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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以及各经济危机
广场协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已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和贸易收支盈余国,形势一片大好。
但相应的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
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日美、日欧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加剧。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
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
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
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
雪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Accord)。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
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
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
但也有专家认为,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在最近30年,日本先后经历的三次经济震荡可谓影响深远。
如果说1973年石油危机,是日本结构性资源缺失导致的必然后果;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协议”,则是美、英、德、法四国重压之下日元的主动大幅升值;这两次震荡之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也就顺理成章。
承前启后“广场协议”,因此成为日本战后经济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
按常理,日元升值会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但伴随日元大幅升值,日本贸易顺差反而继续增长,1987年贸易顺差突破1000亿美元。
原因:
第一,日本当年的产品出口策略。
强调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因此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的汽车、电子、精密仪器等产品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反而可以获得更多外汇收入。
第二,日本开始扩大海外投资,充分利用亚洲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把制造业转向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新兴经济体;甚至直接在出口对象国生产、销售产品,比如丰田、本田、日产三大日本汽公司就开始在美国设厂,以打破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壁垒限制。
“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并未立即损害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日本商人反而开始利用日元的持续坚挺,不断进行全球扩张,同时在日本国内,政府因担心出现“日元升值萧条”,从1985年起,日本央行两年里连续5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从5%降至2.5%;大量政策性贷款开始出现,公共投资规模持续放大,经济增长景气再度令世界瞩目。
突然增加的货币供应无法被产业领域完全吸收,大量闲置资金开始涌向股市、房地产、收藏等领域,日元虚拟资产越来越多,投机暴利又吸引更多资金涌入,泡沫经济由此迅速放大。
到1989年末,日经平均股价已相当于5年前的3.68倍;日本六大城市中心的地价指数,也比1985年上涨了约90%,泡沫越来越大,离破裂就不远了。
日元升值后的有利之处:
第一,升值也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德国马克形成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有力挤压。
第二,日本还利用日元升值,在海外大量购置资产和建立生产基地,更使日本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加。
第三,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1987年超过了美国,经济总量居美国之后。
1992年英镑危机:
1992年9月中旬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发生的一场自二战后最严重的货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德国实力的增强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力量的均衡。
当时德国经济实力因东西德统一而大大增强,尽管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用马克表示的份额不变,但由于马克对美元汇率升高,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相对份额也不断提高。
因为欧洲货币单位是欧共体成员国商品劳务交往和资本流动的记帐单位,马克价值的变化或者说德国货币政策不仅能左右德国的宏观经济,而且对欧共体其它成员的宏观经济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而英国和意大利经济则一直不景气,增长缓慢,失业增加,他们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以降低企业借款成本,让企业增加投资,扩大就业,增加产量,并刺激居民消费以振作经济。
但当时德国在东西德统一后,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政府担心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引起习惯于低通膨胀的德国人不满,爆发政治和社会问题。
因此,通货膨胀率仅为3.5%的德国非但拒绝上次七国首脑会议要求其降息的要求,反而在92年7月把贴现率升为8.75%。
这样,过高的德国利息率引起了外汇市场出现抛售英镑、里拉而抢购马克的风潮,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这是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直接原因。
导火索:
索罗斯带领的量子基金率先发难,在1992年开始了对英镑的攻击。
他们在市场上大规模抛售英镑而买人德国马克。
英格兰银行虽然动用15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下大力抛出德国马克购入英镑并配以提高利率的措施,英国政府不敌量子基金的攻击而被迫退守,英镑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汇率体系而自由浮动,短短1个月内英镑汇率下挫20%,而量子基金在此英镑危机中获取了数亿美元的暴利。
纵观索罗斯对这些包括英镑、意大利里拉、墨西哥比索的货币进行成功的攻击,都是在货币的远期和期货、期权市场上通过对该种货币大规模卖空进行的,从而造成此种货币的贬值压力。
对外汇储备窘困的国家,在经过徒劳无功的市场干预后所剩的唯一办法往往是任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处于空头的对冲基金大获其利。
对德国昨率提高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北欧的芬兰。
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自动挂钩,德国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换成德国马克,到九月芬兰马克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持续下跌。
芬兰央行为维持比价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购买芬兰马克,但芬兰马克仍不泻不,芬兰央行的德国马克有限,在9月8日芬兰政府突然宣布芬兰马克德国马克脱钩,自由浮动。
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的脱钩成为这场货币危机的导火索。
西欧金融九月风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共体主要工业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不协调。
当时德国在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马克坚挺的情形下,还偏执于本国利益,不顾英意两国经济一直不景气,而为了他们本国经济发展要降低利率的要求,不仅拒绝了七国首脑会议要求其降息的呼吁,反而提高利率。
在芬兰马克被迫与德国马克脱钩的情况下,还意识不到维持欧洲货币体系运行机制的迫切性,甚至公然宣布其绝不会降低利息率。
等到外汇市场风暴骤起,才宣布将其贴现率降低半个百分点,但这只能给外汇市场上的投机者以这样的预期,即他们认为德国过去提高利率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现在降低利率仅仅是对通货膨胀的让步。
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即一国所采取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其它国家的经济运行。
亚洲金融危机:
在泰国,其经济结构、外资结构、以及投机因素引起。
由于美国经济从1991年一直持续增长,导致美元不断升值,而泰铢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泰铢也被迫升值,使得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泰国出口乃至经济增长明显下降,故此泰铢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使资本不得流出,导致泰铢不断贬值,这引发泰铢进一步贬值的预期,使得资金进一步流出泰国,泰铢进一步贬值。
泰铢贬值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即“羊群效应”(herdbehavior),危机向周边国家蔓延(contagion),同时由于不断贬值,使国内借款人的债务成本增加,致使外资和借款人贬值预期增加,债务人和游资大量抛出泰铢而购买美元和其他货币,但是泰国的外汇储备只有200亿美元,引起支付危机,外国借款人拒绝续贷,进一步贬值。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放弃对美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一天狂泻17%。
第二阶段,泰国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97年下旬,台湾掀起第二次风暴,10月17日,新台币贬值,引发香港股市下跌。
三阶段第,97年11月中旬,影响韩国,11约7日韩元对美元汇率创下1008:
1,20日抛售韩元,购进美元,使东南亚危机进一步演变为东亚危机。
第四阶段,98年初,印尼盾上下波幅从8%跳到12%,导致新一轮危机。
第五阶段,98年6月中旬,日元贬值突破“140”日元防线,最低到146日元。
亚洲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1)、国际投机论:
以马哈蒂尔为代表,认为主要投机家索罗斯(Soros)操纵股市和汇市造成的。
国际游资有5万亿美元。
索罗斯背景资料:
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
1947年移居英国,1949-1953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
1954-1979年在伦敦和纽约默默无闻地从事证券交易和金融分析。
1956年移居美国,1961年结婚并成为美国公民。
1979年,索罗斯将1973年与人合作成立的"索罗斯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
1984年,在家乡布达佩斯成立"索罗斯慈善基金会"。
至1990年,"索罗斯基金组织"在26个国家设立了89个机构。
1992年9月,索罗斯趁英镑危机,短短一个月内赚取了创纪录的15亿美元,并以牛津大学主要资助人身份成为该校董事会成员。
1993年,索罗斯以11亿美元的年收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收入超10亿美元的人。
其后的索罗斯名声大噪。
1994年6月,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
1997年7月,索罗斯在泰国大量抛售泰铢,此举被认为是世人瞩目的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导火索。
1998年8月5日至28日,以索罗斯为首的多家巨型国际金融机构(以美资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为主力)联手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在汇市、股市、期货市场斗法,双方投入巨资"激战"约两周时间,以港府初步胜利暂告一段落。
索罗斯不惜斥1500万美元巨资展开一场反对布什的运动,布什政府的单边外交和“独裁”政治令他不安,因而,他决定发动一场战争,阻止布什连任。
。
誓将布什赶出白宫。
早在去年11月份,索罗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就曾将布什比作希特勒。
(2)政策失误论:
国际投机只是导火索,根源是政府的政策失误表现为:
第一、过早开放金融市场,没有及时建立金融监督和风险防范机制,严重脱离固定汇率制,美元高估。
第二、短期外资过多,而投资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经济”。
第三、过分依赖出口:
1996年,电子产品不景气,东南亚电子产品出口受阻,造成国际收支恶化。
“东亚模式”,第一,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控;第二,出口导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外向型模式的弱点,同时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干预、监督、调控不利。
(3)、结构调整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必然要经历间歇调整时期,此后调整得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
目前,东亚经济以失衡,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需要间歇和调整。
拉美经济危机:
19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实施的“赤字财政—负债增长”战略使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比较轻松地避开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该地区在1973~198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5%,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水平。
但是也正是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了19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债务危机,使这一地区1980年代经济出现了极低的增长,从人均产值的角度看是负增长。
1981~1990年拉丁美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0%,人均年增长率为-1.0%。
人们习惯称1980年代是拉丁美洲“失去的10年”。
进入1990年代,拉丁美洲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
1991~1998年期间,拉丁美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3.5%。
但是这种增长仍然没有摆脱巨额负债的特点,致使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先后两次被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打破。
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阿根廷又爆发的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拉美国家危机频繁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仍然是长期的赤字财政所导致的巨额负债。
(1).“赤字财政”战略的背景。
拉丁美洲国家实施“赤字财政”战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金明显供给过剩,而发达国家由于经济衰退对资金需求减少。
1973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解体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竞争地位恶化,普遍采用了浮动汇率制。
同时,由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特别是原油价格暴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通货膨胀。
1974年和197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涨13.4%和11.3%。
其中美国1974到1975年的通货膨胀率也分别达到13.2%和11.2%。
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来自成本上升,西方各国当时采取的以控制内需为主的对策不但未能有效抑制通胀,反而却引起了衰退和失业,形成“滞涨”局面。
由于控制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发达国家对国际资本市场上资金的需求减少。
但是与此同时,世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回流国际资本市场,扩大了国际商业银行的资金供应。
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金明显供给过剩。
第二,国际资本市场看好拉丁美洲国家。
上世纪70年代初,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都得到了较快的提高。
国际资本市场特别看好这些半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国际私人银行资本。
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也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大量对外举债。
国外大量低息贷款的流入,纷纷采取扩大公共开支(包括日常开支和公共投资)的政策,尤其是墨西哥等石油输出国更是如此,扩大公共开支刺激了国内总需求的上升,带来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二是引起进口急剧扩张,贸易赤字连年加大,靠外债来填补,从而对外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在流入拉美地区的资金中,私人银行资金占的比例急剧上升,这就更决定了资金输入的不稳定性。
第三,国际放款机构的干预。
拉美主要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占本地区石油出口量的50%以上,虽然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而受到限产约束,但其石油出口收入从1972年的31亿美元增至1981年的193亿美元。
墨西哥、厄瓜多尔等国则不受限产约束,其中墨西哥石油产量由1973年占拉美总产量的9%增至1982年的44%。
这些国家石油收入大量增加,外债也迅速增长。
原因是国际放款机构向这些国家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它们放松信贷限制多贷款。
第四,石油进口国为了平衡贸易逆差。
大多数拉美国家是石油进口国,且在长期得到廉价石油供应的环境下形成严重依赖石油的能源结构。
这些国家的石油及其副产品进口从1973年的10亿美元增至1981年的150亿美元。
面对严重的外贸失衡,这些国家不是调整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转向负债发展。
(2)“赤字财政”战略效果分析。
一方面它确保了1970年代拉丁美洲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使拉丁美洲国家成功地避开了1974~1975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使该地区在1974年之后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1974~1980年,拉丁美洲整体的经济增长率高达5%以上。
另一方面它也是这一地区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拉美危机的频繁爆发及其原因:
(1)80年代债务危机。
1981年,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国际私人银行对这些国家的态度立即发生变化。
国内许多人也看到形势不妙而纷纷将资本向国外转移,立即引起外汇储备迅速下降。
这是1980年代拉丁美洲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1982年8月,墨西哥因无力偿还到期外债本息而诱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严重的债务危机。
这场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拉美地区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漫长的增长期的结束,并引起持续的衰退,以致整80年代,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被看成为拉美地区“失去的十年”。
(2)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先后两次被危机打破。
上世纪90年代,拉美大部分国家继续深化经济改革,拉丁美洲经济终于从1980年代的持续衰退中走出来,进入一个恢复增长的阶段。
但经济增长仍然未摆脱过分依赖外资的状况,外债总额持续增长。
并且由此导致了90年代的经济增长先后两次被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所打破。
1994年底,墨酉哥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从12月下旬到1995年1月中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60%,股市跌幅达42%,外流资金达1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70亿美元急剧减少到55亿美元,最少时一度只剩35亿美元。
这场危机的爆发除了1994年的总统换届和恰帕斯州农民发动武装暴动等政治因素外,其经济方面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国内市场开放速度过快。
为了尽快加入关贸总协定和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过快地实行了贸易自由化,特别是主动放弃了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利,一步到位地把进口关税降至10%以下。
第二,本国货币币值持续高估。
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货币市场放开,比索与美元挂钩,随美元上下浮动。
政府对比索汇率采取每天微贬值的半管制的作法,其目的之一是稳定汇率,保持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目的之二是抑制通货膨胀。
但是这种作法显然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瞬息万变,而且由于外资流入过多,对比索需求压力过大,逐步使得比索汇率高估,从而使外贸赤字居高不下和资金外逃。
第三,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外资,外债余额居高不下。
在墨西哥引进的外资中,投机性强的短期外资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而且真正投向生产部门的外资不多。
这就使得墨西哥的国家财政和经济建设建立在不稳定的外部资金上,经济十分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不堪一击。
1999年1月,巴西发生了货币危机。
造成巴西金融市场动荡的直接原因便是今年10月大选前景不明。
经济界人士都认为,执政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塞拉如果当选,有利于保持巴西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及国内经济的稳定。
但塞拉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一直很低,两位反对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却一路攀升。
如果最终反对党执政,势必要调整巴西经济和金融政策,并有可能中止偿还2500亿美元的外债。
因此,投资者对大选前景和经济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心,纷纷购买美元保值。
1999年1月13日,巴西政府宣布更换中央银行行长并实行货币贬值。
美元对雷亚尔的汇价上、下限分别调整为1:
1.20和1.32,贬值幅度为8.27%。
这一举措立即引起汇市剧烈动荡,股市下泄,当天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大股市分别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0.23%和10.59%;外资纷纷抽逃,20天内流出资金50亿美元。
面对市场做出的这种强烈反应,巴西政府一改过去死守汇率防线的作法,于1月15日宣布放弃雷亚尔对美元的爬行盯住汇率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以缓解汇市动荡给中央银行储备造成的巨大压力。
但汇率放开后,美元对雷亚尔比价一路下跌,到2月底达到1:
2.06,与1月13日的比价1:
1.32相比,贬值幅度达56%。
巴西货币危机有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多重因素。
经济方面的因素可以概括为:
(1)连年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所导致的经常项目逆差
(2)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3)汇率制度的僵死导致本币升值
(4)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额公共财政赤字并存。
1997年,巴西公共部门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1998年上升到近8%。
巴西公共财政的严重失衡,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体制方面的因素,表现为公共债务庞大。
1998年,公共债务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国内利率过高,加大了公债的偿还负担,1997年偿还公债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1998年上升到7.2%。
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阿根廷又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俄罗斯经济危机:
俄罗斯的转型性经济危机
1992年初在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政策,其核心任务是实现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
休克疗法政策的两大目的:
一是制止转轨前俄罗斯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趋势,通过释放和消除经济系统中积累的爆炸性矛盾,来恢复经济系统的健康;二是对经济制度进行根本变革,消除俄罗斯当前经济危机和长期以来经济资源不能被有效使用的经济制度基础,通过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来恢复俄罗斯经济的生机与活力。
1992—1993年的经济形势表明,“休克疗法”政策实施后,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局面并没有被克服,而是继续发展。
经济危机的性质由短缺性经济危机演化为转型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制度基础也由非效率的集权计划体制演化为转型性非效率制度结构。
俄罗斯转轨之前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短缺性经济危机。
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国家对经济的长期控制和非正常干预,直接原因是计划手段失效,危机的制度基础是计划体制失灵。
1992—2000年的俄罗斯经济危机,就性质而言,一般被人们称之为“转轨性或过渡性经济危机”。
“过渡性经济危机”是一种由于经济转型所导致的暂时性制度缺失或制度混乱造成的短时期经济混乱或经济衰退现象,并可能伴随有暂时性的货币危机、信用危机、财政危机和投资危机。
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经济转轨,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缺失或制度混乱。
过渡性经济危机由于是制度转型造成的,一般具有不可避免性。
俄罗斯1992-2000年经济危机具有非同寻常的长期性和严重性。
如果从1990年算起,危机持续长达10年,经济总量缩减50%左右,工业生产能力丧失三分之二。
危机期间,需求严重不足,供给能力丧失,同时伴随着长期的货币危机、信用危机、财政危机和投资危机。
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深层次原因是一种已经相对稳定的非效率制度结构。
从1990年到2000年,俄罗斯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走过三个阶段:
1990—1992年由计划制度失效引起的短缺型经济危机;1992年年初到1993年10月的制度混乱引起的过渡性经济危机;1993年年底到2000年年初的由相对稳定的非效率制度结构引起的过渡期经济危机。
危机的制度基础已不是非效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也不是过渡性的制度混乱或制度真空,而是一种用“休克疗法”手段建立起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制度。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
1997年的俄罗斯经济出现了生产停止下滑的积极趋势,特别是工业生产形势,已经出现了好的兆头,由于这些微弱增长无法改变国家总的收支状况和金融形势仍然相当恶化的状况,加之1998年第一季度经济重新出现负增长,在俄罗斯过早地开放了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无法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连动效应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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