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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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学号:
课程论文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课程名称
自然辩证法
姓名
专业
电子与通信工程
班级
1.引言
技术创新是指从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产生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它由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这样一系列的活动组成。
制度创新则是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这里的制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泛指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正式制度(如宪法、法律等)和非正式制度(道德、习惯、禁忌等)构成。
在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传统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制度创新依赖于技术创新。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创新依赖于制度创新.笔者认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相互联系,相互推进的一个有机整体,因而也就很难绝对地说谁是主导的,谁是从属的。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不可能依靠资源耗费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做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将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粗放的资源依赖型转向集约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创新"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标志着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历史性跨越。
“创新”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Schumpeter)提出。
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创新是一个系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它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虽然熊彼特没有明确地将创新划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但在其关于“新组合”的创新定义中,“引入新产品”、“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拓并利用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等都偏重于技术创新,“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则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
关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概念,普遍认为:
技术创新是指从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产生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由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等一系列活动组成;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是个人、团体、政府等制度创新主体为获得潜在收益而进行的制度安排。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二者孰优孰先,一直以来都是理论争执的焦点。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也面临着如何处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决策问题,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来考虑创新问题,不会形成有效的内生创新能力。
因此,梳理已有相关理论,归纳明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规律,对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重技术轻制度"的指导思想做出客观评价,强调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技术、制度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创新要素
在新增长理论产生之前,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力)积累的结果,但“索罗余值”是具体由哪些要素创造的却无从解释。
1962年,阿罗(KennethArrow)最早将技术进步看成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提出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其生产率,其它厂商也可以通过“干中学"而提高生产率[1]。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增长理论,主张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罗默、卢卡斯、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克鲁格曼、阿尔文·杨、贝克尔等人,分别从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积累、产品品种增加、产品质量升级、技术模仿、专业化分工加深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内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2],有助于我们认识技术创新在现代经济中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将制度因素首先内化于经济增长模型的是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
道格拉斯·诺思指出,创新活动中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倘若产权制度未能得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积极性只能依赖于一点零星的自发性。
因此,技术和知识存量只是决定了产量的上限,而实际产量还要受制度的约束.赫尔普曼综合了诺思对产权的强调、格雷夫对交易信用的考察、施莱佛等对法律的关注,以及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殖民地的研究,来探究制度如何起作用,对“索罗余值”问题作出制度分析,从而将增长理论再往前推进一大步。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以往所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3].
继熊彼特之后,有关创新的理论基本上沿着以上两条主线展开:
一条是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内生技术论”,另一条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决定论"[4],前者强调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后者强调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二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索罗余值”的要素贡献作出了有力的阐释,启示了我们:
技术、制度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创新要素。
显然,新增长理论里的“技术进步”是作为“技术创新”结果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是对落后技术的替代,而新制度经济学所要寻找的“制度因素",其动态的表征就是制度创新了。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视为经济腾飞的一对有力翅膀,并因此获得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美国硅谷的崛起就是高技术与新制度实现完美结合的典范。
3。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起,管理学家们开始将创新引入管理领域.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是较早重视创新的学者。
他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创新定义为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
德鲁克认为,创新有两种:
一种是制度创新,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社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变迁过程,它在经济与社会中创造一种新的管理机构、管理方式或管理手段,从而在资源配置中取得更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另一种是技术创新,是科学技术进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运动的基本方式,也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它在自然界中为某种自然物找到新的应用,并赋予新的经济价值。
技术创新已成为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就在于:
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活动,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那么,在现代企业发展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哪个更重要呢?
二者的互动关系如何?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
3。
1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
根据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制度创新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
生产力具有内在动力,它经常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与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比较起来,生产关系一经建立,则是相对稳定的。
社会生产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以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所以,生产力(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了,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制度创新)。
因此,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性质的变化及其发展要求,是决定一种制度形成和演变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决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它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便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生产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革,都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即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
3.2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都看作是一种“创新过程”,经济制度的演变被认为是人为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动力都来源于某些经济变量所诱致的潜在利润,而潜在利润的产生又源于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被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
据此,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解读了历史。
他们认为,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以提高私人收益才会出现。
因此,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扼制技术创新。
3.3社会制度环境决定着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创新为广泛获取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带来的低成本优势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作为支撑,大企业充其量只是一种建立在低效率基础上的大型经济组织。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企业是制度创新的产物。
有的学者从大企业的发展史角度,比较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二者的关系。
他们认为,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多单位、多功能的大型工商企业产生于1840年以后,在此后的160年里长盛不衰。
那一时期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接近于完成产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已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因此,他们认为,把大企业看成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是不对的。
相反,大企业是美国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变革的结果。
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美国大企业的崛起得益于在生产、经销及管理上的巨大投入。
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会有如此大的投资热情?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当时的制度环境,确保了在上述三个方面进行投入能够获得足够高的回报。
也就是说,它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对企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激励问题。
美国企业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为争夺市场份额而进行的功能性和战略性的竞争上。
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在生产、经销及管理上进行大规模的投入,以提高企业的总
体效率,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相反,在同一时期,英国政府却对企业间的共谋行为持肯定态度,单个家族企业往往更乐于通过协商来瓜分市场,以保证获取垄断利润,企业基本上没有在生产诸领域进行巨额投资的激励。
因此,英国企业的衰败是其制度的必然结果。
因而说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决定关系是由社会制度环境决定的.
3。
4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二者的辨证互动关系
实际上,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存在辨证互动关系。
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及其变迁的理论,是从最根本的层次上、从哲学的高度看才是永远成立的,有利于我们把握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其演进的一般规律。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了,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的分析,只有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才是可以成立的。
例如:
在社会根本性的经济制度确定时,具体制度安排是否合理,确实对经济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范畴。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必须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并使二者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否则,单有技术创新没有制度创新,就会使技术创新出现“闭锁效应”;单有制度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则会使制度创新最终成为“无米之炊”。
对中国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没有制度创新,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动力,就不可能有技术的持续发展,也就不可能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相反,如果没有技术创新,片面地强调制度创新,企业的发展就失去了物质基础.
随着知识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还会进一步密切,内在联系将日趋紧密。
因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和主导的高技术的发展,创新的周期更短,创新的频率更快,将在更高的层次上依赖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更高层次上依赖对人的激励机制;同样地,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要求企业制度快速反应,既反映高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又不断引导和激励高新技术的发展。
如一系列的技术创新都有一定的诱导机制与之相匹配,而这些诱导机制必然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4.历史演化视角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规律
特定制度框架内的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源动力。
原始社会末期金属工具的出现,促使生产力迅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给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劳动日益取代集体劳动,与之相适应,生产资料也逐步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最终导致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度的产生.同样,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所以,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说,技术创新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部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直接引致了制度边界的扩大。
技术与经济之间呈现一定的周期波动转化规律[5],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会导致制度选择空间的扩大,使一系列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以保障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引致相应的产业革命。
以人类近现代史上的4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例,如表1所示,
每次根本性的技术突破都是相应产业革命的先导力量,即技术创新在前,经济增长紧随其后,而且,技术创新的变化必然要求制度上作出相应的变革与之相适应。
股份公司等现代法人组织的发展代表了对19世纪的运输、交通和制造技术的进步所创造的经济机会的制度回应[6],风险投资、科技企业孵化器、NASDAQ等制度安排也都是顺应技术创新的浪潮而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这些制度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机。
因此,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增加某些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或者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为制度创新创造前提条件。
反过来,制度要素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创新而影响经济增长。
一方面,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减少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外部性,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或减弱不确定性,来增加创新者的预期收益,鼓励创新活动。
例如,技术创新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专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保护创新者对新成果在一定时期内的排他性独占权,持续地激发人们进行发明创造的热情。
美国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的研究样本表明:
如果没有专利保护,60%的药品不能研究出来,65%不能利用,化学发明有38%不会研究出来,有30%不会被利用[7]。
英国最大的格兰素(Glaxo)制药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的特效胃药雷尼替丁(Zantal)每年可产生10多亿英镑的销售收入,1997年其专利在美国的保护到期后不到半年,在全球的销售额就急降1/3。
正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专利制度是在天才的创造火焰中添加了利益这种燃料。
另一方面,当现存的制度不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成为技术创新的阻碍的时候,为确保创新顺利进行而对现行制度的改革,即制度创新,便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惰性,制度一旦形成,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刺激,人们是不会考虑改变它的,制度成为技术创新的桎梏和瓶颈,就是由于制度创新滞后造成的,此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就应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了.
总之,不管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是创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技术创新体现了人为降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作的努力,制度创新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演变则体现了人为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8],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决定了技术创新往往是创新的突破口,进而技术创新的需求拉动了生产关系范畴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反过来又对技术创新存在巨大的推动作用.二者互相依存、互相推进,共同构成了创新系统螺旋式上升运动,形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5.中国企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现状
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管理薄弱一直是我国企业竞争力低下、效益不高的重要因素。
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发展技术产业的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就存在着:
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开发新技术;如何采取更灵活、更有效的方式去改进新技术;而没有在做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当出现了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积极性等老大难问题时,不从克服企业制度、激励机制存在的缺陷去解决问题,而希图通过“提高创新意识"、“加强技术进步指标考核”等来加速技术创新的进程,结果往往劳而无功,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这种重技术创新、轻制度创新的倾向,实际上是没有认识到当前企业制度创新中存在的主要障碍,经营者关注最多的是“政企职责不分”和“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其次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改革法律法规不配套";再次是“没有形成职业企业家队伍”和“缺乏创新动力”。
从不同类型企业看,经营者对制度创新障碍的认识有一定差别。
另外,国有企业对“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反映强烈,而非国有企业则比较看重“改革法律法规不配套”。
总的说来,政企职责不分和产权改革滞后仍是制度创新中的主要障碍。
6.建设创新型国家应注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规律,强调技术创新是创新系统中形成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也说明技术创新需要一系列诱导机制,这些诱导力量来自制度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通常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根本转变的核心是依靠技术创新。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一种重视技术创新忽视制度创新的思想倾向。
在创新资源的部
署上,科学技术研发的主力军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各级政府在科技规划、计划以及项目资金方面倾向于支持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
由于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彼此割裂,大量的科研成果无法向下游延伸,无法实现商品化和产业化.虽然企业家都有创新的本能,但他们的创新能力却可能因过高的税收、过多的干预、繁杂的规则、过低的行政效率,被引导到寻租或其它的短期获利活动上,从而降低了对技术创新的关注。
显然,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国家创新系统的创新能力仍显薄弱等老大难问题,是与现行制度框架所能提供的激励相对不足直接相关的.
技术创新是一项不确定性极高的战略投资行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毋庸质疑,如果不存在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配套,或者虽有条文规定但无法落到实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理性选择贴牌生产等形式的打工,而不是自主的技术创新。
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技术创新总有受阻的时候,而此时,制度成为技术创新的瓶颈,制度创新成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进而制度创新成为技术创新的前提。
当一种制度处于比较发达和完善的状态时,技术创新占主流,对经济增长起着主导作用,此时制度创新显得并不那么重要;而当完善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时,制度变迁显得相当重要,技术进步的水平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持续贡献则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9]。
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创新短缺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系统运动的主要矛盾,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显得更迫切、更重要。
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制度短缺是其它要素不能替代的.资本主义在欧美等国家建立以来,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生产力内在力量的推动。
制度创新相对滞后,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的活力明显不足,是当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根本症结所在。
仅仅通过“提高创新意识”、“增加投入"或“引进新技术”等途径来加快技术创新进程,仍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才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创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具体来说,在保障企业主动的技术创新投资及其演化而成的产学研合作网络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成为最强有力的制度供给者,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知
识产权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引导并约束企业等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动良性发展。
只有摒弃传统的重技术轻制度的思想观念,注重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将与技术创新不相容的旧的制度性障碍扫除掉,才能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形成最直接的现实生产力。
6.1改变过去重科学技术创新、轻制度创新的倾向
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重科学技术创新、
轻制度创新的倾向。
事实上,受科学技术创新自身特点及我国现行经济制度特征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更应该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改变过去重科学技术创新、轻制度创新的倾向。
任何一项经济活动的开展,都是生产力的物质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生产力的这些物质要素不能孤立地存在,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才能组合起来发挥作用。
在不同的制度架构下,生产力物质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发挥的效用明显不同:
在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下,即使没有先进设备,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若被安装在低效的制度环境里,其效率也可能低得不如手式操作.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
来越大的今天,掌握了知识和技术并在创造知识和技术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物质要素中能动的和主导的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要激
发起拥有人力资本的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制度安排,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提供足够的激励。
只要具有一个能激励人们不断地进行科学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技术水平就会不断提高,而没有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即使研制出高新技术成果,也可能是束之高阁.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少现实经验可以证明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
比如,我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即使科技基础非常薄弱,却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而中西部一些大中城市,虽然具有良好的科技基础,但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低于东部;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大批科技人才,而西部各地的大量科技人员却“孔雀东南飞"等等。
在我国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中,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之所以出现这些差异,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外,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是在制度环境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在企业科学技术创新的激励制度安排上东部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区。
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摒弃传统的重技术、轻制度的倾向,要注意同时进行科学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特别要重视制度创新对科学技术创新乃至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作用,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以制度创新推动科学技术创新
6。
1。
1以企业制度创新推动科学技术创新
从世界科技发展史来看,企业一直是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虽然我国企业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较快,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后劲不足,不少企业科学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产品水平不高。
从发达国家和实证考察来看,现代企业成功的科学技术创新均十分强调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安排的行为性,重视借助企业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巨大激励力量,使企业具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
因此,可以将企业制度作为科学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第一层面,通过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创新,构建科学技术创新的企业内部激励系统。
6。
1。
2以市场制度创新推动科学技术创新
市场过程是一个对科学技术创新进行自组织的过程,市场制度将公平地决定科学技术创新者的所得,对创新者产生有效激励。
市场制度可以消除科学技术创新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消极因素,通过形成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
由于市场制度在激励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自我组织和生我加强的作用,在配置资源方面效率较高,因此,必须将市场制度作为科学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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