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复杂政治形势下张氏父子对民族教育的贡献》之点评 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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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点评·
在“张氏父子与东北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对《复杂政治形势下张氏父子对民族教育的贡献》之点评
蒋文祥
(2012年8月10日)
刚才听了关捷教授的论文交流——《复杂政治形势下张氏父子对民族教育的贡献》,我主要有这么两点感想:
第一,我感到这篇论文的选题很有新意,口子很小,挖得很深。
关捷老师是大连民族学院的老院长、老教授,他的女儿关伟老师是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的博士。
民族学院的老师选择了民族教育的课题,这个选题很有意义。
由大连民族学院的关捷教授、关伟博士这一对父女来研究复杂政治形势下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民族教育的贡献,这就更有意思。
借用一下这篇论文的题目,把它稍加改动,我觉得这篇论文既是“学术自由形势下关氏父女对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贡献”,也是“学术民主形势下关氏父女对民族教育的贡献”。
作为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评审组成员之一,我注意到,提交这次研讨会的66篇论文中,至少有10篇以上谈到张学良或是张氏父子与东北教育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谈民族教育的只此一篇。
换句话说,这篇论文选题的口子最小,角度最新,确实体现了一种创新精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
选题的口子小,容易挖得深。
聪明人常讲,与其到处刨坑,不如一处挖井。
选准了一个点,深入挖下去,总能挖出水来。
这就是水平,这就是关捷教授的高明之处。
第二,我感到这篇论文的论证十分严谨,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文章的第一部分,首先分析了张氏父子所面对的日本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推行奴化教育的严峻政治形势。
从1905年开始,日本统治当局就致力关东教育机构的设置。
1905-1945年间,日本在东北所控制地区全力推行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学校至高无上的规范——《教育敕语》;推行日语教学;并为推行奴化教育方针,建立了一整套符合殖民统治要求的教育体系和管理秩序。
张氏父子面对上述严峻的政治形势,冲破层层阻力,克服重重障碍,努力发展民族教育,取得了一定成就。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张作霖在东北实施教育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在张作霖统治时期,东北的基础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学校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文章中列举了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朝鲜族等民族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张作霖的支持下,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
张作霖还很注重留学生教育,自己拿出十万块钱,资助各省留学生;还制定了奖励自费留学生的办法,并注意选派女学生到日本、美国留学。
文章的第三部分,着重阐述了张学良对民族教育的认识及其贡献。
对张学良教育思想的若干独特之处进行了探索:
一是张学良提倡专业的设置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张学良强调办教育为国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具有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张学良重视全社会各阶层的教育,除了重视一般小学、中学、大学正规普通教育外,还注重女子、工人和军人的教育。
张学良从世界竞争、振兴民族的高度,为国家“臻于强盛”,重视东北民族教育。
他在实践中形成的教育思想与实行的教育措施,既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又符合时代前进的潮流,注重全社会学习文化的同时,加强爱国爱民思想教育,既体现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又吸取西方现代化教育理念,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
文章最后还有一个结束语。
如果硬要挑刺,我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这部分略嫌单薄。
如果能够将张氏父子对民族教育的贡献再作一番异同点的比较,那就更好。
因为张学良对张作霖实施的教育政策不仅有所传承,而且有所发展、超越和创新。
另外,我对关捷教授全家总动员撰写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尤其钦佩。
因为我注意到这次研讨会收到的66篇论文中,除了关捷教授与他的女儿关伟博士的这篇论文外,还有关捷教授与他的夫人杨惠萍教授以及女儿关伟博士的另一篇论文,就是《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解读》,对于关捷教授全家总动员撰写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我感到由衷的钦佩。
附:
复杂政治形势下张氏父子对民族教育的贡献
关捷关伟
近些年,学者在研究张学良爱国思想的同时,也关注到其教育思想,既有论文也有专著。
然而对张氏父子对东北教育的实践则较少涉及。
本文拟对张氏父子在复杂政治形势下,重视民族教育,并实施民族教育及其特点进行初步考察,希望有利于对张氏父子东北教育研究的深入。
一、张氏父子面对的日本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推行奴化教育的严峻政治形势
自1905年日本取代俄国占领旅大地区和南满铁路沿线后,在进行军事控制、政治统治的同时,竭力推行殖民教育政策。
“作为政治工作的第一步棋”,日本统治当局“首先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教育机构的设置”。
1905年开始由关东州民政署掌管教育事宜;1906年8月1日,关东都督府建立后,改为民政部庶务课学务系管理教育行政事宜。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依然加强殖民教育。
1918年5月,日本改关东都督府为关东厅,新设民政部地方课设学务官和视学负责教育,翌年,设置学务课并增加视学编制,配备专职视学。
1934年12月,伪满首都新京的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内设置关东局并设学务课,分掌有关学校、幼儿园、青年训练所、博物馆、图书馆以及神社、宗教与祭祀等社会教育事项。
[1]
殖民统治机构及其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为日本殖民者在东北设校施教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日本在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的同时进行殖民教育,其宗旨无非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
[2]
日本在所谓租借的关东州和南满铁路沿线乃至伪满洲国实行殖民教育。
1905-1945年间,日本为对中国居民实行同化教育政策,首先在东北所控制地区全力推行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学校至高无上的规范——《教育敕语》[3],要求“各地小学校,所有在其位者都要善体圣意,助于研磨熏陶,并在学校举行典礼或其他适当时机奉读《敕语》,并加以诚恳诲教,以使学生夙夜铭记心中”[4]。
其次是推行日语教学。
1905年4月12日,日本辽东守备军政长官、陆军少将神尾光臣,训令各地军政署长在占领区设立学堂,讲授日语。
1906年,日本政府又发出“我国对满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促进日满的文化融合、互相亲善和共存共荣,永远维护远东的和平。
”[5]3月31日,关东州民政署颁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则》,明文规定:
“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教育[6]。
1911年3月,关东都督府都督在学事咨询会议上训示说:
“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授以普通知识外,应特别注意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信赖我国施政。
”[7]1914年以后更赤裸裸地强调普及日本语,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化的桥梁”[8],“利于日本人的进出满洲”。
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教育,学会了日语,了解了日本,“只会对日本更加亲密,根本不会激起他们的排日情绪。
”[9]对学生进行修身课的“道德教育”,使学生具有“报恩、遵纪、守法”品德,就可以达到“同化主义为根本方针”[10]。
从日本占据旅大地区到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在以武力镇压东北民众的同时,采取笼络人心的“文治”统治术。
为推行日本的奴化教育方针,彻底根除原学校各民族广大师生的“排日”、抗日的爱国行动,特别是镇压反对日本侵略和统治进行的抵制和反抗活动。
第一个措施是关闭东北15515所各类学校[11]。
这是对东北民族教育进行的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
而日本人在东北建立学校是培养为殖民统治者可利用之人,准许极少数中国人进入日本学校或为中国人设立少数学校,则是要把中国人培养成“忠臣良民”和被驯服的工具[12]。
第二个措施是打着整顿、恢复教育的旗号,竭力发展殖民教育,建立一套符合殖民统治的教育体系。
在旅大地区照搬统治台湾的殖民教育机构、政策和措施。
1932年3月,在伪满洲国民政部内设文教司,7月改为文教部,下设总务、学务、礼教三个司和督学官室及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掌管教育、宗教、礼俗和思想等事项。
到1936年前后,伪满教育行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行政体系。
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中,由日本指派和安插日本人实际操纵和控制推行其殖民教育。
第三个措施是制定教育法规和推行一系列的训令,以建立殖民主义教育的管理秩序。
在旅大地区颁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划》、《关东州书房(私塾)规则》。
1932年又发布《关于改废教育命令法规之件》、《取缔排外教材之件》、《废止三民主义党义等之教科书之件》等。
1933-1934年再颁布《私立学校暂行要旨》、《关于学校学年、学期、休业日暂行规定》等。
第四个措施是强化战时教育体制。
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针对大连中国人教育而公布《关东州人教育令》,伪满洲国在制定和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纲》、《国家总动员法》、《劳动统制法》、《国兵法》《劳动新体制要纲》的同时。
在教育上,确立文教决战体制,设立文教审议会,一面强化对文教的控治,一面强化战时教育、军事训练和勤劳奉仕。
伪满教育完全沦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工具。
张氏父子面对上述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13],推行奴化教育的严峻政治形势,克服重重障碍努力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二、张作霖在东北实施教育政策取得的成就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首领,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其未掌握奉天统治权之前,并未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同时也为了巩固取得的地方政权,逐渐悟出兴学育才的重要性。
他曾说过“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意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
”[14]1916年6月,张作霖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奉天进入奉系军阀统治时期。
张作霖重视人才培养,其出发点既有为巩固自身统治,进而夺取东北乃至全国服务之意图,也有抵御“外人侵略”的目的。
如在当时实施新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民族教育的内容注重培育学生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反日爱国精神,增加锻炼坚强意志的教学内容。
在一些学校实行的“教育总则”中明确规定学校“教育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尽责,具有端正的品行和道德涵养,磨练坚强的意志,提高强烈的进取心和爱国精神。
”[15]此时,东北各地学校除开设文理科外,还设修身、伦理等课目。
学校使用的教材除一般史地数理读本外,还有许多民族英雄传记和反日斗争史绩。
体育运动会要办成显示旺盛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的聚会;各种课外活动和游戏也要包涵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如在“演讲会”、“故事会”比赛中,均有声讨日本侵略罪行,继承民族先烈的遗志,完成赶走侵略者的伟大事业等内容[16]。
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
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
“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
”1916年10月28日,他训令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
除以行政命令加强教育管理外,张作霖还运用法律以完善教育管理。
在1919年10月,奉天省教育厅成立之前,由张作霖亲自过问而制订出来的关于奉天教育的地方法规就有20多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初、中、高等教育,师范、职业,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17]。
在张作霖的严格要求下,东北的基础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
中国人自办的初等教育,包括幼儿园和小学教育,截至1926年幼儿园:
奉吉两省有7所;小学:
奉天省8413所、吉林1618所、黑龙江1648所。
而到了1928年各省的初等教育均比1926年有所发展,三省幼儿园增至11所;小学:
奉天增至9393所,吉林增至1738所,黑龙江增至1650所[18]。
与此同时,民族学校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如1916年后,鄂伦春民族教育有所变化。
1919年11月10日,黑龙江督军署颂布《鄂伦春国民教育简章》。
《简章》规定“振兴鄂伦春国民教育”。
1920年9月15日,督军署又修改《简章》,规定了设立学校、办学经费等章程,推动了鄂伦春高等小学的发展。
许多高等小学毕业生升入齐齐哈尔蒙旗中学或师范[19]。
1919至1928年,达斡尔族创办的一些民族小学办的较好。
1919年开始,民办捐款创立呼伦贝尔、莫克尔吐、梅里斯区达斡尔族小学和黑龙江省第一师范附属第三部小学校[20]。
1925年黑龙江省建立官办全日制民族小学——敖宝屯小学,民族教师较多,培养了不少达斡尔族知名人物。
1919至1928年,鄂温克族小学增加了私立阿伦小学和公立莫和尔图小学[21]。
东北各地民众私立学校也不少。
1911年延边地区的民众私立学校为8所,1913年增至46所,1926年更扩大到117所,分别占本地区朝鲜族学校数的42%、52.3%、60.4%[22]。
在凤城、抚顺、兴京、桓仁四县自1911年-1925年设立的民众私立学校共9所,其中群众集体经营的8所,反日爱国志士创办一所[23]。
张作霖重视国内教育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创办大学。
1917年民国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八大区各建一所大学。
同年张作霖先决定筹设东三省高等师范学校。
为此先征询吉黑两省长意见,后两次致电北京教育部,申明“东省处特别地位,教育主权几为外人所攫取,不得已联络吉江合组一校,固为谋优美教材之预备,亦以防主权之旁落。
”[24]鉴于三省合作未克遂愿,而奉天单独建校。
遂于1918年5月10日,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张作霖委托奉天政务厅长史纪长代表祝词。
祝词先说明创办师范学校之作用,“人才盛衰,根于教育,教育良窳,基于师范,而世运之升降系焉。
”其次要求师生教好学好,“望各职教员莫不实事求是,分尽其管理训迪之责。
而莘莘诸学子,亦皆念缔造之多艰,怵光阴之易逝,争自奋励以求上跂乎。
古之经师人师将见,学风被霞蔚云蒸。
”最后希望师范学校成立后“东省教育焕然改其旧观,由是扩而充之,即民德之优尚,人群之进化,无不于此校之成立基之,而世运亦将因以转移焉”[25]。
1919年9月张作霖批准成立奉天省教育厅,仍以谢荫昌为厅长[26],使奉天教育走向正轨。
1922年开始进行新学制改革,奉天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期。
同年,教育厅长谢荫昌提出办大学的建议,认为“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27],张作霖欣然支持。
经过筹备于1923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东北大学。
并将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其中。
当时共分文、法、理、工、农、商学院。
1927年曾任东北航空司令的冯庸捐资设立了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刚建校时有学生80人。
同年北京交通部于锦县创立了交通大学。
张作霖还大力支持奉天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的创建。
张作霖在注重国内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很注重留学生教育和发挥从国外学成归来留学生的作用。
张作霖在治理东北的第二年,就向日本派出了两批公费留学的预备生,委托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二年后,再考入日本有关学校。
1919年7月,两批留学预备生多进入官立学校。
此后派遣赴日留学生逐年增多。
张作霖为加强对留学生监督管理,采取两项措施:
一选派有经验的经理员赴日本工作;二制定《奉天省管理留日学生暂行规则》,要求留日学生必须遵守管理规则,否则取消留学资格。
对预备期二年而不能升入正式官立各校者,亦停止其学费。
对于自费留学生,奉天省教育厅先后颁布了《奖励自费留日学生办法》、《奖励留日专门大学自费生规程》[28],对接受奖励金的学生毕业后须接受省长之指定服务,违者将追还所得之奖金。
1921年10月,教育部发文,对自费留日学生要求公家借费者遣送回国。
对此,张作霖认为:
培养人才是为国家富强,故主张对本省自费留学生均“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
”[29]在他看来,“国家送出这些学生,到外国陷入这种穷苦的样子,成何体统,国家的颜面何存。
我着实可怜这些呼救无门的学生,所以前几天拿自己的钱,给他们汇去十万元,稍解他们目前之急。
他们这些人都是外省的,南北东西都有,我是不分畛域的待遇,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人材,何必分什么你我。
”[30]从此看出,张作霖是从为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资助各省留学生的。
为了鼓励提倡自费留学,1923年张作霖又重新制定了奖励自费留学生的办法,规定凡自费留学各国的军事、实业、教育方面的学生,分别给予甲乙丙等奖励金。
1925年奉天省自费留日学生所得奖励金者22人,1926年为23人,1927年增至54名。
经张作霖培养的留学生学成后,要求以其所学,贡献桑梓。
为此多数留学生都返回奉省酌才任用,如1923年由日本回省的帝国大学矿科毕业生白铭章,受任千金寨煤矿公司;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的郑向荣,受住奉天兵工厂等。
可见张作霖以巨资培养留学生,明确的目的是培植应用人才[31]。
张作霖还注意选派奖励女学生出国留学,他训令教育厅在奉省刷新百政之中,重视派遣女生到西洋留学。
如1923年奉天省教育厅特别安排女留学生赴东京女子高等师范、东京女子高等蚕业学校和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等13处职业学校留学。
另外如派奉天省黑山县女子周淑清、黎元洪之女黎绍芬赴美麻省威斯勒女子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从上所见,1916至1928年,张作霖在东北的12年,十分重视东北的教育,不但制定各种制度加强教育管理,如强调要保证教育经费的支出,直接支持各类各层次教育的发展,多次致电民国教育部要求建校,向学校拨款或增加教员薪俸,发布开办学校训令,还亲力亲为,到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话等[32]。
特别是支持边远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和选派公费或奖励自费留学生出国留学。
这些措施使得东北全境的教育在日本破坏中国民族教育的夹缝中有所发展。
三、张学良对民族教育的认识及其贡献
张学良认为从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竞争的高度,大力实行“实干兴教”,“学以致用”的民族教育,国家将“臻于强盛”。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是他爱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了其父亲的影响,也深受张伯苓的影响[33]。
自1928年6月18日张学良继任奉天军务督办开始,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八年半时间内,他的民族教育思想渐成体系,并取得教育实践的丰硕成果。
早在1922年,张学良就已开始关注人才培养。
同年9月,张学良在奉天东塔机场设立东三省航空学校。
翌年2月28日张学良到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第一期学兵毕业典礼上发表训词,提出三个字:
望、爱、热。
望者,对四万万人之国抱希望心;爱者,人人具爱国心;热者,人人用热力造世界[34]。
1928年,年仅28岁张学良就任军务督办,除部署军政外,对发展教育也极为重视,他认为“世界上因人才而有竞争,无人才不能竞争”[35],“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阽危,愿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
”并捐出其父遗产900万元,作为奉省教育基金,发展奉天教育事业。
在他多次训词、训令、讲话、电函中涉及教育时均阐述了教育与国家富强的密切关系。
关于张学良的教育思想,邱秀华、章毛平在《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中,已对其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基本内容、特点、价值以及当代思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2006年彭定安先生、胡玉海教授为该书所作序言中予以较高评价[36],在此我们只想对张学良教育思想的若干独特之处略加探索。
第一,张学良提倡专业的设置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张学良对东北大学设置专业的问题上要求要以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推动文化发展为宗旨[37],如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后,为改变东北农业落后而组建了农学院;为解决中、小学教育师资严重缺乏而设教育学院;为满足东北人们对医药的需求,又决定合并一所教会医院,以此为基础创办医学院,后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未果;面对纷繁的局势,张学良决定暂时停办一些不急需的专业,而新开办了边疆政治系,以便专门研究日本和苏联[3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想建抗日大学,以培养抗战精英。
在他看来“将来复兴民族使命,要使全国都企望在东北大学学生身上”[39]。
当新聘请周鲸文为东北大学代理校长时,专门提醒设置课程要从新的历史局势具体情况出发,改变“率由旧章”老一套,办出特色,他指示“可以说我们要办抗日大学”[40]。
言外之意,要把加强对青年的抗日爱国思想教育放在首位。
为此,张学良身体力行,诸多亲自出面聘请著名进步学者许德珩、杨秀峰、张友渔、齐燕铭等到校授课;出席学生们的抗日活动,与学生同唱《义勇军进行曲》;安排军训课,组织学生到北平西郊进行军事演习。
使东北大学真有正了抗日大学的样子,学生们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充份体现了张学良办教育应从社会需求实际出发的办学理念。
第二,张学良强调办教育为国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具有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张学良痛心地看到“异族交侵”,国家处于“风雨飘摇”[41]、“忧患交廹”[42]之中,多次阐述“教育救国”主强。
他认为“教育系乎国本”[43],要求学生立下“矢志救国”[44]的崇高目标,“为国家而求学”,“为国自强”[45],“求学救国”[46],学生有了本事“则可以强国而保种”[47]。
这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宗旨。
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是张学良教育思想最重要的理念。
学校教育与实际结合,一强调在课堂上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实验课要将书本上学的通过实验来消化、理解、巩固;二要求把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如到校内工厂或校外工厂、农场劳动实践,如此必将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把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学生将实验的结果、实践的收获加以分析研究,总结提高,撰写出研究论文或实习报告。
这是张学良在东北大学坚持的学以致用的教与学的有效模式。
1928年9月,针对一些学生追求当“大人物”的倾向,张学良指出“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
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
”[48]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才为建设东北,国家现代化所急需,指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之野心”。
[49]因而他重视实业专业的设立和服务性的职业学校的建立。
在东北大学设置了文(法、经)理工(机械、采冶、电工、土木、建筑、纺织)专业。
[50]另外,在张学良时代职业学校也有较大发展,诸如建立1930年辽宁省立本溪湖矿冶专科学校、东北交通职业学校等。
第三,张学良重视全社会各阶层的教育。
具体表现在他除了重视一般小学、中学、大学正规普通教育外,还注重女子、工人和军人的教育。
张学良较其父更加强调对女子的教育。
1928年,重视平民教育的著名教育家车庆和(即车向忱)联合教育界同仁扩大奉天平民教育事业,认为女青年同男青年应同受教育。
[51]据同年4月奉天省教育厅视察报告称,省城已有私立学校20余所,其中女子学校即有私立海星女子中学校、同泽女子中学校、私立女子职业学校。
为了表示对普及女校的支持与重视,张学良亲为《同泽女子中学一览》撰写《弁言》。
《弁言》中指出,虽已重视女子教育,“辄以吾省垣之大,而女校无几,相为感喟。
”在创办大学得同时“今桑梓之地,如何可忘?
因定创办女中之议。
”并亲嘱设董事会,让于凤至参与其事。
遂将沈阳县胡同之公余俱乐部、军署稽查处、军务处仓库管理部三处划为校址。
最后要求一定要改变“女子惟议酒食,习缝纫,而不读书。
其读者又惟学刺绣,工词章,而鲜实用”之“旧俗”,新建学校应与时俱进,“今学校制度,盖因时而制宜,诸生能循序而深造焉,则可以强国而保种,宁独一人一家之计而已。
”[52]由于张学良重视女子教育,奉天省城学校中女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据1930年上半年统计,奉天省城民众学校为34所,其中有21所学校有女生1133人。
[53]
从《奉天通志》的记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㈠34所民众学校只有21所招收了女生,13所未招女生,8所只有女生;㈡所有民众学校无独立校舍,均附设于各中小学;㈢男女合校的有9所,女生多于男生;㈣由于少数民族同汉族同居一起,所以女生中也包括满族、蒙古族、回族和锡伯族学生。
而且这类学校的管理由所在学校当局负责,教师兼课不发工资;开设课程有千字课、三民主义、笔算、珠算等,课本由学校免费供给。
[54]另外在回民学校,蒙古族、朝鲜族聚居地的民族学校中女生均占一定比例。
工人教育也较以往更具特色。
1929年3月28日,辽宁省政府转发了工商部制定的《工人教育计划纲要暨工人教育运动方略》。
纲要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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