋势是把人从大一统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尊重和发展人的独立自主的个性。
“第三次浪潮文明不能使用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政治结构”。
托夫勒认为,从美国到苏联,所有工业国家决策的失灵及社会“黑洞”,不是领导者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在传统政治框架内无法解决。
他批评了三种观念:
(1)所谓极权主义效率高,其实极权与效率并无联系。
(2)相信过去的领导方式适用于现在和将来,其实过去的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这些强者,也未必能领导今天和明天。
(3)要求强有力的领导,要求救世主。
实际情况是,美国总统恐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人了,但也感到无所作为,“总统觉得好象是对着电话吼叫,而在另一头根本没人听。
”第三次浪潮文明要求领导人的作风与品质,不是自信专横,而是从善如流;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对领导新世界的局限性的自知之明。
面对非群体化、非集中化、多样性的社会,托夫勒提出政治改革(或21世纪民主)的三个原则:
(1)少数派权力。
第二次浪潮政府、领袖的合法性寄托在多数派原则上,宣称代表多数人讲话。
但现在社会是由各种少数人结成的,难得形成51%的一致舆论。
因此,应建立一个容纳差异性、少数派民主的合理结构,不应用强迫和虚伪的多数,去掩盖人们之间的差异。
(2)半直接民主。
从依靠代表到依靠自己的组合。
(3)决策分工。
合理地分配决策权,有的超出个别国家能力范围的决策转到跨国一级的新结构,有的则向下转移。
在精神领域,第三次浪潮特别强调人类观察思考方式的改变。
第二次浪潮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为基础,“着重于对问题的分析能力,而不善于综合。
”第三次浪潮以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发端,提出“新的综合方法”:
“我们正处于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
在所有知识领域内,特别是经济学,将恢复广泛的思考和全面的理论。
”同时,还要营造“新的心理环境”。
作为完美的感情生活和健康的心理环境,任何人都有三个基本需要:
集体生活,生活秩序和生活意义。
第三次浪潮一方面鼓励个人具有个性,发挥每个人的潜力,另方面也正视个人的孤独寂寞感。
所以必须恢复集体生活,重建人际关系,建立值得人们尊敬、爱护和效忠的组织机构。
托夫勒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研究当今世界发展的最新趋向,进一步开拓了我们的观察眼界。
应当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分国界的。
而且,人类文明的最新趋势和最新成果,往往是从生产力发展程度较高和社会发展整体水平较高的国家中最先显示出来。
但是,由于我们过去习惯于用“社会制度决定一切”的观点观察问题,对显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往往视而不见,或不能正确评价,这势必使我们对于当今世界发展的了解受到限制。
实际上,社会制度虽然对文明的发展起重要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许多文明现象是属于“非制度性”的,或者说具有普遍意义。
生产力、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经济、政治、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和趋势。
我国虽然是后发展国家,但这些变化或迟或早也会发生,有些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所以,《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著作,无论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世界还是当代中国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三)罗马俱乐部:
“增长极限”论
罗马俱乐部是1968年在意大利罗马建立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性学术团体,宗旨是“忠实而深刻地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和解决战略。
1972年发表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译成34种文字,发行600多万册,世界上1000多所大学奉为教材,被称作“20世纪70年代的爆炸性杰作”。
《增长的极限》选择对人类命运和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五个参数进行分析。
(1)人口——1650年世界人口约5亿,将近250年翻一番;1970年36亿,大约33年翻一番;60年后,世界人口将是今天的4倍。
(2)经济增长——按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物质生活标准从1963年起每14年应提高一倍,但事实上富国和穷国的差距正在无情扩大。
(3)粮食——目前世界上营养不足人口占1/3。
为生产粮食,要解决土地资源,但地球上最富饶部分已被耕种,并且随人口和建设增长而减少。
(4)资源——现在人类生产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地球现有资源将很快耗尽。
(5)污染——人类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结论:
地球承受人类活动的能力是有极限的,如按现在的发展趋势,世界在100年内(21世纪中期)达到增长极限而后崩溃,因此从现在起应实行“零的增长”方案。
这个观点引起许多人反对,认为是悲观主义的,是宣扬“世界末日”论。
毛泽东曾指出: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因此,人类总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
人类只要发展,就会遇到或引发新矛盾、新问题、新困难,但这些新的矛盾只能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而不能靠不发展或停止发展来消除。
同样,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利后果也要靠新的科学技术来解决。
如现代科技生产会消耗大量的不可再生的能源(煤炭、石袖、木材等),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不断减少甚至枯竭,但同时,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正在解决可再生的新能源问题,如太阳能、风能、海洋能、地能等。
所以,对人类发展前途抱悲观态度,是不符合发展的辩证法的。
但“增长极限”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人类的活动(包括工业化、经济增长、科学技术等)总是具有两重性的结果,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并存。
过去种粮用农家肥,打出的粮食好吃,但产量低,吃不饱肚子;现在种粮用化肥,产量高,解决了吃饱肚子问题,但粮食不好吃。
过去农户养鸡喂粮食,产量低,但肉质好;现在以科技养“肉食鸡”,用饲料,产量多,但不如原来好吃。
现代城市交通发达,人们出门以车代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但人的脚也逐渐失去走路功能,人的体质、体力下降。
对这些负面后果,开始时由于影响较小或无法预料,不能引起充分重视,这不足为怪。
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类对实践活动的两重性一直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
自近代科学和大工业产生以来,随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确立,人类一直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界的征服力量,而将恩格斯的警告“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置之不顾。
在高生产和高消费的相互推动及恶性循环中,人类对自然界实行着失去理性的占有和掠夺。
许多人的高消费、富裕、舒适的生活,实际是对生活资源的极大浪费。
据说美国人一年要消耗掉全世界能源的1/4,这是消费还是浪费?
如果说农业时期人是吃自然界的“利息”,那么工业时期人则是吃自然界的“老本”,这种消耗活动积累到极限,势必造成人类生存的严重危机。
所以,不能只讲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还应当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
另外,罗马俱乐部把人口、贫困、资源、环境等问题看成是人类共同面临并应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唤醒了不同国家人们的全球性意识,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过去,人们往往把上述问题看成局部的、或者单纯是与社会制度相关的问题,如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认为只有发达国家才有,不发达国家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
事实上,谁发展工业化、现代化,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全球性问题不仅普遍存在,而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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