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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张雷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
灾害疾病研究综述
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
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
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
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
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
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
“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
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
关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更是不足,所以疾病史地研究的潜力更大,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去发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史研究成果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1、对灾害、疾病史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灾害、疾病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历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不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思路。
卜风贤、惠富平:
《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对中国农业灾害进行总体的概括,并总结出了在中国农业灾害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趋势性的规律:
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灾害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农业灾害的发生减少或降低,反而日渐增多并加剧;其二是中国农业灾害的高发区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灾害发生的频度往往较高。
我们可把前者称之为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后者称之为农业灾害地域分布的趋势性规律。
卜风贤:
《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提出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灾害和饥荒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从现代灾荒理念下 理解,从古代灾荒概念的变化、灾害类型划分和灾害等级评价等几个方面勾勒出中国认识灾害、减灾防灾的基本思想体系。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编: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不但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还有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编: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精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
在其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此外,邱国珍:
《三千年天灾》、袁林:
《西北灾荒史》以总体概括或区域式的研究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
张水良:
《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王振忠:
《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
《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
《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害特别是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
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
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
林富士2004年的《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提出在历史学的领域里,疾病史研究应该占据应有的地位。
尤其是根据既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疾病史的研究途径,由于偏重点和切人的角度不同,大致可以分成四种。
第一种可以称之为“医学史”或“医疗文化史”的途径,侧重于探讨人类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医疗方法,·以及这种疾病知识和观念的形成及传衍。
第二种可以称之为“历史—地理病理学”的途径,着重于探讨各种疾病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在不同时代、空间、社会、人群(因职业、信仰、性别、年龄、生活条件等因素而构成的人群)中分布的情形。
第三种可以称之为“病因学”的途径,偏重于探讨造成“流行病”的病因。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途径,着重于探讨疾病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是一般史家最擅长、最常用的一种研究途径。
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
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认为史学家长期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其欲探讨的,不应称之为瘟疫史,而应是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
即,该研究并不只是关注疫病本身,而是希望从疫病以及医疗问题人手,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
曹树基、李玉尚:
《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通过对中国鼠疫流行的历史概述和历史时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复原,可以给我们提供进一步展开此主题新的讨论思路。
按照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天、地、鼠”统一体的存在可能是“天、地、人”统一体存在的前提之一。
周佳荣:
《二十世纪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回顾》(《当代史学》(香港)第4卷第2期)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著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著。
此外还有周琼:
《瘴气研究综述》、余新忠:
《雍正癸丑苏南大疫:
烂喉痧流行的开始?
》以一区域为基准对一种疾病进行概述总结。
2、在一些时期灾害与疾病交相并发,具有群发性与连续性等的特征。
从清末灾害群发期来看:
胡明思、骆承政主编:
《中国历史大洪水》上、下卷,(中国书店1992年版)指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大洪水,1867年汉江全流域性大洪水、1870年7月长江上游大洪水、1875年晋西大洪水、1882年6月皖浙大洪水、188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1886年8月直隶滦河大洪水、1888年8月奉天大洪水、1892年7月晋北大洪水以及1895年8月山西南部大洪水,四川合川、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奉节、巫山至湖北宜昌等沿江城镇均遭灭顶之灾,宜昌至汉口间平原地区受灾范围约3万平方公里,造成大量人与物的损失。
姚鲁峰:
《19世纪是我国特大暴雨洪水发生期》(《灾害学》,1991年9月第3期。
)指出在这一时期旱荒野特别严重,洪涝灾害随之而来往往是严重的干旱,如北京地区19世纪曾有7年年降水总量超过1000mm(1801、1871、1886、1890、1891、1893、1894),同期又有10年的年降水量不到400mm,其中又有4年出现在本时期。
[美]何炳棣:
《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30页。
)
1876至1879年间发生在黄河流域的特大旱灾即“丁戊奇荒”,竟饿死病死1,300余万人,灾情之惨酷,不仅为有清一代所仅见,在中国几千年的灾害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而当时受灾较轻的晋北地区,十三年之后即1892-1894年终于再罹浩劫,两年之中就有100万人沦为饿殍。
除此之外,夏明方:
《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还指出在这一时期流行性疾病也频频发生,而且各自都有7次造成万人以上的人口伤亡,死亡总数分别为20.6万人和30万人。
其间1862年吹过广东番禺、清远、广州等沿海地区的飓风、1884-1886年云南昆明和1894年广东的疫灾,都曾使当地10万余人丧于非命,前者最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风暴潮灾害,后两者则是晚清最严重的瘟疫(不包括并发性疫病)()。
3、探讨防灾、防疫的具体措施。
杨为星、郭政凯:
《春秋时代的赈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从国与国之间的赈济和国内赈济考察了春秋时代的赈济行为,指出当时的赈济是以血统关系、政治关系和地域关系选择对象并确定赈济方式,后两者在中后期占上风。
施赈者目的是为换取受赈者的拥护和服从。
赈济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一样,都有明显的过度性。
张涛:
《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刍议》(《中国社科院院报》2006年3月)认为灾害带来的风险损失通常表现为人口的迁移或死亡、贫困程度的加剧、社会的动荡直至危及统治秩序;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历次农民起义的发生无一不是以灾荒为背景的。
鉴于此,历代政府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灾民实施救助,并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救灾体系。
并提出实施的具体措施,但同时认为既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灾害救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要注重民间的自救与互助及监督制度的推行,确实能够保障制度的实际效果。
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传统的灾害救助体系,才是最有意义的。
张文:
《荒政与劝分:
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4月)从政府与民间救灾的具体措施入手,认为在劝分一事上,民间利益博弈中的公共资源是指向富民私有财产的,这可以被视为是劝分的思想基础,也是贫民发廪行为合理化的思想基础。
但从实践中看,此举对于当时社会的长久发展也起到了负面作用。
首先,在这场民间利益博弈中,由于政府过多倾向于弱势群体的贫民,导致“发廪”等非法行为合法化,有时反而加剧了贫富冲突。
再次,由于政府和贫民于荒年每每将手伸向富民仓廪,虽解了一时之急,但对于富民的储蓄积极性是个极大打击。
既然荒年非但不能通过储蓄牟利,而且常被政府和贫民强行发廪,反致祸患,到了丰年,富民不愿收购粮食,一旦再度遭遇灾荒,粮食短缺,反而加剧了饥荒,形成恶性循环。
蠲免也是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兆裕:
《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认为万历时期的蠲免政策承袭明初成例并有所补充和发展,特别是无田之民也可享有蠲免待遇的规定,是明代其他各时期都未曾明确过的,当时的蠲免以田赋为主,其中存留部分的蠲免形式主要是改折,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万历二十七年后蠲免日渐减少,万历后期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也限制了蠲免的进行。
周致元:
《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认为明代灾蠲的频率随制度的完善而提高,弘治时定下根据受灾程度确定蠲免份额的原则,是荒政史上的大事。
对灾区实行的税粮改折主要在嘉靖和万历两朝发挥作用,份额依据受灾的程度决定。
因贪官横行,最大受益者是地主。
袁熹《近代中国最早的防疫工作》(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6月)通过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场鼠疫的预防成功的范例,来对中国发生的非典防治提出希望。
余新忠《清代江南各界对瘟疫的反应探析——兼论清代的国家与社会》(《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通过考察朝廷、官府和社会力量对清代江南瘟疫救疗的态度、政策和因应措施,指出:
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虽国家缺乏制度性建设,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
我们还有必要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中来理解明清社会力量不断活跃的历史意义。
社会力量在地方社会事务中作用的增强虽可能分割官府的部分权力,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地方官府乃至朝廷产生矛盾,但这决不是体制性的,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国家的利益。
三、灾害、疾病史研究中的不足
1、首先灾害及荒政研究的不平衡性。
以往学界对其研究,就其关注的对象来说,确实抓住了研究的重点。
但是,也存在研究面过于狭窄的问题,如从时代来讲,学者们关注的往往是汉代、清代、宋代等几个典型的时代,对于其它时代则明显重视不够。
对荒政群体的研究也是偏重于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对于其它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关注也不多。
对救荒活动的成效往往褒扬和肯定过多,对救荒不当的教训注意不够。
类似的诸多问题都需要在实际的研究中做综合的全面考察。
其次灾害史研究还需记一步深化。
与历史学科的其它领域相比较,可以发现,其研究还很不成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现有成果的质量上来说还不是令人满意,应当把社会史、灾害史、自然学科结合起来。
因此更有必要从与社会学、人类学、灾害学、环境科学、气候学等学科结合的高起点上推进灾害史的研究。
再次对于史籍的发掘还不够充分。
2、相对于灾害史的研究疾病时史的研究更是欠缺,大多数的学者还误认为,“疾病”是医者处理和研究的对象,在历史学的领域里,疾病史研究虽然不是一片空白,但其研究史还很短暂,成果不仅微薄,而且还集中在少数的课题上,林富士先生提出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这种情形在中国史的领域里更是明显。
许多外国学者往往对于欠缺可以参考的中国疾病史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而感到遗憾。
然而,中国的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其实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因此,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应该尽早全面展开疾病史的研究,以补足人类全体疾病史的空白,并且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认识。
当然,要达成这项任务,历史学家必须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尤其是医学研究者)携手合,去争的它应在历史领域的地位。
本来是想写关于西南的灾害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但如果仅仅以西南为其界定来讲,将无法进行全面的的总结,而全国来讲题目又太大,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难点。
对灾害与疾病历史地理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地理角度去着手,把自己的视角卡得太死,我认为应该从多角度考虑,多涉猎其他方面的知识,当然更应该涉及灾害与疾病史的研究成果,对它的过去和将来关注非常,尤其是近来的前沿研究。
灾害与疾病虽然很多时候有并发性,但其实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不客气地说应当是两个课题,这里把这两个课题放在一块进行探讨,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教。
论文:
1.卜风贤:
《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2、姚鲁峰:
《19世纪是我国特大暴雨洪水发生期》(《灾害学》,1991年9月第3期。
)
夏明方:
《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
3、[美]何炳棣:
《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30页。
)
4、曹树基、李玉尚:
《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5、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
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
5、林富士《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2004年发布于网上)
6、曹树基、李玉尚:
《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
7、周佳荣:
《二十世纪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回顾》(《当代史学》(香港)第4卷第2期)
8、余新忠:
《雍正癸丑苏南大疫:
烂喉痧流行的开始?
》
9、杨为星、郭政凯:
《春秋时代的赈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10、张涛:
《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刍议》(《中国社科院院报》2006年3月)
11、张兆裕:
《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2、左鹏: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3、余新忠《清代江南各界对瘟疫的反应探析——兼论清代的国家与社会》(《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4、袁熹《近代中国最早的防疫工作》(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6月)
15、周致元:
《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6、卜风贤、惠富平:
《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17、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专著:
1、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编: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编: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胡明思、骆承政主编:
《中国历史大洪水》上、下卷(中国书店1992年版)
2008年以来,中国继在1月底至2月初南方大部分地区遭受历史罕见的冰雪自然灾害后,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又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
这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地震灾害,截至5月27日12时,遇难67183人,361822人受伤,20790人失踪,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破碎,造成了灾区人民难以抹去的心理创痛。
目前,冷静、客观地分析自然灾害对整个经济造成的影响,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对于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自然灾害对经济影响的宏观分析是建立在一个国家或至少在一个省级范畴上,对经济事件和经济活动进行研究。
一般来讲,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后果包括三个方面:
经济损失、人道灾难和生态破坏。
其中,经济损失又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然灾害直接损失的评估本身并不是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内容,这些工作主要依赖于建筑、工程、结构、风险评估等方面的专家完成。
自然灾害直接损失主要包括建筑物、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的存量部分的损害,以及废墟清理、紧急救助服务成本等。
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与就业相关的收入损失和间接损失。
间接损失界定虽然在理论界没有形成共识,一般包括因灾害遭到破坏的企业,其生产或经营活动被迫终止所造成的损失、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收入损失以及商业活动停止造成的损失。
灾害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或次生影响主要是指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指标:
GDP、消费、受灾害影响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救助资源的再分配和恢复重建的效果。
自然灾害经济学家认为,从已经发生的人类所遭受的重大自然灾害历次事件分析表明,自然灾害的直接损失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
一般自然灾害在短期内有影响作用,很难构成对整个国家巨大的资本市场根本性的扰动。
即使是在1918至1919年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流感也没能够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又比如,1995年初发生在日本的坂神大地震,直接损失约为1140亿美元,大约占当年日本GDP的2.5%。
即使这样,在15个月内制造业就恢复到震前水平的98%,所有百货商场和78%的小商铺在18个月内恢复营业,仅在一年内港口贸易就接近了震前的水平。
再比如,1995年9月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难,虽然对路易斯安娜和密西西比两个州的经济造成相当大程度的损害,但是这些州总的GDP也不及美国当年GDP的2%。
据美国劳工部数据估计,尽管灾难直接导致了受灾地区失去23万个就业岗位,但是从灾难发生当月的全国就业数据来看,只有3.5万人失业。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自然灾害对经济活动影响作用是与经济潜能相反的。
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力资本是经济资源的主导因素,地震灾区数十万人的伤亡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人道灾难,但对于绝大多数幸存者来讲,他们是灾后重建任务巨大的资本存量和经济潜能。
第二,地震灾害对灾区经济的影响。
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灾难不仅对灾区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生命损失,同时,也是对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场可怕的梦魇,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人道灾难。
所以说,“5·12”特大地震灾难造成的后果主要是人道灾难。
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对灾难事件及时响应,举全国之力最大程度地挽救受灾群众的生命,充分彰显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团结起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共同抗击地震灾害,保证受灾地区以及整个国家社会秩序安定。
社会稳定是灾后重建、取得经济发展的坚实保障。
另外,中国政府在整个救灾过程所表现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信息开放程度,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赞誉。
因此,中国政府在灾后重建方面与国际社会合作将会非常顺利,这一点对于遭受巨大灾害的每一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要。
目前,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具体数据正在评估中。
风险评估公司AIRWorldwide表示,中国四川省西北部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超过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00亿元,最近也有估计3000亿元左右的,这些数据,当前可以作为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参考数据。
通常,自然灾害的直接损失都是由政府财政全部负担,2007年我国全年财政收入高达5.13万亿元,其中,四川省财政收入为1384.7亿元;全国财政超收收入为7239亿元。
所以,中国财政收入基础雄厚,不到整个财政收入6-7%的灾害直接损失并不会撼动中国经济。
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并不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绵阳作为受灾最为严重地区最大工业城市,其中亿元以上工业企业99户,2007年共完成工业产值537.5亿元。
所以,地震灾害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不可随意放大。
虽然四川天然气的储量占到全国的40%,产量占到22%,但是,地震并没有对天然气产地四川东部造成大的影响。
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主要是有色金属行业,锌矿、铅矿和铝矿及其冶炼厂受到了直接影响。
2007年四川省铅精矿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0.01%;锌精矿约占全国总产量的5%至10%。
电解铝产能约占全国总产能的3.9%。
短期内会影响到全国的金属材料价格,但是,地震本质上本没有造成自然资源的损失,只是对企业厂房、电力及交通基础设施破坏。
地震灾害对第三产业的冲击不可忽视,2007年四川的GDP为10505亿元,占全国GDP的4.2%。
其中,旅游总收入为1217.3亿元,约占比重为11.6%。
地震灾害对四川第三产业支柱旅游业的冲击是最大的,地震灾区几乎覆盖了四川绝大部分旅游资源,仅旅游一项会使全国GDP减少约0.48个百分点。
第三,自然灾害的次生经济影响。
次生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因灾害产生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讲,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可能有两种渠道引发通货膨胀。
一是由于灾后恢复建设的债务负担累积,导致通货膨胀发生。
灾后重建是向社会施加的一种成本,政府必须为此安排巨额的财政支出。
因为灾难的深度影响,政府可能负担不起额外的债务累积。
政府因此就会对中央银行施压,发行更多货币来缓解财政危机,印制过多货币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在应对灾后重建的债务处理问题上,中央银行要保持政策的独立性,又要兼顾受灾地区实际困难,这是中央银行面临的挑战。
二是受灾地区经济基础遭受损害,因市场紊乱造成通货膨胀。
食品、建筑材料、能源价格高企。
严重灾害可能会造成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担忧,尤其是对基础消费品和粮食价格。
在短期内,尤其是在受灾地区政府进行适当价格控制是有效措施。
虽然自然灾害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而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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