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教育改革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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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教育改革思想

教师教育研究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吴汝纶教育改革思想

作者尹哲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专业教师教育年级07级

完成日期：

2010年01月25日

吴汝纶教育改革思想

内容摘要：

吴汝纶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是一位废科举的坚定斗士和教育改革的先锋。

面对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而至，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残酷现实，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科技的落后而是教育的落伍，难以培养出“经世致用”的人才。

因此，他向社会大声呼吁废除科举，提倡“西学”，并且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大兴新式学堂，以此达到培养人才，富民强国的目的。

此外，他还亲自主持了莲池的教育改革，并主动请缨出访日本考察学制，回国以后在安徽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桐城学堂，在实践中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为我国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对我国当今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关键词：

吴汝纶教育改革新学堂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又字至父，系晚清知名的学者和著名的教育家。

1865年中进士，曾先后入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协助曾、李处理“洋务”。

光绪十四年辞官就任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历时达十四年之久。

光绪二十八年，在吏部尚书兼学部大臣张百熙的保荐下，被清政府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但是他坚决不受。

后来张百熙拜跪以求请其出任，他暂不推辞，但也不去京师大学堂就职。

同年五月份，他出访日本考察学制，并在访日期间就在日本见闻写成《东游丛录》一书，同年10月，回国创办了桐城中学。

光绪二十九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故里。

吴汝纶一生，或在官或为民，都始志不渝地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启蒙作用。

一、面对现实，中西对比，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深入反思

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英国人凭借其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

随后其它列强纷纷接踵而至，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在此高压下，中国人最直接、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中国的科技不如人，放眼全球，西方列强均是“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1]于是，为了克敌制胜，御敌救国，“洋务派”开始向西方学习，建立中国近代海军，希冀以此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但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海战的炮火使“洋务派”洋务救国的主张彻底覆灭。

一次次救国尝试的惨败，深深地刺痛了吴汝纶，也使他开始深刻反思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失败的总根源。

他意识到中国的失败并不在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在于教育的落伍。

他指出“今日之积弱不振，不在兵败，不在饷竭，而在吾国人才不足于外国相抵。

及今再不作养，永无人才足用之时。

”[2]P309并且，他还尖锐的指出中国教育与西方强国的差距所在，“今日中国失学已久，外国化电声光之微眇，格致制造之精邃，内治、外交、兵谋、商政、公法、国律之权变，无一不出于学，无学不适于用，凡皆中国所无。

”[2]P309在他眼中，西方国家人才辈出，原因在于各国教育先进，而与之相比较，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懂书写华丽的词藻，并无任何实际用途。

“窃谓今后世界与前古绝不相同，吾国旧学实不敷用。

今外国所以强，实由学术微奥，成效昭著。

各国骎骎面内，各用其学战胜，吾学弱不能支。

”[3]P463因此，他认为西方的教育是“智民”教育，而中国的教育则是“愚民”教育，而这一智一愚就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局面。

他更进一步指出，在这一教育体制下，中国与西方角逐是不可能成功的。

“凡内治云者……盖必振民之穷而使之富焉，必开民之愚而使之智焉。

今之内治者，无所谓富民之道也，能不害其生斯贤矣；无所谓智民之道也，能成就之使取科弟于有司斯才矣。

民固穷也，吏虽不之害，其穷犹若也；民固愚也，虽成就之使掇科举，其愚犹若也。

又况不能成就之反害之者天下比比也。

循是不变，穷益穷，愚益愚。

今外国之强大者，专以富智为事，吾日率吾穷且愚之民以与富智者角，其势之不敌，不烦言而决矣。

”[2]P145经过教育制度两相对比，吴汝纶看到中国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是败坏人才的教育，他指出“他如科举不改，士皆专心八股，无暇他学，最足败坏人才。

”[2]P314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必须变革，。

二、深入研究，努力探索，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吴汝纶一生笃志于教育，又深谙教育规律，而且对中国教育现状及外国的教育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小修小补，而应该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

不破旧不足以转变社会风气和士人的思想观念，不立新不足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合格人才。

在明确了这一价值观念后，吴汝纶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历程。

（一）坚决主张废除科举，大力提倡西学

我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发轫于隋唐，中经宋、元、明等朝，到了清代已经承袭了一千多年。

这种考试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命题来源，以“八股文”为主要的选才方式，如此的教育在清代末期面对接踵而至的西方列强时已是不堪一击了。

对于科举的弊端，在吴汝纶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批评，例如“洋务”运动的领袖张之洞提出过《请妥议科举新章折》和“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提出过《请变通科举折》等，而对科举批判最彻底、最坚决的当首推吴汝纶。

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目睹“洋务”运动的失败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吴汝纶就意识到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彻底改变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教育体制。

他向李鸿章呼吁到“中国不变法，士大夫自守其虚骄之论以为清议，虽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转弱为强。

”[3]P105而且认为“中国风气不开，新学不出，与西东邻国交战，决无能胜之理。

”[3]P161此时的吴汝纶激于义愤，希望通过变革的方式来实现教育举才的功能，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内忧外患不断，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建议，于是年端午节颁布了上谕诏书，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对于此举吴汝纶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也表示出深深的忧虑。

于是他写信给李鸿章的第五子李季皋，痛陈这种改革的弊端与危害，希望能通过官居首辅的李鸿章来促成科举制的彻底废除。

他认为改试策论之后使得考试内容更加漂渺，而且这种考试的可操控性极差，考生在考场内相互抄袭，加之考官本人也是出身科举没有新学的根基，因此难以辨出成绩的高低和人才的优劣，根本没有办法为国家选出真正的可用之才。

在信中他指出“端午诏书，竟废去时文不用，可谓大快。

某窃有过虑，以为舍时文而用策论，策论之不足得人，仍恐不如时文，以其茫无畔岸，人竞抄袭，而考官时文出身，不能辨策论高下。

宋世本号策论为时文，策论弊极，乃改用经义。

今复策论不过一、二年，其弊已不可究诘矣！

……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

”[3]P194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吴汝纶对这种不彻底的教育改革的忧心以及坚决彻底的废除科举的决心。

然而，仅事隔三月，慈禧发动政变，大力打击维新派，变法的成果也几乎毁于一旦，以至全国无人再敢言及“西学”，但吴汝纶却不改其初衷，仍然坚持在不同场合大声呼吁废科举，倡“西学”。

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对此，次年吴汝纶大声疾呼“此次大创之后，朝政不改，国必亡；士学不改，种必灭。

”[3]P366矛头再次指向了这种摧残人才的科举制，认为是否废除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因此，他向官方建议“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校造士，用外国考校之法，较有实际。

”[3]P365同时还指出“论者谓历代以文字取士为下策，不知科举所取，舍文字更无他策。

必去文字，莫如废科举而专取之学校”。

[10]P375一语点破问题关键，不废科举，不改变落后的选才方式，就不能培养合格人才，就不可能从根本扭转亡国灭种的局面。

同是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在张百熙的保荐下吴汝纶被任命为总教习，但他坚辞不就。

为此张百熙耗时一月有余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他仍然坚辞不就；甚至于张百熙穿上朝服对他行跪拜之礼，吴汝纶仍然没有明确答应去京师大学堂上任。

不过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与张有了频繁的接触，得以借机向张提出了废科举之事。

可是，作为封建正统的卫道士，张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坚持认为“科举用策论，与学堂固一条鞭也，”[3]P597并且还粗鲁的断言“今时虽孔孟复生，亦不能废科举。

”[3]P597既便如此，吴汝纶也未改初衷，仍然坚持自己废除科举的信念，甚至到了光绪二十八年考察日本学制归国之前，还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汇报信中流露出他希望张支持废除科举的主张，并且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高度点明了其中的利害，“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停科举，则学校难成。

前既屡面论之，此事终望鼎力支持。

”[3]P437

吴汝纶在坚决主张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坚决主张在中国广泛传播“西学”，他强烈指出“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

”[3]P249吴汝纶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士大夫，对西学有着深刻的了解。

纵观吴汝纶的一生，吴汝纶早年间入曾国藩幕府协理“洋务”，后来又入李鸿章幕府，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外交、医学和法学等西方书籍，对“西学”的认识逐步加深。

特别是当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将出版请他代为作序时，他对此书大加赞赏，称其为“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2]P148指出这在中国是一部划时代的图书，“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3]P144甲午战争一役而北洋水军彻底惨败，清政府自强救国的尝试又一次宣告失败，全国上下又一陷入了探索救国道路的新沉思，这时吴汝纶又向世人敲响警钟，“欲救世变，必先讲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

”[2]P207并且指出“今时国无西学不足自立，”“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

”[3]P208在吴汝纶看来能使中国富强的途径就是彻底深入地学习西方知识，并且他还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时取法欧美，大倡“西学”，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跃居世界强国，“兴国才卅十年，而国势人才已骎骎与欧美埒。

”是日本兴“西学”强国的重要证明。

吴汝纶的“西学”观是不同于“洋务派”只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观点，在他看来“西学”是一个包含着“西文”、“西艺”、“西政”在内的器与道的统一体。

因此，“洋务派”虽然也倡导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的学习只是停留在“器”的层面上，对于西学的本质内容无太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们的尝试终以失败告终；他则主张不仅要学习其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学习其本质的东西，只有这样才是富强的根本措施，这也是吴汝纶思想中不同于“洋务派”的先进之处。

在吴汝纶眼中传播和普及“西学”最便捷、最快速的途径莫过于译西书，设报馆。

在他看来，西书是西方知识精化的凝结，是西学的最好来源，将这些图书译成汉文，就可以扩大“西学”的传播范围，使更多的国人有机会获得知识，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

”[2]P148因此，他对国人译书之举非常赞许，大加鼓励，特别是当1898年严复出版《天演论》时，他就对此举大加褒奖。

同时，他也看到了西方图书种类繁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翻译成汉文，因此他建议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那些当时国内急需而我国没有同时对我国建设指导性强的图书加以翻译。

而这些图书日本当时多已翻译出来，中日两国情况又比较接近，语言又相近，直接从日本翻译这些图书对我们来说省时而又有效的，认为“能通译日本已译之西书，无为事半功倍”[3]P310。

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欣赏国外普设报馆，使得人人可以阅报获取知识的作法，认为这又是一条推广“西学”，增长见识的好途径。

他说“东西各国，无事不有报会，无人不阅报纸，不出户庭，而五洲国势人才，无不罗列目前。

以此通国士兵，尽识时务。

”[2]P310基于此，他主张国内应努力学习西方，广设报馆，让国人都有机会阅读报纸，以推动知识的传播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这一构想意义重大深远，报纸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具有及时、高效、内容丰富的优点。

对于“西学”传播可谓大有裨益。

吴汝纶甚至认为中国近几十年的落后与国内信息闭塞也有很大关系。

“中国办理外交六十余年，民智未开，国论未定，良少阅报人少，固步自封。

”[2]P310

（二）大兴新式学堂，培养有用人才

吴汝纶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是当他看到中国近代落后与科举密切相关时，他立刻转变观念，猛力抨击科举制度，成为封建士大夫中较早明确认识到兴办新式学堂造就可用人才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根本大计的先进分子。

早在甲午战争前，吴汝纶就曾指出：

“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

”[3]P96所以吴汝纶认为“兵战”不是真正的御敌强国之道，不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中国将难以在列强林立的世界上自立，因此他指出“弟尝谓国势积弱，咎不在执政大臣，而在学校。

学校不能造就人才，何以备缓急之用，世人当不以鄙言为谬。

”[3]P289针对当时的这种现实他指出，“学校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殄瘁之忧。

”[3]P365-366因此他向当局大声疾呼“养人才之法，首在兴学。

”[2]P309外国的政治、经济等科目全部是中国急需的，所以要“欲逐事研求，非广立学校不可。

”[2]P309吴汝纶毕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所以他也看到了在中国兴办新式学堂，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近，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和模式，必须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实际而又能为广大中国人接受的学校模式。

为此，他认为应该甄别处理几大方面的问题:

首先，他认为将西方先进知识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是当时中国最实际最理想的学校模式。

他指出“先以中国文字浸灌生徒，乃后使涉西学藩篱，”[3]P381而且内容也应中西兼顾，“夫博物格致机械之学诚不能不取资于欧美，乃若文字之学，则中国故特胜，万国莫有能逮及者。

”[2]P207故而他向教育当局提出应当在京师设立一所总学堂进行宏观管理，在内部具体设置中分别设立中西学堂，“应仍于京师设立总学堂，分请中西教习。

”[2]P309同时，他认为学生在课业上应分设专攻和兼修两种，并且在科目上要突出重点，以中学为主业的学员应兼学一些翻译好的外国有用知识，这样可以应付眼前急务，起到治标的效果。

而以西学为专攻对象的学员应当兼修一些中学的基础知识，并为升入大学做充分准备，为国家长远发展储备人才。

这样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达到发挥最优效果的目的。

他同时指出，对于这两类人才都应当给予适当奖励，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

而对于那些京师之外的省、州、县，一时之间难以普及新式学堂，吴汝纶则认为可以在省会城市，大郡，通商口岸等地方先行设立，但其教法与内容均应与京师大学堂一致。

其次，就是解决地方新学堂设立的经费问题。

各省、州、县普遍设立学堂乃是一件宏大的工程，耗资巨大，而当时的中央政府财政根本难以解决此问题。

吴汝纶因此大胆提议政府向人民收税。

当时的清政府有鉴于明朝重税而亡的教训，不敢向人民征税，但吴汝纶却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具体分析，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政策也应当相应的变化，更何况本次收税的目的是兴学，是一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大好事，人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然当此民穷财尽之时，欲兴大事，不取之亩捐，岂能推行！

天下所恶于加赋者，为其虐民也，今取之钱而培民之子弟，则视其家塾延师，所省何止百倍！

名为取之，其实与之”，“西学筹费，亩捐最为上策。

”[3]P144对于各地设立的新学堂，吴汝纶认为地方官员应积极支持，密切配合，自主筹资。

当他在日本考察期间，也就办学经费问题与一些日本经济界人士座谈，取经日本解决中国办学经费难的问题。

师资问题成为继经费之后又一大困扰当局的难题，因为开办新式学堂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且“诚以教员为教育之母，欲兴教育，非先造就教员不可。

”[3]P801而当时国内具有西学基础的人员实在太少，教师根本就供不应求。

吴汝纶经过长期的思索，想到了聘请外教和自己培养师资同时并举的方法。

一方面，吴汝纶首先想到了先聘请一定数量的外教，做“西学”教员来对国人进行培训，但外教聘请难度较大，而且费用较高。

因此，他建议可以聘请外国在华的传教士充当外教，“前与孙慕韩观察妄论西学无师，非取材于外国教士不可”[3]P143，“前书欲请各州县通立学堂，以为今初开风气，苦于无师，必欲求师，舍西人无可胜任者，故欲即用彼国教士。

”[3]P135而且在他的《答王绎如》中又一次申明自己这一主张“即可就内地传教之西人学之，此事必地方已稍开化，乃不惊怪。

”[3]P456但是这些办法应该说都是救急的权宜之计，因此吴汝纶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开办师范学堂，为中国教育自行培养大批量的师资，“莫若先立师范学堂，取成学之士，延外国教习，教之以粗浅图算格致普通之学，盖不过期年旬月，可望速成，成以散之乡里，俾以次为中学、小学之师，庶冀推行渐广，不以求师为难。

”[3]P375他向张百熙建议到“先开师范学校，仕学院，实为扼要办法。

”[3]P435但是师资培养周期相对较长，因此，在《答大学堂执事诸君饯别时条陈应查事宜》中再次强调到“速成师范科，最是当今要务。

”[3]P441他还想到一条救急的办法可以尽快解决问题，那就是“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间，便可得用。

”[3]P435但是西方教员不容易聘得，所以不得以吴汝纶想到一条折中的办法那就是以日为师，“延一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卒业生以为教习，先皖中英少、文学已成、年在十余廿余者，以为师范学生。

学成之后，散为通省教习，不数年间，可使全境开通。

此实近今至要之策。

”[3]P410希望能以此为中国师范教育培养出合格人才。

最后，需要统筹协调、妥善解决的问题是课堂改革问题。

经过在日本3个多月时间的考察，吴汝纶认识到学校教学有自身的规律，在教育安排上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必须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就课程设置而言，他认为应当合理、适量，他向张百熙的汇报中建议“教育之得实效，非大减功课不可。

”[3]P436在他看来，最合理的课程安排是中学堂每天每个学生六个小时的功课，而且每天每人至多可以学习五六个科目，否则科目太多而学生的能力有限就没有办法完全领会，达不到教学的效果了。

至于应该保留哪些科目，吴汝纶认为“凡外国有益民生日用之学，与富国强兵之学，皆是一源，皆由化、电、格致入手。

”[3]P247都应当保留。

因此，他强调减课之法应遵从“于西学则宜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而外国语从缓。

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

”[3]P436-437的原则，这样方能达到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的。

除此之外，在考察过程中，他也具体记录了日本在课堂容量、教课方式和时间分配方面的内容。

就课程容量而言，吴汝纶认为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大体相当或接近的划为一个年级，一个年级中学生人员不宜过多，否则教师难以照顾周全，不能保证教学质量；就授课方式而言，吴汝纶看到有讲论式、问答式和示范式三种，而这三种方式又可概括为注入式和启发式两种，而这两种方式也各有利弊，具体用什么方式要视不同科目和学生的不同年龄情况而定，最好兼用这两种方法，课堂效果才会最佳。

“此二法均有利有弊，必须兼之，取其利，去其弊，乃为善教。

”[3]P684就上课时间分配而言，吴汝纶认为难度相对较大的科目应安排在早晨讲读，因为这时候学生的脑力充足，能够开动脑筋，任意思索；而且每节课的时间不宜过长，以45到50分一节最为合适；每两节课之间应留出10分钟的休息时间。

同时注意不同科目之间要穿插讲授，做到劳逸结合。

（三）莲池创新，东西合璧。

光绪十四年二月，吴汝纶就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历时达14年之久。

在主讲莲池书院之初也是以举业作为中心内容来加以传授，其主旨也是为科举服务的。

但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吴汝纶开始怀疑科举制度的内容和效果，于是在这所古老的书院中开始了他最初的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尝试。

在这里，他最大的实践就是先后开设了英文和日文两个学堂，并且从美、日聘请了教习传授知识，把他们作为与古文和举业同等重要的科目。

他还亲自筹措经费、亲自组织授课，当时他自己就曾感言“保定一城，下走开东成东西两学堂，并不甚多费，颇以此为喜。

”[3]P256同时他还购买新式图书，组织学生讨论时局。

在中国传统中，知识分子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当时时局艰难，圣贤之言亦无能为力，回天无术，于是吴汝纶一方面继续传授学生古文，一方面采购西方先进的图书，开设“西学”课程，利用这块阵地宣传“西学”；并且在日常的教学内容中添加了有关对时局分析的内容，如对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看法等，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四）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践行其教育理念。

吴汝纶在访日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创办桐城学堂，经过四处劳苦奔波，多方洽谈交涉，终于解决了场地和经费问题，并且在目本聘请到了日本教习早川新次，终于在垂暮之年创办了桐城县学堂。

桐城学堂可以说是吴汝纶“安得东西并一堂”理念的一次实践，是他倾尽心力的结晶。

早在访日结束回国以前，吴汝纶心目中就有了新式学堂的大体雏形，即创办一所速成专科，为社会开化和新学传播培养人才。

在他的《答范肯堂》中说“敝县学堂，鄙意欲求速成”[3]P471，就课程来说就是开设法学、理财学，“今所延之师，长于法学、理财学，此二学，尤吾国所急需”“庶风气渐开，外国致用之学，吾县可渐研习，后来才俊，可望振兴。

”[3]P462由此可以看出吴汝纶创办这所桐城县学堂主要就是要把它办成一所示范校，为安徽乃至全国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开社会风气，为新学在更广范围传播创造条件。

为了招揽生源，吴汝纶还亲自为学堂作《学堂招考说帖》，鼓励青年考生报考，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三、光耀后世，影响深远，为中国近代教育描绘蓝图

吴汝纶是一位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但他更是一位实干家，他无论从教育改革理论还是教育具体实践都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他是近代中国罕有的主张教育改革中持废、立并举的教育家，为中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与吴汝纶同时代的“洋务派”虽也主张向西方学习，广开选才途径，但也只是局限于学习先进技术而已；而稍晚的维新派，虽也有批判科举制，但也只是对科举制的批判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更不是根本废除，因此在他们给光绪皇帝的建议也只是“废时文”改试策论，而根本内容则是没有丝毫变化。

而吴汝纶则非常务实，他批判到“南海康、梁之徒，日号泣于市，均之无益也。

”[3]P143所以当他目睹了中国一次次的失败之后，就开始对这种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并为坚决废除之而不懈努力。

毕竟破除一项旧制度容易，而要建立一项新的制度难度就相当大了，因此，在废除科举的同时，吴汝纶就建议大兴学堂，建立新的教育制度。

他主张在全国广泛建立新式学堂，“势必使各行省、府、县县各有学，学校林立，乃有望真才出于其间，充异日政法之用”[3]P143，他甚至于设想“一村一里便立一学。

”[3]P472来造就人才。

不难看出，吴汝纶对中国近代教育模式的探索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二）课堂改革细致具体，对后世课堂有深远影响。

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期间，经过多方走访，反复比较，对中国传统课堂教学内容提出中肯的改革意见。

他从课堂规模、讲授方式、教学程度和课时分配等角度进行充分调研，并将此内容提供了中国教育当局，为中国教育的微观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众所周知，课堂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心。

因为人才培养主要是在课堂中完成的，课堂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课堂教学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

吴汝纶是深知其中精髓的，故而他在日本考察，对于人才培养的微观模式倾注了大部分心血，也为中国课堂教学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他的这种探索精神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也是具有深刻指导意义的。

（三）主讲莲池书院，初步形成“中西合璧”的教育局面。

光绪十四年，吴汝纶就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在这所古老的旧式书院中他首先建立了日文学堂和英文学堂，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在他给李季皋的信中，他明确指出来“书院中兼习西文，亦恐莲池一处也。

”[3]P255可见当时的吴汝纶是冒着天下大不韪开办了这所新式学堂的。

在后来他给方伦叔的