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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皮亚杰辩论
儿童发展:
自然使然
——皮亚杰与乔姆斯基辩论的教育学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晓东
一、“自然—使然”问题
在西方,“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又被称为“自然—使然”(Nature-Nurture)问题。
“自然”指人的天性,“使然”指后来由环境、教育、文化等外部因素造成的性格、知识等等。
“自然—使然”问题是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它常被还原为“先天一后天”(先验—后验)、“天赋一经验”或“遗传一环境”等问题。
哲学史上对“自然—使然”问题的探讨有极其悠远的传统,这便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长期对立和斗争。
心理学史中的“遗传一环境”问题实际上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反映。
在儿童心理学史上,历来有遗传论与环境论的争论。
遗传论者认为,儿童的发展是由遗传决定的。
英国的高尔顿曾用家谱法来研究天才遗传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名人的亲族易成名人,这便足以证明血统有力地影响着个人的发展,也就是说,天才基本上是遗传的。
环境论者持相反的论点。
在他们看来,遗传只是给予了某种可能性,唯有环境和训练才能决定其发展的结果。
有的甚至认为环境决定一切,根本否认遗传因素。
行为主义的创始者华生就曾说过:
“给我一打健壮的孩子,在我的特别环境里教养他们,我可以担保任择一个训练,可以使之成为任何专家——医师、律师、画家、企业家,同样可使之成为乞丐盗贼,不管他们祖先的才能、嗜好、品性和种族是怎样。
”①这种自信来自于他用实验方法直接控制环境因素的动物研究。
随着遗传论与环境论的论辩,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放弃了激进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对方的观点吸收到自己的阐释框架中。
也就是说,强硬的遗传论者或环境论者均相应变成了温和的遗传论者或环境论者。
大家都认识到,儿童发展是由遗传与环境(包括教育与文化等)两种势力交互作用和共同决定的。
有的学者将遗传比作种子,把环境比作土壤。
有土壤无种子固然长不出植物来,有种子而无土壤也不可能发育成长。
有的则把遗传和环境分别比作燃料和氧气,要想燃烧起来,燃料和氧气缺一不可。
同样道理,儿童要实现发展也需要遗传与环境的协同作用。
不过,遗传论者与环境论者所达成的这种共识是相当笼统的,对于遗传与环境在儿童发展中是通过怎样的一种机制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大家尚未达成共识。
二、儿童发展:
自然使然——皮亚杰与乔姆斯基的辩论
1975年10月,在法国巴黎附近的若约芒(Royanmont)曾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辩论。
辩论会的主角便是著名的皮亚杰和乔姆斯基。
辩论的主题是,从人的语言机制和语言习得角度来探讨儿童发展问题②。
乔姆斯基持一种较弱的天赋论立场。
他认为儿童拥有一套天赋的“语言习得装置”,儿童通过这一天赋的语言习得装置,对最初接触的语言资料进行加工,从中生成出一套能够编造新语句的句法、语义和语音规则来。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习得装置”实际上是一种天赋的语言器官,这种“心理器官”同人体的其它器官一样是有一个发育过程的。
为什么儿童一般都是在5岁时才基本掌握人类复杂的语言系统呢这是因为人的语言器官是不断发育的。
另外,儿童语言发展一般都要经过咿呀学语、单词句和双词句等发展阶段,这也说明了儿童语言发展遵循着一种天赋的过程模式。
许多研究还表明过了青春期后习得母语流利性的能力已经衰退。
这些都说明,人的语言机能在5岁时完成,到了青春期便处于稳定状态,不再发展了。
这是生物学的、遗传学的原因所决定的。
一些关于大脑语言机能损伤的病人和有语言缺陷的家族的研究也都支持乔姆斯基的天赋论假设。
如何看待环境在认知发展、语言习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呢乔姆斯基同其它弱的天赋论一样,承认环境和经验在认知发展、包括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但是认为环境和经验只是像“扳机”那样起诱因、促进作用,发展的根本原因仍是天赋的认知结构的活动和成熟。
也就是说,认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要从先天的内在结构来寻求答案,环境只起辅助作用。
可以看出,乔姆斯基认为儿童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生物学的因素,即“自然一使然”中“自然”这一面。
而皮亚杰在解释儿童发展问题时则偏向于“使然”这一面。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为,人类的智力一心理发展具有阶段性。
儿童2岁以前处于“感觉运动阶段”,首先获得动作的逻辑,渐渐发展出事物之间的次序、空间维度、事物的恒在性、因果性等知识。
在2~7岁之间的“前运算阶段”,儿童将动作概念化,开始语言和符号思维。
到了7~10岁“具体运算阶段”,儿童能够开始进行具体的运算。
最后,从11或12岁开始的“形式运算阶段”,儿童开始形成假设一演绎能力。
这几个阶段所处的年龄跨度和发展顺序是不变的。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儿童智力一心理发展阶段的表达具有不变的顺序,这恰恰说明了儿童发展中具有“自然”的一面。
不过,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皮亚杰的理论侧重于“使然”这一面。
皮亚杰认为,知识的获得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儿童与环境之间同化和顺应的结果。
同化是有机体将外界元素,包括把客观事物的结构变为内在结构的整合作用。
语言知识也是如此而来。
也正因为皮亚杰有这样的主张,所以我们说他偏向于“使然”论。
由于他认为人的知识以及认知结构是主体和环境相互作用,逐步建构而形成的,是在后天获得的,所以他的理论又称为“建构论”。
与皮亚杰不同,乔妈斯基认为语言的认知结构是天赋的而不是后天建构的。
在他看来,按照目前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认知器官和肉体器官应当说是可以比较的。
乔姆斯基特别强调这样一点:
环境中没有认知结构,认知结构也不会从环境转化到有机体内部,认知结构是在有机体内部,是物种的类所专有的,是先于外界的相互作用的;语言这种心智器官的本性就像心脏和眼睛一样本来就是先天地属于人的③。
与会的生物学家对乔姆斯基的理论更感兴趣,而心理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更支持皮亚杰。
有位生物学家指出,“适应”只能在某种结构上发展,而不能由适应而产生结构。
结构本身要受到基因的限制。
另一位生物学家则指出,认为生物体的性质的变化来自同化和新陈代谢的变化,认为生物体是由同化了的外界环境的因素所构成,等等,其实都是斯大林时代有名的学术骗子李森科的学说。
有的生物学家还用当时生物学上的新发现作为证据来支持乔姆斯基的学说。
后来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生物学家胡贝尔和威塞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出一种技术,可以探测动物的视觉神经细胞是如何对外界事物的形状(如水平线、直线、移动的点等等)作出反应的。
有趣的是,在动物出生后,有关视觉的每一类神经原总是通过遗传“预设”成只对某种视觉刺激产生反应。
比如说,新生的猫有些视觉神经原“预设”为只接受水平带状形体。
对这种神经原显示垂直线,它便毫无反应;如果水平带状形体在猫出生后一直不出现,则那种神经原将完全失去作用。
也就是说,神经原的这种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而环境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使视觉能力最终发育成熟。
这种理论与乔姆斯基的理论儿乎如出一辙:
语言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便使这一能力发展出来④。
有的与会者则认为乔姆斯基和皮亚杰二者的理论并无根本的冲突,构成知识的元素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实际知识的形成却要经过“建构”过程(事实上,上述生物学的发现也可以作为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
这种观点如果成立,将消解正在激辩的两种理论的根本冲突。
皮亚杰十分赞赏这种观点.并数度有意接受调和,有意修改自己的理论,然而乔姆斯基却坚持己见,无意接受调和。
这次辩论,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登纳教授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次探索而非一次结论。
在会上,沦辩双方都对对方的理论感兴趣。
乔姆斯基得到生物学家的支持,而皮亚杰学说是较受心理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的赞同⑤。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皮亚杰不同意存在先天的知识,他常被看作经验主义者。
对此他颇感委屈。
他在会上指出,他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反对经验主义,他认为自己同乔姆斯基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对经验主义。
两位大师对经验主义的批评应当说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皮亚杰指出,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起源于观念,仅仅是客观外界事物的反映,忽视了认识主体的作用。
事实上,任何“观察”都是主体的“观察”,“观察”从一开始就必须使用数学一逻辑框架,就必须对“事实”作出解释,以建立事物间的关系,如对应、接近、分离、度量,等等,这些岂是一个消极的“白板”式的主体可以做到的。
乔姆斯基则指出,经验主义认识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危害极大。
他说,如果人的大脑生来就是“白板”的话,那么,任何企图“塑造”或控制人们思想的行为就将是正当的。
这正是法西斯思想的来源之一:
认为人生来大脑白纸一张,思想完全由客体决定,可以由某些人任意加以填充、涂沫、塑造、控制,这是专制体制的理论根据⑥。
皮亚杰和乔姆斯基对“自然一使然”问题尽管未能完全一致,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是一致的,否则,皮亚杰这位德高望重的世界级学者便不会有意接受调和。
这至少说明在皮亚杰看来二者的理论之间非但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可以取长孙短、相互吸收。
皮亚杰与乔姆斯基就“自然一使然”问题的辩论是现代哲学史、心理学史中的重要事件。
三、皮亚杰与乔姆斯基辩论的教育学意义
皮亚杰与乔姆斯基的辩论以及二者对经验主义的批评,具有重要的教育学意义。
大家知道,儿童教育便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外部环境与历史文化等对儿童施加影响的过程或活动。
在传统的儿童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往往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教育影响源上,往往对儿童的发展及其学习特点认识不足,这便是传统教育中填鸭式灌注式教学得以久盛不衰的原因。
这种传统的教育观念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经验主义的——认为灌输给儿童什么经验,儿童就能接受什么经验,而没有注意到儿童自身是一个具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主体,是一个具有各种正处于发育过程中的生物器官和“精神器官”的主体,是一个由漫长的进化历史赋予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因而具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的主体,是一个具有主动成长的需要和积极的生命意志的主体。
对儿童发展的理解,皮亚杰和乔姆斯基有所不同,一个偏重于“使然”,一个偏重于“自然”,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承认儿童是发展的主体,承认儿童自身的生物学因素在儿童发展中具有不能忽视的作用:
尽管二者对儿童发展的具体机制的理解不同,尽管二者对环境在儿童发展中是以一个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持不同的见解,但二者共同的是,都承认儿童自身的生物学因素在儿童发展中具有不能忽视的作用,都承认环境是儿童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承认,外部环境这一条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它必须与儿童自身的自然因素切实合作。
杜威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主张,教育应当发生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那就是从传统的以教材为中心的教育转换为现代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
杜威的这一观念是现代教育学的基本观念。
在理解了皮亚杰和乔姆斯基的学说之后,我们更容易理这一观念。
这对于我国摆脱以教师或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从而树立现代教育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
①王克先:
《学习心理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②④⑤⑥这次辩论会的全部论文、发言和事后的评论被整理成书(法文版),英译版为:
LanguageandLearning:
TheDebatebetweenJeanPiagetandNoamChomsk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0.我国学者对这次辩论会也有介绍,有关内容可参见章士嵘:
《认知科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85页;吴道平;《自然使然》,载《读书》,1995年第12期,第88~96页。
③章士嵘:
《认知科学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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