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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收入再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公平

2009年12月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4期JournalofHarbinSeniorFinanceCollege总第100期

【经济研究】

调节收入再分配机制　促进社会公平

张贵明

〔收稿日期〕　2009-05-25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吉林长春130022）

摘　要:

收入再分配机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完善,关注民生、保障公平应是其发展趋势和永恒主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收入再分配机制改革要更好地促进这个转变。

关键词:

调节;收入再分配机制;促进公平

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导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变。

通过收入再分配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金融机构辅之以宽松货币政策,就能启动投资和消费市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和经济结构不尽合理,衍生出收入再分配诸多问题。

本文拟就如何改革收入再分配机制,发挥收入再分配作用,促进社会公平进行一些探讨,共商榷。

一、收入再分配的矛盾症结

长期以来,收入再分配机制以满足经济增长为目的,在经济生活中造成效率和公平,分配和收入,收入和消费,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⒈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利益均衡。

个人所得税制是实现税收调节的重要载体。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很不完善,首先表现为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过低。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直接税的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具有调节收人分配的功能。

我国主要税种是流转税,它作为一种间接税和中性税,为政府组织收入。

而所得税是直接税,我国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低,因而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

其次表现为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上存在着设计偏差。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长期偏低,税率缺乏累进性或累进的程度偏低,如存款利息税按固定比例税率征收,征收方式采取分类税制,不能准确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有利于高收入者用分散所得或分次支付方式逃税。

第三表现为调节财产收益差距的遗产税、赠予税、物业税或不动产税等缺位。

而现实情况是财产性的差距比收入性的差距更突出。

第四表现为透明度低、监管弱。

这既影响了纳税人纳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产生隐性收人和灰色收入,逃税现象严重。

这种收入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制度的滞后,必然导致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失衡。

⒉我国现行体制是依据身份需要分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资源的,脱离了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其中大部分福利和保障项目,只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员或城镇人口可以享受,而自由职业人员和广大农村人口无法享受,人为地拉大了二者差距。

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34元,绝对差距是209元,相对差距是2.56:

1。

到200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140元,绝对差距是9646元,相对差距是3.33:

1;200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

所以,城乡之间差距和改革之初相比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2003年,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户籍人口中,享有社会医疗保险的,最低收人组中仅有12.2%,最高收人组中则有70.3%。

城镇居民中有44%的人口没有任何保险,而他们恰好集中于最低收人群。

在广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虽然建立,但覆盖面小。

城镇中相当多的人口、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和广大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没有解决。

财政转移支付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直接用于扶助低收人者的数量过小,偏离了党和政府共同富裕目标。

⒊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使广大居民很难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较大的实惠,造成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下降趋势。

事实上我国的消费率长期徘徊在60%左右,最低年份的2004年仅为53.6%,大大低于7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

在2002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消费率全都处于60%以下,而且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

改革开放以来,由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达危险的边缘。

这种收入水平的差距使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普遍消费能力不足,难以大量消费,而富人的消费已经没有多大的潜力,他们对普通消费已经毫无兴趣,即使有潜力,富人的消费需求弹性远小于其它阶层。

同时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在和政府的搏弈中,由于政府议价力量过大,并且通过干预商业银行和软化预算约束把自身偏好显示出来,发散出的信息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由于议价力量过小,发散的信息得不到有效认可,如在房价及水、电、石油等资源价格问题上,居民之无奈、民生之疾苦可见一斑。

这样一来,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进一步雪上加霜,结果逐渐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市场相对萎缩。

而这种消费市场的萎缩又严重限制了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到就业市场。

庞大的生产能力面对萎缩的国内消费市场,只能靠出口来解决,加大社会分配矛盾。

随着国际市场风险加剧,外贸出口难度加大,矛盾更加剧烈。

⒋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保证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也能分享公共产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从过去实施税收政策的结果看,国家税收所占比重偏大,地方税收所占比重偏小,居民所占财政收入份额偏低。

在税收工作中以完成“税收调控”、“税收计划”和“税收任务”为重点,突出税收对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造成公共产品缺少,削弱了转移支付对困难群体的支持。

现阶段我国客观存在着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民工为主的三大困难群体,他们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基本生活还无法保障,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已经是当务之急。

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2005年为3.12%,2006年为2.82%,远不能实现达到4%的承诺,与世界平均5%的水平差距更大。

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享用公共产品的严重不平等问题尤其突出。

2000年,城乡15一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2年和7.3年,相差2.9年;在8699万文盲人口中,农村占75%;城市的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人口的比重分别是农村的4倍、17倍、56倍、282倍和323倍。

中国卫生资源的80%分布在占人口35%的城市,而占人口65%的农村只拥有20%的卫生资源。

如果从人均享受的卫生资源来说,城乡之比达714:

1。

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公平性在19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

在其他一些领域,如道路、公共交通、环保和文化体育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偏好与青睐富裕阶层的倾向也相当严重。

我国的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要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公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改革收入再分配机制,扩大内需,促进社会公平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消费结构必然升级,内需的层次和范围会不断扩大。

收入再分配机制的调整要顺应这个潮流。

“不要老想分享市场,而要考虑创造市场。

不是取得一份较大的馅饼,而是要设法烙出一块较大的馅饼,最好是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

⒈深化收入再分配机制改革,健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解决收入再分配机制问题的根本动力要依靠改革。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在农业税废除后,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向纵深发展;进一步解决农民工的问题,需要解除户籍、教育、卫生、住房等一系列制度的限制;面对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整个公共服务体系都要进行改革;公共财政建设要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保障体系建设要关注劳动者生老病死、失业和困难群体的生活问题,为劳动者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维护和提高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条件,解除居民后顾之忧,增加居民消费。

完成上述改革任务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还会降低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从而严重地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一方面是更好地有效地创造财富;另一方面是更好地实现公平,实现互相促进,使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厚此薄彼。

随着我国财政能力的提高,可以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调动以效率为基础的市场的积极性和以公平为基础的政府的积极性,坚持公平和效率并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

⒉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

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提高最终消费率,逐步把过高的积累降下来,使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能与国家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收入水平低,多用低成本的劳动力,低估了人力资本的价值,不利于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剩余也就会被少数人占有,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个人就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投资或是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

为此,最需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把提高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在城市打工者、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等的收入作为重大问题抓紧抓好。

⒊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大开拓农村市场的力度。

首先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通过税收改革减轻农民的负担。

其次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规划建设农村现代化商业设施,工商联手将名品名店等销售体系延伸到农村去,使农民有放心的购物场所。

针对农民消费特点改进工业产品设计,向农民供应价廉物美的农村适用型商品。

最后要增加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不能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加重农民的负担。

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配合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全力解决有效内需不足的矛盾。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必要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可以解除金融危机冲击,而且可以缓解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问题,这就客观决定了我们要采取降息、征收利息税、调整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等多种措施,千方百计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同时,发挥直接融资渠道和民间商业信贷活力的作用,在改善银行信贷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等几个方面,为企业排忧解难。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的深化需要收入再分配通过自身机制不断调整和完善,应该更加关注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成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经济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

参考文献:

〔1〕赵海月.时事与政策教育专题,吉林大学出版社.

〔2〕秋风.颠倒的财政原则,权利经济学.

〔3〕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全球财富报告.

〔4〕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5〕托马斯·彼得斯.追求卓越美国优秀企业的管理圣经,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