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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原载于《国际关系理论》2015年01期
作者简介:
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理论(理论与学科史、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国际安全(联盟政治、武力使用)、东亚国际关系(周边对华战略、东亚安全秩序)
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
【容提要】定性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由于它综合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种主流研究方法的优势,并且擅长处理社会现象中普遍存在的复杂因果关系,因此它己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和应用。
定性比较分析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形成了清晰集分析、模糊集分析与多值分析三项主要分析技术,而且新的有关时序分析的技术也在开发之中。
在国际关系学界,定性比较分析的应用成果主要集中在战争、冲突和威慑等传统安全研究领域。
定性比较分析的实际操作过程可以分为研究设计、软件计算和结果表达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包含了若干特有的步骤和技巧。
由于综合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优势并弥补了它们的明显缺陷,定性比较分析具有很强的方法优势,但仍存在案例敏感性高、条件变量的数量限制、变量取值缺乏客观标准、无法有效处理时序问题等不足。
【关键词】定性比较分析;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简称QCA)是社会科学领域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也被视为一类分析技术的统称。
为了避免与定性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混淆,它也被称为“集合论方法(set-theoreticmethod)”。
自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开发出这一方法以来,它已经发展出清晰集分析、模糊集分析与多值分析三项主要分析技术,而且新的有关时序分析的技术也在开发之中。
由于擅长处理中小样本数量和因果关系复杂的社会现象,定性比较分析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尤其是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也适合在国际关系学科推广和大围应用。
这是因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时常会进行中小样本的研究,样本量的限制使得研究者无法使用大样本统计分析,而且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通常都具有一果多因的复杂因果关系。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应用比较定性分析方法的成果,但是对于这一方法的重要概念、主要分析技术、重要操作步骤及其需要改进的缺陷的认识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定性比较分析的路径
定性比较分析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类分析技术的统称,最早由著名方法论专家查尔斯·拉金(CharlesRagin)于1987年提出。
与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定性比较分析出现才不过20多年,这使得它在相关技术手段的研发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和认可。
定性比较分析使用布尔代数(BooleanAlgebra)与集合论思想来进行中小数量的跨案例比较研究,从而处理多个原因与同一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具体说来,定性比较分析就是将要解释的每个案例都看作一系列条件的组合(configurations),在确定所要解释的特定结果(结果变量)和解释原因(条件变量)的基础上,研究者通过跨案例比较找到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精简细化后的影响结果的条件或条件组合,从而发现蕴含在众多案例中复杂的因果关系。
从功能上说,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汇总案例数据、考察数据的一致性、检验现有假设或理论、完善原有理论甚至构建新理论。
在分析技术方面,定性比较分析拥有自身独特的数据处理方式,清晰集分析、模糊集分析与多值分析是发展成熟、运用广泛的三种分析技术,其中清晰集分析和模糊集分析更具影响,而时序分析等新技术也在发展之中,定性比较分析是上述分析技术的统称。
定性比较分析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反思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种主流研究方法各自优劣的结果。
近几十年来,国别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分支领域都完成了从传统方法向科学实证方法主导的转型。
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学术期刊上,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论文占据绝对多数。
值得关注的是,在倡导社会科学方法的学者部,围绕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优劣的争论由来已久,在研究技巧、分析工具和操作方法等方面形成了巨大分野。
围绕着采用归纳法还是演绎法、数量分析还是非数量分析、少数案例的深度研究还是大量案例的系统考察等方法论问题,不少学科部的学者都展开了争论。
以政治学领域为例,2000年左右爆发了一场围绕美国政治学会及其会刊《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改革(Perestroika)"运动,形成数量分析阵营与非数量分析阵营之间展开的最著名论战,被认为是一场“玩数字”和“不玩数字”的学者之间的战争。
显然,无论是定性研究方法还是定量研究方法都有它们自身的优势,同样二者也都存在一定的不足,研究者需要注意不同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以案例为导向的定性研究方法强调在有限的案例中寻找解释与规律,通过深人发掘这些案例,得出在自身研究围非常具有解释力度的结论,也可以被以后的研究弥补完善,从而完成知识的积累。
然而,对定性研究方法的主要批评也在于它得出的结论围相对有限、适用围窄和缺乏更加有效的对比。
相反,以变量为导向的定量研究一般采用大样本的研究方式,追求更大围的解释。
虽然定量研究方法得出的一般性解释可能并不适用于某些具体案例,但它在解释广度上要远远超过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
因此,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与变量导向的研究方法存在巨大差异,前者注重解释深度,后者则注重解释广度。
在查尔斯·拉金看来,两种方法是可以互补的,如果可以开发出一种“合成策略(syntheticstrategy)”将二者综合为一种方法,就能够拥有二者所长:
既可以加深研究的深度,同时也可以扩大解释围。
近年来,不少方法论的讨论也呼应了拉金较早提出的观点,试图弥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之间的鸿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混合研究,从而使研究过程更加严密、研究结论更为严谨。
基于上述原因,拉金等学者开发了定性比较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关的多种分析技术。
可以说,定性比较分析是一种集合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长处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它既关注定性研究的复杂性特征也没有忽视定量研究的一般性特征。
首先,它以案例为导向,将案例视为一个复杂整体来分析导致某些结果的解释条件及其组合,从而处理“多重并发因果(multipleconjuncturalcausation)",即多个不同的条件组合作用下可能产生某个相同的结果。
其次,它在赋值和运算上与定量方法有相似之处,也拥有定量方法的优势:
可以同时处理多个案例,而且分析过程是透明的、可重复操作的。
最后,严格说来,定性比较分析同定量分析方法还是有着根本差异,定性比较分析更注重找出案例中包含的条件变量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是更加注重各个案例的属性,而定量方法重视分析相关性。
与大样本回归分析为代表的定量研究和案例研究代表的定性研究等主流研究方法相比,定性比较分析仍然是一种略显“小众”的研究方法。
不过,随着分析技巧的完善、研究软件的开发以及相关课程的开设,这一方法的运用也在欧美学界不断普及。
艾克赛尔·马克斯(AxelMarx)等人对39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发表的定性比较分析类论文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运用这一方法的论文数量从2000年的约50篇增至2011年的约310篇;而对具体学科进行细分的统计表明,运用该方法的政治学论文数量从约20篇增至约120篇。
由此可以看出,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应用正在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中得到普及和拓展。
二定性比较分析的主要技术
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一样,定性比较分析也是多种不同的分析技术和分析工具的集合。
通过查尔斯·拉金和后续一些学者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定性比较分析逐渐分化出清晰集分析、模糊集分析、多值分析以及时序分析等主要分析技术,其中清晰集分析是最为基础的分析技术,模糊集分析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
(一)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risp-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简称cs/QCA)是查尔斯·拉金最早开发的分析技术,也可以被视为定性比较分析的基础技术,其他分析技术的基本思想和技术原则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清晰集分析的原则。
简单说来,清晰集分析结合了布尔代数与集合论,用来分析二分变量(变量取值分别为。
和1)。
在实际操作中,清晰集分析必须将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根据案例情况与理论知识赋值为“1”或“0",用这两个值表示某个变量两种截然相反的性质状态,比如“存在”或“不存在”,赋值为1的变量可以用大写字母表示,赋值为0则可以用小写字母或在大写字母前加“一”来表示。
理论上,条件变量的不同取值就会构成2k个不同条件的组合,其中指数k是条件变量的数量,但在实际中由于案例所限,研究者只会处理一部分条件组合,与案例无关的条件组合则被称为逻辑余项(logicalremainder)。
虽然逻辑余项不是当前案例所包含的条件组合,它们在现实世界中还不存在,但它们却可以帮助研究者得出夏为精简的解释路径。
完成所有变量的赋值后,研究者就可以利用相关软件构建出用来进一步分析与精简运算的真值表(truthtable)。
真值表包含结果变量、条件变量以及案例的相关信息,是定性比较分析的核心要素之一,几乎所有的定性比较分析技术都会使用真值表。
清晰集分析在进行精简真值表运算时遵循的是“布尔最小化”原则。
布尔最小化原则是指:
“如果在两个布尔代数表达式中只有一个条件的取值不相同,且它们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这个取值不同的条件就是冗余的、可以删除的,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较为精简的布尔代数表达式。
”比如,在等式A*B*C+A*B*c=Y中,无论条件C的取值是1还是O,A*B*C和A*B*。
这两个条件组合都可以得到Y这个结果,因此,在接下来的运算中,条件C和。
就可以删除,等式就可以简化为A*B=Y。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算式中的冗余条件可以删除,而且也可准确找到影响结果变量的条件或条件组合。
清晰集分析的表达逻辑与运算原则不仅可以运用于清晰集分析本身,也可运用于其他的定性比较分析技术。
清晰集分析是拉金最早结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所开发出的定性比较分析技术,至今仍是定性比较分析中运用最为广泛的分析技术。
然而,清晰集分析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只能用于分析二分变量,对于变量的取值只能是非此即彼的1和0,因此无法用于处理数学信息更多的定序变量和定距变量。
显然,在许多研究中变量很难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状态,过度简化现实必然会带来解释力度的不足。
同时,变量的二分取值也容易造成分析中出现过多矛盾组合,这也需要研究者做进一步的处理。
出于这些原因,拉金在2000年出版的《模糊集社会科学》一书中开发出模糊集(fussy-sets)分析技术以处理多值变量,试图弥补清晰集分析的缺陷。
(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ssy-sets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简称fs/QCA)中的“模糊”并不是不清楚、混乱的意思,而是指变量不同的隶属值(membershipscores)o在模糊集分析中,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用0至1区间的任何数字来表达变量的隶属值,这个标准化各个变量的隶属值的表达过程就是校准(calibrate)。
校准是模糊集分析的特有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准备工作。
在进行之前,研究者先要确定校准所用的定性锚值(qualitativeanchor)来确定某一变量的赋值标准,比如常用的三值锚值除了清晰集所包含的1和0外,还具有0.5这一数值,它用来表示某一变量既不完全符合某一性质也不完全不符合某一性质的状态。
锚值除了三值形式外,还有四值、六值甚至无穷的连续值,但无论何种形式的锚值都必须存在1和0这两个值。
在确定锚值后,研究者需要依据既有文献提供的理论或实际知识作为外部标准来对变量进行校准,不能以平均数或中位数作为校准的标准,而且连续型变量应尽可能利用专门软件来进行校准,避免手工计算出现错误。
在校准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基本完成变量赋值及标准化的工作,从而构建起模糊数值表。
类似清晰集分析,模糊集值表也要进行处理与精简,形成软件可以分析的真值表。
然而,模糊真值表中的隶属值基本都是小于1且大于0的小数,而非清晰集值表中的1和0。
这种情况下,模糊集值表就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准备步骤,从而将其转化为真值表。
在模糊集分析中,条件变量也会构成一个2k(k是条件变量的数量)的条件组合指数,而每一个条件变量的组合都可以视为结果变量的一个子集(subset)。
虽然模糊集中各个样本案例的隶属值可能不一样,但研究者可以根据条件变量组合的隶属值来进行分类,一般说来,隶属值大于0.5就可以算作某一种条件变量组合从属于某个案例。
接下来,模糊集分析要求设定一个案例的阑值,低于阑值的条件组合或案例则不纳人以后的分析。
如果一项研究的案例数量不大,那么可以将阂值设定为1,这意味着只要某一条件变量组合拥有一个样本就可以纳人以后的分析。
如果案例数量较大,那么可以将这个阑值设定为2。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阑值设定是多少,研究者都要保证留待分析的案例数量是原始数量的绝大部分,否则就需要调整阑值,以保证案例的数量。
在确定案例的阂值后,模糊集分析还需要对条件变量组合的吻合度(consistency)进行考察,吻合度是衡量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集合关系的数字指标,取值在区间【0,1〕之间。
一般说来,吻合度的最低取值是0.75,而吻合度越接近1,说明条件变量组合越可能是结果变量的某种解释条件—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其中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吻合度计算公式分别为:
利用软件完成以上的步骤后,模糊集分析就可以构建出真值表,从而可以继续采用清晰集分析的原则进行精简运算。
尽管模糊集分析较清晰集分析的步骤更加烦琐,但这种方法可以用0至1区间的任何数字来给变量赋值,进而用来分析多值的定距变量,从而突破了清晰集分析技术的瓶颈。
由于模糊集分析的这种特性,使其在出现后受到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在分析中等样本量的情况下,它比回归分析更具优势。
(三)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与模糊集分析类似,多值定性比较分析(multi-value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简称my/QCA)也是基于清晰集分析的重要局限—只能分析二元变量—而开发出来的,但与模糊集分析不同的是,多值分析的条件变量取值是离散而非连续的,而且结果变量取值也仍然是二元划分的。
可以说,多值分析介于清晰集分析与模糊集分析之间,“没有那么明确,但也没有那么模糊”。
同时,开发者认为,多值分析在处理中小样本量的功能上要好于模糊集分析。
多值分析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多值分析不是拉金开发出来的,而是由德国学者德克·博格一施洛瑟(Dirk Berg-Schlosser)和拉瑟·克隆奎斯特(LasseCronqvist)等人开发,使用名为TOSMANA的分析软件进行相关操作。
其次,多值分析也是基于清晰集技术发展而来,并且在很多技术原理上都与清晰集分析相同,比如在精简真值表的原则上,多值分析也遵循清晰集分析的布尔最小化原则。
最后,多值分析与清晰集分析最大的不同是它可以对变量进行多重划分,突破清晰集分析只能做二分处理的限制。
比如克隆奎斯特提到的交通灯例子,如果定性比较分析中需要使用交通灯红黄绿灯三个颜色这个变量,那么清晰集分析就要创造三个二元虚拟变量,并且还要排除现实不存在的多个灯同时亮(都取值为1)的情形,而多值分析只需创造一个变量,将三个颜色简单赋值为。
1,2即可。
因此,多值分析弥补了清晰集的不足,在分析中可以处理更多变量的信息,更有效地解释一些研究对象。
事实上,多值分析可以看作清晰集分析的一般化,即清晰集分析只是多值分析的一个特例,在多值分析的框架下,某项研究所有变量的取值都只有两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晰集分析的过程完全可以在多值分析中展开。
然而,多值分析本身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结果变量仍必须是二元取值,而且在影响力上还无法同清晰集分析和模糊集分析相比,目前公开出版的学术成果数量也相当有限。
最近,唐世平带领的团队开发出一款名为“全功能多值定性比较分析(fullyfunctional multiple-valuedQCA,简称fm-QCA)”的软件,旨在突破多值分析结果变量二元取值的限制,同时也具备了逻辑化简、生成重要参数等功能。
如果该软件能够得到普及和广泛运用,多值分析的滞后状况会得以改变。
(四)时序分析
虽然上述三种定性比较分析技术可以有效得出结果变量同条件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给出最优的条件组合,但是它们并没有区分条件组合之间的发生顺序。
这也意味着,上述分析技术假定条件变量的作用与影响没有先后之分,由此导致不同变量之间实际上存在的时间先后顺序成为一个被忽略的维度。
相比之下,大样本统计分析对时间序列数据有比较成熟的分析技术。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导致不同结果的条件组合是由一系列有先后顺序的变量组成的,它们的排列会显著影响分析结果,因此有必要开发出能够处理变量之间时间次序的分析方法。
这项工作最初由纽约大学的尼尔·卡伦(NealCaren)和阿伦·帕诺夫斯基(AaronPanofsky)两位学者完成,他们开发出时序定性比较分析(temporal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简称TQCA)。
作为新近发展出的一种分析技术,时序分析更像是定性比较分析思想的一个补充,其诸多分析技术原则同其他定性比较分析技术的原则基本类似。
时序定性比较分析重点关注时间这一被忽视的维度,它在描述条件组合中加人表示时序的符号“一”,表示“然后(then)”的意思,比如A-B表示条件A的发生在条件B之前,也就是先A然后B。
由此,条件组合可以反映时序上的先后关系。
然而,时序分析还不成熟,其主要缺陷在于,条件组合的数量会随着条件增多而呈现指数级的增长,其他定性比较分析的条件组合数量是2k,而时序分析则是yo*2k}.}k表示条件的数量),比如条件变量是4的话,其他的分析技术只需要处理16个条件组合,而时序分析则要处理384个条件组合。
针对这一问题,卡伦和帕诺夫斯基认为可以通过仔细研究案例部的容,排除一些不相干的组合,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条件组合。
拉金本人也认可时序分析对定性比较分析核心思想的拓展,承认时序是因果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他也指出卡伦和帕诺夫斯基的时序分析技术中的精简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几何级数量条件组合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同样,日本学者日野爱郎(AiroHino)则创造出了自己的时间序列分析技术,称之为时间序列定性比较分析(time-seriesQCA,简称TS/QCA)。
简单说来,时间序列分析技术利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思想处理时间序列数据,从而实现条件变量的时间维度分析,同时又避免出现条件变量组合大量增加的情况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定性比较分析中的时间维度,但时序分析的相关技术还处在发展阶段,不仅自身还存在一些巫须解决的技术问题,而且目前尚未出现使用这些技术的研究成果。
三定性比较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相关分析软件开发的日渐增多以及分析技术的日趋成熟,定性比较分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相关的开发人员及应用学者成立了一个名为“系统跨案例的比较方法(ComparativeMethodsforSystematicCross-CaseAnalysis,简称COMPASSS)”的,不断更新定性比较分析的最新进展和应用成果。
在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定性比较分析的应用也在累积之中,尤其是在战争、冲突、威慑等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而在非传统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等其他领域的应用还处在探索阶段。
依据研究问题的性质,我们可以将既有研究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特定国际现象的性质与特征的研究,另一类则是对不同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差异的比较研究。
有关特定国际现象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间战争的爆发与结束、危机的发生与升级等。
埃德加·凯泽(EdgarKiser)等人利用回归分析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探讨15世纪至18世纪西欧统治者的自主权(rulerautonomy)与其发动战争之间的关系。
他们将统治者的自主权分为资源自主权和制度自主权两类,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拥有资源自主权的统治者更倾向于发动战争。
在进行定性比较分析之后,三位作者进一步发现,拥有制度自主权对统治者发动战争的影响较弱,只有在加人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统治者才倾向发动战争。
廖小娟(Hsiao-ChuanLiao)则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讨论对现状的不满及其发动战争的行为,她认为,如果一国满意与别国的现状或军事力量不对等,那么该国不会向别国发动战争,而经历权力转移的在有领土争端或领土威胁的情况下更可能发动战争。
由于战、族群冲突等国层次的战争越来越突出,一些学者也利用定性比较分析研究了这些国冲突爆发的原因和条件。
普拉卡什·阿迪卡里(PrakashAdhikari)和斯蒂文·桑福德(StevenSamford)利用模糊集分析技术,分两个时间阶段来讨论尼泊尔75个地区部叛乱组织的壮大以及战问题,他们发现尼泊尔战的愈演愈烈主要是因为尼泊尔政府无差别镇压国反对势力,致使这些势力投向了叛乱组织,导致战在全国大围爆发。
埃德加·凯泽等人在讨论叛乱与对外战争的关系中,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技术研究1400-1700年的欧洲历史,发现以往讨论的叛乱与对外战争关系的观点没有得到自己分析的支持,只有在“边缘地区”的中才发现一些是因战争导致的国力衰微从而引发叛乱。
国际危机和冲突升级的条件一直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的焦点议题。
铃木秋里(Aki-satoSuzuki)和尼奥菲托斯·罗伊齐德斯(NeophytosLoizides)利用1987年至2002年希腊、土耳其与印度、巴基斯坦两对冲突的12次国际危机检验了有关冲突升级的理论,他们发现安全困境理论与转移战争理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解释这些冲突升级的现象,并且地区组织的调停作用使得希腊一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升级程度有限。
但新现实主义认为的核威慑有助于关系稳定的看法没有得到印巴冲突的验证,相反,二位作者认为核武器的存在反而更加恶化两个冲突的水平。
思德(SteveChan)则将研究聚焦于战争的终止,他分析了1945年至1992年期间的23场国际战争,发现实力对比等单一因素不能解释战争的结束,而且不同因素在不同环境下对战争的终结可能具有相同的作用,因此环境分析对战争终止来说就极为重要。
有关行为的研究关注的是不同面对相同情形时采取不同政策或同一在不同情形下采取不同政策的原因。
在行为中,使用武力和进行军事干涉是不少研究关注的焦点。
伊尔科·冯·马特(EelcovanderMaat)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在何种条件下美国不会对别国侵犯他国领土的行为进行干涉,他发现被侵犯的领土不影响美国霸权地位的稳定程度是美国不采取干涉的必要条件,而侵犯国同美国的安全联系或其不具有安全或经济上的脆弱性是美国不干涉的充分条件。
黄德宜(Teh-YiHuang)则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中国的对外使用武力行为及其对南海领土争端的影响,他发现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不能解释中国使用武力的行为,中国不会单纯因为经济或战略价值而在领土争端中使用武力,并且中国重视国际制度的作用,极少在国际制度调停争端的情况下还使用武力解决争端。
针对理性威慑理论(rationaldeterrencetheory)有效性争论不休的问题,弗兰克·哈维(FrankP. Ha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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