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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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份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我们的回答是“每一天”

张铁

2010年06月01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儿童节一年只有一天，保护儿童权利，我们的回答却应该是“每一天”

　　儿童节前，一条新闻引人关注：

全国妇联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共有留守儿童5000多万，各地省一级关爱留守儿童的品牌活动有60多项。

　　这则新闻，让人对儿童节的意义有了另一层认识。

节日不仅要给孩子们幸福的一天，更是为了唤醒社会对儿童的关爱、对儿童权益的保护。

实际上，“六一”儿童节的确立，就是为纪念1942年发生在捷克利迪策村的一次屠杀，其最初的也是最终的目的，都是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童年是构成人一生最重要的部分”。

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儿童成长，让他们成年后有更多机会取得个人成功并造福社会。

儿童也是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世界最终是他们的，人类的种群和社会都需要一代代儿童的成长来延续。

　　同时，正如联合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所说，“世界上的儿童是纯洁、脆弱、需要依靠的”。

他们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对外部世界都缺少抵抗力，容易受到伤害。

作为无法独立生活、更无法为自己主张权利的群体，儿童尤其需要全社会悉心呵护。

　　陶行知写过一首《小孩不小歌》：

“你若小看小孩小，便比小孩还要小。

”尽管我国有多项法律法规保护儿童权益，却仍有一些人“小看小孩小”，侵害儿童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个体层面上，我国0—14岁儿童由于成人疏忽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造成的伤害，发生率为10%。

校园惨案、血铅超标、踩踏事故等屡见报端。

群体层面上，功利化的教育挤压着孩子们的快乐，基础教育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大，儿童福利水平相对滞后，还存在留守儿童、服刑在教人员子女、艾滋病致孤儿童等“困难儿童群体”。

　　让人欣慰的是，很多人正为儿童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众人的爱心汇聚起托举明天的力量；代课教师站在清贫的讲台，向孩子们讲授文明；志愿者无私奉献，点亮大山之中孩子们的心灯……“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他人的孩子，是神”，儿童节是唤起社会关注儿童的节日，这个节日也理应属于他们——这些为儿童而努力着的人们，因为他们在为社会守护着良知，为世界构筑着未来。

　　智利诗人密斯特拉尔有一首诗：

“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都可以等，但孩子们不能等。

……对孩子，我们的回答不能是‘明天’，他的名字叫‘今天’。

”儿童节一年只有一天，保护儿童权利，我们的回答却应该是“每一天”。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门票经济”承载不了文物之重

尹世昌

2010年06月02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为公共资源，文物景区肩负着普通商品所不具有的公共属性和文化功能

　　近日，山东曲阜召开票价调整听证会，拟上调孔府、孔庙、孔林的门票价格。

据报道，邹城“二孟”、青岛崂山、蜀南竹海、云南民族村等诸多景点也在酝酿提价。

一时间，景点门票涨价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按照听证会公布的方案，涨价后，“三孔”门票将达到185元。

这不仅远超故宫等国内景点，更是把许多国外的著名景点远远甩在身后——法国卢浮宫的门票为9.5欧元；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门票为1欧元；日本的清水寺，门票为300日元。

这些景点大多对16岁以下少年儿童和60岁以上公民免费。

一些景点逢节假日，还会免费向公众开放。

　　这次曲阜“三孔”景区门票价格调整，列举的主要理由有四条：

遗产保护、景区建设、提升旅游品质和体现文化价值。

而在此前的2001年、2004年、2007年，“三孔”景区门票已经数次提价。

频繁涨价的背后，是这样的“苦衷”：

不但“三孔”景区内的古树名木、建筑文物的维护需要从门票收入中开支，曲阜市的111处市级重点文物以及新发现的500多处文物点，也需要“三孔”的门票收入承担保护费用。

一张门票，要承载如此多额外的负担，难怪一涨再涨。

　　毋庸讳言，文物保护的资金匮乏问题，是许多景区都绕不开的难题。

曲阜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的县级市，为保护文物、发展旅游做了很多牺牲，比如不发展大型工业项目，因此在财政上捉襟见肘。

然而即便如此，涨价也不能成为筹集文保资金、发展旅游产业的“华山一条路”。

　　政府支持文物保护的资金有限，对景区分类管理殊为重要：

具有思想教育、文明传承、文物保护功能的景区，票价宜低，可通过合理调配有限的财政资金，支持文物保护和景区发展，为游客减负；一些纯商业景点，票价则应由市场决定，自负盈亏。

　　作为公共资源，文物景区肩负着普通商品所不具有的公共属性和文化功能。

“三孔”作为儒家文化圣地，是中华文明千百年传承至今的一个载体。

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一张薄薄的门票，就让人们对“三孔”望而却步。

单单依靠“门票经济”，恐怕难以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也难在游客和景区间构起和谐关系。

如果门票价格过高，导致门可罗雀，最终可能不但筹不到资金，还会有损于文物的文化功能。

　　同时，不管是何种涨价，都应该把门票收入的用途公开，让游客花明白钱。

在这方面，包括曲阜“三孔”在内的许多景区，仍有值得改善的地方——景区官方网站上难觅财务报告的踪影，即使涨价听证会上，代表也无从获取门票收入使用的具体信息。

因此，在关注景区门票涨价的同时，我们更要思考，如何跳出“门票经济”的思维，理顺景区价格管理机制，实现文物景区保护与公众文化权益的和谐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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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那些飞翔的梦想

斯壮

2010年06月03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人类探索未知的历程，起步于这种孩子般的痴迷和好奇。

创新型国家的根基，构筑在弃绝铅华、天马行空的梦想之上

　　这些天里，许多走过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人，都会为那些盘旋在展厅内外的梦想驻足。

这些浪漫梦想的主人，是一群普通的中国农民。

他们亲手制造的飞碟、飞机、潜水艇，与不远处的世博园相呼应，演绎着异曲同工的憧憬和希望。

（见本报6月2日文化版报道）

　　同世博园里精巧绝伦的最新技术相比，这些粗陋的展品根本谈不上发明。

它们仅仅是重复着齐柏林、莱特兄弟们一个世纪前就已完成的工作。

但是，一旦想到它们的创造者，那些在平凡生活中从未熄灭梦想的农民，你的心里会有电光一样的感动轻轻闪过。

　　大厦高楼盖过千年古树，高速列车划过无边沃野。

乡土中国在无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中一天天改变模样，几千年来耕作在牧歌田园间的中国农民面对新的喧嚣生活。

多少人奔波在打工的路上，为更高的收入终日劳碌；多少人郁结于土地的产出跟不上高涨的期待，盼望一夜之间金玉满仓；多少人寄望于下一代的改变，勒紧腰带为孩子的出息倾其所有。

当对幸福的追逐一天比一天急促，梦想的水分也就一点点风干，多了几分功利和焦虑，少了几分沉静和悠然。

　　就这样，当在北京城某个破旧社区10平方米的蜗居中见到造潜艇的陶相礼，当在武汉城乡结合部的楼群间听到李玉明为自己的“杰作”敲敲打打，当仰望浙江农民徐斌坐在简易的坐椅上在空中进行飞翔试验时，一时之间，我们会忘记他们的身份和处境，找到那些也曾在自己梦中随风飞舞的东西。

　　毫无疑问，走到这些“农民达芬奇”浪漫梦想的背面，我们会看到更多现实的压力和纠结。

他们的境遇，一点也不比周围的人更优越。

他们的家人朋友，常常因他们的“疯狂”而忧心忡忡。

“图什么呢？

”在一个不图什么就难以被理解的环境中，他们时常会感到孤独。

　　毫无疑问，希望这些“农民达芬奇”去推动“神舟”上天、“嫦娥”绕月，并不现实。

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中，他们的探索是稚嫩的，带着孩子般的冲动与好奇。

有人曾无数次善意地劝说他们这些“民科”——民间科技爱好者——放弃徒劳的努力，将精力放到更有价值的所在。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历程，正是起步于这种孩子般的痴迷和好奇。

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根基，需要构筑在弃绝铅华、天马行空的梦想之上。

在这样的意义上讲，我们不希望将这群浪漫农民的浪漫探索，仅仅当作文化标本和时代点缀收藏。

　　“重要的不在飞起来”，展厅外墙上这句看似矛盾的标语令人久久回味。

在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600美元、一切都在高速发展的国家，留存这些飞翔的梦想，播撒这些飞翔的梦想，为心灵的呼吸、自由的创造留一扇天窗，也许比真的飞起来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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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劳动不能止于“加薪”

陈家兴

2010年06月04日00:

00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体面劳动离不开合理报酬，而体面劳动的实现也不能止于“加薪”

　　近来，一些企业不约而同地给职工加薪，引起普遍关注。

在呼吁和推动珍视关爱生命、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的大环境下，提高职工的劳动报酬，不仅是对职工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的一种缓解，同时也是对体面劳动理念与潮流的积极顺应。

　　今年以来，从年初东南沿海的“用工荒”，再到许多省份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不同层面提出或者回答着这样一个问题：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倡导体面劳动的背景下，基层一线劳动者的工资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水平？

工资如何实现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步？

　　工资与就业的关系，是一个被讨论了许多年的问题。

从宏观看，如果说就业是最基础的民生，那么工资收入则是保障民生的最基本条件。

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使劳动者工资获得合理而稳步的增长，这不仅体现着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出于生产经营成本的考虑，本能地有倾向于低工资的冲动，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正因如此，政府部门才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相关法律才规定了工资集体协商等制度，以此保障作为相对弱势一方的职工的基本权益。

　　当然，在保障工资水平的同时，也应看到，如果工资水平超出了企业承受能力，损害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最终也会影响就业的实现，这就是有人讨论的“保多数人的岗位”还是“保部分人的工资”的问题。

但就现状来看，我们面临的主要还是基层一线劳动者工资偏低的问题。

这些年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地方基层一线劳动者的收入甚至还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一些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也没有与经济同步增长，企业则长期贴着最低工资标准走；一些地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同虚设，员工基本没有话语权。

这种“以低工资换取发展”的弊端与隐患，已无需赘言。

　　近年来，从“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到《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再到“体面劳动”观的提出，建立科学的工资分配制度、改变利润增长工资不涨的局面，使工资综合考虑物价上涨等多种因素，实现与单位企业的增长与效益同步，体现劳动价值、职工权益、发展成果，正在成为普遍共识。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加薪”的意义不言而喻。

　　体面劳动离不开合理报酬，而体面劳动的实现又不能止于“加薪”。

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与用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政府和企业不仅要关注工资的增加，也要在改善职工的工作环境条件，保障职工的合理报酬、休息休闲权利，满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供职工个性化的成长空间等方面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产品低端廉价、生产条件落后的企业，从单纯依赖人力成本优势转向以品牌竞争和技术优势取胜。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将促进充分就业与实现体面劳动统一起来，在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诸多挑战，考验我们的决心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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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挂名矿长”的面纱

王石川

2010年06月07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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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起起矿难背后，为何监管总有漏洞黑洞，为何法律总被软化稀释

　　湖南省汝城县曙光煤矿近日发生爆炸事故，17条生命瞬间消逝。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正处于技改整顿阶段的小煤矿，竟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违规偷偷开工生产，而负责安全监管的文明乡安监站站长叶春平居然是这家煤矿的法人代表。

　　每一次矿难的发生，都让人黯然神伤；更令人悲愤的是，遇难矿工往往成为悲情试纸，检验出监管的漏洞黑洞。

在汝城“5·29”矿难中，当煤矿的法人代表与负责安检的安监站站长“合二为一”时，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惊，恐怕已不足以用“漏洞”二字概括。

　　“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的法官”，这是正义的底线，也是监管的常识。

既当煤矿法人代表又当安监站长的悖谬之处显而易见，它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安全监管必然形同虚设。

而且，安监站长这个“护身符”，还为煤矿提供了躲避监督的天然屏障。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曙光煤矿出事之前出现的种种乱象也就不难找到根源：

作为技改煤矿，曙光煤矿未达到要求却一直偷偷生产；按照规定，炸药不能私自存放于井下，但曙光煤矿为图方便，其炸药存放点距离事发矿井不过500多米；按照规定，处于停产整顿期间的煤矿一次下井人数不得超过9人，但事故发生时曙光煤矿井下当班人员达18人……都说监管者和监管对象穿同一条裤子很可怕，更可怕的则是一个人身穿监管者和监管对象这两条裤子。

　　曙光矿难更令人震惊之处在于，曙光煤矿的法人代表叶春平也只是“替罪羊”，他名为煤矿法人代表，实为“挂名矿长”，只是一个摆设——“对矿里的经营、生产乃至安全设施的建设和投入，都说不上话”；不仅如此，他名为安监站长，实际上对安监常识和安监对象几乎一无所知——“根本无力、也无权来履行安全生产监管的责任”。

既然如此，汝城县经贸局和曙光煤矿实际老板罗宝昌为何非让叶春平当“挂名矿长”？

　　事情反常必存猫腻，赶鸭子上架背后往往有利益考量。

在一些产煤县市，“挂名矿长”现象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煤矿的实际控股人为规避责任和转嫁风险，往往热衷于找人担任“法人代表”，这些“挂名矿长”有名无实，只是摆在前台的木偶，一旦煤矿出事就被推出来成为“替罪羊”。

　　事实上，“挂名矿长”并非始于今日，上世纪90年代在一些地方就曾经出现过。

当时煤矿所有权、经营权和采矿权的归属主体不甚明晰，不少煤矿处于“三权分离”状态，这就给一些人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

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之后，现如今煤矿产权已经相对明晰，在此背景下仍出现“挂名矿长”现象，而且担任“挂名矿长”的人居然还身兼安监站长之职，不知道当事人置法律制度于何地？

　　一起起矿难背后，为何监管总有漏洞黑洞，为何法律总被软化稀释？

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直言，腐败不除，矿无宁日。

“挂名矿长”面纱遮掩下的官煤勾结如何根治，值得深思。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情人湖还能恢复原貌吗

郁晓

2010年06月08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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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人民日报》

对违法者不仅要进行高额罚款、给予党纪国法处分，而且要坚决拆除违章建筑，恢复风景原貌

　　大理洱海填湖造别墅事件，最近有了新的处理结果。

　　据报道，以洱海公园扩建名义进行的“洱海天域”别墅开发项目，从一开始就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涉案的一些官员受到了追究查处。

　　可是，一排排别墅已经建成，闻名天下的情人湖还能恢复原貌吗？

　　这些年来，各地风景名胜区，屡屡出现被占用开发事件。

在一些地方，千百万年形成的美丽湖泊在开发中消失，大自然鬼斧神工塑造的山川缀满了别墅补丁，一处处人间美景变成了私人的后花园。

这些违规开发，许多都给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在舆论的压力下，尽管有一些开发被勒令停止，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处理，然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却是覆水难收、原貌难复。

　　风景名胜，是大自然赐予的宝贵财富，属于全体国人和子孙后代。

“风景名胜区是不可再生的国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必须依法保护”，“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名胜区资源及风景区土地，也不得在风景区、名胜区内设立开发区、度假区”。

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白纸黑字，却挡不住对一些风景名胜区的蚕食。

　　公然违法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干部和管理部门的眼前利益、小团体利益在作祟。

在少数人眼里，违规开发利益再小，是属于自己的；风景名胜的价值再大，是属于国家的。

小利是私利，往往占上风；大义是公义，往往落下风。

即使问题被曝光，许多地方照顾的也是各方面的关系，看重的是小团体利益。

正是违规的“低成本”，让一些人有了公然违法的胆子。

　　以大理洱海填湖造别墅为例，2006年，原建设部办公厅就曾向云南省建设厅下发通知，要求停止洱海风景区内的违规开发建设。

但情人湖上的违规开发还是不停，甚至在媒体、公众的质疑声中，当地有关部门还视而不见，直至美丽的情人湖被填埋。

　　大理情人湖风貌难再，它留给我们的教训同样值得深刻吸取。

若要各处风景名胜不在我们的时代消失殆尽，就不能再对各种破坏性开发姑息纵容，不能接受破坏带来的既成事实，更不能让违法者从中获取巨额收益。

对违法者不仅要进行高额罚款、给予党纪国法处分，而且要坚决拆除违章建筑，恢复风景原貌。

同时，也必须查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应负的责任。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工资集体协商如何打破阻力

夏梓

2010年06月09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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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人民日报》

　工会参与职工工资谈判，不仅需要合法地位、职工认可，而且需要专业素质、谈判能力

　　近日，全国总工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突出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集体协商，意味着职工工资问题不再由企业单方说了算，职工有了集体话语权，其代表者就是工会，工会将在职工工资的决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实的问题是，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还面临着相当的阻力，譬如人们一再提到的“企业不愿谈，职工不敢谈，工会不会谈、不能谈”等等。

如何打破这些阻力，切实推进工作，是工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企业不愿谈，源于企业的逐利性。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自然会增加企业的压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矛盾和博弈是一种必然。

劳动者权益现实和长远的可靠保障，只有通过法律的规范与调节才能实现。

现行《劳动法》、《公司法》相关条款的滞后与缺陷，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行，应该尽快调整、完善。

有了法律保障，企业不愿谈也得谈，而职工不敢谈的局面也会因为有法律“撑腰”而改变。

　　职工不敢谈，除了法律原因，更有市场因素。

供求关系决定着劳动力价格，供大于求使劳动者受制于买方，迫使劳动者为保住“饭碗”而不得不委曲求全。

因此，各地各级政府应该着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扩大其覆盖范围，千方百计提供就业机会，使劳动者有尽可能多的选择。

　　工会不会谈，既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也由于缺乏相关人才。

在劳动关系日趋复杂而且重要的今天，工会要切实履行维权职能并以此赢得广大职工的信赖，迫切需要大批懂专业知识、有谈判能力而且敢于说话、善于办事的专家型干部。

目前，工会不乏满腔热情、勤勤恳恳为职工办事的干部，却缺少专业人才，面对新形势新课题，往往“力不从心”，给人以“工会只能办事务、搞活动，不能担当大任”的印象。

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加速对现有工会干部的培养和提高，吸纳各类专业人才到工会中来是重要途径。

近年来，许多地方工会聘请劳动法规专家、派遣工资协商指导员的办法效果不错，值得借鉴推广。

　　工会不能谈，缺乏健全的组织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大的难点还在于工会主席、委员“双重身份”的尴尬。

他们既是职工代言人，又是企业员工，自身也有“保饭碗”的顾虑，这点完全可以理解。

但理解不等于坐视，更不能放弃，否则就是失职。

一些地方试行工会干部职业化的做法，使工会干部特别是工会主席“不端企业的碗，不看老板的脸”，被证明是可行的。

　　打破工资集体协商阻力，需要立法的支撑、党政的支持，而工会组织作为协商的一方，责任重大。

在具体工作中，除去辩理还要谈判，要提出合理合法的工资要求与增长幅度。

这不仅需要合法地位、职工认可，而且需要专业素质、谈判能力；不仅需要满腔热情，而且需要智慧和技巧。

这对许多工会工作者来说，都是新的课题，需要努力学习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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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留住大学生社工

袁新文

2010年06月10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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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人民日报》

　　社区很难吸引并留住大学生社工，个中缘由，决不仅仅因为工资少、待遇低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发布消息：

在社会工作者公开招聘考试中，共有1.2万人报名，实际参加考试的仅有7000多人，弃考者超过四成。

不仅如此，由于工资待遇偏低，一些社区招聘的大学生社会工作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跳槽现象时有发生。

　　下基层，进社区，成为当下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新选择。

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大学生社会工作者正是目前社会的急需。

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可创造占社会总量10％的就业岗位，在我国，这一比例还不到1％。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社会工作者都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仅北京市“社会工作师”的缺口就超过1万人。

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向该领域发展，不仅能有效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也将为社区工作注入生机和活力。

　　尽管如此，社区却很难吸引并留住大学生社工，个中缘由，决不仅仅因为工资少、待遇低。

　　原本对社会工作充满期待，可到社区工作后，不少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和失落。

他们常听到大爷大妈说，你还是大学生呢，怎么干这样的工作！

许多人不理解：

大学生为什么不找个“正经工作”？

跑到小区打工有什么出息？

由于用人单位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定位不准确，很多大学生在社区不是从事专业性的工作，而是和过去的居委会一样，整天忙于“鸡毛蒜皮”的事情，难以发挥专业特长。

由此，大学生社工对职业前景感到失望，难免会萌生去意。

　　在国外，社会工作者被称为“社会的治疗师”，具有很高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

他们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劳动保障、残障康复、优抚安置、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正等社会服务机构工作，发挥着专门性社会服务的作用。

而我国首部社会工作蓝皮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表明，社会认知度低，成为我国目前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因此，引导大学生投身社会工作，仅仅提高待遇还不够，借鉴国外经验，切实提高社会工作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乃是当务之急。

　　从另一方面看，创造良好的职业环境固然重要，提高大学生社工职业素养同样不可忽视。

我国目前有200多所高校设立了社工专业，每年毕业的学生近1万名。

怎样从办学理念、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育教学、实习实训等环节适应社区发展需求，从源头上切实提高培养质量，输送大批社区需要的社会工作人才，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和律师、医生、教师等职业一样，社会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从业者必须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并获得从业资格。

两年前首次举行的全国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对我国社工的职业化发展无疑具有“破冰”意义。

“专业身份证”提高了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含金量和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让不少社工专业的大学生备受鼓舞和激励。

　　事实证明，只有不断提高从业者的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同时不断改善职业环境和待遇水平，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留得住、用得好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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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应大众享有

范正伟

2010年06月11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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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人民日报》

　　对公共资源不管采取何种配置方式，最终目的都要体现公平公正，追求公共福利最大化

　　广东深圳“海上皇宫”刚刚拆除，又有媒体披露，浙江杭州西湖景区许多风景绝佳的名胜古建摇身变成了私人高档会所，“可望而不可进”。

接二连三的新闻，暴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现实中，一些公共教育资源的“价高者得”，一些医院、机场、车站的过度“VIP”，一些风景公园和名胜区的私人化、富人化……公共资源的“见钱眼开”，不仅违背了其公共的根本属性，同时也挑战着法律的尊严底线，消解着社会的公正和谐。

　　对公共资源“富贵病”的批判，并非要否定市场经济规律。

公共资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营性的，一种是非经营性的。

对于前者，可以“价高者得”，比如矿山开采权、土地使用权、运输经营权的公开拍卖；对于后者，则不能一切向钱看，比如教育、环境、医疗对公益性的坚守。

　　重要的是，哪些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可以买卖，哪些公共资源的使用权不能买卖，都要依法而行，不能由某个管理部门或者某些人擅自决定。

公共资源卖给谁、卖多少，同样如此。

比如，行政许可法规定，对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等内容的行政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