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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十大关键词
【每日一记】2011年国内移动互联网十大关键词来源:
邵珍燕的日志
from:
通信世界周刊
2011年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实现爆发性增长的一年,产业规模较2010年增长90%以上。
盘点即将过去的2011年,中研博峰认为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可以用十个关键词加以概括。
关键词一:
爆发性增长
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实现了爆发性增长。
根据中研博峰预测,到2011年底,中国手机网民数量将达到3.6亿人,较2010年末增长20%,其中3G用户数1.2亿人左右,深度使用移动互联网的网民比重也大幅上升;产业规模方面,预计将超过400亿元(人民币,下同),较2010年增长90%以上,并且按季度划分,每季度环比增长都保持在30%以上。
三方面原因导致了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爆发性增长。
第一,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大量手机网民,并且已经达到支撑产业爆发性增长的临界点;第二,2011年电信运营商加大了高性能3G智能手机的普及力度,促进了深度使用客户数量的增长;第三,国内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及其后向客户,深入把握移动互联网的本质以及重要价值,从而进一步推出了各类内容、应用与商业模式,并加大投资力度。
关键词二:
转型发展
2011年,伴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国内互联网公司、其它企业、政府等纷纷采取行动,更加贴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要求,实现转型式发展。
具体如下。
第一,传统移动互联网公司构建更加清晰的移动互联网战略,更加适应移动互联网的本质要求。
例如2011年8月,XX对其移动互联网战略进行了修正,强调开放式发展方向,形成匹配移动互联网本质特征的产品路径,并构建具体部门负责移动互联网业务。
第二,传统互联网公司在推出产品时,不再仅是将PC端应用迁移至手机,而是推出匹配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性产品,例如腾讯微信、盛大切客等,并进一步推出操作系统、智能终端等更深层次的产品。
第三,传统企业同移动互联网的结合更加紧密。
一方面,传统企业结合移动互联网特质推出业务,例如2011年6月,在前期交通银行手机业务取得良好成绩的基础上,中国银联推出手机支付业务,形成了与电信运营商阵营双雄并立的局面;另一方面,传统企业在移动互联网上投放的广告数量大幅增长,据中研博峰研究,其增长幅度在一倍以上。
关键词三:
平台布局
2011年,国内移动互联网厂商已经不满足于推出一个个业务,而是纷纷学习谷歌和苹果经验,实现对移动互联网生态环境的掌控。
部分厂商推出了自有移动操作系统平台,例如小米科技推出了软件平台MIUI,阿里云也在2011年高调宣布推出自有云手机操作系统。
此外,也有部分厂商推出了移动整合方案,如XX和腾讯等,并通过与华为等厂商的合作,具体将其整合方案实现了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移动操作系统的先导者——中国移动在2011年定制智能终端的推出中,开始更多地引入Android原始系统,尤其是在高端机型中(如三星9108、HTCZ710t等),而不再强调以OPhone系统为主。
而国内其它厂商,也需据此加以思考,即依靠自己的力量,究竟能否有望在现有Android生态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
关键词四:
开放共赢
2011年,移动互联网产业各方开放共赢的力度较以往有了实质性飞跃。
三大运营商方面,均采取了更进一步的开放共赢举措,为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6月,中国电信联合主流互联网公司、芯片制造商、终端厂商、操作系统提供商和咨询机构等,发起成立了移动互联网开放联盟(OMIA),目前已拥有成员124家;12月初,中国联通推出“WO+开放体系”,着力打造WO+产业合作联盟,其中包括能力共享、智能营销、产品聚合、智能管道等特征;12月中旬,在“2011中国移动首届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中国移动首次面向开发者集中发布了“MM云”、物联网、电子商务、位置、“飞信+”等五大开放能力,以便给开发者提供“更低的门槛、更全面的扶持、更广泛的机会”。
除三大运营商外,腾讯、开心网等平台型互联网厂商也先后宣布了各自的开发者扶持政策,例如腾讯宣布出资百亿进行开发者扶持,对于部分应用开发者可获全额分成。
关键词五:
投资热潮
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投资热潮,各类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纷纷投资于国内移动互联网行业,而部分业内领先企业也实现了上市融资。
根据ChinaVenture数据,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披露的投资事件为30余起,预计全年能够达到50起,远超过去十年年均投资数量,而2011年投资金额有望超过6亿美元。
从已披露数据来看,小米、宜搜、多盟、力美等企业均获得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而在资本层面,创新工场、联想LE基金、盛大移动互联网投资基金、腾讯的移动互联网基金,或者设立,或者扩张规模,注重对国内移动互联网团队的推动与扶持。
关键词六:
领域融合
2011年,国内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加强调各领域的融合式发展,概括而言,包括两方面。
第一,移动互联网同其它热点领域融合。
继2010年运营商手机支付业务推出,提供了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的融合应用后,2011年云计算与移动互联网也实现了融合,推出了云存储、云桌面、云手机等业务。
同时,国内各地在进行智慧城市、智慧园区的规划中,纷纷提出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光网等领域的融合策略,预计未来在业务、产业形态等方面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移动互联网同传统电信业务的融合。
以短信业务与语音业务为例,从2010年末以来,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推出了同通信录相结合的IM工具,如米聊、微信、翼聊等,使得消息交流可以通过移动数据通道(双方在线状态),也可通过普通短信通道,而用户对此并无差异化感知;而在2011年下半年,腾讯公司推出了基于通信录的Freetalk业务,实现了基于移动数据网络的语音通信业务。
关键词七:
终端入口
根据中研博峰2011年对国内智能手机用户所进行的调研,61.2%的用户在手机生命期内主动寻找并加以安装的应用少于5件。
因此,对各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而言,在手机终端上预置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1年,国内各类型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纷纷加大在终端方面的投入力度,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第一,运营商3G智能定制终端快速推进。
2011年,国内三大运营商引入3G智能手机的力度不断加大,高中低端均有明星机型分布,特别注重中低端高性能明星机型的引入。
第二,移动互联网厂商推出自有定制终端。
2011年,国内领先移动互联网厂商已经不满足于通过合作,仅在终端中预置一个应用,或者在浏览器中预置一个链接,它们开始推出自有定制终端,全面预装其自身的各类应用,并使得自有业务同手机硬件、系统平台实现更深入的结合。
第三,终端预置争夺更加激烈。
2011年,国内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进一步加强同各终端厂商的合作力度。
一方面,终端(包括非定制终端)中安装的应用数量更多,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菜单顺序、开机加载、待机页面快捷菜单、信息实时通知、排除竞争对手应用等方面进行争夺,并且为获得更高优先级而支付的费用也在2011年水涨船高。
关键词八:
微博力量
2011年,“7·23动车事故”、“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等一个个微博热点的出现,或给铁道部、红十字会等组织带来巨大的冲击,或对社会公众人物产生了监督效果,又或者推动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
微博作为社会化媒体继续展现着巨大的力量。
在微博巨大的力量面前,政府、企业等一切社会组织均不敢小觑,或者开通了官方微博,如“上海发布”等;或者优化了微博发布的制度,使得微博能更明确地代表组织声音;或者构建系统、购买服务对微博进行监测,并制定应对措施。
而在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还出台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这表明微博的影响力已触及立法层面。
关键词九:
移动安全
伴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爆发式增长,移动互联网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
根据中国反网络病毒联盟统计,截至2011年11月,国内累计发现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5000余种,比2010年末增长了110%,涵盖的危害性从最初的恶意扣费,到目前的信息内容窃取、资金窃取等。
因此,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对手机安全问题也愈发重视。
根据中研博峰调研,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所安装的安全产品总量比2010年增长1倍左右。
与此同时,一批安全产品厂商也纷纷加大投入,并逐步明晰了安全产品商业模式。
监管层面,2011年12月,工信部印发了《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监测与处置机制》,同时并组织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研究制订《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监测体系架构》、《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监测技术要求》、《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疑似样本报送接口规范》等行业标准。
关键词十:
熟人网络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中最具粘性的业务是基于用户关系网络的业务,而在用户所有关系网络中,最具粘性的是熟人关系网络。
2011年初,基于用户手机电话簿的米聊、微信等业务上线,并打出了“取代短信”的口号,掀开了熟人网络争夺战的序幕。
2011年下半年,国内三大运营商先后推出了各自的熟人网络产品。
8月15日,中国联通正式推出“沃友”,强化对社交应用领域的布局;9月28日,中国移动的“飞聊”正式登陆各大Android市场,并于10月26日展开公测;10月18日,中国电信“翼聊”也出现在公众面前。
与此同时,腾讯等依托社会关系网络发展的企业,也开始深挖熟人网络,其打造了“朋友网”,将用户QQ好友中的熟人通过相互推荐、关联,形成更具粘性的熟人关系网络。
厂商盘点:
3G应用鏖战互联网厂商先拔头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杀手级应用这种完全竞争市场的产物或仍非习惯于“温室”的电信运营商所擅长的。
虽然竭力打造应用商店与能力开放平台,持续扶持开发者,但在年度移动互联网应用成绩单面前,电信运营商或已输于互联网厂商。
不论是微博、微信还是米聊等,2011年互联网大佬们推出的多项移动互联网创新应用都受到了国内用户的热捧,其转型移动互联网表现也可圈可点。
提及年度移动互联网杀手级应用,微博可谓当仁不让,尤其是新浪微博,其在影响力方面不仅胜于其它微博平台,更成为用户心目中的微博默认选项,最新数据显示,其注册用户数已突破2.5亿。
2011年,新浪微博作为社会化媒体,成功实现了品牌垄断,并有效推动了政府与机构信息公开与舆论监督,此外,其也开展了内容拦截营销等有益的实践。
从淘宝分拆、淘宝商城新规到收购雅虎传闻,2011年阿里巴巴集团及马云多次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
其中,最具产业影响力的两个事件是阿里云手机的推出以及支付宝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
阿里云手机诠释了互联网厂商定制手机的趋势,也将云计算引入移动终端并与移动互联网业务深度融合。
而支付宝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对于国内移动支付产业具深远影响,不仅意味着第三方支付公司合法地位的确立,也标志着国内移动支付相关法律法规正逐步制定完善。
2011年,虽然腾讯与XX都高举“开放”旗帜,与终端厂商合作,推出定制手机,并打造基础应用平台——XX的易平台与腾讯的QQ-Service,但事实上,XX“跟随者”的角色已逐步显现,不论是开放策略、平台还是定制手机,都较为明显地在跟随阿里巴巴与腾讯的步伐,并未旗帜鲜明地推出自有创新移动互联网业务,其年度影响力因此也较为平庸。
然而,移动互联网年度黑马称号应当授予小米科技。
作为跨界营销最为成功的典范,小米手机已以“3小时卖出2亿元”完美亮相,而其MIUI系统及米聊也作为年度移动互联网创新成果赚足了用户与眼球。
赵鼎新:
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来源:
陈肃的日志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
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
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围脖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
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围脖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
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围脖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
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
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
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
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
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围脖”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
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
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
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
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
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
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
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
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
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
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
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
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
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
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
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
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
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
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
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
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
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
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
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
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
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
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
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
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
原因有两点:
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
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
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
但是,分化也有好处。
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
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
赵鼎新:
欧美政府处理抗争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我在前面已经说了。
这儿我换一下角度再说一遍。
欧美政府处理抗争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其实很简单:
第一,用选票解决抗争;第二,选择性镇压;第三,搞福利国家。
整个国家对社会抗争事件进行开放性疏导,并运用法律框架下的选择性镇压(所谓选择性镇压,就是镇压两个极端,保护大多数社会抗争的合法性。
镇压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必须得到精英内部认可,必须有很强的程序性以至于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镇压的程序性所在。
就像英国骚乱抓了1000多人,判600多人,没有人说这违法)加以规范,使之朝着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
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组织有序的社会运动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破坏较小,对政体没有直接冲击。
它既是社会的“安全阀”,又在一定条件下是社会改革与改良的动力。
它也是当代西方国家公民的一种常见的政治参与方式。
原则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容易。
首先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
同时,政府必须有胆量和能力对违法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反制,运用开放和法律两种手段进行“去极端化疏导”,也就是我所说的“选择性镇压”。
问题是,这反制的有效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律是否严肃,执行者是否有“两手都硬”的智慧,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是否有着开放、拒绝极端的共识。
时代周报:
为什么你多次强调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这一观点,我们该如何把握这里的“制度化”一词?
赵鼎新:
大量的集体性冲突实际上都是起于利益争执矛盾,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就是把组织有序的由利益争执而产生的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允许的范围,使得人们能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组织有序的讨价还价。
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衍生出许多矛盾。
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这是明智正确的论断。
但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暴力冲突或社会运动,而在于有效地消除国家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运动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当大多数社会矛盾被制度化以后,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增加了,但这些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显得越来越弱。
我以为,一个国家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矛盾制度化的能力。
如果一个国家对一般社会矛盾加以制度化的能力很强,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若情况相反,甚至是一般社会矛盾都有可能引向极端。
时代周报:
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来说,要解决社会问题,有哪几点特别重要?
赵鼎新:
第一,经济发展是首位的,因为它在一定时间内将决定中国今后集体抗争行动的总体性质与走向。
第二,要有社会公正。
实质上公正很重要,但程序公正才是长治久安的关键。
所谓程序公正就是建立程序政治,用选票,用程序合法性把政府和政体分开,而不是针对“谁闹我给谁多”的公正。
第三,重建福利国家。
保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
第四,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抗争朝着利益政治型的社会运动方向转换。
意见领袖论微博
陈志武(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微博是人类一项很大的、积极的进步,它使人们的交际圈子扩大了很多,让以前不太可能有机会交流的人也能交流、相识,人们的生活因此而不同。
不管走到哪里都能跟朋友、跟各地的粉丝交往,这大大改变了人的内心空间,扩大了心理世界和人生体验。
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不同的圈子,这些圈子会有许多动态的变化和组合,而每个人又都会有一个兴趣、观念相投的粉丝群,这就丰富了你的生活。
而且这种生活圈可以由线上走到线下,参与到一些社会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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