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黑格尔美学理论方法与构架的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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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黑格尔美学理论方法与构架的比较

康德与黑格尔美学理论方法与构架的比较

　　内容摘要:

本文试着从美学在康德、黑格尔各自思想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康德、黑格尔对美的本质界定以及两人以此所进行的不同层面的探讨等方面入手,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及哲学思想中关于美的本质、美的划分、美的形而上地位以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和思考。

试图论证康德、黑格尔美学理论及方法上的差异根源于两人形而上思想中对主体地位的不同界定,以及由此衍生出针对先验幻象所采取的迥异的处理模式。

　　关键词:

康德黑格尔美学比较

　　一.引论:

康德与黑格尔的思想预设

　　作为号称有着“哥白尼式革命”的批判哲学事业的奠基人,康德为理性划定了范围,使认识主体返回中心地位,其以先验唯心主义的立场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调和可谓是自哲学认识论转向以来最伟大的尝试――当然伟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

康德的功绩在纵向和横向范围内都受到普遍的认可,更有观点称启蒙时代以来的德国哲学就是康德的注脚。

[1]而黑格尔对康德所谓根本实在性（物自体）不可知这一点深感不满,他一方面引入了正反合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将主体地位抬至顶峰。

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是研究和理解整个世界中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肤浅、暂时和偶然的形式,而是永恒的本质、和谐与规律。

”[2]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的巨大影响力更多是表现在对其思想的激烈争议之中。

黑格尔为人类存在之意义所描述的两个理由:

“单个个体达到作为自我意识的意识本身”,“世界精神达到认识其作为关系总体的自身。

”“在现代文化中,第一个理由产生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而后者是阶级分析的开始。

”[3]同时,对于黑格尔鼓吹理性、美化主体,以扬弃的方式解决矛盾等做法,一直受到后人的抗议与指责。

自其同时代的克尔凯郭尔批评黑格尔的思想不过是体系化了的基督教,到胡塞尔后期的“互主性”,海德格尔的共在观念;或者从某一层面切入另辟蹊径――巴赫金的对话原则,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都可以看作是从某一层面对黑格尔推崇主体自我所造成的主客体二元对立这一深刻问题的尝试解答。

抵制调和、发明出延异的德里达更是对黑格尔解决矛盾的扬弃之法进行了无情的鄙视:

“假如延异有定义,那么它一定是在所有黑格尔的扬弃起作用的地方对它的限制、中断和破坏。

”[4]对黑格尔思想中极权主义色彩浓厚而感到厌恶的以赛亚?

柏林同样也声称辩证法只是一个强加的总体框架,其只能从思想和艺术创造的角度才能理解。

然而,即使如此,就连柏林也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半诗化的评论方式虽说有很大的、掩盖争论关键的风险,但是它能够比较生动地体现一个文化的轮廓、一个艺术流派或哲学家流派的理想、一代人的态度――无法用精确、逻辑更严密、更讲求实际的术语所分析的事物……在文学批评和艺术史中,在思想史和文明分析之中,在触及诗歌和散文的各门学科当中,黑格尔式的规定――正题-反题的方法,将一切事物说成永远向其反面的做法,将一切事物说成相互冲突的力量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平衡的做法,真正改造了欧洲人的感受力和表现模式。

”[5]

　　回到正题,本文主要着眼于对康德和黑格尔两人美学思想的比较,分别从两人各自的美学框架和对美的本质的界定、以及关于美的现象的划分三个方面进行。

我认为,比较探讨使对问题思考的深入要胜于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或中立性的评价。

这也许只是一个辩护,但确实是本文出发的前提。

　　二.美的界定及其形而上地位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坦言未来的形而上学就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前者建立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认识论基础上,后者则建立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实践基础上。

而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个领域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中介,以使其得以过渡,这就是判断力的领域。

“判断力通过其按照自然界可能的特殊规律评判自然界的先天原则,而使自然的超感性基底（不论是我们之中的还是我们之外的）获得了以智性能力来规定的可能性。

理性则通过其先天的实践规律对同一个基底提供了规定;这样,判断力就使得从自然概念的领地向自由概念的领地的过渡成为可能。

”[6]既然知性的先天原则能确保人建立起认识的对象,自由意志作为理性的先天原则可以为人类的行为奠定道德的基础,于是康德发问到:

在我们认识能力的秩序中,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构成一个中介环节的判断力,是否也有自己的先天原则?

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与回答构成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体系,其主要表现为审美判断力批判和目的论判断力批判。

具体到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中,康德从美的四个契机即质、量、关系、模态分别对美和鉴赏判断做出了普遍一般的说明:

无利害的愉悦感、无概念的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以及必然普遍的共通感。

根据以上四个契机,康德进而阐明鉴赏判断是想象力和知性这两种认识能力的协调活动,其所判定的是普遍可传达的愉悦感,即为“美”。

然而据以上考察,却揭示出了鉴赏判断中的二律背反现象:

审美判断它不涉及欲念和利害计较,不是实践活动,却产生类似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快感;它不涉及概念,不是认识活动,却又需要想象力与知性两种认识功能的自由活动,涉及一种“不能明确说出的普遍规律”;它没有明确的目的,却又有符合目的性;它虽是主观的、个别的,却又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7]

　　通过以上对康德美学思想的粗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美学思想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

康德以人的认知能力为着眼点,视鉴赏判断力为方法标准,从本质上将美定义为人这一主体的能力。

在康德所列的人的高层能力的图表中[8],美所对应的认识能力即判断力其先天原则是合目的性,而道德相对应的理性则是人的终极目的;前者是艺术的范围,而后者则是自由的领地。

由此观之,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说美隶属于道德（善）丝毫不算夸大其辞。

　　而黑格尔与康德最大的不同,是他将美视为绝对理念的认识、存在方式,其不受主体能力、个人意识的决定或支配。

正是在这个形而上体系的大框架限定下,黑格尔的美学一般只讨论的是对美的认识很少对美感做出区分;而其美学研究以辩证法方式所呈现出来的,正是其思想中历史主义的本质。

黑格尔写作《美学》也正是处在其思想的后期阶段,按照查尔斯?

泰勒的划分,他也已经完成了以人为中心到以精神为中心的转变,此时黑格尔的观念是认为思想比人更伟大,它才是历史的主体。

“现在,人的任务在于承认,在于明确地承认,而不是通过某个多愁善感的直观,哪一个将否认他通往理性自主性的旅程;因此,人类实现的那个顶点,它证明是精神的实现,在于哲学的自觉性。

”[9]从这一大前提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黑格尔为何在《美学》开篇就为其正名为“艺术哲学”或“美的艺术哲学”[10]（不同于康德而将美学建立为一门科学）,进而又将自然美开除出美的范围;这也是黑格尔以理念和形象的三种关系划分出艺术美三种类型的依据:

“艺术类型不过是内容和形象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关系,这些关系其实就是从理念本身生发出来的,所以对艺术类型的区分提供了真正的基础。

”[11]

　　绝对精神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最终又返回到自身,而艺术作为其自我意识的第一阶段也就自然以感性的形式呈现出来。

除了艺术是以感性的方式来把握绝对精神,宗教是以表象、象征的方式来把握,哲学则用概念或说自由思维的方式来把握绝对精神。

“艺术从事于真实的事物,即意识的绝对对象,所以它也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因此它在内容上和专门意义的宗教以及和哲学都处在同一基础上。

”[12]艺术作为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正印证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绝对精神的本质是真理,艺术从事于真实之物。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康德认为美隶属于善不同,黑格尔的美是从属于真的。

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下,黑格尔才谈到艺术作为表现绝对精神的初级阶段已经终结,因为“艺术作为心灵的最高旨趣的本来真正的地位就是如此。

”“用感性形式来表现真理,还不是真正适合心灵的表现方式。

”[13]

　　三.关于美的现象的逻辑划分

　　康德从思考美的问题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关于美的深刻矛盾。

“陌生和怪异之处只在于:

它不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愉快的情感（因而根本不是什么概念）,但这种情感却又要通过鉴赏判断而对每个人期待着,并与客体的表象联结在一起,就好像它是一个与客体的知识结合着的谓词一样。

”[14]康德关于美的四个契机的说明,其实也正反应了这一矛盾的深刻性。

从第二、第四契机,即量、模态方面,康德先是从鉴赏判断中评判先于愉快情感这一前提得出美是没有概念却又普遍让人喜欢的东西;又以共通感为基础,得出美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一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

从这两个契机来看,康德似乎是在凸显美与概念之间的界限,说明鉴赏判断并不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

而从第一、第三契机,即质和关系方面,康德通过对快适、美和善的比较,将利害方面驱除出鉴赏判断范围;又通过做出自由美与依附美的划分,进而认为美是一个对象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

这又表明美不可能脱离概念,鉴赏判断是建立在某种概念之上的。

鉴赏判断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正是康德所揭示出的也是其自身受制于的美的困惑。

所以,尽管康德认为希腊式的线描,用于镶嵌或糊墙纸的卷叶饰其自身没有什么含义,不在任何确定概念之下的客体才是自由的美;而一个人的美,一匹马的美,一座建筑的美,都是以一个目的概念为前提的固着之美。

可他也不得不承认,理想之美只能是属于一个部分智性化了的鉴赏判断的客体。

因为“美的理想只可以期望于人的形态”。

[15]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分析的那样,“他也认识到这种独立性、超然性和纯粹性毕竟是假想的,或则说,为分析方便而设立的;事实上人是有机整体,审美功能不但不能脱离其他功能,取抽象的纯粹的形式而独立存在,而且必然要结合其它功能才好发挥它的作用;考虑到这个事实时,理想美就不能是‘纯粹的’,就必然是‘依存的’,必然是在于能表现道德精神的外在形体,这也必然就是人的形体。

”[16]

　　康德虽然揭示出了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这一深刻矛盾,但其取消矛盾的方法却不能令人满意。

他通过对正题、反题形式上的修改――正题:

鉴赏判断不是以确定的概念为根据的;反题:

鉴赏判断是以某种虽然不确定的概念为根据的,以为这样就取消了冲突,实现了矛盾的调和。

但是,说鉴赏判断不以确定的概念为根据,而是以某种不确定的概念为根据;就信息传递的层面上看,等于什么都没说。

大多数人也不会只是满足于形式上的矛盾解决。

然而,就像任何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康德的伟大不在于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在深刻的思维活动中揭示美的矛盾,将问题引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黑格尔则一反康德在对美的确定上小心谨慎的态度,其将美与艺术等同,视美学为艺术哲学,从而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人文科学的地位。

美作为无限、自由、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的显现,只能是艺术的美,而不是相对、限制、独立自在的自然美。

“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

”[17]就艺术美本身的范畴来看,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句定义包括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三个基本原则。

不同于康德美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黑格尔将理性内容引入到美学中,并把它与历史人生中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以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判定艺术作品的标准。

“因为艺术的任务在于用感性形象来表现理念,以供直接观照,而不是用思想和纯粹心灵的形式来表现,因为艺术表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理念和形象两方面的协调和统一,所以艺术在符合艺术概念的实际作品中所达到的高度和优点,就要取决于理念与形象能互相融合而成为统一体的程度。

”[18]黑格尔正是根据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艺术的类型做出了著名的划分:

象征性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

我想强调的是,黑格尔不仅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更侧重指出内容的决定性作用。

“只有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真实才能体现于艺术作品;这种真实要成为艺术的真正内容,就必须依它本有的定性转化为感性的东西,使这感性的东西能恰好适合它自己。

”“艺术的真正职责就在于帮助人认识到心灵的最高旨趣。

从此可知,就内容方面说,美的艺术不能在想象的无拘无碍境界飘摇不定,因为这些心灵的旨趣决定了艺术内容的基础,尽管形式和形状可以千变万化。

”[19]黑格尔将艺术的内容划分为“一般世界情况”、“情景和动作”以及“人物性格”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其辩证法的三个环节――普遍、特殊和个别。

在“一般世界情况”中,黑格尔再次以其敏锐的历史主义的嗅觉,将艺术作品的客观环境划分为“英雄时代”（史诗时代）、“牧歌式的情况”（田园牧歌式的空想情况）和“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资产阶级的社会情况）。

　　黑格尔一方面将其历史哲学的思维模式应用到美学领域中,在辩证法的总体框架下,由此产生的巨大审美慰藉又反馈到哲学思辨乃至社会现实中。

经过黑格尔所阐发的情致说、冲突论以及悲剧理论,不仅在哲学、文艺领域建立起了宏伟的殿堂,而是切实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重塑了人们的思维、生活模式。

我们惊讶于这股美学力量激荡浩大之时,同样也不应该忽视这力量的非理性本质。

辩证法或许是一种天才的合理化阐释,但它毕竟不同于现实层面的技术操作。

而当他混杂着美的感性力量激荡人心时,我们真的也就看到了一种非理性的、却能引起共鸣的极权主义思想的萌芽。

这也是后来自由主义分子常对黑格尔进行的谴责,即浪漫主义为何走向了它的反面。

或许,又是“理性的诡计”通过历史现实荒诞式地为我们论证了“美”的独特本性――它真的是和“真”、“善”不一样的。

　　注释:

　　[1]参见（英）安东尼?

肯尼编:

《牛津西方哲学史》,P183,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2]（美）梯利著,伍德增补:

《西方哲学史》,P507,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

　　[3]（美）艾莉森?

利?

布朗:

《黑格尔》,P27,彭俊平译,李智校,中华书局,2004年8月。

　　[4]（法）雅克?

德里达:

《多重立场》,P47,佘碧平译,三联书店,2006年8月。

　　[5]（英）以赛亚?

柏林:

《自由及其背叛》,P105,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9月。

　　[6]《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P421。

　　[7]《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P362。

　　[8]参见《判断力批判》导言部分: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P422。

　　[9]（加）查尔斯?

泰勒:

《黑格尔》,P74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6月。

　　[10]（德）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P4,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9月。

　　[11]同上书P95。

　　[12]同上书P129。

　　[13]同上书P131、P133。

　　[14]《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P415。

　　[15]同上书P454。

　　[16]《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P389。

　　[17]（德）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P4,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9月。

　　[18]同上书P90。

　　[19]同上书P13、P17。

　　参考书目: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德）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9月。

　　李思逸,武汉大学文学院06人文科学试验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