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屡受处罚原因究竟在哪儿.docx

四大屡受处罚原因究竟在哪儿.docx

《四大屡受处罚原因究竟在哪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四大屡受处罚原因究竟在哪儿.docx（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四大屡受处罚原因究竟在哪儿

“四大”屡受处罚，原因究竟在哪儿？

　2005年4月7日，中国证监会召开了对德勤的听证会，指出德勤在科龙案中的五点重大失误：

审计程序不恰当、不充分；函证方法不当；对关联交易未进行更正和相关处理；对票据贴现未能适当关注。

2006年5月9日，普华永道被原来的审计客户外高桥告上了仲裁庭，理由是普华永道未严格执行《独立审计准则》，造成该公司超过2亿多元人民币资金被非法挪用。

2006年5月11日，普华永道的日本公司中央青山事务所受到嘉娜宝公司假账案牵连被责令停止其审计服务业务两个月，日本的会计行业和许多大型企业陷入混乱。

这次责令停止审计服务业务的处罚措施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

在此之前，毕马威也于2001年因在锦州港案件中涉嫌财务造假被告上法庭。

　　接二连三的会计师事务所受到处罚事件，绝非偶然。

理性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炫目光环下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审计行业的垄断性带来行业自律性下降。

这种垄断性在西方发达国家体现得最为明显。

从2002年安达信破产后，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德勤“四大”称雄世界审计业，它们占据了世界审计业务的60％。

这种垄断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洲表现得更加明显，美国78％以上的审计业务是由这四家公司来执行的。

行业的高度垄断不仅造成审计费用居高不下，而且意味着“消费者主权”的削弱，市场约束的缺失，“四大”执业的有恃无恐。

在日本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仅中央青山事务所一家就承揽了2300多家企业的审计业务，其中包括丰田、索尼等工业巨头。

一旦“四大”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行业的运行。

在缺乏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四大”在较少约束下会为利益而冒商誉损失的风险。

“四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达成了某种“隐性”协议，一些隐形的操作手段或所谓的“潜规则”已经被默认。

因此审计行业的竞争性亟待提高。

　　其次，“四大”在与众多低素质本土事务所的博弈中陷入“囚徒困境”。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所折射出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审计行业又一次得到体现。

现在业界普遍认为，“四大”进入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泰国后，有意在降低执业标准，个中原因众说纷纭。

按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四大”降低其执业标准，也是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明智之举。

在四大进入前，发展中国家已存在众多的本土事务所，法制不健全及人才培养的滞后，财务造假风行。

在争取同一客户时，在造假迎合与客观审计两种策略之间，前者显然是博弈论中的占优策略，一如那两位囚徒的坦白策略。

“四大”及其竞争对手的随波逐流，带来的只会是整个行业的江河日下，除非有外力打破“优汰劣胜”的占优均衡。

　　再者，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

审计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其违法行为不易发现和判别，当一起案件发生时，有的时候很难判断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有意行为还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行为，因此监管和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

而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鉴于本国会计业的落后，政府会给这些世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政策性的倾斜”。

这种倾斜也表现在监管方面，比如“四大”在我国不受地方行业协会的监督，只接受审计局等国家机构的监督等。

另外，处罚力度不够，前面第一点提到在发达国家行业垄断性造成了“四大”违规的有恃无恐，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造成它们有恃无恐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惩罚力度薄弱。

违规后，它们需要承担的惩罚很小，基本上是无关痛痒的，不能对它们起到警示的作用，所以它们才会接二连三地违规。

执法严明也是改变第二点中的博弈收益，破解“囚徒困境”的上上之策。

所以，增大处罚力度、寻求有效的监管方式是解决会计师事务所违规事件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对成熟的一些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和处罚办法。

　2005年4月7日，中國證監會召開瞭對德勤的聽證會，指出德勤在科龍案中的五點重大失誤：

審計程序不恰當、不充分；函證方法不當；對關聯交易未進行更正和相關處理；對票據貼現未能適當關註。

2006年5月9日，普華永道被原來的審計客戶外高橋告上瞭仲裁庭，理由是普華永道未嚴格執行《獨立審計準則》，造成該公司超過2億多元人民幣資金被非法挪用。

2006年5月11日，普華永道的日本公司中央青山事務所受到嘉娜寶公司假賬案牽連被責令停止其審計服務業務兩個月，日本的會計行業和許多大型企業陷入混亂。

這次責令停止審計服務業務的處罰措施在日本是史無前例的。

在此之前，畢馬威也於2001年因在錦州港案件中涉嫌財務造假被告上法庭。

　　接二連三的會計師事務所受到處罰事件，絕非偶然。

理性分析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世界著名會計師事務所的炫目光環下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審計行業的壟斷性帶來行業自律性下降。

這種壟斷性在西方發達國傢體現得最為明顯。

從2002年安達信破產後，普華永道、安永、畢馬威、德勤“四大”稱雄世界審計業，它們占據瞭世界審計業務的60％。

這種壟斷地位在西方發達國傢，比如美國、歐洲表現得更加明顯，美國78％以上的審計業務是由這四傢公司來執行的。

行業的高度壟斷不僅造成審計費用居高不下，而且意味著“消費者主權”的削弱，市場約束的缺失，“四大”執業的有恃無恐。

在日本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僅中央青山事務所一傢就承攬瞭2300多傢企業的審計業務，其中包括豐田、索尼等工業巨頭。

一旦“四大”出現問題，就會影響整個行業的運行。

在缺乏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四大”在較少約束下會為利益而冒商譽損失的風險。

“四大”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已經達成瞭某種“隱性”協議，一些隱形的操作手段或所謂的“潛規則”已經被默認。

因此審計行業的競爭性亟待提高。

　　其次，“四大”在與眾多低素質本土事務所的博弈中陷入“囚徒困境”。

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所折射出的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在審計行業又一次得到體現。

現在業界普遍認為，“四大”進入發展中國傢，如中國、泰國後，有意在降低執業標準，個中原因眾說紛紜。

按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四大”降低其執業標準，也是出於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明智之舉。

在四大進入前，發展中國傢已存在眾多的本土事務所，法制不健全及人才培養的滯後，財務造假風行。

在爭取同一客戶時，在造假迎合與客觀審計兩種策略之間，前者顯然是博弈論中的占優策略，一如那兩位囚徒的坦白策略。

“四大”及其競爭對手的隨波逐流，帶來的隻會是整個行業的江河日下，除非有外力打破“優汰劣勝”的占優均衡。

　　再者，監管和處罰力度不夠。

審計行業的特殊性在於其違法行為不易發現和判別，當一起案件發生時，有的時候很難判斷是會計師事務所的有意行為還是一種完全無意識的行為，因此監管和處理起來就比較困難。

而且在一些發展中國傢，鑒於本國會計業的落後，政府會給這些世界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政策性的傾斜”。

這種傾斜也表現在監管方面，比如“四大”在我國不受地方行業協會的監督，隻接受審計局等國傢機構的監督等。

另外，處罰力度不夠，前面第一點提到在發達國傢行業壟斷性造成瞭“四大”違規的有恃無恐，但是在發展中國傢造成它們有恃無恐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懲罰力度薄弱。

違規後，它們需要承擔的懲罰很小，基本上是無關痛癢的，不能對它們起到警示的作用，所以它們才會接二連三地違規。

執法嚴明也是改變第二點中的博弈收益，破解“囚徒困境”的上上之策。

所以，增大處罰力度、尋求有效的監管方式是解決會計師事務所違規事件的一個關鍵，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等西方國傢相對成熟的一些法律，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監管和處罰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